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未动，心已远。”话虽已成旅游广告，却又是在讥讽旅游——时下海外游历，多为“身已动，心未远”。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Nicole Lapierre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在找到自信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混合心态”，在以下几本书的“解读”中能得到显现：
1．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时写下此书。康氏 “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期间，将大量文字奉献给意大利和法国。跳跃于中西之间，《欧洲十一国游记》对于中欧间一统与分化的历史提出了至尽仍有意义的诠释，康有为对于欧洲近代国家分化的哀叹，及对帝制中国一体性在近代的延续所表露的乐观态度，构成了某种真预言。岳麓书社1985年出有该书校点版，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又推出新版。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氏1903年赴美洲游历，作为实录，此书表述了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梁启超对于美国之城市化浓墨以描，且以美国从抗英到独立之进程为主线，叙述其对共和制之质疑。尤值重视者，梁氏此处表露出对于共和政体之失望，言曰“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此话意味深长。校点版已有不少，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过一版，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过图文版。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于1921年。在中西二分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思想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之后，梁氏此书重点在于呈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路向”之“鼎立”状态。理解世界，就是理解三种文化。梁漱溟言曰，西方文化以历史目的论为特征，所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的主调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至于世界是否会由西方向中国，由中国向印度走，则留待读者猜想。而梁漱溟之“中国中心论”奠基于跨文化比较，且其对于未来文化演进之思考，已堪称精彩。国内关注梁漱溟者，多只了解其乡村建设之思想，而忘却中国乃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天下，而梁氏对此说了不少哲学家本该说的“大话”。该书大陆台湾有不同版本，可寻商务印书馆2006年所出版本读之。
4．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这位上个世纪60年代神秘消失的政治思想家，有过丰富的海外游学经验，阅读此书，可管窥之。1935年，储安平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游学欧洲，途中形成成熟的政治理念，选择英国为中国的“政治模式”。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储安平的“他者之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过一版。
5．顾准《希腊城邦制度》。顾准于1973—74年间展开西方文明的中国式探索。该笔记旨在比较中西文明，以希腊城邦制度为“表现形式”，透露出其对“东方专制主义”之忧思，为自由思想家之风范。该书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过一版，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之收录于《顾准文集》中。
以上书目，选修我在2007年于北大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课程的青年才俊们都已“解读”过；此处重述之，乃是因为猜想有意踏上“思想旅程”之同好会有兴趣。
之所以在北大开课大谈中国人眼里的“非中国”，是因为考虑到：获得一种从中国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开放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号召一呼百应，而国人却不知中国与世界本非二分。若将中国割裂于世界之外的弊端，接着喊口号说“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不等于是在说“中国在世界之外”吗？
除了质疑，固然还是有些许学术想法。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焦聚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
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自己的“独到之处”，亦无法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海外研究课之前半段，我占用了多数时间，罗嗦得让学生烦地反复强调中国的“天下观”，轻狂却不无沉重地言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等众多古书里的“中国式西方学”，断言，在西方出现东方学之前的数前年，中国已存在着“西方学”。这门不怎么能以现代科学来衡量的“学”，先以“东方君主”穆天子朝拜西王母为起点，到汉唐时期继之以“佛教征服中国”，生成“西方极乐世界”之理想，随着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又渐渐自陆至海，至迟于元明，即已生成了“中国式西洋理论”。
说古史，为的是看近代。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摇摆于种种“西方学”之间，或以西方为“他处的理想国”，或以西方为“恶之花”，或二者兼之。
另外，中国人类学家中，似长期有对海外进行“客观研究”之努力，如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张叔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均属此类。然而，仔细阅读，能发现其与前面罗列之五部以“跨文化政治哲学”为书写宗旨的旅行记及随笔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人类学在此一方面之“境界”，早已被康有为等“不得已而远行者”所抵达）。
至于中国人文学“走向世界”之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出妙语：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钱锺书序”，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页2）
一方面，我们再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再如何也是世界本身——深刻！可叹！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Nicole Lapierre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在找到自信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混合心态”，在以下几本书的“解读”中能得到显现：
1．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时写下此书。康氏 “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期间，将大量文字奉献给意大利和法国。跳跃于中西之间，《欧洲十一国游记》对于中欧间一统与分化的历史提出了至尽仍有意义的诠释，康有为对于欧洲近代国家分化的哀叹，及对帝制中国一体性在近代的延续所表露的乐观态度，构成了某种真预言。岳麓书社1985年出有该书校点版，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又推出新版。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氏1903年赴美洲游历，作为实录，此书表述了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梁启超对于美国之城市化浓墨以描，且以美国从抗英到独立之进程为主线，叙述其对共和制之质疑。尤值重视者，梁氏此处表露出对于共和政体之失望，言曰“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此话意味深长。校点版已有不少，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过一版，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过图文版。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于1921年。在中西二分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思想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之后，梁氏此书重点在于呈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路向”之“鼎立”状态。理解世界，就是理解三种文化。梁漱溟言曰，西方文化以历史目的论为特征，所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的主调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至于世界是否会由西方向中国，由中国向印度走，则留待读者猜想。而梁漱溟之“中国中心论”奠基于跨文化比较，且其对于未来文化演进之思考，已堪称精彩。国内关注梁漱溟者，多只了解其乡村建设之思想，而忘却中国乃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天下，而梁氏对此说了不少哲学家本该说的“大话”。该书大陆台湾有不同版本，可寻商务印书馆2006年所出版本读之。
4．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这位上个世纪60年代神秘消失的政治思想家，有过丰富的海外游学经验，阅读此书，可管窥之。1935年，储安平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游学欧洲，途中形成成熟的政治理念，选择英国为中国的“政治模式”。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储安平的“他者之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过一版。
5．顾准《希腊城邦制度》。顾准于1973—74年间展开西方文明的中国式探索。该笔记旨在比较中西文明，以希腊城邦制度为“表现形式”，透露出其对“东方专制主义”之忧思，为自由思想家之风范。该书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过一版，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之收录于《顾准文集》中。
以上书目，选修我在2007年于北大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课程的青年才俊们都已“解读”过；此处重述之，乃是因为猜想有意踏上“思想旅程”之同好会有兴趣。
之所以在北大开课大谈中国人眼里的“非中国”，是因为考虑到：获得一种从中国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开放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号召一呼百应，而国人却不知中国与世界本非二分。若将中国割裂于世界之外的弊端，接着喊口号说“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不等于是在说“中国在世界之外”吗？
除了质疑，固然还是有些许学术想法。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焦聚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
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自己的“独到之处”，亦无法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海外研究课之前半段，我占用了多数时间，罗嗦得让学生烦地反复强调中国的“天下观”，轻狂却不无沉重地言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等众多古书里的“中国式西方学”，断言，在西方出现东方学之前的数前年，中国已存在着“西方学”。这门不怎么能以现代科学来衡量的“学”，先以“东方君主”穆天子朝拜西王母为起点，到汉唐时期继之以“佛教征服中国”，生成“西方极乐世界”之理想，随着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又渐渐自陆至海，至迟于元明，即已生成了“中国式西洋理论”。
说古史，为的是看近代。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摇摆于种种“西方学”之间，或以西方为“他处的理想国”，或以西方为“恶之花”，或二者兼之。
另外，中国人类学家中，似长期有对海外进行“客观研究”之努力，如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张叔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均属此类。然而，仔细阅读，能发现其与前面罗列之五部以“跨文化政治哲学”为书写宗旨的旅行记及随笔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人类学在此一方面之“境界”，早已被康有为等“不得已而远行者”所抵达）。
至于中国人文学“走向世界”之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出妙语：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钱锺书序”，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页2）
一方面，我们再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再如何也是世界本身——深刻！可叹！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4/290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