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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兰德教授访谈:解构的遗产及其未来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7期"思想现场"栏目。
德曼去世的时候我44岁,德里达去世的时候我64岁,很多人愿意继续他们的事业,成为解构的专家,这并没有错。不过,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他们没有做的事和你受到他们的启发之后要去做的事,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必须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而不是简单重复你早就学会的东西。真正困难的是自己能够前行,到达更高的境界。
作者简介: Richard Rand
Richard Rand是阿拉巴马大学英文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文学理论。他是德里达和让-吕克·南希的重要英译者,译著包括德里达的Glas、Signéponge、Mochlos,让-吕克·南希的Corpus和让· 保兰的Of Chaff and Wheat,编有两本关于德里达的文集Logomachia,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和Futures: for Jacques Derrida。现在是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杂志 Poésie的编委。

一、解构的遗产:从德曼到德里达

 

曹:兰德教授您好!您是保罗·德曼最年长的弟子,是否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您与德曼的师承关系?

兰德:当时我很年轻,才19岁,在哈佛大学英语系读书。那时的我初出茅庐,茫然无知。在你年轻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位强有力的老师,你将无可避免地深受他的影响,而德曼就是如此。我尽可能用功地跟着他学习,直到他毕业离开哈佛大学,此时我本科毕业,后来的整整25年里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每一本书,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作品非常艰深,而且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寻找新的写作方式,而我能做的只不过是追寻着他的足迹。他所有的书都是文集,他总是写单篇的论文,这些论文读起来非常困难,意义极难把握,但每当你读完一篇又翻开下一篇,你总是能找到之前的痕迹,他就是这样不断推进着写作的。

曹:我们通常把保罗·德曼当作解构主义者,但事实上他在60年代才与解构主义结缘,您和德曼是如何接受解构主义的?

兰德:直到德曼见到德里达之前他都完全不知道解构。在1966年,他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阅读德里达的作品,很快他就明白了德里达所做的事业,并且立即意识到了他不可思议的独创性与重要意义。这位年近50岁的学者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学到德里达的一切,而德里达比德曼小了整整10岁。自此之后他们俩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我紧紧追随着德曼,所以我也在几乎同时地阅读德里达,他只用法语写作,因此很难懂。很快我就意识到,唯一能完全读懂德里达的办法是翻译他的作品。在之后的10到12年里,我只看他最难的书,并且试图去翻译它。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德里达时,他笑了,说这绝不可能。但我还是坚持做了,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彭热的签名》[1]。它不长,总共不到3万字,但信息量极大,且有许多思想的跳跃,最后我花了7年时间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后来又翻译了另一篇文章《杠杆》[2]。德里达来美国时,我也去听他的课程,和他一块工作。在我翻译德里达的作品并与他共事时,德曼给予我很多帮助。1983年德曼去世,随即出现了传闻,他在二战时所写的亲纳粹文章被发现。在1987年,为了打破传言,我在阿拉巴马举办了一个关于德曼的会议,德里达和我向与会者澄清事实,但当会议内容被公开之后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糟糕的是,我因为失去德曼而不知所措。作为师生,这是一个尤为困难的时刻,学生如此眷恋自己的老师,老师却不知道如何帮助学生摆脱这种眷恋。德曼就是这样的老师,他知道如何吸引别人,却不懂得如何"放开"别人。所以你必须小心谨慎,耐心地独自找"出路"。你必须面对这种失落感,否则你只能处于悼念和重复中,变成一个只会哀悼的人,而无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重要的是,要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尽可能地找到自我成长之路。

曹:您刚才谈到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我能感受到您深切的焦虑与关怀。德里达之后,哲学意义上的突破或创新仿佛停滞了,与此相对的是,新的哲学话语不断地被生产。

兰德:现在我把它叫作寂静的时光。在学校里,人们在午后躺下小憩,这就是寂静时光。人们习惯了失去德里达的日子,也习惯了失去德曼,然后人们开始做各自的事情,不一定是文学,也可以是社会学、政治学,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我不在乎这些,这就是我的"狭隘"之处。在我们所谈论的有限领域里,事情发展得很缓慢,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人们观望、思考,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变化。我不怀疑在10到20年里寂静的时光会过去,人们会做许多有趣的事,不过至少现在一切都尚未可知。

曹:德里达或德曼的"孩子们"正是当今欧美思想界最活跃一批人,他们也和您一样承受着失去老师的失落感,却又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比如,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她对书写的讨论,无疑再度推进了德里达的思想。您把现在比喻为寂静的时光,但的确有不太寂静的事情发生着,您这些年一直在巴黎,怎么看待和评价当今的知名思想家?

兰德:一些年轻人在做很好的事,凯瑟琳·马拉布是德里达的学生,她十分出色。说到巴黎,法国也很寂静,人们习惯了失去。我翻译让吕克·南希,他能在三四个月里出版一本书,他会说这很有趣,但他不会宣称自己在做有野心的事。

曹:南希在中国很出名,国内已经出版了至少4种他的著作,包括《解构的共通体》《变异的思想》《文学的绝对》和《我有一点喜欢你》。

兰德:他应该这样,他的作品很出色,他本可以是一位非常多产活跃的作者,但当他在写笛卡儿或黑格尔时极其审慎;而当他在写别的内容时,却显得很轻快很享受。20年前,他一边在进行心脏手术治疗,一边写完了一本书《肉身》[3],由我翻译成英文。他总是住在医院,从不旅行,但神奇的是他总是在写作,为人是那么慷慨大方,乐观有趣。当我说这是个寂静的时刻,并不是指没有事情发生,我指没有产生出能让人为之一震的能量。现在涌现出了许多知名作者,像阿兰·巴丢、齐泽克,他们总是能引起轰动,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出色。他们的著作很有娱乐性,但我不觉得这带来了让我们为之一震的非凡思想。我希望我这么说是公正的。齐泽克当然很流行,他很会用材料和语言,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改变什么东西。我知道有些事情非常有力量,非常重要,但我不想对任何人发表意见,我的工作领域相当狭窄。从19岁算起,从德曼到德里达到保兰,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打个比方,我路过南昌的一个峡谷,山坡上种着稻谷,古老而优美,但它不像平原上种的大片的田野,峡谷上的稻田非常狭窄。

曹:德里达的"孩子们"在他之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这在中国学者看来,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正如您所说,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没有共同的道路,但你必须做你自己,否则毫无意义。

兰德:是的。对我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有些晚,德曼去世的时候我44岁,德里达去世的时候我64岁,很多人愿意继续他们的事业,成为解构的专家,这并没有错。不过,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他们没有做的事和你受到他们的启发之后要去做的事,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必须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而不是简单重复你早就学会的东西。真正困难的是自己能够前行,到达更高的境界。这里就涉及第三个人,没有人提及他,就是让·保兰。

二、让·保兰(Jean Paulhan):作为未来的历史

曹:让·保兰对中国学界来说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他对您而言,可以说是德曼和德里达之后的又一座"灯塔",那么您是如何发现他的?

兰德:还是要归功于德曼。在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注意到保兰,开始研读他的作品,并深深地为之震撼。我记得很清楚,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对我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对这个人(保兰)的作品一无所知,现在我要把他教给学生们。"他开了一门课,但因为病重无法继续,最终去世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去世前我去他家看望他,我坐在他的床边,他要求我研读保兰,并给了我一大摞保兰的文集,他从中抽了一本,然后说:"尤其是这一本[4],这里有他的精髓,你应该看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几周后他就去世了。然后我就开始阅读保兰的作品,很快便感觉他的与众不同,随后逐渐意识到德曼是对的,因为他是如此善于使用语言,如此博学,充满智慧。此外,最令人惊异的是,他早已从根本上预见了德里达和德曼后来所做的工作。具体说,保兰在1920年至1960年的写作,预见了他们在1950年至1970将要做的事。我知道这很复杂,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德曼与德里达比保兰晚一辈,保兰1884年出生,德曼比他年轻了35岁,德里达比他小45岁。因此,当发现保兰早已预见和尝试了德曼和德里达的工作时,我着实感到惊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德曼教会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去读保兰、讲授保兰,里面有我们的未来。这并不容易,要花一些时间,但当人们能够去阅读保兰,他就能对解构主义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曹:就我对保兰的粗浅了解,他并不是一位公认的理论家。他有着丰富与多样的人生体验,他不仅是一名作家和小说家,也是批评家和编辑。二战期间,他是帮助犹太人流亡的重要联络人,过着危险而崇高的生活,也因此和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与文学界关系密切。人们对他的认识往往止步于此了,有趣的是您刚才谈到他是解构主义的"先知",您能深入谈谈您对他的理解吗?

兰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有大量不曾出版的书稿:首先,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很难懂,人们再怎么努力也很难领会。其次,他不需要通过出版作品给自己带来名声与影响力,他作为一名编辑和组织者,早已为人所知了。比如,普鲁斯特创作速度飞快,想到哪写到哪,会犯许多拼写和语法错误,当时法国只有一个人能读懂并修改他的作品,使其能顺利发表,这个人就是保兰,普鲁斯特曾写信给他,感激他拯救了自己。保兰是著名的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的编辑,人们带着自己的手稿去找他,请求帮助。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他真的不需要为自己摇旗呐喊。保兰1968年去世,解构一词出现于1973年,假如他知道了这个词,一定会被它逗笑的。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写作却与德曼和德里达有关--他们都在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你如何阅读文学作品?德里达和德曼给出了重要的范型,可神奇的是,这种范型已经被保兰预见了,只不过我们所谓的哲学语言、批评论调很少在保兰的文章中出现。因此,当你读他的著作,却不把它当作理论,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哲学功底深厚,与很多哲学家有交往,但他知道如何不用术语写作,不愿用哲学密码给读者下圈套。到处都是哲学,问题是,你是想要学会它的语言,还是想要吸收它的思想、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保兰就是后者。

 

曹:您这次来北师大做系列讲座,着重分析了他的一篇名为《诗之钥》的文章,其中主要谈论了诗歌中的"神秘"之物。但就读者的一般心态而言,谈论文学的"神秘性"似乎并不新鲜,同时它字面上也呈现一种封闭性和排他性。

兰德:我读过他出版的所有文字,读得很仔细,还翻译了一些。我向你保证,这是一篇内涵极为丰富的文章,简单来说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很难,保兰没有欺骗,没有跳过环节,你必须非常专注地阅读它。其次,它非常神秘,甚至有些怪异。他同时做了两件事,引入数学的定理,这关系到科学;然后他又用了"神秘"一词,这关联着语言。他所做的是把科学和语言联系起来,告诉人们这是一件事。读者必须非常努力地读它,按照保兰的愿望,读者必须克服自身的坏习惯。注意这篇文章的名字,不是诗歌的神秘之物,或神秘之物的钥匙,而是诗歌的钥匙,他用"神秘",是以一种半技术的方式来描述我们读诗歌时所出现的问题。如果你读这篇文章并假设自己已经懂得这个词的意思,这对于你理解保兰完全没有帮助。你必须仔细耐心地读这本书,然后你就会明白,文学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保兰和读者之间的协议。他在文中谈到,我们对"神秘"有三个误解:我们认为它是要解决的问题;它很少见;它被黑暗所包围。他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神秘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语言自身的事实。我们之所以感觉不知所措,因为我们都把神秘看错了。从这个错误中可以认识到,他所说的是语言,语言中有一种特质叫作"神秘",它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并不罕见,因为语言随处可见。另外,该神秘之物并非晦暗不清,因为它对我们开放,我们尽管对此一无所知,却总能体会到语言有多么奇异。有趣的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各种事物,文学、政治、美术,他都会用"神秘",这让读者感到困惑,不想去研究"神秘"之物。他知道这一点,他总是催迫着读者:如果你不明白"神秘",你就不会懂我写的东西。

 

曹:保兰用"神秘"一词整合与表述思想,我们以为它不过如此,就往往不去细究;而德里达创造一些新奇的词语吸引人们的注意,诸如"增补"(supplement)、"延异"(différance),直接告诉我们它很特殊,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大概就是读者阅读的惰性吧。

兰德:更有趣的是,德里达最重要的书是关于法国哲学家布朗肖,诗人弗兰西斯·彭热,作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这三位作家其实都深受保兰的影响,他发现了他们,为他们编辑出版,提供思想资源,他们对他心存感激。阿尔托还受到保兰的资助,保兰对他们的文学了如指掌。但德里达为什么不知道保兰?这也是一个"神秘"之物。谈到读者的惰性,从我19岁开始,我所做的所有事情是--发现自己的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必须倒回去重来。我想如果耐心可以带来欣慰的话,它就是可以培养的。当然起源是好奇与渴望,然后你想懂得越来越多,这成为一种幸福。我们在讨论一位非常特殊的作者,保兰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人们读他的时候总是心存怀疑。不过,你要知道,他不会犯别人常常犯的错误,他拥有极为有力的批判性头脑;其次,你可以尽可能多地读他的东西,你就会弄明白他是怎么想的。然而你会面临这样的状况:你以为自己了解,然后继续前进,但你可能之后发现你并不了解,你得善于自嘲,允许自己再来一次。可惜在学术领域,你这么做不会受到鼓励。当你遇见了这个人,你就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你想到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就会不由自主地计算代价。所以,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得有坚定的信念。

 

曹:这很难,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去努力。

兰德:他们做了他们的,现在轮到你们了。对你的儿孙来说,不论你是老了还是死了,你都会变成他们的未来,他们会读到你的书,受到心灵的震撼。

曹:比如保兰,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

兰德:绝对如此,可能不是你们唯一的未来,但他在那里等候着事情发生。

曹:对中国学者而言,我们很努力,试图把握和理解西方思想。但这非常困难,因为东方和西方是那么不一样,甚至翻译都无能为力;同时,我们也会为自己的位置而感到困惑--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怎样才能顺畅地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

兰德:可想而知你们有多困难,四千年的思想和传统,是很丰富和深远的,但就我的观点来说,你们是你们。至少,研读保兰能更好地帮助你们理解中文。德曼懂四种语言,德里达懂法语、拉丁语、英语,保兰是位语言学家,他的中文很好,曾以为法国政府会将他外派到中国,但其实去了马达加斯加,并学会一口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而这事实上对他后来理解语言有非常大的帮助。

曹:您一直致力于翻译法国思想,这些年专注于保兰的研究,甚至把家搬到了巴黎。您的这种学术选择和研究志趣是如何形成的?能和我这样的后学分享一下吗?

兰德:(笑)我受过很好的中学教育,一路走到明星学校,向明星导师学习,他们说,如果你足够努力,你也能成为耀眼的明星。但到了半路,我变得非常紧张和焦虑,我不想成为明星。明星在天空闪耀,就像太阳一样,人们看着它,为之惊叹。但它没有其他功能,它就是一件漂亮东西。在大学里当一个明星非常酷,人们围绕着他。可你看大多数明星的工作,只不过是维持迷人的光芒罢了。他们不必思考,只是放出光彩,一边思考一边当明星极其困难。绝大多数人当不了明星,你可能会成为一名在云南、新疆或青海工作的教师,这是给你的工作。我在阿拉巴马州工作,那是美国最穷的州。一开始你会很灰心,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但并非如此,那是一个好地方,你可以和学生相处在一起,教他们如何使用语言。学术的亿万富翁可以在幼儿园找到,比如在澳大利亚一所中学里教书的维特根斯坦。他说,我不要做明星,我也不要像我父亲一样有万贯家财,生活却一团糟,我的哥哥自杀而死,我期待我的学术热忱可以自由生长,而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学。至于保兰,他所给予我的信念,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因此,所谓的学术选择,不过是我们如何生活。

曹:您的学术理想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受益。谢谢您拨冗接受访问!也感谢您向我们介绍了保兰,希望在这个寂静而浮躁的时代里,我们也能像您一样找到并相信自己的未来!

 

注释

[1]Jacque Derrida, Signéponge/Signspone, trans. Richard Rand.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这本书根据德里达1975年所做关于诗人彭热(Francis Ponge)的讲座记录修改而成。该译本为英法双语对照版式,德里达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签名"的哲学思考。

[2]Jacque Derrida,"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Rand (ed.) Logomachia,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在该文中,德里达通过康德的《学院的冲突》一书,探讨了大学哲学专业的学术自主性,重新思考了当代大学的责任。

[3]Jean-Luc Nancy, Corpus, trans. Richard Ran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4]这本书是保兰的文集Le Poète et la Poésie (1944),后文提及的《诗之钥》(Key to Poetry)一文便收录于此。参阅Jean Paulhan, On Poetry and Politics, trans. Jennifer Bajorek & Eric Trudel.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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