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本文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当事人信函，解密了这段有名的公案。
——编者
陈寅恪所言“出版无日”是哪一本著作？
1949年后，陈寅恪先生居广州，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因其学术成就，当时，党内有些文人气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他，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更无有求之举。即使是关于自己书稿的出版受阻，他也只不卑不亢地发问，只求知其然，知所以然。
陈寅恪谈自己的书稿出版事，是1962年初春胡乔木来访时。陈的弟子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记载：
（1962年）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59页）
这里，陈寅恪所谈的“旧稿”是指哪一部著作？蒋天枢没有说明。多数陈寅恪研究者，均附会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书的确经历了磨难，在陈“盖棺”后出版，但征诸史实，当时陈对胡所谈的“旧稿”，恐怕还不是《金》书。本文结合有关档案材料予以论述，并试图找出“旧稿”何所指的答案。
“旧稿”不可能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引《编年事辑》中的记载，多被陈的研究者所引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述后，并未确指为《金》书，而是泛指为“他的著述”（360页），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则将“旧稿”确指为《金》书：
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蒋天枢接到《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后，于1956年8月专赴北京，将书稿亲自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 （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是，陈寅恪宣称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对这件事，陈寅恪先生颇有感触。1962年早春，昔日清华学子、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陪同下，驱车康乐园看望先生。见面时，谈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遭遇尴尬，陈先生半是气愤、半是伤感地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期！”胡乔木半是歉意、半是劝慰地回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
朱浩熙所云《金》书为1956年编就交付出版社事，源出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但增加了蒋专程到北京交送书稿的内容。陈正宏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事实上，《金》书是在1963年才编就交付出版社的。其证据有二：
一是有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序言”为证。《金》书序言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朱浩熙也引述了陈这段文字，却视“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之语不见，坚指《编年事辑》1962年所言即为《金》书，实为不察。
二是新刊布的档案材料表明，《金》书的确是1963年编就交付出版社的。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一文，根据藏于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揭示出“上编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程：
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名为 ‘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再拖，直至“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给了北京中华书局。现根据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传阅了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此时，“文革”欲来，风雨满楼，这样的评价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也基本上判了《金》书的死刑。“文革”开始，稿件自然被搁置下来。
高克勤文材料丰富，所述《金》书从约稿到编辑过程甚详，而其结论却无视所述过程，依然认定1962年初春陈、胡对话的书是《金》：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指的就是 《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
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此说显然不能成立。
——编者
陈寅恪所言“出版无日”是哪一本著作？
1949年后，陈寅恪先生居广州，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因其学术成就，当时，党内有些文人气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他，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更无有求之举。即使是关于自己书稿的出版受阻，他也只不卑不亢地发问，只求知其然，知所以然。
陈寅恪谈自己的书稿出版事，是1962年初春胡乔木来访时。陈的弟子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记载：
（1962年）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59页）
这里，陈寅恪所谈的“旧稿”是指哪一部著作？蒋天枢没有说明。多数陈寅恪研究者，均附会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书的确经历了磨难，在陈“盖棺”后出版，但征诸史实，当时陈对胡所谈的“旧稿”，恐怕还不是《金》书。本文结合有关档案材料予以论述，并试图找出“旧稿”何所指的答案。
“旧稿”不可能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引《编年事辑》中的记载，多被陈的研究者所引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述后，并未确指为《金》书，而是泛指为“他的著述”（360页），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则将“旧稿”确指为《金》书：
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蒋天枢接到《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后，于1956年8月专赴北京，将书稿亲自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 （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是，陈寅恪宣称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对这件事，陈寅恪先生颇有感触。1962年早春，昔日清华学子、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陪同下，驱车康乐园看望先生。见面时，谈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遭遇尴尬，陈先生半是气愤、半是伤感地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期！”胡乔木半是歉意、半是劝慰地回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
朱浩熙所云《金》书为1956年编就交付出版社事，源出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但增加了蒋专程到北京交送书稿的内容。陈正宏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事实上，《金》书是在1963年才编就交付出版社的。其证据有二：
一是有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序言”为证。《金》书序言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朱浩熙也引述了陈这段文字，却视“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之语不见，坚指《编年事辑》1962年所言即为《金》书，实为不察。
二是新刊布的档案材料表明，《金》书的确是1963年编就交付出版社的。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一文，根据藏于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揭示出“上编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程：
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名为 ‘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再拖，直至“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给了北京中华书局。现根据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传阅了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此时，“文革”欲来，风雨满楼，这样的评价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也基本上判了《金》书的死刑。“文革”开始，稿件自然被搁置下来。
高克勤文材料丰富，所述《金》书从约稿到编辑过程甚详，而其结论却无视所述过程，依然认定1962年初春陈、胡对话的书是《金》：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指的就是 《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
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此说显然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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