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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上海工人新村:社会主义与有尊严的“生活世界”

罗岗 上海
本文在《上海国资》2011年第8期刊发时,因篇幅所限,有较大篇幅删节,在此发表的为原文,以飨读者)

上海工人新村:社会主义与有尊严的“生活世界”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面具背后》、《想象城市的方式》等。

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

《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

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

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变化,甚至是变得更糟。正是针对这种叙述,我们想问,难道三十年时间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留下的真是一片空白吗?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它在这个城市里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是最直接的问题意识:为什么研究工人新村?就是因为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深历史痕迹。当时“上海故事”的讲法有两种。一种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另一种是卢汉超的《霓虹灯影之外》。《霓虹灯影之外》讲的是所谓“华界”的历史,与《上海摩登》所讲述的“租界”相对应。这两种叙述里,上海是分裂的,要么是发达的、灯红酒绿的租界,,要么是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华界,谁能代表上海?在这两种对抗性的叙述之间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研究曹杨新村的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则和“文化研究”有关。当时,我们在王晓明老师主持的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开始关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和文艺学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北京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引进文化研究时,往往把文化研究看作是西方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就像翻译介绍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等新理论一样,把“文化研究”介绍进来。而且“文化研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流行文化,NBA啊,麦当娜啊,好莱坞电影啊,摇滚乐啊,等等,相应的,引入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演变成了流行文化的研究,譬如小报、球鞋、减肥等等。这些朋友的工作当然非常有意义,一方面翻译、介绍了一大批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则是研究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同步的一些文化现象。但这是不是中国式“文化研究”呢?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考虑的是,虽然用了沿用了西方“文化研究”这个名词,但更多关注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伴随着市场社会的来临,正在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因为和市场、消费、全球化以及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确实为运用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与新意识形态相伴的文化形式,其基础一方面固然是市场化进程极大加速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把中国内部一些原有的问题和状况呈现出来:譬如在“上海热”中,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认真的研究和仔细的描述;


再譬如在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城市如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营造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如果将今天的上海理解为一座“后社会主义城市”,那么如何在这种视野中重建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历史,工人新村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当然,如何把对文化现象的讨论、对新意识形态的追问和更具体的个案研究、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就是“流行文化”,有人翻译为“大众文化”,也就是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的文化;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文化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通俗文化”,有人翻译为“庶民文化”,也就是来自民间的、底层的文化,而不是麦当劳式的、好莱坞式的消费文化。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上,文化研究最早出现在英国,就是希望通过对“庶民文化”的研究,来对抗美国好莱坞式的流行文化。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由此可以在在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寻找到某种特定的关系,就像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教派来比喻的话,他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前者起着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正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同质的社会集团。所以,我们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希望通过工人新村的研究来发现某种民众的文化和庶民的文化。更何况,工人新村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来自民间,它也跟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直接的触动是,2003年7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名为“象形城市”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上提出了究竟是石库门还是工人新村更能代表上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媒体上关于什么是上海的城市地标的讨论。就这样,工人新村就被重新带入到了公众的视野里来,成为了话题。

上海的住宅形式

《上海国资》:工人新村在1949年之后才大面积出现,这之前工人住在哪里?

罗岗:上海成为租界之后,这座城市最有特色的住宅形式就是石库门,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石库门这种住宅形式的出现跟太平天国战争有很大关系,它也是租界时期的第一轮房地产开发的标志。这个过程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一些讲。最早租界就是英租界,按照当时英国租界管理当局的规定,租界要求“华洋分居”,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在租界工作,但不能在租界居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浙一带有许多富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上海。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来了就要有房子住。当时上海租界有大量的洋行,也就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战争发生了,生意不能做了,但他们手上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要寻找出路,就投入到房地产里去了。英国公使开始还不准,商人就抗议,最后达成妥协,就在租界建造了第一批石库门房子。石库门是英国人投资的,但房客都是江南一带逃来的富人,所以石库门的内部格局很像江南一带的民居,但由于租界空间有限,为了开发更多的房地产,石库门的外部规划则是参照西方的联排式公寓,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在石库门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来了新式里弄房,新式里弄房要比石库门更加现代化,鲁迅故居就是很典型的新式里弄房;更好的当然是花园洋房,这样的房子上海现在仍然保留了不少;再就是公寓大楼,主要分布在上海的西区。这几种形式可以说是上海主城区的主要住宅形式。

除了这四种住宅之外,并没有专门的给工人、穷人住的房子。穷人住在什么地方呢?沿着长江的各条支流到上海来的穷人,他们依岸而居,有的住在船上,有的上岸自己搭了简易的房子,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棚户区”。当时的工厂也有一些专门供工人居住的工人宿舍,主要集中在杨浦区。这其中,我查的资料显示,不少是通过当时的工人运动争取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即使如此,有能力给工人提供宿舍的企业也很少,所以这样的工人宿舍绝对数量很小,绝大多数人仍然住在棚户区。1949 年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据统计,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当时,全市2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 处,其中2000 户以上的4 处,1000 户以上的39 处,500 户以上的36 处,300 户以上的150 处,200 户以上的93 处。


棚户区占地面积1109 万平方米,棚户简屋197500间,建筑面积322.8 平方米,共居住着115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这些居住地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对于新政权来说,棚户区的清除和改造,不仅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更是建立社会新秩序、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必要举措。曾在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任教的陈映芳教授曾做过关于上海1949年后对棚户区进行改造的研究,她的文章中有比较详尽的棚户区分布情况,从里面也可以看出,住在里面的主要是工人和穷人。

所以,在解放前,上海没有专供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区。虽然解放前上海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工人的居住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看曼彻斯特、底特律这样的典型工业城市就会发现,都是有相应的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有研究显示,在工业化初期,城市都没有建设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因为当时的工人主要是移民——或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或是从欧洲到美洲的移民——绝大多数是按照其来源地聚居的,就像今天在广东的情况,老乡们聚居在一起。随着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出现和推广,情况发生了变化。泰勒制和福特制的管理是与工厂中的流水线生产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仅加强了对工厂内部生产过程的管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对工人日常生活的规训上,也就是说,不只是对工人如何生产要管理,而且对对工人如何生活也有要求。因此工人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开始大量兴建工人宿舍,以便于加强对工人的管理,这也必然导致整个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这样就打破了原来按照来源地聚居的格局,工人开始向工厂周围聚集,因为工厂为了工人上下班方便,节省时间,一般会将工人宿舍建在工厂附近。这样的管理逻辑也延伸到了工人宿舍的内部空间设计和对工人日常生活、家庭的安排当中去,最后就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格局。但上海在1949年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还是住在棚户区。

曹杨新村的来历

《上海国资》:工人新村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比如说无产阶级先锋党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国有企业这些吗?

罗岗:工人新村大面积出现是在1949年之后的,跟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个联系以往可能是被狭隘地理解了,譬如说,我们会认为,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国家要给他们建房子住;还有人会认为,1949年之后,上海面临着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就要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给他们建房子。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概括地讲,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


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

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工人新村的建设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很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一直非常强调“群众路线”,对这个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和阐述,我只想强调一个方面,那就是共产党如何为群众服务,只有全心全意服务好群众,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叫《组织起来》,是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不妨引用一下:“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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