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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民:KANO:自我「再殖民」的歷史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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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健民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日本行醫10年後返台,現為執業醫師。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前後台灣史。曾編著《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八》、《光復新聲》、《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聯經)、《台灣1946‧動盪的曙光》等主要著作。

教科书「微调」的纷扰还未平息,又来了一部名为「KANO」的电影,挟着魏德圣导演的盛名掀起了一波票房热潮,同时也搅动了赞否两方的批评浪潮。KANO与「微调」一样,都和日据历史的认识有关,亦即,联系着以谁为主体、以怎样的眼光去诠译日据历史的问题。不管是「微调」反对者或KANO,都显现拟日本主体的历史叙事,呈现了今天台湾在历史意识上陷入严重的自我「再殖民」现象。

KANO由魏德圣监制马志翔导演。魏以「海角七号」票房声名鹊起,是一位擅长用影像把日据历史化为文化商品赚取票房的人;就像现在很多政客惯于操作「日治」历史累积政治资本,学界靠贩卖「日治」维护话语权一样。该片受到嘉义市和高雄市公部门的积极支持,特地为它封街举行万人游行,并举行盛大的首映会。各大报积极配合宣传,在网路上也发起了「小蜜蜂」行动,一面叫好造势一面对异议者发起「反批评」。譬如,最近网上疯传一则讯息,说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一篇批评文是龙应台用假名写的,绘声绘影,又经过「绿委」在国会质询,逼得龙出来替KANO美言了几句。

这种「热潮」已大大超过了一般商业电影的宣传。KANO以台湾「嘉农」棒球队历史为素材,透过日本人的视角所呈现的「日治」荣光,不但燎起了民众把日本殖民当作台湾「现代化」原乡的集体想像,投合了时髦的媚日哈日风潮,更符合台独意识的政治正确,大大挑动了文化历史认同的集体亢奋。KANO热潮突显了台湾的精神自我「再殖民化」危机。

一、背离了台湾「嘉农」的「KANO」

笔者在繁忙中特别抽空去看了「KANO」,也花了时间对1931年前后「嘉农」棒球队的历史及其背景做了一点功课。「KANO」以1931年嘉义农林学校学生棒球队(「嘉农」队)进军甲子园(全日本中学校棒球大赛地点),一举获得准优胜(败给优胜队「中京商」)的故事为题材,透过电影的再叙事(编码),以日人近藤教练为主角再加上甲子园棒球赛的热烈场面,美化了「日治」历史的荣光。这不但燃起一般观众对棒球运动的热血,更激起对「日治」现代化的历史想像(解码)。揉合了这些要素的电影形象正好抓住了今日台湾社会的集体心象。

KANO只是台湾「嘉农」队服上的符号 ,该片取其符号却消去了「嘉农」队的历史脉络,代以日人近藤为主角全片弥漫着武士道棒球精神,并极尽渲染日本甲子园棒赛的热烈场面,突出了日本甲子园的最高价值和秩序。因此,该片与其说是台湾「嘉农」的故事,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近藤和日本棒球的KANO故事。

同样一个「嘉农」棒球队的故事,1931年的台湾「嘉农」历史和今天以日本人的眼光拍摄的「KANO」,所呈现的是两个不同主体的世界;「KANO」远远背离了台湾「嘉农」。

 

二、八十年后再现的「『国语』(日语)中心主义」

该片除了少数场景夹杂着台语之外,几乎全用日语对白,让人误以为是日本片;再加上叙事角度、日本思维、大量的日本人场景,真让人以为是拍给日本人看的。不懂日语的观众,也只有像看日本片一样,在漫长的三小时中费力去看旁边的中文字幕了。

因为片中的主角是日本教练近藤,还有一些如近藤的太太、老师,再加上甲子园上引颈嘶喊的日本播报员和棒赛等大量的日本场景,实际上整个片子由日本人贯穿情节。至于,应该是主角的「嘉农」球员却像配角,除了主投吴明捷与「阿姊」的初萌情愫说了些台湾话之外,片中出现的嘉农队员练球打球场景都用日语。

有人好奇问:「为何日语多达九成?」,导演回答是:1930年前后日本统治台湾已超过30年,1930年调查显示台南州10至19岁人口会讲日语者占48.6%。他还强调「电影只是呈现当时台湾真实状况」。 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出来的统计数字?哪来的真实状况?

事实是,1931年前后,台湾人正面临着严重的语言危机,台湾文化界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台湾话文论争」。

论争中,郭秋生的长文《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中就提到:从日本据台一直到1928年的约30年间,四百万的台湾人中只有大约二十四万人接受过公学校教育;而同期间,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台湾人只有10,482人,其中,包括嘉义农林学校在内的「实业学校」,也只有1,463人。1931年4月末,包括台湾帝大在内的全岛中等以上学校的在学学生中,内地人(日本人)有9,289人,台湾人(包括原住民)只有6,183人,然而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却只有二十一万人。换算成日台悬殊的人口比例,突显了严重的教育不平等和歧视。事实上当时的日语普及率只有12.36%。

哪来的近一半人会讲日语?片子中用日语对白真是「呈现当时台湾真实状况」吗?倒不如说,呈现了当时少数殖民者日本人的真实状况吧! 当时的日语(被称为「国语」)与今天的日语其政治意义完全不同,当时的日语是日本殖者统治台湾的重要手段,通过普及「国语」进行精神上的同化和皇民化。当时台湾民族运动旗手蔡培火先生写了《给日本国民》一文,痛烈指出:

「官僚以一视同仁之圣旨为名,将同化主义作为治台方针,而其政策之第一为采取「国语中心主义」,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先封住我们的嘴巴,使我们成为没有能力的人......将我们的心灵活动拘束抑制,将所有的人无能化......我们不被容许有个性,我们的语言成了废物。」

当时,蔡培火为了提高台湾民众知识,积极推动「台湾白话字普及运动」,进行平民教育,但受到台湾总督府的阻挠,以「妨碍总督府的『国语』(日语)普及方针」为由不予许可。1931年8月15日的《台湾新民报》(这时「嘉农」在大坂甲子园比赛)报导了这件事,并批评道:

「在公学校(按:小学)入学率还不超过30%的台湾,一般大众依然处于无学文盲的状态,这是『文明国』的一大耻辱!」

当时热烈进行的「台湾话文论争」,主要争论要不要建设新的「台湾话文」以进行平民教育。以求解决台湾民众无学文盲的状态;另一方面,当时台湾人传统语言(汉文、白话文、台湾话)正面临着总督府「国语(日语)普及」的压力,濒于流失的危机,因此以采取「台湾话文」的策略抵挡日语,来保存自己的语言--台语。

 

三、真正的台湾「嘉农」精神

1931年2月总督府禁止了台湾民众党,同期间爆发了第二次雾社事件;就在台湾「嘉农」队乘船到大坂参加甲子园比赛途中的8月4日,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锋蒋渭水先生去世。对于正处于政治经济的不断冲击的台湾人来说,「嘉农」队在「内地」的优异表现,的确带来了一些荣光和想像。

依据当时唯一的台湾人报纸《台湾新民报》的报导,台湾人对「嘉农」队的期待和看法,大约有几个重点:

1.「嘉农」是真正的台湾代表队。因为,在「嘉农」以前都是由日本人组成的球队参加甲子园,这次则由台湾人、原住民、大和族三民族混合组成的球队参加。实际上,参赛的「嘉农」队由「汉」2人「和」3人「原」4人组成,这种比例与当时人口的民族构成比例有很大的落差(当时,人口构成约「汉」400万、「和」20万,「原」约与「和」接近;至于,嘉义农校的学生数是「汉」393人,「和」65人,「原」不超过10人),但当时殖民地的台湾人在处处由日本人「包办」的状况下,觉得只要球队不是由日本人「包办」,就算台湾代表队了。

2.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期待「嘉农」能够发挥运动员精神,鼓励球队要发挥台湾的志气,「与其以肮脏手段取胜,倒不如干净地战败。」并认为「嘉农」在球场,已展现了「超越民族的公平竞赛」。

《台湾新民报》在「露骨的强欺弱」、「一视不平等」的殖民现况中,透过赞扬「嘉农」队在球场上展现「超越民族的公平竞赛」,其意,在批判殖民体制的民族不平等和压迫,并表达了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愿望和理想。这与在电影KANO中的日本人高喊「三民族协和」,或者一些评论者无视台湾「嘉农」的台湾社会历史脉络空洞地赞扬「KANO」「超越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层次。<台湾新民报>所强调的是在民族「公平竞争」原则上的「民族超越」;KANO或其赞美者,就像以前的殖民者一样,一方面维持民族不平等的殖民体制,一方面高喊「一视同仁」,这在「民族不平等条件上的东亚共荣论没什么不同。

「KANO」以日人教练近藤为主角,但在《台湾新民报》中「近藤」两字只出现一次,反而特地专访了投手吴明捷。当记者询问吴的感想时,他质朴地回答:「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辛苦的练习」;当访问该校的浜田「野球部长」时,他回答:「有此实力,选手们努力自不待言,而又负指导的近藤教师之力也实不少之」。突显了「嘉农」的胜利唯有「苦练」,并没有像在电影中把近藤夸大成为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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