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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回忆台湾白色恐怖时代

教到第二年,就是1950年的夏天,6月,这个女中刚刚考过学期考试要放假了,又来了一批当地的,彰化的警察局,我先生是被左萦的海军抓走的,这是当地的彰化警察局,这一次来,就把整个我们的宿舍,校长她的那个同学,还有我都带走了还不说,这个学校里面的另外的六个老师一起抓进去了,所以你们不知道台湾属于白色恐怖,所以那时候抓了好多人。
叶嘉莹
2007年11月29日凤凰网专稿  
《名人面对面》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1948年冬天台湾印象
叶嘉莹(一下简称叶):我1948年春天3月结婚的,当时我还是在教书,那个时候是到南京去教书的,因为我先生那时在海军工作,在南京。我到南京马上就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这听上也很巧,就是我们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对面有另外一间房子。有一位女老师,她也是租了一间房子,那我刚刚到南京,没有工作还,我就每天就是看书。要不然我就做诗,或者给我北京的同学们写信,亲戚朋友们写信。对面那个女老师,她在南京一个圣山中学,她是那边,私立中学的还算校长,她就老看我,每天爬在那里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她就跑来找我,她说他们这个圣山中学要教育的老师,所以就把我找去教书了,所以就那么在南京那么短,我们三月去的,然后到11月就是解放战争了。
1948年底,我先生在海军工作,那国民政府人就要撤退,所以那时候我就匆匆忙忙的,跟他坐船,我们从南京到上海,上了那个船叫中心轮,然后就到了台湾,下船的地方就是基隆。从基隆下船以后,因为他们海军在左营,还在高雄的南边,我们下船的时候,那天刚蒙蒙亮,还没太亮,就上了火车,那时候台湾的火车都是慢车,没有快车,走几分钟就停一下,走几分钟就停一下,一直走到夜里11点多钟,才到他们海军的左萦。
记者:那你往窗外看的时候,你现在记忆中是什么画面?
叶:记忆是因为我们坐的是海岸线,台湾的火车就山线有海线,山线都要钻山洞的,就是山线,海线好像是走得慢一点,就是沿着海走,那时候我刚到台湾,我就很好奇,我真是觉得台湾的景色,那个山、海,沿海的海边的石头,你在我们北京是不靠海的,所以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色,所以我这一整天,从天蒙蒙亮到半夜,我就拼命在看外面的景色。
我小的时候在北京长大,而且是在抗战的沦陷区,平常连城都不敢出的,所以我觉得突然间看到,我从来没看见过的景色。这是一路就看这一些个山海的景色,等到11点左右到了左萦。那时候当然是台湾,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发展,我们一天都在火车上,下来就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因为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竹棚子,没有什么很多餐馆、饭馆什么没有,就是很荒凉的。因为左萦它不是一个城市,它是军区,就是很荒凉,一个竹房子一个小店,然后晚上那么晚了,我们就进去,看着他没什么。台湾有名的就是米粉,炒米粉,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白天看到这个景色,就是自游奇绢灌平生,然后晚上,我就在,灯光又很暗你晓得吧?那个竹棚里边灯光很暗,那个竹强上都是壁虎,吓死我了,我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这样。那是我1948年冬天到台湾。
“白色恐怖下的”思想问题
记者:您先生是哪一年被被抓,是1949年?
叶:我是1948年3月结的婚,1949年的8月,我生下第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彰化另外一所中学教书了,我是到处,我这62年都没停止过,马上这个学校接那个学校教书。我还是在一个学校,在彰化,在台湾的中部偏南一点,我在彰化女中教书,我先生在左萦海军的军区。那我刚刚去教书的时候,我怀孕还没有生产,我就住在单身老师的宿舍,可是暑假以后我生产了,而且我说我这个,我生了两个女儿,生产都是在暑假,连产假都没请,所以我的教书没有停过,我就开始去教书,但是有孩子不能住单身宿舍了,那个校长是女校长。她的先生在台北,那个台湾师范大学做教部长,平常也不回家,所以就是一个女校长,她有一个儿子念小学的,那么她一个人来,她就找来一个她的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个女同学,也在这个中学教数学跟物理的,带着一个念小学的女孩,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小孩,那么我也有个女儿了,所以她们就说我们还有空房,你也过来住吧。我们就三个妈妈带了三个小孩,就住在校长馆舍里边。
叶:那时候就是1949年的圣诞,我女儿是8月出生的,那圣诞的时候,是圣诞夜嘛,12月24号晚上,我先生就从左萦到彰化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他还跟校长两个人在下跳棋,那很晚了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天没有亮,就有人敲门,敲门就是来一群海军的人,就把我们住在那个房子的东西,没有翻校长那边,就是我跟,我自己这个住房通通翻了,所有的东西都翻了,然后就把我先生带走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带走他也要坐火车走,我就匆匆忙忙抱着我的女儿,就跟我先生一起上了火车,就一直陪他一直送到左萦,送到左萦,因为左萦这个工作是我先生的姐夫介绍他去的,我就到他姐夫,他姐姐家,然后他就被那些个海军的那些个军队的人就带走了。
记者:这一关就关了三四年吧?
叶:对,他关起来以后,我本来等两天,我是希望得到一点消息,到底怎么样,那就打听不到任何的消息,没有结果了,虽然他的姐夫也是在海军工作,他也打听不到消息,那我不能不生活,所以我就抱着女孩一个人坐火车又回到彰化继续教书。
记者:可是您看您小时候家境很优越,到了后台,您一直在学校教书,整个的环境都比较地单纯,突然间遭到了这样的变故,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叶:很大的打击,但是我回来以后人家问,说你先生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事。
记者:非常镇静。
叶:而且不露声色,我说没有什么事,因为如果我先生有了,他们那时候叫白色恐怖,思想问题,所以白色恐怖就是这个国民党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共产党也打过来,所以他们就想很多大陆的人,说不到思想都是左倾的,是共产党埋伏的间谍,抓了好多人。说当时蒋介石说,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人,当时就是这样说,所以他就。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如果说他有思想问题,那可能这个学校马上就不叫我教书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因为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有工作才有宿舍,然后才有薪水,才
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入狱
教到第二年,就是1950年的夏天,6月,这个女中刚刚考过学期考试要放假了,又来了一批当地的,彰化的警察局,我先生是被左萦的海军抓走的,这是当地的彰化警察局,这一次来,就把整个我们的宿舍,校长她的那个同学,还有我都带走了还不说,这个学校里面的另外的六个老师一起抓进去了,所以你们不知道台湾属于白色恐怖,所以那时候抓了好多人。
记者:那么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中……
叶:我就带着女孩进去的。
记者:又得带那么小的孩子,然后又得教书,那那段日子过得应该是很艰苦。
叶:当然,那当然是很艰难的,我那时候不过是1950您,我那时候不过26岁。
记者:除了教书自己还要做家务吗?
叶:当然要做家务了。
记者:以前都没做过家务吧?
叶:没有,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做,以前我们家里很好,我们家里那个当年,从前的时候有什么门房什么的,还有这个佣人,烧饭的什么都有的,后来抗战之后,就比较简约下来了,就只有一个煮饭的佣人,再后来就连煮饭的佣人都没有了,就是要自己烧饭了,本来是我婆婆烧,我母亲也烧,那后来我母亲去世了,就是我考进大学那一年我母亲去世了,但是我们没有分家,我伯父伯母一直对我们很好,所以我伯母就说我们就合起来吧,所以就是我伯母烧饭。
记者:那您后来自己烧饭是无师自通?
叶:锻炼了,那个时候,我在校长家里头不成问题,因为校长她有做饭的什么,她做好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那倒没有问题。等到我被关了以后,因为我的女儿是吃我的奶,她不吃奶粉的,不吃奶瓶的,所以我是带她回公安局去的,他叫我们写什么自白书啊,写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要把我们送到台北的宪兵司令部,那当时不是被关的有很多人嘛,我就抱着我的吃奶的孩子,去见了他们警察局的局长,我说我带着孩子,反正我跑也跑不掉。我说我先生已经被关了,我是离乡背井在外面,我无家可归。我说至少这个学校我还教了一年书,我有些个同事,我还都认识的,还都熟悉的,你要把我带到台北,关到台北宪兵司令部,万一我跟我女儿什么事情发生了,连个联系的人都没有。我说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我也跑不掉,是吧。他后来跟我谈话,写自白书,他发现我这人确实对政治根本都不懂,而且我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就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本来我也可以回学校去教书。可是很多人就说,说你有了这件事情以后,回去教书,就是好像是,那个环境对你不太好,万一再有什么事情呢?所以当时我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彰化。离开彰化以后我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就无家可归,连个安生之处都没有,我先生还在海军被关着,所以我就抱着我的女儿,又搭火车跑到左萦,还是投奔他的姐姐,我先生的姐姐。

带着吃奶孩子一个人教书的日子
叶:因为他们是在左萦,他的工作,我先生工作也是姐夫介绍的,我只要打听我先生的结果下落,到底是判了罪名,是怎么个情况呢,我就到他们那里去了,到他们那里去呢,他们住家也不宽裕,还姐姐姐夫住一间房间,他婆婆带两个孩子住一间房间,他只有两间房间,所以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床铺,也没有房间,那就是他们的走廊上,那木地板的走廊,那天在我的那个住房说,就是现在我们的房子一个走廊,晾衣服的架子,就是那个走廊,就是等大家晚上都睡了觉,我就铺个毯子,带着我女儿在那里睡觉,那是暑假,很热,你知道南台湾,左萦还在台南的南边,那时候白天,人家要是午睡人,小孩子不管人家午睡,吵嘛,然后我就把我孩子抱出去。左萦的军区,刚刚新建的军区很荒凉的,我们的宿舍区在一个地方,我先生被关在军阀处,其实他当时还不是关在左萦的海军的军区,我后来知道,我先生是被关在凤山的山里边的。
记者:不是在左萦的军区里边?
叶:不是在左萦军区,是另外有一个凤山的山里边,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要问这个结果,我只能找军阀处,所以他们午睡的时候,我就抱着我的孩子在南台湾的艳阳烈日之下,抱着我孩子走很远很远的,非常荒凉的路,从住宅区,走到他办公室的军阀处去问,打听我先生的下落,没有一句答复,还没有什么,还不知道,都没有。没有人肯透风风声,为什么原故也没透露风声。
记者:后来您先生被放出来以后,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回忆起在那些日子里面,互相都是怎么过来的,那个时候你们的感觉谁更难过一些,谁的心理上会更焦灼?
叶:我后来,有人介绍我到一个私人中学去教书,因为我总要谋生,我一个人带小孩子,所以就找了台南的一个私立的女中去教书了。教书的时候,那我是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我先生三年多四年都不出现,人家都觉得我很奇怪,这个年轻的女的带一个吃奶的孩子,先生从来不出现,我还是没有讲,我从来没有讲过。
记者:那人家问您您会怎么回答呢?
叶:我就说他工作很忙,就是这样子,他在左萦,工作很忙,那他们就猜啊,一定是她先生有了外遇,我也没有解释。因为你要说,如果我说我先生有思想问题,那这个私立中学就不敢请我了,我就马上又无家可归了。所以我只好这样做。
记者:嗯,那个时候女儿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也过早地就体会到这个世态炎凉,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缘定三生羞涩涩
叶:你刚才问我说有没有谈什么话,我先生是一个不交谈的人,他所有的一切他从来不谈的,他不肯交流,也不肯谈的,你问他是怎么样,在里面是什么,他绝对不会说的。
记者: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是吗?他是在监狱里出来以后就变成了?
叶:我跟我先生的结婚是因为我从前关起门来长大的,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谈过恋爱,没有经验,所以没有经验,当然是那天他还在说,说叶静,你当然有很多人追求你吧?那个时候我上大学有人写信,因为没有人敢跟我讲话,而且我那时候很害羞,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很害羞的,所以不敢,有人写信,但是我也不知道写信这人是谁,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家回信。所以我是没有交,确实没有交过男朋友。我先生怎么认识的呢?其实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女老师,是教我英文的其实一个教英文的女老师,是我先生的堂姐,我是,我这人天生来,反正是我教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教书,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读书,我倒没有说争分数,争名次,但是我是天生来喜欢读书,所以我的老师都很喜欢我。
叶:那个女老师其实是我初中的英文老师,那个平常都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去看她,突然间等我大学都毕业了,有一年春节,她跑到我家里面来看我,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老师怎么会想起来今年跑到来给我拜年了呢?其实我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先生啊,我先生说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什么的,他是在日本时代就被关过,这个北平沦陷在日本时代他就被关过,关过以后,日本人把他放出来以后,这就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自己跟我什么都不说的,他日本人放出来以后,他其实他去了日本,他在日本的一个什么新闻里边工作,然后他又离开了日本去了后方,去了大后方,然后1945年胜利的,他是随着胜利从后方回来的,从后方回到当时的北平。
叶:我现在在想,他的堂姐最初是给他看了我的相片,可是真正并没有把我,说是介绍给他,只是说了有这么一个人,把我的相片给他看了,然后没有正式给他介绍,然后他呢,他当时是他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秦皇岛一个煤矿公司工作,他煤矿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的男朋友,也是辅仁大学国文系的,那我先生就打听到,他那个同事的女朋友也是辅仁大学国文系的,他就找了人家,找了我那个女同学,也是过年的时候,就说同学约大家去聚会,那我就到我同学家里去了,家里去,见到他才跟我说,他就说他的堂姐是谁谁谁,是我的老师,他又说他自己一个亲妹妹是跟我同学。
叶:虽然不在一个班里面,但是是同年级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在那个同学过年,玩了以后呢,我们就晚上就回来了,回家当然都是骑自行车嘛,骑自行车,我先生就说,说天这么黑了,他说我也骑自行车,我可以陪你,送你回家吧,那他是,他是我老师的弟弟,我也不好像别的同学就转眼就不理,那我,他就跟我送到我家,所以他就认识了我们家,认识了我们家呢。然后这天下有巧的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同学的弟弟是跟我弟弟同学,所以他过了两天就找了他那个同学的弟弟就来找我弟弟,从此以后他就常常来,常常来,我不说我们南房三间是空着的,一共是五间,有两间是,都是书架,有三间还是空在那里的,就摆了一个乒乓球台。
记者:里面还可以打乒乓球是吧?
叶:对,所以他就每次就来跟他那个同学的弟弟,跟我的弟弟,就打乒乓球,有时也把我拉去打乒乓球,有的时候又打什么扑克牌什么什么的,所以就常在一起玩。
记者:所以你看你的先生不喜欢说话,还是很有心的。
叶:确实,确实这样子,但认识了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了,可是我始终没有答应过他,就是你们现在男生跟女生,说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真的是没有感觉。
记者:那后来是因为老师又从中做媒?你才提亲?
叶:还不是,我这人有点傻瓜,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我就没有答应过他,那他不知道什么原故,他就把秦皇岛的工作丢掉了,就失业,失业呢,他也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结婚明年就是60年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人家不要他了,还是就是他就丢掉了他的工作,丢掉工作,我这人就是很好心,我从《论语》上学都是弱德之美,什么行有不得,都翻求补给吧。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常常跑回来嘛,因为他秦皇岛上班,可是他常常每个礼拜什么都跑回来,就到我们家来找我弟弟打球什么这样那样的,我就想是不是我耽误了他的什么事情,因为他常常跑回来,所以把工作丢了,然后他又生病,后来他的姐夫,就是在南京的海军工作,因为他失业很久了嘛,是贫病交迫,贫病交迫呢,他的姐夫就说给他可以介绍一个工作到海运去工作,他就跟我说了,我不跟他订婚他就不走,我想他如果是为常常跑回来丢了工作,我真的很好心,真的是,所以我就答应他了,就订了婚,就是这样子。说起来就是跟笑话一样了,现在听起来。
叶:没有工作,那我这个人就天生来是教书的嘛,不管在那里我教书都教得不错,人家都留下我的好的印象,所以台北二女中有一个老师是从彰化女中,就是我们被关的彰化女中,原来是彰化女中一个训导主任,一个女的。她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彰化女中,校长都被关了,她被关了好多年,在宪政司令部,所以这个训导主任就到台北的二女中还做训导主任,她就找了我,她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高中的老师,她就约我去,那我先生没有工作,我就跟她讲了条件,我说你如果同时能够给我先生找一个工作,我就过来。她说好吧,就我去教高中国文,我先生教初中的公民,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去了台北。去了台北以后呢,就是有辅仁大学的我从先的好几位老师,当时都在台湾大学教书,在此之前,1949年春天,我没有被关的时候,我曾经到过台北,那个时候就因为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叫我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因为有很多都是我老师的朋友,我就去看望他的老朋友,那个时候就是你问我为什么到天津来呢?李继野先生,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李继野先生是学外文的,曾经追随过鲁迅,翻译过很多小说的,李继野先生,当时李继野先生在台湾。
国文教师苦学英文900句
记者:在哈佛那时候讲学,不仅要用英文讲,而且还得讲中国的这些。
叶:还不是,在哈佛并没有,这个你要这么追我这故事可能很复杂了。我的英文其实并不好,因为我的老师也是学外文的,我父亲也是学外文的。我小学也背一些儿歌总而言之,可是我从中学,日本人来了开始,我就把英文丢下来。大学我学的是中文系,所以我并没有学这个外文,可是我不说我到台北,然后就被拉去教大学,然后在台大后来就教诗选、杜甫诗,丹江也诗选、词选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辅仁大学复校了。就是戴军仁先生,戴军仁先生是我大学的大一国文的老师,他当时也是台大教授,他做了辅仁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也把我拉去教书,所以三个大学,所有的诗选、曲选、杜甫诗,桃仙诗人,都是我在教还不说,我刚才还说了,我除此以外还在教育部的,台湾教育部的大学国文的广播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我不说我教了这么多学校吗,后来有了电视,我还在教育部的教育电视台讲古诗,所以那些个西方人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我们大陆是封锁,不跟资本主义来往,对不对。所以就都到台湾来学,台湾来学,他就会碰到这叶嘉莹怎么这里也教,那里也教。
叶:所以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有这些西方的学者来听课,西方学者太听课,然后详细的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年,有一年那个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当时是钱司令,钱司令就跟我说,这是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每年暑假学生毕业就有谢师宴。就请来了校长、老师,就是在1965年,1965年中文系的谢师宴的宴会上,请了钱司令校长,钱司令校长来了,就见到我,说叶先生,你要准备准备英文,因为我同意了把你交换到美国,就这么告诉我这么一句。然后学校就给我安排,让我去补习英文,让我去补习英文,我这个人还是真的是挺用功的,所以我在学校里面读书,老师都喜欢我这个好学生,你知道我去补习英文,学校安排的说把你交换出去,我们念什么呢,这些个出去的人,念英文900句听说过吗?
记者:我们好像上学的时候也学过英文900句
叶:对,英文900句,教书的老师当时都是外国人,美国人,就是他不说中文的,就是你要知道学另外一种语言,就跟我们学古诗一样,是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语言除了你多说,多背以外,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所以那个老师是外国洋人,他就让我们背,你那个英文900句都是废话,也没个故事,也没个情节,一句一句要背,你晓得,不过我这人从小是背惯书的。
记者:但是也不够你日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时候,应付去讲课啊。
叶:那因为现在是交换,把我交换去,把我交换去,我就跟校长说了,我说我的英文不够好,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去教的是他们东亚系的学生,东亚系的学生是学过中文的。而且在你真正出去之前,你补习过了,现在你马上要出国了,外国人很严格,有口试,所以那天就是刘重红就是关这些中美交流的,就通知我去口试,那我就去口试,那口试我的人是谁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原来哈佛远东系的系主任叫海托尔先生,他的口试,都英文嘛,反正他都问我英文,我这个人反正我就用英文回答。
匆匆忙忙去哈佛
叶:海托尔先生在吃饭的时候,给我谈了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他也是用英文,我这个人,我不是很能背嘛,而且我是教古典文学的,杜甫、李白我总是知道,我可以简单拿英文回答他。那吃完饭以后,刘重红教授就雇了一辆计程车送我到我的家。
海托尔教授问我,说如果哈佛大学有机会你愿意去吗?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我说我愿意去,当然开开眼界嘛。我就回家了,好,这个第二天早晨,刘教授的秘书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了“昨天那个海托尔教授把你送回家以后,他就原车回到刘教授那里,说哈佛大学要请你”,我说不行,我说钱校长给我交换的是密西根大学,那个海托尔先生就说,说你跟她说交换的教授,可以学校派人,他不派你,就派另外一个老师去交换,你就到哈佛大学来,他让我去跟钱校长说,我这个人是很听话的,我就跑去跟钱校长说。钱校长一听就非常生气,说我是前一年告诉你的,说要把你交换去,还叫你补习英文,现在马上人家要开学了,现在是6月,9月就开学了,你怎么能够临时说不去了,不可以了,你一定要到密西根去。那我就告诉刘教授,转告这个海托尔先生,我说钱校长不同意,我不能去。这个海托尔先生,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是很想找一个中国人去合作,所以他就想,他说这样好了,密西根大学是9月开学,那时候不刚刚6月嘛,你现在马上,我就先请你到哈佛,你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再去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就去了哈佛大学。
“何以天公人罚我”——女儿的离去让我倍受打击
记者:离开故土那么久,1974年你是第一次回国。
叶:我在加拿大教了几年书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跟我们祖国通信了,因为那时候这个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往来,后来加拿大建交了,加拿大跟中国建交了,我就想加拿大既然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我们应该可以申请回国探亲了,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要回国探亲,那我这封信就寄到我的老家。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没有搬,虽然是大杂院,但是我弟弟还住在那里,所以他接到我的信,他又问了领导,领导说可以回信吧,就回信,所以我是1974年就第一次会到祖国来,我写了一首长诗,关于这一次的经过,你可以参考这首长诗,叫做祖国行,2700字的长诗,记载整个的历程。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还是在文革中间,我想我以后大概只能够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身份来旅游了,我不能回到祖国来工作了,这是当时的想法。可是1976您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所以1977年,1976年就是那年一方面咱们国内是四人帮垮台了,另外在我自己个人的人身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不幸,就是我刚刚结婚三年的大女儿,跟我的大女婿他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因为你一见到朋友,人家一问起来,这都是很难过的事情,那我一说就会哭,或者会流泪,所以我把我自己关起来,关起来我写了好几首诗,在我的诗词稿里面有,就是悼念我女儿的,我写过悼念我母亲的诗,我母亲去世,悼念我父亲的诗,现在我写了悼念我女儿的诗,所以我说一生几度有颜开,我这一辈子,真正能够开颜,欢乐的日子是不多的,风雨逼人一世来,狂风暴雨,不管是灾年还是生活的要插孔的种种的艰难,风雨逼人一世来,何以天公人罚我,就是上天还给我惩罚,不宁欢笑但余耳,到我老年50多岁,还给我这么大的一次打击,这是1976年的事情。
从北大到南开
叶:1979年夏天,我就得到国家的回信,说欢迎我回来教书,就安排我到北大去教书,所以我就在1979年的春天,3月,我就回到自己祖国来教书了,我就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反应也很热烈,当时接待我的陈一兴先生,袁行佩先生什么的,好几位先生,我们都谈得非常好,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南开大学的李继野先生虽然是在文革时候受过冲击,现在已经回来了,在南开大学的外文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李继野先生我跟他是在台湾就见过的,他是我的老师的好朋友,而后来因为白色恐怖我被关了,他就跑回来了,所以我看到他的消息我很激动,那个时候,你想1949年到1979年,是整整30年了,距离我从到台湾见他,真的是30年了,我就马上写一封信,就问候李先生,我说我现在已经回国,在北大教书,李继野先生马上就给我一封回信,说你回来教书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说是但是北大的这个老师教古典文学的很多,我们南开很多老先生,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很多不在了,我们更需要你,你到南开来吧。这是李先生叫我来,所以我就来了。

叶:那时候我就在南开教书嘛,说干脆让他到南开好了,我说好啊,我南开还念中文系,中文系老师都跟我很熟,我说把他托付给中文系的老师好了,所以我小侄子就到南开大学来读书,他南开。
记者:你的亲人就在身边了。
叶:他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后来他出国,现在在日本北九州大学教书,他是南开校友,然后他到日本,认识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研究,本来是中国历史,后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日本的女孩子,叫同岛熏子,同岛熏子要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又来到南开大学念的一个硕士学位,回去又念一个博士学位,现在也在日本的一个女子大学教书,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书。我就是利用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或者我在加拿大请求一年休假,就是我只拿60%的薪水,就给我一年的假期,你就可以回来教一年,所以我看见过马蹄湖的荷花开,我在这待一年嘛,那后来我一直到我1989年,1990年,我加拿大退休了,当时我其实,我在大陆教了太多的大学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一直教到新疆的大学,教到甘肃的兰州大学,我教了太多的学校。那后来我退休的时候就很多别的地方的人就问我要不要回来,在一个地方教书,那当时呢,我就选择了南开,因为南开毕竟离北京,离我的老家比较近,而且我的侄子跟我的侄媳妇都是南开的校友,所以我就选择了南开。选择了南开就本来只是教书而已,但是我这个侄子是很喜欢多事的人。
叶:当时的,所有南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当时的南开的这个什么,这个外办的主任是庞先生,姓庞的一位庞先生,那个庞宋风旁先生,这个庞先生跟我侄子两个人很熟,我侄子从日本每年都回来。这个外办的庞先生就跟我侄子说,说我回来不要只是教书,说最好办个研究所,其实他们那时候本来是想把我的研究所挂在他们的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现在只是教语言,如果成立,成立一个外国语学院研究所,他们就可以也有研究生了,就想要这样办,本来他们是想让我这样做的,我当时就说不成,我说我这人只会教书,我说我对于行政完全都不懂,何况中国的行政,我更不懂了。他们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来,我们自然会有人管这些行政的问题,就说来说去,所以就说弄个研究所,当时还不叫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叫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
记者:这样和外语会沾点边。
叶:这个名字很奇怪,教了几年,可是因为外语学院没有成立研究所,没有,所以那我就空空叫研究所的名义,但是还没有能够真的招研究生,这个时候就是加拿大的,我的一些朋友,就知道我在这边成立了研究所,当时刚刚办的时候也很困难,就我们研究所就是挂靠在地方,有没有真正的什么经费,什么办公啊什么都,很困难的。所以就借用了东方艺术系的一间房间做我办公室,借用一些教室。我侄子我就在埋怨他了,我说你教我来,我也办不下去,怎么办呢?又没有经费什么,我侄子就每年带一批日本的学生到这边大楼,就给我盖了个研究所的大楼,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中文系陈洪先生做系主任,就是说把我们这研究所离开这个外语学院,到中文系来了,所以我们就等于就到中文系来,现在我们是属于文学院,文学院下边有中文系,有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有东方艺术系什么的,属于这方面,属于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就跟中方系合在一起了。
记者:我知道你除了研究所以外,还有您在UBC大学的退休金,做了两个奖学金,奖学金的名字分别叫托安和咏言。
叶:这个不是在UBC,这就是在南开大学。
记者:你用UBC的退休金是吧,做的这两个奖学金?
叶:对对对,我想既然是学校教我来教书,我现在就是我说,自从我女儿出了那个意外的车祸以后,都不在了,我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太渺小了,在时间上,我们是短暂的,人生不够数十寒暑,在空间上我们也是狭小的,就跟你周围的这些个环境,所以就是人生经过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难以后,反而把小我打破了,个人是短暂的,文化是永恒的,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退休金就是成立了两个,建立两个基金,托安奖学金,托安用的是我老师的,安明他的别号,叫托安。
记者:顾随老师的别号。
叶:顾随老师的别号,所以我就想,因为我的老师,其实我当然根本没有时间讲,就是我当年离开北京到南京去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诗,说分明一见旁其北,船筏赶烟无道难。我的老师同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同日,说苦水,他自己称号他自己别号是苦水,说苦水假设有法客船,则所有法足下以近得知,此语对苦水为非夸,对足下以非过运。他说假如我苦水真的有法可以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你就得到了,所以他给我一首诗,说船筏赶烟无道难,他说我到南方去是不是把他的法带到南方了,所以我就想我对不起我的老师,没有作出什么事情来,我的老师还对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用我的老师的名字,别号立了托安奖学金,那么另外我又成为一个咏言的这个研究基金,咏言大家一联想也联想到诗经的,诗言至歌咏言,觉得我是教诗的,所以就咏言,其实还不是,咏言就是结合了我那个车祸去世了,我女儿跟我女婿的名字,我的女婿名字叫咏庭,钟咏庭,我的女儿叫赵言言,所以咏言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托安奖学金是纪念我的老师的,咏言的这个奖学金的名字是纪念我的女儿跟女婿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为了,为了中国古典文学能够传播,所以我真的是,这是我的余生惟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就是这样子。
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我刚才听您讲述,不论是讲到说先生关起来那段艰难的日子,一个人带(女儿),还是讲到后来大女儿跟女婿不幸的遭遇了意外,我觉得您都特别平静,我想知道就是面对艰难和这种不测,支撑您的那种理念到底是什么?
叶:就是我也不是一直这样乐观的,我在最困苦的一段时间,前几天我在他们,我的学生的班上讲到,王国维的悲观哲学,说王国维后来自杀了。其实我最困难的未来的困苦,我还其实,我可以忍受,其实是真正的就是家庭之间的一些个痛苦是更难忍受的,所以我其实也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你真的想过吗?
叶:我很认真地想过,我想自杀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煤气。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就离开了,但是我毕竟没有做。
记者: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想到的?
叶:是我就是我后来是解脱出去了,因为我真是为这个家庭可以说我从,我1948年结婚,1949年生下我的女儿,我先生就被关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工作倒无所谓,我觉得艰难一点,我可以养家的,可是我先生,我就是说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被关了,或者是被什么,总而言之,他这个人是没有一种,你说他回来什么可以讲讲,你在苦难时候遭遇,他在被关的遭遇,他不讲,他没有,他不肯交流的,他是一个从来不肯交流的人。而且他,因为他有很不得意嘛,他又被日本人也关过,白色恐怖也被关过,而且他平生实在没有什么就是完成,或者是什么,所以他,而且他的传统的中国旧的男人的那种想法,他是觉得,后来都是我出去工作来养家嘛,他心里不大平衡
记者:所以您会在就是很…想到自杀?
叶:他而且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凶暴的。
从师生情谊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记者:像您这样一个很理性的,读过那么多的诗书的人,会想到自杀,我会想到那个时候,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你可能承受的一种压力,还有自己感觉到的那种孤独。
叶:我其实不大夸张这一方面,我也不大谈这一方面,我还是很坚强的,我就是,你像我先生被关着,我没有对任何人,就是我真是那时候要自杀,我也不会表现,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只有做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已经打破了,我经过历经苦难以后,当最大的苦难发生了,当我女儿又去世了,我反而把自己打破了,我自己说的,我现在不再为个人而活了。一切都过去了。
记者:你仿佛从这种师生的情谊中得到很多心灵的慰藉,您刚才谈到您的老师,谈到您教师的一些学生。
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因为在我们就是在人生里边,真正你的思想,就是说能够接近的是你的老师跟你的学生,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古代文学皇帝要给你诛灭一家的时候,不但是你家族的九族,有十族,有老师那一族,因为学生跟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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