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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忆宁:十问戴维-麦考密克

麦考密克带着对美国经济的最新判断和资本市场的演变,以及美国打算如何解决危机以及下一步将要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向中国领导人提供最新的信息,并不排除同时也会寻求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帮助。 在麦考密克临行前的17日凌晨,《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通过越洋电话,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10月20日-22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将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位有着美国西点军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关系教育背景的博士,以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为一名资深的前陆军军官,曾担任过美国政府的商业出口管理与全球政策和执法高技术贸易的副秘书长,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专职负责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官员,于2007年8 月就职担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次长,负责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事务,并监督美国的投资政策、国际金融、贸易、金融服务与经济发展。

  这一次,戴维•麦考密克的中国之行注定将是不同寻常的。其出访目的显而易见: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情况之复杂,演进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就连身在危机爆发的旋涡之中、身为参与应对挑战决策的麦考密克自己也承认,“身临其境,也很难理解发生的一切”。可以想象,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债权人——中国,也许就更迫切地希望了解金融危机的程度与进展。“我出访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尊重,要向中国解释所发生的情况;同时也希望了解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怎么看待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希望获得中国是如何看待美国所发生情况的看法,从而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发生的情况对全球的影响。” 麦考密克对记者说。

  虽然访问中国的行程已定,北京-上海-香港,但是目前仍然还不确定到底会见到谁。“但是我已经要求约见一系列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导人”,他这样告知记者。

  麦考密克带着对美国经济的最新判断和资本市场的演变,以及美国打算如何解决危机以及下一步将要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向中国领导人提供最新的信息,并不排除同时也会寻求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帮助。

  在麦考密克临行前的17日凌晨,本报记者通过越洋电话,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1、

  美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失落的十年”?

  “我们希望我们采取的步骤,会避免金融行业的长期影响。我们希望我们最终会能够在2009年稳定经济,并在2010年回到增长的抛物线上来。”

  赵忆宁:十分感谢您给我们报纸一个专门采访您的机会。我有十个问题向您提问。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衰退。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出现GDP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但是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低于2-3%。即使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得到了控制,衰退也将延续。据IMF10月2日的《世界展望报告》预测,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 1%(日本0.5%;欧元区是0.2%)。您认为,美国经济由进入衰退到调整直至真正恢复,要用多长时间?人们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失落的十年”的状况。

  David McCormick:这个问题是关于美国经济的展望。我认为目前金融危机显示出来的结果之一是美国经济持续运转的能力和经济本身的弹性有多强(how well the US economy has held up, how resilient it is)。尽管我们的金融市场和住房市场在过去12个月里面已经非常紧张,上个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达到了2.8%。我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在过去几个月中信贷状况严重疲软,尤其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若干市场发生困难状况。(The credit condition have weakened dramatically, and there has been difficult occasion in several markets in the last several weeks.)这一定会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目前还很难预测负面影响的程度,但是今后的几个季度形势将会是比较严酷的。希望能够看到信贷市场稳定下来 ——现在正在看到一些初步的迹象。等到信贷市场最终稳定下来,它将成为美国总体经济流动性的来源。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美国经济正在放缓,这必将会是一个考验。就日本的“失落的十年”,我们在应对市场问题的根源时,显然是尽可能积极进取,先发制人。我们希望我们采取的步骤,会避免金融行业的长期影响。我们希望我们最终会能够在2009年稳定经济,并在2010年回到增长的抛物线上来。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无疑是一个困难时期。

  2、

  这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有何异同?

  “从任何一个尺度上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危机程度都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赵忆宁:据我所知,您曾经多次讲过,1929年时没有凯恩斯(指凯恩斯主义尚未形成),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您是否能够描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

  David McCormick:就现在的状况与1929-1933年发生的情况相比较,我认为有两个主要不同点。第一个是,尽管我们面临金融行业的巨大考验,我们的总体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我们虽然会看到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继续放缓,但就住房问题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发生的数量、失业率的数字而言,现在的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这是和当年的一个巨大的区别。

  所以尽管我们的经济面临很大挑战,但是我认为,这次危机与1929-1933年的相同点非常有限,无论从经济问题的规模和问题持续的时间,从任何一个尺度上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危机程度都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危急之中,所以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来最小化危机,这对经济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认为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在1929-1933年危机中,政策制定者们是在尽量回应金融行业的灾难,所以他们没能对出现的一些情况作出先发制人的反应。面对这次危机,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首先是看到市场出现的困难,进而快速做出对金融机构的政策反应,包括资产注入、对银行提供担保,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金融系统被根本性的摧毁,进而出现1929-1933年那样最终导致了大萧条的恐慌。所以我认为,从若干尺度上看,这两次危机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3、

  下一个受到冲击的行业?

  “一个是金融行业,总的断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对金融体制的全部影响。我要指出的第二个领域是基于商品的领域,尤其是和能源相关的行业。”

  赵忆宁:由于金融领域的过度杠杆作用,您是否可以预测,下一个将受到冲击的领域会是哪些实体经济?

  David McCormick:预测当前的困难会对各个行业的影响很不容易。我想——尽管很明显——但是我还是会指出会受到严重影响的两个领域。一个是金融行业。我们的金融行业在过去12个月内经历的一系列深远的变化,其商业模式注定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并可能经历更多的调整。总的断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对金融体制的全部影响。所以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将要发生变化、发展和需要改革,以保持其竞争力的行业。其未来商业模式很可能和现在的商业模式不同。

  我要指出的第二个领域是基于商品的领域,尤其是和能源相关的行业。现在的预期是,不仅美国经济,而是全球经济都会大幅放缓;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我们看到若干表征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在放缓。所以,这将对原油的需求,或更广泛的说,对能源的需求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这些行业面临的需求发生变化。而且我们还看到其他的因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在起作用。这两股非常重要的宏观力量将会对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造成影响。

4、

  未来20年,美国经济是否将逐步回归均衡?即金融服务业出现萎缩而实体经济的贡献将逐步加大?

  “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危机对实体经济有负面影响,而且是很大的负面影响。”

  赵忆宁:我们还想知道,你们如何判断金融危机对美国未来经济的影响。

  过去20年,美国经济的繁荣得益于信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以及金融服务业的膨胀。金融行业通过高薪吸引了大批人才,导致该行业的迅速发展。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当中金融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而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压制。

  未来20年,美国经济是否将逐步回归均衡?即金融服务业出现萎缩而实体经济的贡献将逐步加大?

  David McCormick:这是刚才回答过的一个问题的另一个形式。我们还在消化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很清楚这个影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到底会有多么严重,将会持续多长时间。

  所以,这一定会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等到我们的信贷市场在我们努力之下重新运作起来,我们才能最小化(知道)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危机对实体经济有负面影响,而且是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金融市场一直是我们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一个重要引擎,我认为金融行业在未来依然是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

  尽管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金融行业商业模式必定要经历变化,债务比率会降低,这会影响金融机构内的薪金水平和获利能力,也会影响到它的演化。

  我认为,美国在为自己的金融行业作为全球增长源泉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应看到金融行业在过去12个月的困难时期中的核心地位。

  所以,美国的金融行业需要变革,变革的内容最终会影响这个行业运作的方式。我依然有信心:这个行业会是美国未来增长和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5、

  这次美国政府出手相救“两房”是出于何种考虑?

  “长期来说,政策制定者必须抉择:让完全身处私有市场中的机构同时拥有公共使命是否是合适的做法?”

  赵忆宁:上一次IT泡沫破灭,据经济学家估算,美国资本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但美国政府没有出手相救,高素质人才确保IT行业经过痛苦的洗牌调整并重新焕发了生机。美国金融业和IT行业情况类似,那为什么这次美国政府出手相救“两房”?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David McCormick: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和特征之一:我们相信创新是增长和繁荣的关键。但是创新在某些时候会造成过剩。你问题中提到的“创新性的毁灭”,即重新洗牌的过程,突出创新需要承担风险,需要新的想法。有的时候,这些新的想法获得成功并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有的时候,有些行业和商家在“创新性的毁灭”中成为历史。归根结底,这是对经济非常有益的过程,因为它确保最好的、资本回报率最高、带来最大增长的机会得以获得资本。所以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资本主义意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反映在我们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IT、金融、制造等行业上。

  你的问题中提到“两房”,它们是非常特殊的机构:区别于大多数私营企业,它们不完全由私有市场所有,它们还有一个公共使命。由于该公共使命,不言自明——它们与政府有长期关系,即它们会得到政府的支持。由于这种不言自明的政府支持,当美国房屋市场下挫,“两房”面临市场风险的时候,我们采取了若干政策手段加强“两房”。我们撤换了它们的管理团队,我们也向“两房”的债权人清楚地表明了政府对“两房”的支持。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两房”目前背负大量债务,其中一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如果不明确对债务的承诺,在市场下挫时就会成为市场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明确美国政府对“两房”的承诺非常重要。

  长期来说,政策制定者必须抉择:让完全身处私有市场中的机构同时拥有公共使命是否是合适的做法?所以在美国国会,或者下任国会,或者下任总统,可能决定修改这样的机构的操作方式。无论我们(最终决定)如何操作,保尔森财长采取的措施会保护“两房”股东的未来利益,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些股东对于 “两房”的信心有助于市场稳定。

  6、

  美国财政部关于救市模式的想法是怎样的?

  “美国其实是购买了银行股权的。我们采取的模式和瑞典的模式有类似之处:瑞典曾也把自己政府的资源投入其银行系统。”

  赵忆宁:人们知道瑞典财长Lundgren在9月初访问美国,介绍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做法。(瑞典花费了它GDP的4%,即650亿克朗,相当于当时的117亿美元或现今的183亿美元,来援救那些境况不佳的银行。这个比例略小于布什政府预计投入的700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 5%。)少数美国评论家提议美国政府从银行获取股权作为救援的代价。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是美国政府已经动用了主权担保,所以遇到一些纳税人的反对。我们引用瑞典财政部高级官员Urban Backstrom说法:“如果不为原来的股东留下些什么,计划就不会得到公众的支持。”您是否可以告知财政部的想法?

  David McCormick:美国其实是购买了银行股权的。我们采取的模式和瑞典的模式有类似之处:瑞典曾也把自己政府的资源投入其银行系统。我的理解是,瑞典将其许多银行国有化,然后再将持有的银行股重新出售给了市场。我们的情况则是我们也对银行投入资金,但仅处于少数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既可以达到向银行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以稳定现状,保持银行继续提供信贷服务(这是解开信贷市场的关键)的作用,又可以让私营企业继续运作,商业部门继续公平交易。我们是在采取措施——避免政府经营这些银行,但又能达到通过对这些银行的投资以稳定银行系统的效果。我们相信这是正确的做法。

7、

  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如何融资?

  “我们预期,纳税人承担的成本要远远小于7,000亿美元。事实上,还有可能完全没有损失,甚至政府最后还能获利。”

  赵忆宁:美国政府斥巨资7,000亿美元接手银行体系问题资产的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美国财政部目前面临非常巨大且非常集中的融资需求。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国会批准将联邦政府负债上限从10.6万亿美元上调至11.3 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曾于9月初预计,刚刚结束的2008财年会有4,070亿美元联邦赤字,而2009财年的联邦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4,380亿美元。再加上即将到期且必须延期的国债,有经济学家预计,财政部明年总的融资需求将接近1.5万亿美元。财政部准备采取什么办法筹到这笔资金?财政部将如何融资?是采取利用资本市场发债还是直接从联邦政府内部基金借入?

  David McCormick:关于7,000亿美元的“银行体系问题资产的救助计划”,我们是将发行国债为其融资。7,000亿美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对于像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7,000亿美元是可以承受的。正如你在你的问题中提到的,7,000亿美元和以往银行发生问题时,政府进行注资的规模是相当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7,000亿美元不是一笔传统意义上的“支出”,而是对于资产的投资——投资主权、银行,或用于购买银行账户上的“问题”资产。所以纳税人是以一种资产交换另一种资产,而这另一种资产——我们希望——将保持其大部分的价值,这样纳税人就不会有很大损失。我们预期,纳税人承担的成本要远远小于7,000亿美元。事实上,还有可能完全没有损失,甚至政府最后还能获利。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无法预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对政府来说,总成本会远远小于7,000亿美元。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这是政府保护对所有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信贷市场的合适合理的措施,因为信贷市场通过确保经济拥有其增长必须的信贷来帮助经济运行。

  8、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足够安全吗?

  “美国经济依然非常有弹性,基础非常好。我们的资本市场相当深化,流动性很强,对全国和全世界的资本依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赵忆宁:目前全球投资者纷纷逃离风险资产,市场对低风险的美国国债需求旺盛。经济形势疲软也增加了安全的国债资产的吸引力。中国是美国短期国库券的最大债权人。

  据美国方面某些经济学家统计,这些短期国库券价值近1万亿美元。这使得很多中国人寝食不安,关心中国资本财产的安全,担心美国国债的信用违约。你能安慰他们一下吗?是否能够告诉他们:美国政府是有信誉的政府,美国不会因为救市资金需求扩张性发行国债以挤压国债价格?或者通过印刷更多的绿色美钞来偿付国债,削弱美国国债资金的购买力?

  David McCormick:正如我在上面的回答中提到的,我们是将发行国债为其融资。

  7,000亿美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对于像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7,000亿美元是很可以承受的。相对来说,中国总体经济比美国要小得多,而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5千亿美元,是我们现在讨论的7,000亿美元的两倍多。所以7,000亿美元是美国可以承受的。

  关于美国政府的信誉度和美国国债,当然美国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美国经济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世界上最强、最有弹性的经济。

  在过去美国经济经历过数次非常困难的时期:7-8年之前互联网泡沫破裂,而之后美国经济强劲反弹。虽然美国经济已经若干次面临困难的情况,但都渡过了难关,所以这次也不会例外。所以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投资者应该认识到,美国经济依然非常有弹性,基础非常好。我们的资本市场相当深化,流动性很强,对全国和全世界的资本依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9、

  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做些什么?

  “让美国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对美国是有利的;让美国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赵忆宁:我们看到一些美国媒体一直在呼吁“中国应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他们举出的理由很有意思:好比一头受惊的公牛闯入了瓷器店,牛虽难免被划伤,但情绪平复后仍不失为“好牛一条”,而瓷器店呢?恐怕只剩下破烂一堆了。如果必须在二者间作一选择,你会投资公牛还是瓷器店?并说,如果美国政府救市失败,美国经济陷入萧条,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日子只会更难过。如果金融系统出了问题,被冲击的不止是美国,同样还会有中国,还有亚洲乃至全世界。温家宝总理在接受CNN采访时也表示,中美两国“应该握紧彼此的手,共同面对这场危机”,人们想知道,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做些什么?

  David McCormick: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一直在呼吁“中国应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我不敢肯定情况是否如此。但是我可以说,显然应对目前的情况,让美国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对美国是有利的;让美国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全球经济今天如此之大,大到我们的成功相辅相成。所以,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与繁荣,美国会获益;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体现在两个方面:当我们经济增长的时候,对中国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上升,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能力也会增强。这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利的事情。其次,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中国对美国投资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历史以来是最适合投资的经济体之一:美国经济稳定,市场流动性高,法制健全。我们是全球最佳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由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富裕国家,中国需要找到其投资目的地。美国一直致力于确保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对国外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美国繁荣昌盛对大家有利,中国繁荣昌盛也对大家有利。

  10、

  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合作?

  “我们的经济相互依赖——我们的成功取决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成功;我们的金融市场也相互融合。”

  赵忆宁: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佛罗里达共管公寓(condos)和加利福尼亚的低级别墅(McMansion)的价格泡沫会引起冰岛的货币市场的灾难。他认为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需要齐心协力。您是否谈谈,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合作?

  David McCormick:这是一个关于需要全球合作的问题。对于关于全球的合作,我是再同意不过了。这和我先前指出的一样,我们的经济相互依赖——我们的成功取决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成功;我们的金融市场也相互融合。

  拿中国主权市场举例来说,中国受次贷危机市场不稳定性的影响很小。然而在其他国家,中国主权同样受到融合的资本市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放缓对全球的影响的严酷打击。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和经济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这表明,对我们来说应该共同应对危机,只要可能就要互相合作。这非常重要也十分必要。

  就中国来说,在过去24个月中,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非常强。鲍尔森财长和王岐山副总理就经济战略合作对话有很好的伙伴关系。通过这些机制我们有很好的经济合作,非常好的沟通。我相信双方的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应对(面前的)这些困难,这对两国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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