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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物缘有尽心谊长存--从《富春山居图》跋文谈被盗的台静农先生书法

叶嘉莹:物缘有尽心谊长存--从《富春山居图》跋文谈被盗的台静农先生书法

被盗台静农书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7.12-21上下篇

近来在两岸艺坛上有一件盛事,那就是在中国艺术史上极为著名的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点击观看 剩山 无用师】,在经历了巧取豪夺以及焚烧和断裂的种种劫难后,其分别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截幸存的部分,目前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展出。关于黄氏绘画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中早有定评,当然无需我在此更为辞费。我现在所要写的,只是由黄氏这一幅名画《富春山居图》后面的一段跋文所引起的感慨。

黄氏本姓陆,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南宋覆亡时,他只有十岁左右,而他的父母却都早已先后亡殁,当时有一位居住在浙江永嘉名叫黄乐的老人,遂认养了他作为嗣子。据说,这位老人对他极为赏爱,一见面就曾经欣喜地说“黄公望子久矣”,而这也就是他后来何以被名为“黄公望”而字“子久”的缘故。黄氏天资聪颖,十二三岁时曾应神童之试,其后也曾一度进入仕途,但因性情不适于官场生活,遂弃官而去,遨游于山水之间。与他同时的夏文彦(也就是他在跋文所提到的云间夏氏)在《图绘宝鉴》中,称述他的山水画之精妙,曾经说他在虞山居住时,“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之于心而形之于画,故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他也曾与当时的杨维桢、张雨、方从义、倪瓒等避俗之士,先后加入过新道教。他曾经为倪瓒所绘的《六君子图》题写过一首诗,说“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可见其品格修养之一斑。当他79岁那年,与他的师弟无用一起来到了富春山。此山面临富春江,江边有世所称仰的高士严子陵的钓台,他与师弟无用一同住在附近的南楼之上,于是这里的江山人物之胜遂引起了他的画兴,开始了他的《富春山居图》的创作。而每日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师弟无用,既赏爱他的画作,也被他作画的投入之精神所感动,又担心这一幅画之不能长保,于是就请求黄氏在此一画卷之末,题写了一篇跋文。原文是“至正七年,仆泊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剳。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囊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敚(通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跋文后记有年月及署名,云“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十年”指的是元顺帝至正十年,以干支计为庚寅年,是西历的1350年。“歜节”指的是端午节。当黄氏题写此一跋文时,他已经是82岁高龄了。其后八年黄氏逝世,此一画卷遂为他的师弟无用所保有。无用本名郑樗。在经历了元代灭亡的世变以后,郑樗也于不久逝世,于是他所宝爱的此一画卷,遂辗转流传于不同的收藏家手中。其间当然有巧取,也有豪夺。直到清顺治七年,那一年恰好也是庚寅年,是西历的1650年。距离黄氏跋文已有300年之久的时候,这幅画卷遭遇了一场劫难,因被火焚而断裂为两截。这期间当然有许多故事。我们现在能对此一画卷之辗转流传略知一二者,则是因为幸而有一些赏爱此一画卷的人,曾经为之写下了一些题跋的记述。

原来,在明代成化以前,此一画卷曾为当时的大画家沈周所保有,其后被人诈骗而去,转卖给了苏州的一位名叫樊舜举的节推。沈氏后来在樊氏家中曾经又见到了此一画卷,但已无力购回。沈氏在感慨之余,遂在卷末题写了一段跋记。其后,此一画卷于明代隆庆年间又流入到了无锡谈志伊手中,谈氏曾经邀集了当时的一些文士如文彭、周天球、王穉登等人一同观赏,诸人也曾分别写有题识。其后至万历年间,此一画卷又流入另一位大画家董其昌之手。董氏晚年家境困窘,遂将此一画卷典质给了吴达可,吴氏之子吴正志与董其昌为同榜进士,雅爱书画,曾经在此一画卷的骑缝之处都盖上了自己的收藏之印。及至吴氏殁后,此一画卷遂传入了其幼子吴德裕的手中。吴氏友人邹之麟曾在吴氏处见到此一画卷,并为之写有题识,曾叙及明代覆亡之际,“问卿(按:吴德裕字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嗟呼!此不第情好寄之,直性命殉之矣”。而也就正是这一位欲以性命殉此画卷之人,乃于其面临殁世之际,竟欲以此一画卷为殉,将之投入了一炉烈火之中,视火盛乃转入卧内。幸而问卿之从子吴子文,“疾趋焚所”,将此一画卷自火中救出,于是此一画卷遂在劫火之后断裂为二。孰知,那位将此一画卷自火中救出的吴子文乃于不久之后竟将画卷转售他人,而以前曾为此一画卷写有题识的邹之麟,即亲见此画之流转无常,所以在其题识之后乃曾为之加一转语,云“东坡不云乎‘冰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按:东坡诗原句应是“泥上偶然留指爪”)。夫人世之间本来一切无常,连自我一身尚且不能长保,更何况是身外之物呢。不过物虽不能长保,而透过这些题跋的文字之记述,却使得千百年以下的观赏之人,对于千百年以上的那些爱赏者的一份情谊,仍然感动不已。

我最近恰好也经历了一次“物缘有尽”的失落,原来在我温哥华家中客厅和起居室所悬挂的几幅书画,竟于去岁(2010年)12月被盗窃一空。我个人本不是一个耽溺于物的人,所以,实在可以说是家无长物,更从来不会主动购藏什么古玩书画,就连一般妇女都对之极为喜爱的珍宝首饰,我对之也并无兴趣。这一次所失落的五幅字画都是师友所馈赠,所以对之颇为珍爱,我所珍爱的不是“物”的价值,而是当年师友馈赠给我时的一份情谊。因此,在读了有关《富春山居图》之得失流转的一些记述时,遂想到何不将当年师友馈赠这些书画时的一份情谊记写下来,如此则若干年后无论这些书画流转到何地何方,只要读到我这些记述的人,他们也必能在观览这些书画之时,联想起与这些书画相关的一份情谊。这或者也可以作为我对当年赠我以这些书画的师友们之高谊的一种感念之情,以及今日我竟使这些书画从我自家被盗的一种愧疚之意的一点表示吧。

我所失落的书画共有五幅,其中,我最为宝爱的是20世纪60年代台静农先生所书写的我于梦中得句的一幅联语。我于1954年经许诗英先生推介进入台湾大学教书。当时台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身边常有一些弟子围绕左右,而我则是一个外来的中文系教师,所以颇存自外之心,何况我年轻时性情羞怯,因此从来不曾到台先生府上做过私人拜访。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一天台先生忽然打电话来,要我到他家中去一趟。原来,那是因为不久前,台大中文系郑骞教授的夫人逝世,郑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朋友,郑师母曾经在他们家中热情接待过我。当时郑先生的母亲还在,我尊称她为太师母,郑先生的女儿不过十余岁,就称我为叶大姐。所以当郑师母去世时,我就写了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萱堂犹健,左女方娇,我来十四年前,初仰母仪接笑语”,下联写的是“潘鬓将衰,庄盆遽鼓,人去重阳节后,可知夫子倍伤神”。台先生见到这副联语后,认为我写得不错。不久后,台大中文系董作宾先生逝世,台先生就叫我代拟了两副联语,一副是代台大中文系全体师生拟写的挽联,上联写的是“简拾流沙,覆发汲冢,史历溯殷周,事业藏山应不朽”,下联写的是“节寒小雪,芹冷璧池,经师怀马郑,菁莪在沚有余哀”。还有一副是代台先生私人拟写的挽联,上联写的是“四十年驹隙水流,忆当时聚首燕台,同学少年,视予犹弟”,下联写的是“三千牍功成身逝,痛此日伤心海上,故人垂老,剩我哭君”。从此以后,台先生遂经常打电话来,要我替他写一些联语,有挽联也有贺联,前后约有十副以上之多。一般情况是他打电话把我叫去后,向我介绍一些与要写之联语相关的情况,我回来拟写好了以后,再送去听取他的意见。总体说来,他对我拟写的联语大多是奖勉有加,只有一次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那是于右任先生逝世时,台先生要我代他写一副挽联。我拟写的联语,上联是“生民国卅三年之前,掌柏署卅三年之久,开济著勲猷,朝野同悲国大老”,下联是“溯长流九万里之远,抟天风九万里之高,淋漓恣笔墨,须眉长忆旧诗人”。我曾与台先生商讨下一联的末一句是用“须髯”还是用“须眉”。于右任先生以美髯著称,所以本来我想用“须髯”,而台先生性格通脱,以为不必如此拘执,不如径用“须眉”似更为浑成。如此,我与台先生熟识了以后,就逐渐消除了羞怯之感。有一次和他谈起来我睡梦中的一些诗句和联语,台先生听了后,极感兴趣,而且告诉我说他早年也曾在梦中梦到过诗句。不过,台先生在生前从来不把他的诗作示人,所以他也未把他梦中的诗句告诉我,但却要我把梦中的诗句和联语告诉他。当时,我因为梦中的诗句只是断句,所以未曾写下来,但我梦中的联语则是完整的,于是我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一副梦中的联语。谁想到过了十来天,台先生竟然亲自把这一副联语写成了一幅书法,而且用压镜的方式把这一副联语镶嵌进了一个宽约35公分、长约75公分的美丽镜框之内送给了我。我的梦中联语,上联是“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下联是“雨余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台先生在上款题写的是“嘉莹夫人梦中得句,命为书之”,下联落款写的是“静农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上联右下方钤有一方肖形图印,下联落款处则钤有一个阴文、一个阳文的上下两方台先生字号的小印。联语用金色细绫装裱,镜框则配用的是金漆而镶有一条黑色直线的边框,整体的色调显得珍贵而秀美。至于台先生的书法则写的是带有隶书风格的行楷,上下联左右之间留有约二公分的间距,至于字与字之间的行气,则写得神贯而形离。整体看来疏朗中有绵密之致,端秀中见英挺之姿,既有行楷之逸畅,又兼隶体之端凝,与台先生平日常以行草书写的风格颇有不同,是一幅极见用心之作,是我平生所收受的友人馈赠之书法中最为喜爱的一幅作品。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对台先生既颇存有“自外”之意,而且性情羞怯,所以我虽对台先生的书法极为喜爱,却从来不曾开口向他索要过任何作品。台先生在联语上款所题的“命为书之”,只是他的自谦之辞。收到台先生所馈赠的这幅书法后,我也曾对台先生喜爱这一副联语的心意有过一点猜想,我想台先生很可能是透过我这一副梦中得句的联语,对我潜意识中的某些幽约怨苦之思有所感触。原来,我于1948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来台后,次年12月外子即因白色恐怖而被海军拘捕,当时我们的长女言言还不过只有四个月大,而半年后我所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长皇甫珪以下,则有六位教师也因白色恐怖而同时被拘捕,我带着吃奶的不满周岁的女儿也一同被拘捕进了彰化警察局。经过审讯笔供后,警方原意是把我们一起解往台北的警备司令部,其后因为我有一个吃奶的女儿,遂将我提前释出。但我则既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宿舍,遂成为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不得不寄居在一位亲戚家中,过着每天带着女儿在走廊中打地铺的生活。幸而数月之后,有亲友把我介绍到了台南一所私立女中去任教,我遂带着女儿迁往台南,住入了一间只有草席而空无一物的宿舍。当时的同事和学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带着女儿却三年不见丈夫踪影的少妇,未免心怀揣测,而我则只推说是外子的工作忙碌,却对于所经历过的白色恐怖之遭遇未敢透露一字。来到台大以后,我当然更不曾对任何人说起此事。但我想台先生对我所经历过的苦难,却可能是知道的。那是因为我到台大来任教是许诗英先生的推介,而我当年去彰化女中任教也是许诗英先生的推介。许先生曾在我北京老家外院的南房租住过,当时我还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1971年许先生殁世后,我曾写有一首题为“许诗英先生挽诗”的七言长古,其中有“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之句,记述了我与许先生相识的原委。而以此一份旧谊,所以许先生后来一直都对我极为关爱。许先生与彰化女中皇甫校长的先生宗亮东教授是朋友,彰化女中发生白色恐怖事件,他不会不知道,而当他把我介绍到台大任教时,也一定曾把我的经历告诉过台先生。我梦中的联语很可能是我当时患难中的某种下意识的流露。台先生是一位颇为锐感的诗人,我想他当时很可能是对于我这一副梦中联语的下意识中的情思有所感知,因此才会把这副联语郑重地书写和装裱后送给了我。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和假想而已。

 

至于台先生曾经对我提起过的他也曾梦中得句的事,则台先生既不曾将他的梦中诗句告诉我,我也就一直不曾追问。如此,直到台先生逝世以后数年,在1995年夏,当我赴美国哈佛大学编订一册英文书稿时,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台先生的次女纯行有一天来看我,交给了我一册用稿纸抄写的台先生诗稿的复印本,说他们兄弟姊妹希望我为这一册即将出版的诗稿写几句话,我才有机会读到台先生的诗作。关于这件事,我在《台静农先生诗稿·序言》一篇文字中,已有所记叙,兹不复赘。我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梦中得句”的故事。当我从纯行手中接到台先生的诗稿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寻出他当年梦中所得的究竟是怎样的诗句。果然,在他的诗集中有一首诗记述了这件事。诗前小序写的是“余方二十岁时,梦中得句,书示同学,皆不解其意。今八十岁时忽忆及此,戏足成之”。他所足成的是一首七言绝句,如下:“春魂渺渺归何处,万寂残红一笑中。此是少年梦呓语,天花缭乱许从容。”从这首诗来看,台先生实在是一位极富幽思和远想的诗人,所以才会在梦中梦到如此微妙的诗句,并且会对于我在梦中所得的联语,如此感兴趣。而且我以为,他或者也曾从我这两句梦呓的联语中,察觉到了某些我从未开口述说过的、存在于我下意识中的某些“幽约怨悱”的哀感吧。至于把梦中得句足成为诗,则也使我想到当年我所告诉过台先生的我的梦中得句之事。我当时梦中所得的原来只有一句,这句诗就是“独陪明月看荷花”。当我与台先生提到这一句梦中之句以后,我还曾有过两次梦中得句,我也曾想要把这些梦中断句足成为诗,但却因清醒后的意识过于明白理性,所足成的句子与梦中的下意识之句,总不能结合融汇到一起,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用诗句来足成的想法,而决定摘用一些李商隐的意感朦胧的诗句,把我的梦中得句足成了三首七言绝句。我所足成的三首诗如下:其一是“一春梦雨长飘瓦,万古贞魂倚暮霞。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其二是“波远难通望海潮,朱红空护守宫娇。伶伦吹裂孤生竹,埋骨成灰恨未消”(按:义山诗原句作“恨未休”,我为了押韵之故改为了“恨未消”)。其三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第一首诗足成于我离开台湾以前,我也曾把这首诗给台先生看过,台先生还曾将之写成了一个小条幅送给我。至于后两首则足成于我离开台湾以后,台先生未曾见到过。当我读到台先生梦中得句的诗以后,我曾有过两点想法,其一是我以为台先生所足成的后两句诗极好。他用“此是少年梦呓语”一句把梦中情思做了一个整体的归结,而又用“天花缭乱许从容”一句把梦中的朦胧与醒后的反思融汇成了一个虚实真幻打成一片的整体,表现出了大力开合擘画的手段,比我之用义山诗拼凑的办法高明多了。其二是台先生的梦中得句是直到八十岁以后才足成的,而那已经是他读过我之用义山诗足成梦中句的作品以后了,所以当我读到他这首诗时也曾推想过他把梦中得句足成为一首诗,曾否也受到过我把梦中得句足成为诗的影响呢?
 
除了这些梦中的联语和诗句以外,台先生还曾做过使我极为感念的两件事:其一是以前当许诗英先生把我介绍到台大任教时,校方要我把一些作品拿去送审,而我当时乃是忧患余生,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所以,当许先生亲自到我家来取作品时,我所能呈交上去的只有我早年所写之诗词的一份油印稿,还有我在台南那所私立女中任教时,被人邀写过的几篇谈论诗词的小文。当许先生向我索要作品去送审时,匆促中我只好把我油印的那册诗词稿和我这几篇不像样的小文交给了他。及至我通过了评审以后,又过了许久,这些文稿又被中文系送回到了我自己的手中,这时我突然发现我那些不像样的文稿,竟然都被剪贴得整整齐齐,编订成了一本小册子,而且在封面的一页上还开列有一系列整齐的篇目,而这一系列篇目则正是台先生的笔迹。我看到后内心实极为感动。只不过我与台先生见面时,我们彼此却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再有一次,是1988年,当台湾解禁以后,那时我离开台湾已有20年之久了。台湾“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邀请我回台湾为几所大学作巡回讲演,我在台大讲演的开场白中,曾经提到了我初抵加拿大被迫要用英语讲课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是以诗中第一句的开端“鹏飞”二字为标题的一首七言绝句,全诗是“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我本是一个在讲课时喜欢随意发挥“跑野马”的人,如今要用英语讲课,失去了这一份随意发挥的乐趣,自不免有一种“失所”的悲哀。次日,台大校刊刊出了这首诗,我对此原也未以为意。谁想到当我离台前去向台先生辞行时,台先生竟然已把校刊上所登载的这一首小诗,写成了几个小条幅来供我检选,我当时仍是个颇为拘谨的人,所以就只从中挑选了一幅。其后我非常后悔,我当时为何竟未敢向台先生把那几张小条幅都一齐索要过来呢。此后,还有一件极使我感动的事,那是1990年秋,当我又一次回台讲学时,台先生因患食道癌已住入了台大医院。当我去看望他时,他虽已病体衰弱躺在病床上,但依然神志清明,他曾极为恳挚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来教书吧”。我想他一定是对我那首小诗中所流露的“失所”之悲,一直在关怀着,这句话直到今日也仍然令我感念不已。而过了几天,当我将赴大陆开会,再去医院看望他并向他辞行时,他当时正在昏睡中,遂未得一语之交谈,及至我从大陆开完会再赶回台湾时,台先生则已经长逝不返了。我对台先生其实一直深怀感念之情,只因我个性羞怯拘谨,在他生前,我从来不曾开口表述过感谢之一字。1994年,当我撰写《怀旧忆往——悼念台大的几位师友》时,还曾为自己之不言谢作过一番辩解之辞,说“我以为以先生之豪迈,必不在意我之是否言谢,而以先生之敏锐,则我虽不言谢,先生也必能感知我的谢意”。而如今将近20年后,我竟然把先生珍重送给我的我所最为宝爱的一幅书法,使之从我家中遭窃遗失,我的痛心实在是无可言说。
 
本来数年前我已曾把友人惠赠的一些书画陆续带回中国去了,而这幅书法则因为我的过于宝爱,反而留在了温哥华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未忍摘除,而且当我去年离开温哥华时,家中都安装了防盗的警铃,更且还有两位同学住在我家中,多年来都是如此安排,从未发生过意外。谁料到竟会有人拆除了警铃,破坏了电闸,把我所珍爱的几幅书画一扫而空地盗窃而去了呢。此事发生时,我正远在天津,虽有亲友代为报警,但亡羊补牢已经于事无补。而我今春在津更曾因血压增高,且染上感冒又引发了哮喘等种种疾病,延误了行程。当时,温哥华的友人曾不时打电话到天津询问我的归期,有时说不要错过花季,赶快回来吧,有时又说还在下雪,还是晚点回来吧。当时,我还曾写有一首小诗,说“敢问花期与雪期,衰年孤旅剩堪悲。我生早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及至三月底我回到温哥华家中时,面对空白的墙壁,真是说不尽的感慨悲伤。有朋友也曾问起过我是否曾为这些书画买了保险,我说没有,因为在我心目中,这些书画所代表的原是一份内心的情谊,本不是物的价值可以衡量的,也不是金钱可以补偿的。但我从这些盗窃者行为之粗暴与品格之低劣来看,则他们所看重的显然只是这些书画的物之价值而已。我现在已是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物之不能长保,我对之本来早有认知。我的原意本是打算我离世时,将这些书画都留给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所创办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作为我所接触过的古典文化的一些美好的见证。我还记得20多年前,当台先生逝世后,台大中文系的柯庆明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悼念台先生的文章,他的文题就是《那古典的辉光》,文中对于台先生的行事为人以及音容笑貌,都有生动的描述。而如今台先生的这一幅书法竟然遭受到了这些手段如此粗暴、品格如此低劣之人的盗窃,更可悲哀的则是,我心知这些人一定是华裔人士,在与上一代之古典的辉光对比之下,我确实为我们华裔中的有些人竟然堕落到今日之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心态和行为,感到可耻与可悲。但继而又想,这些盗窃之人既然以谋利为目的,则台先生的此一幅书法将来定会辗转流传于书画艺术的市场之中。恰好正在此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合展,该图在历经了数百年来之巧取豪夺、焚烧断裂的种种劫难后,终得还原合璧展出,而我也有幸既得在电脑上仔细观赏了全幅图卷,也遍读了所有的题跋。因此,我遂对我所失落的这一幅台先生的书法,产生了一种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幅书法能流转到一位真正对之知所赏爱的人士手中,而我的这篇文字,或者也可一如《山居图》之题识,使后之宝藏者知其当年“亹亹布置”与“成就之难”的种种心谊之历程有如是者,因此乃写了这篇纪念文字,且定了一个副题曰“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跋文谈及”,盖以记其始末原委之如此也。是为记。(我此次被窃失去的书画,除台静农先生此幅书法以外,还有范曾先生的四幅作品:一幅屈原立像、一幅《达摩演法图》、一幅老人与猴子的《高士图》,还有一幅《水龙吟》的书法。这些书画作品,其中也有不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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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前半卷
名称:《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馆藏:浙江省博物馆
尺幅:纵31.8厘米,横51.4厘米
浙江博物馆《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富春山居图》后半卷
名称:《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尺幅:纵33厘米,横636.9厘米 
《富春山居图》历史背景
《富春山居图》本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为挚友无用师和尚所绘,成于1350年(元顺宗至正十年)。画卷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疏密结合,墨色浓淡并用。后人视之黄公望代表作,且贯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雅号。
明代曾先后辗转于沈周、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等大收藏家和大书画家之手。几经流离,明朝末年,传至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历史将记住这个名字。他临终之际欲将《富春山居图》殉葬。其侄火中取画,方才救下了这幅绝世佳品。但不幸的是,不仅分割成两段,且中间缺失几十厘米。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古董商人吴其贞从宜兴吴家手中得到《富春山居图》的前半卷后,去掉完全烧焦的残片,一尺六寸尚还清晰可见,重新剪裁接拼后还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命名为《剩山图》。
经重新装裱,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让与扬州通判王廷宾,后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于世间。至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剩山图》被吴湖帆购得,列入《梅景书屋秘笈》,并盖有多枚吴氏鉴藏印,吴氏考证为《富春山居图》前段真迹。直到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后段称《无用师卷》,1652年归于江苏丹阳张范我,张氏酷爱收藏,常至“无钱则典田宅以为常”的地步。后转入泰兴季寓庸之手。
季氏居园中,以诗文书画自娱自乐,画仿沈周而书宗祝枝山,曾耗巨资将书画古籍纳入囊中。约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春夏之交,《无用师卷》成其镇园之宝。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季寓庸、季振宜父子相继离去,家中藏书陆续被后人出让,《无用师卷》难逃此劫。画家兼鉴赏家高士奇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前后以六百两黄金购得,后被松江王鸿绪以原价买进。
清雍正六年(1728年),王鸿绪病故,此卷流落扬州,扬州盐商安岐掷千金于此卷。安氏收藏书画,精于鉴赏。《无用师卷》先后收藏在“安家巷”和“沽水草堂”。
后来安氏家道中落,经傅恒介绍,将《无用师卷》并其他古物以两千两银子一并卖给了官府。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无用师卷》作别扬州,由地方官将其呈献给乾隆皇帝。
彼时,乾隆已将伪作《子明卷》定为真品,《无用师卷》并未成为乾隆的眼中物。直至嘉庆年间,经元、明、清三朝诸多鉴赏家审定,才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一直藏于清宫内府。
清亡后仍藏于故宫。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为避战火,馆藏精品从故宫博物院转移,《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道,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陆、台湾,600多年的《富春山居图》从此海峡相望。
此卷仅是一个索引,解放前期,国民党当局曾分三批将故宫文物运抵台湾,“三希堂”法帖、《满文大藏经》、《四库全书》等如今均是“生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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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二十一世纪富春山居行:读翟永明《随黄公望游富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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