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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曼:宗教中的法律--《法律与宗教》第三章

选自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第三章,梁治平译,北京市:商务印书馆,2012,pp. 68-97
我并不是在谈论法律与宗教的合一,而是讲它们辩证的相互依赖。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谈两个问题,第一是所有社会中的法律对赋予它神圣性之宗教要素(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的依赖;第二是基督教以及源于基督教之世俗信仰在激发和塑造西方法发展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力图表明: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

然而,如果只有通过诉诸宗教,我们才能够解决法律信任危机,那么,宗教信仰的危机又将如何?求助于宗教以保全法律,这在今日之美国就好比要求一个溺水者去救另一个溺水者。问题在于,宗教怎样才能够恢复其自身的活力?

我相信,部分答案就在于--虽然貌似荒谬--承认和恢复宗教的法律性。正如没有宗教的法律会丧失它的神圣性和原动力一样,没有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为纯粹个人的神秘体验。法律(解决纷争和通过分配权利和义务创造合作纽带的活动)和宗教(对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乃是人类经验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它们各自又都是对方的一个方面。它们一荣俱荣,一损倶损。

我并不是在谈论法律与宗教的合一,而是讲它们辩证的相互依赖。的确,在有些文化,比如古代以色列和伊斯兰文化当中,宗教与法律是同一回事情。同样的倾向也可以在印度教以及当代许多尚无文字的文化中间发现。早期佛教徒反叛印度教,就好像早期基督徒反叛犹太教一样,其部分宗旨就是要反对法律的过度神圣化和宗教的过度法律化。

对律法主义的反叛,可能发展到否弃任何一种法律中的宗教价值和排斥宗教中所有法律成分的地步。最纯粹的佛教甚至要求君主放弃他的王国,终身奉献于对内心宁静的追寻。一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也信奉同样的学说。但是甚至在神秘教派里面,一旦神秘主义者彼此间建立了联系,并且试图把他们的信仰和习惯传给下一代,法律要素便被引了进来。其终极关切就是如何使自己达到涅槃境界的佛教僧侣也认为建立一所训练自己和他人的学校是其终极关切的一部分。比如,现在沉醉于个人冥想的美国学者和教授们成立了"国际学者冥思协会"和他们可以在那里交流心得、并购买咒文箴言等的各种中心。差不多一千五百年前,圣西蒙·斯台利兹(St. Simeon Stylites)在高高的圆柱上坐了三十年,以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习俗和法律的弃绝,但这种行为本身显然就是其宗教价值的建构;此外,他也接受那些对他的隐居生活怀有虔诚信仰,为他运送食物的人们的服务。而一旦神秘主义由隐居转人修道院,它就需要甚至更加精巧的法律。由十二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建立起来的西方法律传统以修道院的苦行规则为其主要的激励渊源之一,这不是偶然的。

因此我要说,正好比在即使是最拘泥于律法的宗教中也有并且必定会有对于人类内心精神生活的关切一样,在即便是最富神秘色彩的宗教里面,也存在并且必定存在着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关切。任何一种宗教都具有并且必定具有法律的要素--确切地说有两种法律要素:一种与共同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之群体的社会活动有关,另一种则关系到宗教群体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群体的社会活动。

当我们考虑到某些现代宗教思想派别强烈的反法律倾向时,宗教本身即含有法律要素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实际上,据说在今天美国的许多神学院里,无论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都存在着对任何一种法律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存在着这样的信念:对于人类的精神蕲求来说,社会秩序的组织与程序是不相干的,甚至是异己的。一种与此相近的信念显然也在我们的法学院里广为传布,在这些地方,法律大体被看成是解决纷争和消除社会问题的规则和技术体系,而不是对于人类终极关切的回应。

现在,我想就基督教神学家提出为宗教与法律截然分离作辩护的三种不同学说作一讨论。第一种学说主张,唯一约束基督徒的法律乃是爱的法律(如有些人所称的"爱之神学"),这种学说导致这样的信念:法律的结构和伦理的结构总是相对的,从属于特殊的情境(所谓"情境伦理学");第二种学说则认为,基督徒应当依靠信仰而非法律来生活(我会称之为"信仰神学"),这种学说引出下面的信念:自成一体且组织严密的教会实体应予消解,基督徒应融人"世俗之城"(所谓"非宗教之基督教",它也采取世俗基督教的形式);最后是唯信仰论(严格说是所谓"反法律主义")的学说,依此说,基督的复活带来了一个神恩新纪元,在那里,生活于世界末日的基督徒不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束缚(我将名之为"希望神学")。这种信念过去常常与激进的新教教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则在一些由此立场出发对教会之寺院法体系的正当性提出质疑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里找到了新的表达形式。

此外,我还要讨论第四种学说,非神学的学说,现今美国某些被称为青年文化或反文化群体的反法律立场,它们鼓吹和实践一种新的世俗启示主义,这种世俗的启示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之上。·自发性、激情和爱高于所有现存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程序和结构。

法律与爱

爱之神学主张,只有一条神圣的戒律,那就是爱上帝和爱人,而且,基督教意义上的真正爱人者,可以漠视所有其他道德和法律规则。爱,据说是一种自由天赋,不能被变成道德法或者政治法的对象。法被认为是抽象的、客观的和非人格的,爱则是具体的、主观的和个人的。法讲求一般性,爱则与独一无二之个体有关。法与权力、商业和世俗事物关系密切,爱则关涉到基督徒的生活。据说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法律;他要遵守的规则便是圣奥古斯丁所言,"爱吧,行你所欲之事!"(Dilige et guod vis fac)【法律与爱之间的根本差异,就这些术语在书中的意义来说,可以在Emil Brunner,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NewYork,1945),pp.21以下中看到。Reinhold Niebuhr就Brunner相信"基督之爱......仅在为每个个人所特有的亲密的关系中显现它自身"提出批评。"Brunner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他写道,"他将个人仁慈的行为解释成比旨在谋求正义的政治家式的谋略更合乎'基督的'......把神对世人的爱(Agape)限定于个人关系中的爱,而把所有正义的组织和方式置于其外,这种做法使基督之爱变得与人类共同生活问题毫不相干,Reinhold Niebuhr. "Love and Law in Protestantismand Catholicism",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 IX(1952),95-111。Niebuhr说道,"比之天主教或新教思想中设想的情形,法律与爱之间的差别较少绝对,而更多辩证。"他看到,谬误之源不仅在于爱的个人情感化,而且还在于法律的机械化,或者,(如他所说)"在于这样一种斯多葛-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主义设定:存在着恒定不易的历史结构与历史法则,这些玩意儿其实根本不存在。"不幸的是,Niebuhr自己有时也犯了他正确地归之于Bruner的同样的错误;参阅其名著从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NewYork,1932)。圣奥古斯丁的著名格言被那些要在其中找到"抽象的"伦理或法律准则与"具体的"爱的行为之间的鲜明对照的根据的人曲解了。圣奥古斯丁坚决主张,对上帝的爱乃是基本的美德,其他美德,包括正义的美德皆源出于此--这样,真心爱上帝的人将自然而然地希望依据上帝规定的准则行事。关于这个问題的清晰透彻的讨论,见Edward LeRoy Long,Jr.,ASurvey of Christian Ethics(New York,1967),pp.129-131。在当代罗马天主教学者中间,John L. McKenzie在ThePower and the Wisdom: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Testanment(Milwaukee,1965)一书中主张"基督徒的自由取消了法律"(p。207)。又见Robert Adolfs,The Church is Different(NewYork,1966),在这本书中,作者抨击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极端守法主义,宣称"在基督教伦理中,有一样事情并且只有一样事情是被规定的--那就是爱--而唯一固有的恶便是爱的匮乏。"(P。92)当代罗马天主教思想的这种倾向一直受到Jean Lacroix的批评,他说:"我们时代的重大危险,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是脱离肉体的超自然主义的危险,这种超自然主义准备牺牲权力,它误解了法律的作用,并且设想所有问题都能借爱的证明获致解决。"引自Frederick J. Crosson,Libertyand Authority:The Role of Law in the Church Today(Baltimore,1967),p.l55。】

爱与法的这类比照,实是对二者歪曲的描摹。

显然,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里面都不曾有这样的比照。首先,"用你全部的身心、全部的灵魂和精力去爱上帝",以及"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这类圣经上的戒律并非在摩西律法之外,而是其中一个必要部分,明白地写在摩西五经里面,耶稣称之为摩西律法的概要和精华。【"两项爱的命令"的第一项见于《申命记》6:5;第二项见于《利未记》19:18;它们一起都收在《马太福音》23:34-40。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误解,认为犹太教教导说,上帝主要是个正义的上帝,而基督教教导说,他乃是爱的上帝。这种误解受到差不多所有主要基督教和犹太教神学家的驳斥。比较有戏剧性的犹太教的反驳之一,是对《圣经》里有两种上帝的名号:我主(Adonai)(耶和华)和神(Elohim)这一事实所作的拉比式的解释。据说,当我们谈及上帝与人及国家的关系时,使用我主的名号,神则是指作为宇宙之创造者和道德统治者的上帝。我主着重于上帝的慈爱与恩惠,神则强调正义与统治权。古犹太圣经故事说,上帝于创造世界之际委决不下,究应以仁慈还是正义创造世界。"倘若我只靠了仁慈创造世界",他对自己说,"罪恶就会繁盛。倘使我只靠正义创造它,世界又如何忍受?所以,"他总结说,"我要借仁慈与正义来创造它。"因此,《创世纪》第一章在讲述上帝如何创造世界的故事的时候,用了神--正义--这个名字,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在叙述人类的故事的时候,"我主"(耶和华)就与"神"在一起使用了。我要感谢Edward Zerin拉比让我注意到这段评论。见J. H. Hertz,ed.,Chumash,The Soucino Edition of the Pentateuch and Haftorahs(2nded., Willian Clowes and Sons,Ltd.,London n. d.),pp.6-7。】这就意味着,无论对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爱都被认为是律法本身之精神所在,而律法--包括其行为的具体规则,也包括其宽泛的道德原则--则要成为爱的体现。这一点在耶稣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著名段落里得到了说明,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