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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仙萍:当政策遭遇乡土--对山村教育的思考

作者赐稿
笔者于2009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贵州省水城县的三个农村地区(包括化乐乡、木果乡和发耳乡)的中小学及其所在村落进行人类学调查。力图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前提下,深入了解当地人民受教育的整体状况、教育现状及目前国家教育在该地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并就这些问题在群众、学生家长、在校学生、教育工作者以及相关工作者中展开广泛深入的调查和访谈,并期望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法。

当政策遭遇乡土:对山村教育的思考——基于贵州省水城县三村的田野调查



笔者于2009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贵州省水城县的三个农村地区(包括化乐乡、木果乡和发耳乡)的中小学及其所在村落进行人类学调查。力图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前提下,深入了解当地人民受教育的整体状况、教育现状及目前国家教育在该地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并就这些问题在群众、学生家长、在校学生、教育工作者以及相关工作者中展开广泛深入的调查和访谈,并期望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农村教育作为农村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重点,绝不是孤立的,从教育切入,它的背后又是与其他问题融会贯通的,教育、经济、政策、文化、人口等因素都对农村教育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在未进入调查之前,笔者通过当地县委部分工作人员了解到当地教育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正进入验收尾声和复查阶段,这是政府和教育部门对教育重视的一个主要体现。但“两基”对当地农村教育有哪些实际影响呢?除了领导所说的“每到一个农村地区,学校一定是这里最好的建筑”外,它还给教育及其辐射的范围带来什么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了实地调研。



关于调查方法

非结构性访问和结构性访问

按是否拟定标准化的访谈提纲,访问分为非结构性访问和结构性访问。考虑到当地村民的文化程度,我们在走访村民的时候,往往采用非结构性和半结构性观察访问,因为我们和村民之间的交谈方式和提问技巧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谈话的深度和对真实信息的掌握。同时,为了使得到的资料便于比较和量化处理,我们也采用了一部分结构性访问的内容,在村里邀请了初中生和中小学教师填写调查问卷,收集定量资料;也有少量的根据农民的回答有笔者和同行者来代填的资料。所幸的是,由于私人关系,我们还得以与一些老师及相关工作者深入交流,掌握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我们还亲自参与观察,通过寄宿校舍、进入农户等途径,了解相关情况。



经济地理

我们的访问主要是在化乐乡和木果乡进行,这两个地区都是水城县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上,对他们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当地煤炭资源丰富,所以煤炭相关的工业吸纳了一部分劳动力,这些人同时也能兼顾务农,比如在化乐乡就有锦源煤矿这样的工业,很多受访的村民都在煤矿上班。但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少,有的家还不能自给,得购入一些,有人购入,就有人售出,无论是购入还是售出,他们都面临着交通不便的问题,包括在购入其他生活生产资料时,交通都是一个大问题,比如在买化肥时,附近的村民往往要到乡镇的中心区才能买到,而这些地方都是山区,山高路远,村落散居,有的村落距乡镇中心得走上一两个小时,如果遇上下雨天,路面泥泞,更是艰难。近年来也有商人把化肥直接运到村里卖,但那样价格会稍高,有的村民为了省下高出的几元钱,宁愿选择花大力气到很远的地方背回家,哪怕是几块钱,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收入本来就少,所以尽量能省就省。有的村民还跟我们说,他们有时候购买基本生活资料如洗衣粉等的钱都没有,这时就会去帮人家做短工,比如说帮别人家干一天农活,这样一天可能会有20元钱左右,再用这个钱去买,有的村民也会自己种点菜卖,但也面临着交通不便以及价格低的问题,有的人家种的菜卖不出去干脆就任其烂在地里了。除此之外,当地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很多人外出打工,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留守儿童。





一.教育情况

进入村落,随处见到的标语都是关于教育的,“穷不读书穷一辈子,富不读书富不过三代”……更另笔者哑然的一条标语是“读完初中再去打工”,由此可见,当地学龄儿童外出打工已是很普遍也很让政府忧心的问题了,而政府对此也是退而求其次,至少要上完初中,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再去打工。借助符号分析,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关照其背后潜藏的文化意义。从这些标语我们看到一个至少到此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到处在宣传教育的重要,一方面是辍学学生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我将结合我们所见所闻,勾勒当地教育的现状,同时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几点原因。

(一) 经济的影响

正如上文说的,当地的经济条件有限,这对教育的影响是对方面的。我们问到很多家长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得到的答案都是没钱,不过由于现在农村教育实行“两免一补”,所以在义务教育阶段,家里几乎不用为孩子的教育花多少钱了,只是到了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的费用仍然是家长的一个担心,不过很多家长表示只要孩子成绩好,能继续读,他们还是愿意供孩子上学,问题是在我们访问过的村子里,大学生屈指可数,很少有人能够一直念完高中再考上大学的,父母对这种现状已经习惯了,也不敢对自己的孩子抱什么希望,潜意识里认为反正都是上不了大学的,当被问到如果孩子能上大学是否愿意继续供养时,很多父母都不相信地笑了,我们只能一再强调“假如”、“如果”。

上文已经说过很多人宁愿花一天的时间从很远的地方以稍微低几块钱的价格买入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点点钱有时候对他们来说是很紧要的。在木果中学,我们了解到,许多孩子家离学校很远,有时甚至要走一两个小时,而且学校也有免费的住宿,但他们都不住校,原因是如果住校就得在学校食堂吃饭,这样一餐得花2-3元,但就是这小小的开支他们家庭都无法承担,因而很多学生只好选择走读,这样他们晚上可以回家吃饭,家里都是自己种植的物资,所以成本要低很多,至于中午,很多人都选择饿肚子,或是自己从家里带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如煮熟的土豆,中午就吃这些已经冷了的土豆充饥,晚上回家再吃饭。由于回家要走很远的路程,所以往往他们回到家就不早了,很多时间被花在路上,这样学习时间减少。有的学生选择住校,但在没有食堂以前是自己买菜来做饭吃,这对初中学生基本上可以实现,但小学生年龄小,不能自理,因而在山区有的小学生因此受影响,加深了他们本来就有的对教育、对学校的对抗情绪,影响到辍学率。现在学校有了食堂也有很多人就在学校吃,当然部分学生会得到一定的补助。

由于地处西南内陆,不像沿海地区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来招商引资,除了靠山吃山——当地的煤炭资源外,当地很少有其他企业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为人们提供经济来源,而仅靠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根本就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很多父母外出打工,子女就留在家里上学,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当地并不少见。留守儿童没了父母的管束,大多变得自由散漫,甚至和社会上的不良之徒染上关系。笔者就曾在化乐中学见到这样的学生,当时他逃课到中学旁边的小学校园玩,通过与之交谈,我们了解到他父母都到外打工了,一年才回家一次,他和弟弟在家上学,弟弟今年上小学三年级,而他上初二,平时在家都是哥俩自己做饭吃,虽然爷爷奶奶也在家,但他们很少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问到他为什么逃课时他还很幽默地说因为知道我们要去那个小学所以他就先过去了,当然这只是他的玩笑而已,事实上,他平时也会逃课,当自己感觉不想学习时就逃了,而且据他说班上这样的学生还不少。不过弟弟现在还没逃课,我们都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不能把弟弟也带坏了,代弟弟一起逃课,但是的确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父母不在,年龄稍小的弟弟当然会对哥哥有一定的依赖。

经济上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尽管很多人家土地面积很少,但他们不会放弃这仅有的一点土地的种植,因为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因而当我们问到是否愿意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自家的土地时很多农民表示不愿意,而且都会补充一句“转了我吃什么”,即使是在当地或外地打工的人家,还是没有丢开土地,这样子女往往都会帮助父母干一些农活,像掏猪草之类的,假期很多时候在干农活,平时在放学后也会帮忙干农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甚至有部分孩子没选择住校就是因为回家后还可以帮家里做一点农活。当然适当做些家务是可以的,但是更重的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视野就局限在本来就已封闭的村落、封闭的生活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在书本上所见的根本就是不相关的,孩子们置身于一个传统耕作方式的生活环境和一个他们并没体验过但又潜意识在憧憬着的输入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生活情境的夹缝中间,往往会产生一种迷茫感和对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动摇,是努力学习,跳出农门还是放弃学习,继续父辈的这种生活方式,努力学习是否就一定能跳出农门,如果不能,那些知识对仍然要继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又有多大帮助?学生们不断在家和学校这样的二重空间中进行转化和调试,他们从家里来到学校,也就等于从散漫的乡土社会进入一个更为严整,由人为秩序控制的场所(local),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场所作为与社会互动相联系的自然和人工化了的环境,它特别关注强调的是社会日常生活所赖以进行的那些环境的物质方面如何被运用于人类的主体活动过程,又如何在社会活动中生成和复制。学校作为一个外在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场所,它所传授的与学生们所经验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就得在不同的身份置换间寻找自身的定位。

从广义上说交通是经济的一部分,交通对当地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上文已经谈到交通对经济发展以及上学的影响,下面再具体谈一些内容。由于交通不便,山路崎岖,很多孩子又由于不同原因选择了走读,学校为了照顾这些学生,每天都较晚上课,较早放学,这本来就已经使教学时间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了,再加上他们回家后又进入一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场所,没有了紧迫的时间观念,而家长也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缺少有力的督促,这样他们的学习就退居后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的成绩很低,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有些惨不忍睹的原因之一。交通还影响了学生上学的积极性,我们曾在盘雄小学了解到那里的小学生来上学时要经过一座小桥,而夏季涨水把桥淹没了,这样学生上学时面临着安全问题,而家长要忙农活,很少有时间送孩子上学的,下午放学时还好,老师会把学生送到桥边(桥离学校不是很远),但上午这些孩子来上学就很不安全了,家长又不放心,所以有的学生索性就不来上学了。这也是老师们很烦恼的一个问题。

这种从一开始就难以得到保证的教学质量影响到孩子们以后的发展,可以说比起很多条件好的尤其是城市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输在起跑线”上了。我们从化乐中学老师那里得知他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学生的基础教育差,底子薄,这样他们的中学教学工作也很难有效开展。而小学的教育一方面与学校老师的搭配和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家长的意识、学生本人的意识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



(二)打工风气的影响及教育意识

打工几乎成了学生们辍学后的不约而同的选择,他们没能通过教育这条路实现“跳出农门”的理想,那么打工似乎成了他们的一个替代选择,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充满吸引力,尤其是书本上的描述使得他们对那种未曾经历的生活充满想象。而且久在学校,他们已经在潜意识中开始想要摆脱农村,走向城市,但学校教育这条路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那些间或归来的外出打工者对外面世界的宣讲更影响了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在他们看来,读书是很漫长的一条路,而且需要投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很少有人能够通过这条路走出去的,这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心理预设,这条路是一条高风险的道路,这样积极性顿减。更糟糕的是,这会影响到家长们的现实选择,他们往往会衡量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比,在意识到这样一条收支失衡的道路后,他们更多的是默认或鼓励子女有了一点文化后就外出打工,这样可以不仅可以减轻家里负担,更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这样“净赚”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甚至有的还认为如果早些进入社会,凭借经验,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也有可能会又一番大作为。不过好一点的是,有的父母通过自身外出打工的经历,也意识到至少得有一点文化在外面才好做事,但在他们看来这一点文化就是上几天学,会写会算就足矣。教育的这种代际间的传递和影响,往往也使得学生们很早就辍学打工,甚至有的外出打工者一开始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做,或者是经由父母介绍找到事做到的。在村落里,人们之间彼此联系很多,谁有点什么事,很快大家都会知道,比如说谁家又有人辍学外出打工了之类的,这样整个大的环境也在瓦解着那些正在上学的学生和家长的坚定性,有的学生看到周围的同伴有的就是很好的玩伴都外出打工了,于是也在与同伴的交流中渐渐心动,有时甚至就跟随同伴也外出了。这样前人做给后人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大大削弱了本来就不强的教育意识,不论是家长的还是孩子的,尤其是家长的。我们在访问时,问老师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反映家长的教育意识低,对孩子的教育不重视,甚至还站在孩子的立场与学校形成一种对立的状态。我们在访问中就听老师说,有的家长甚至用不让孩子上学来要挟老师和学校,好像上学是老师的事。

家中意识对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家长的人口意识上。我们发现,在贵州很多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很多家庭为了有个儿子,不惜负债累累,承受巨额罚款,我们曾与木果乡搞计划生育的负责人交流过,他说计划生育工作在当地很难做,也很辛苦,有时甚至会遇到生命威胁,那些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家有时会在这些工作人员下去做工作时找人围攻。而我们在调查农户时,问他们最了解的政策是什么时,很多人答是计划生育,由此可见当地人们的人口观念和性别观念了。但罚款只是一方面的,后续的问题其实更严重,那就是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的孩子由于是超生的,没落户口,所以没法上学,而有的即使在交了巨额罚款后有了户口,但由于家里已是负债累累,没有能力再供养那么多孩子上学,所以很多孩子因此就没上学。不过好的一点是今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一部分人家就有两个孩子了,当然这些人家大都是至少一个男孩的,若不是这样,大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超生以有一个男孩。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教育。



(三)教育实施方的纰漏

从教育实施方来看,师资力量薄弱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问到化乐中学、木果中学和盘雄小学的校领导时,他们普遍反映教师的配备结构不合理,缺少专业型教师,很多教师的专业往往与所教科目相距甚远,而且有的教师还得在自己主科外再担任一门“副科”,如音乐、美术之类的,很多教师教学负担很重,当我们问到有没有向上反映时,领导们表示已经反映了,但教育部门也没办法,因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教师编制已经满了,能够找到教师上课就已经不错了,哪还有余地挑专业不专业呢。像木果找中学,它的校长其实是一个很重视学生全面素质提升的领导,他也认为应该培养学生们多方面的能力,但苦于没有条件,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而教师的人事调动是他们不能左右的,只能靠教育部门,而教育部门说到底还是要靠政府部门。甚至还存在教师短缺问题,有的老师兼上多个班而且不止一门课,这样老师负担更重。为解决教师短缺问题,贵州省通过实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一次性招聘1.5万名中小学教师充实到农村学校,基本解决了教师短缺问题。按照中央特岗计划的实施原则,特岗教师要侧重初中,兼顾小学。特设岗位教师主要安排在县城以下的农村乡镇初中,可适当兼顾乡镇中心小学。)虽然计划是“要按照学科结构,科学搭配”,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而且“‘特岗计划’实施期内原则上不得再以其它方式补充新教师”,而特岗的合同期是三年,这样特岗成了许多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是他们暂时蛰伏的一个平台,很多特岗教师往往伺机而发,等待着有更好的机会,更多教师在准备“考碗”,而且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比在编制内的教师稍低,而且三年以后除非愿意留下来可以转正,否则他们又再一次“失业”了,所以他们的工作不能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老师的工作条件是比较艰苦的,被访的大多老师都认为自己工资不高,事实上,木果、化乐地区老师的工资的确较本省其他农村地区教师的工资较低,更别提与城市农村比了。笔者曾与一位教师交流,了解到他们在农村地区奖金、福利等很少,而她的丈夫在水城县城里教中学待遇就好多了,比如每年过节会有一些礼品,如果教学工作做的好,奖金也不少,而相比她们在农村小学的话就少得多,不过她透露她所工作的学校还稍微好些,因为校长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也实行奖励机制,能够从办公经费中筹出一部分钱作为奖励资金用,不过份额较之城里肯定会逊色不少。但同样的问题问到木果中学校长时,他表示学校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想搞也没资金,因为教师的工资是由人事局编制下的财政部门来解决的,而平时的办公费用甚至会捉襟见肘,学校平时几乎不会收任何费用,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为他说现在家长学生都知道“两免一补”,所以不能收任何费用。老师的生活条件也是比较艰苦的,像木果这里,小学和中学(初中)老师都要在外面自己找房子住,为了建设校园,给学生腾出住宿空间,校长带头搬出学校,学校并没有分配房子,哪怕是临时办公地点现在也没了,很多家离得远的老师都是在外面租房住,周末回家,上课时又回来,而且他们大都是乘坐当地的中巴车来上课,甚至有更艰苦的是在交通不便的山村小学上课的老师,他们有时可以骑摩托车去上课,也是每周回家一次,有时遇上下雨,山路不方便骑车就只能步行,我们访问到两位在盘雄小学上课的老师,他们住在木果乡镇,但要到盘雄小学上课的话,如果不能骑摩托车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在教育设施上,化乐中学因为资金问题还没有学生宿舍,家离得很远的学生只能寄宿在学校周边的亲戚家,或者自己在学校周边租房住,自己做饭吃,这样一方面有的家庭支付不起房租,只好回家,笔者曾在路上见到下午才四点左右就放学回家的学生走很远的山路回家,另一方面,学校管理起来不方便,校领导反映,他们会定期去检查,有的较负责的老师也会在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但毕竟管理起来不方便,那些寄宿学生放学后就到处走,有的与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混在一起,渐渐学坏,惹是生非,甚至辍学;而有的甚至出现了男女生混住而导致女生怀孕的,这一方面是管理上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农村孩子缺乏性知识。

我们问校长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有改善,校长希望能在八月份开学时把宿舍楼盖好,这样学生住宿问题就可以看解决了,但是一方面是开学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是资金没有着落,而且新建不久的围墙都是学校借钱建的。校长希望我们能为之呼吁,或者向上反映,尽可能地争取资金,我们当时提议让社会力量来帮助解决,比如说当地企业主要是煤矿企业来捐资,但是校长表示这不能解决问题,况且也不会有企业愿意大额度捐资,即使曾经出现过凤凰山煤矿为支滑石小学捐资十万的情况,但在这里只有一个锦源煤矿实力比较雄厚,显然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禁诧然,为什么到处写着重视教育的标语,但是到具体解决问题时却存在这些问题呢?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是学校对可支付资金的安排,还是政府部门的投入真的不足?这些问题我们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但至少希望能够将问题提出。



(四)政策下的尴尬

如果要完全把这归结为上级不重视的话又是不恰当的。一方面是学校基础设施方面还存在诸如化乐中学校舍不足这样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切实感受到来之前领导所说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即使是像化乐中学这样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设施问题的学校,其老师也表示学校比起以前来已经好了很多,而木果中学,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堂,在此之前住宿学生在宿舍楼的一楼有三间房间专门用来自己做饭吃,学校还增建了宿舍楼。这追究下去还与政策有关,真可谓成也政策,败也政策了。而说到政策,此间搞得如火如荼的莫过于“两基”了,按照官方的说法“始于2001年的贵州“两基”在2006年基本实现”(新闻网),但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各省所辖县(市、区)“两基”工作经省级政府审查认定后,还必须接受并通过国家直接组织的对省级“两基”工作的督导检查。今年6月中旬,贵州省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对 “两基”攻坚成绩进行复查。然而



“两基”——几多欢喜几多愁?

先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们了解到“两基”的实施对农村教育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我们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他们的校舍在“两基”期间都得到了很大整改,在教学方面,比起以前,至少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上完九年义务教育再出去打工的了。在访问农户时,他们都对“两免一补”比较满意,认为以前还要缴费,但现在只用背着书包去上学就可以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同时也了解到有因为吃不起食堂而不住校的同学,原来虽然对住宿学生有补贴,但是并没有覆盖所有,名额是有限的,大概只能惠及30-40%的住宿生,因此很大一部分学生还是面临着吃不起的问题,仍然在政策之外,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苛求政策能够覆盖任何人,毕竟中国这么多人口,而且我认为这种“输血型”的救助也不是治本之长策,所谓“救济不救穷”,只是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意识到补贴只是部分。那么那些没有得到补贴的人该怎么办呢?这仍然是个问题。“两免一补”实施后,收费成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在这点上,农民意识似乎“更强”,笔者在山东一个县了解到那里的一所县城的小学平时还是不断有各种费用要收,甚至巧立名目或变相收费,比如老师和书店老板之间的回扣,表面上学校和老师并未插手资料费,但事实上老师在介绍学生到某个书店订资料后会得到一定的回扣,而且还有的学校称作业本和铅笔要统一,所以统一收费,统一分发本子和铅笔,但事实上并没有发,只是把钱收上去,有时也会象征性地发几本,也曾经有过家长到学校反映,这时学校会把钱退了,但很快又故伎重演。但是在我们访问到的化乐、木果等,老师反映收费变得很敏感,所以学校、老师为了避免麻烦也不再让学生订资料或其他参考书,曾经有老师给学生发试卷做收取试卷费时就引起家长的质疑和误解,所以现在老师们都不再订资料,学校也明令规定不许收取任何费用。这似乎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收费时容易为乱收费埋下隐患,不收费时又只能一刀切,这不能不说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因为这样学生就只能把目光放在课本上,其他的内容就很难接触到,尤其是在本来信息来源就少的比较闭塞的农村地区。此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了解到为了迎接“两基”的检查,很多学校把大量的时间放到校貌上,一位老师说,有时候得到有“上面的人”下来检查,学校就让学生赶快打扫卫生,甚至是在上课时间,曾经有一天早上,这名老师来到学校时发现一帮小学生拿着抹布和洗锅的锅丝在擦一堵抹了石灰的很脏的砖墙,但那样的砖墙其实无论怎么擦也不可能擦得多干净的。事实上,老师们反映,两基在某种程度上也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多时候迎接两基检查成了学校的主要任务,原本是学校之本的教学却退居其次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两基的评估被简化为一系列的数字,辍学率、完学率等就成了考察指标,这样两基的初衷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了,它的实施及完成不得不在数字化中大打折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笔者曾向一名专门负责“两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为了确保每一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老师被分配了任务,一开始是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绑定”,这个老师要确保他负责的学生人数(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学生人数),至少有人来检查时他的人数不少,这可苦了老师们,有时要在放学之后走很远的山路去动员学生来上学。后来乡政府也上阵了,这样一个乡政府工作人员和一名老师再和几名学生绑定。但是这些被绑定的学生中,有的已经外出打工甚至结婚了,那么当有人来检查时,老师和政府工作人员就会找人来顶替,找来顶替的学生又要花一番功夫来背被顶替学生的基本信息,比如姓名、家庭住址、父母及其基本信息等,因为有的时候检查是很“仔细”的,会细化到这些细节上。这些在我们听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在数字化的圈套中,在向上负责的问责制下,政府和学校共同导演了一出“皇帝的新装”,似乎两基就是为了数字,而不是教育了,这显然已经与国家推行两基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再从家长和学生方面来看,让人不解的是家长和学生在这样的保护伞下似乎成了上帝了,好像教育不是他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是学校和老师的事,他们来上学还是给了政府和学校面子,有的老师就遭遇这样的尴尬,家长和学生甚至以不来上学威胁老师。老师们普遍反映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老师的尊严了。一名老师谈到曾经一个分管教育的副乡长甚至直言不讳“学生是上帝,老师是孙子”,当时这名老师对这位副乡长的话很的不满。还有的学生拿了补贴之后就不来上学,好像就是为了拿补贴才来上学。一项出发点很好的政策,当它被移植到这样一个教育意识还很淡薄的地区,又加上周围各种复杂因素后,竟然变成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甚至有的老师反映,其实免费不免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意识,而且有的家长反而因为免费更不重视教育了,就像上文说的甚至出现拿了补贴不来上学或者把上学当成对学校、政府的恩惠这样不可思议的事。老师们认为的确有的家庭很贫穷,承担不起哪怕不是很高的教育费用,但有的家庭是有能力承担的,主要还是意识问题。

再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了贯彻此项政策,很多青壮年(15-50岁)被“抓”来上夜校,一名老师曾开玩笑,在进行了这样的“抓丁”工作后,她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能够对一个村落里各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了。因为他们老师为了动员那些青壮年文盲来上学,得一次次到他们家中做思想工作,这是第一步。当他们来上学后,在教授过程中,老师们也遇到了很头疼的问题,有的人有过上学经历,算是有点基础,但有的纯粹连怎么拿笔都不知道;而且很多农民干了一天的活后,晚上再来上课几乎没什么效果,有时上着课就睡着了,而老师们为了存档,还得给他们布置作业,之后还要批改,这样可以说是劳民伤财,一方面农民没有学到多少实际的东西,另一方面,老师们的精力被分散了,不能专心教学校的学生,因为扫盲班都是晚上和周末开(不过也不是一直都开,只是当政策来了之后才开),老师被抽调上扫盲班也完全是义务性的,这样老师的工作量更大了。盘雄小学的校长认为,“两基”的实施给学校的确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校舍的建立和完善,但从总体上来说,教学质量是受到了不良影响,这除了上文说到的为了迎接检查很多时候都耽误了学习时间而来搞卫生,另一方面就是老师的教学工作受到了影响,有的老师因为被抽调去上夜校班,有时侯一个周就不能在学校上几节课,这些都干扰了学校原来的运转,比如说以前还会有教师的奖惩机制,但现在根本就没法实行了。所以总的说来,不论是哪方面,都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一名老师跟笔者说,动员青壮年文盲来上课的任务应该是由政府来做的,而不应该由老师来做,如果政府能完成这项工作,而老师就只是来上课也稍微好些。而且这里也同样存在“数字说话”的问题,这些青壮年文盲最后是有考试,只有通过了考试才能结业,但实际上最后考试的往往不是他们本人,大都找人来代考,有的甚至是由自己的子女来顶替的。这名教师最后感言,其实扫盲班起不了多少积极作用,他们这一代是不行了,还不如让他们好好培育自己的后代,让他们接受更多教育呢。由此可见,农村教育的改变得经过多少代人付出多少代价。



二、改善农村教育之微见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在近年来所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重视中步履蹒跚地发展中,但无论是何种重视所产生的政策举措在投入具体实践时都会面临着一些超出计划和违背初衷的尴尬。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远非几个字就可概括的,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改善农村教育,也得从多方着手。

首先当然是要努力改变经济状况。对农村经济要从输血式支持向造血式转变,努力改变当地的经济交通状况,包括经济生产方式。对经济的发展要考虑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比如考虑到山区比较多,而且有的地区海拔较高,其实种植农作物比如当地种植较多的玉米、土豆收益不高,这部分土地可以考虑退耕还草,发展为牧场,兴办养牛/羊业,或者退耕还林。一些气候比较热的地区可以充分发挥气候优势,种植一些蔬菜瓜果,比如气候稍热的发耳乡就成了一个水果蔬菜基地,这同时也就要求提高农民的商品意识和市场参与程度。此外还要普及科技知识,科学种田/地,比如发耳乡所搞的大棚蔬菜种植和大棚养殖业及几百亩科技杨梅,据悉,大棚蔬菜价格更高,质量更好,虽然对农民来说成本显得有点高,大概建一个大棚需要一万多元,但是在一年内就可以看把本钱赚回来。不过这里的蔬菜销路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工业,主要是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市场,这也启示我们可以利用本地的资源,实现工业带动农业甚至反哺农业。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交通,便利的交通也有利于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不管是物资方面还是人流。我们在发耳乡时发现这里的第三产业比其他农村乡镇都更好一些,期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流动人口更多,这又归根于便利的交通,发耳乡的领导表示,要利用区位条件,把发耳建成一个交通枢纽,这无疑会对当地经济带来很大帮助,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人口方面,要减少人口和社会性别因素对教育的消极影响。要转变农民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一方面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但我们也发现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有很大阻力,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转变农民的观念,而农民的这种观念又要从更深层次来看待。农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和养儿防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传承下来的观念深深影响了农民的性别观。所以要纠正他们的性别观,一方面要改变生产经营方式,但是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加技术含量,不过这要真正施行可谓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像贵州这样的山区,本来地理因素就对耕作方式有很大限制,由于山地居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操作,不过我们不必悲观,这也是本次出访在贵州另一个经济稍微发达一些的乡镇——发耳乡得到的启示,那里,在大学生村官及相关人员的带领下,农户中有的已经在采用大棚种植,这样不仅产量更高,有利于大好时间差,提高收入,而且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如果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口的出生率,而且采用科学技术的种植会让人们看到不仅男孩有这样的能力,女孩也可以有,关键的是受教育水平和对实用知识的掌握,这样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教育意识,可谓一举多得。另外,要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改变农民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因为传统的农民认为女儿终究是要嫁到别人家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儿子无论如何他要在家承担起养老的责任,这也是农民重男轻女的原因之一,因而,如果让农民对自己的养老无后顾之忧,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情形。虽然我们在化乐和木果都看到当地建有敬老院,但其实它惠及的人很少,像化乐,敬老院只有50多人,都是“三无”老人,政府有雇佣专门的人在院内给老人们做饭、洗衣等,照顾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在木果,敬老院还只是摆设,里面并没有老人住。由此可见,农村的社会保障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悬空状态的,这就导致人们对社会保障没有意识或者不信任而宁愿选择相信养儿防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口问题凸显,最终又影响到教育,而且这种情形在代际间传递,形成恶性循环。

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比如上文提到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具体执行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事求是,而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数字化的结果。如果能够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给他们传授一些实用的知识技能,同时辅以适当的现场培训讲解而不仅仅是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很远很生疏的书本知识的形式上的灌输,效果会更好。这也是从发耳乡得到的一点启示。在那里,那些种植大棚的农民会得到现场的种植技术的讲解和传授,部分农民还能到其他地方学习和交流,回来后再把这些技术教给其他的人,这样与他们的生活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学起来也更有兴趣和动力。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考虑年轻学生的教育教学,可以考虑为学生们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争取所谓的文化分,在以后的学习中跃过龙门,进入更高的学习平台,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对于更多被隔离在龙门外只能望洋兴叹的学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选择一些比较实用的课程上,使他们感受到上这些课程与他们离开学校以后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而绝非浪费,那么他们对教育的热情就会高涨,而且他们也将会学到更多知识技能,这对他们以后的生活和发展都将有重大帮助。另外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活泼的形式以及一些更形象化的方式来对家长和学生宣讲教育的重要性,比如说通过电影电视和一些现身说法等形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封闭,有的农民甚至已经习惯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行成一种听天由命的定势思维,认为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改变,渐渐的也就对现有生活方式满足了,不再去想改变的可能性,他们对外面的生活方式不了解,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感,所以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形象的方式来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改变的渴望。再比如老师可以带学生到更大的地方参加一些活动,让学生们开阔眼界,敢于去追求更好的东西。这不仅包括可以通过教育“学而优则‘市’”,还可以学以致用,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到早已习惯的生活中来改善它。比如,在发耳乡,一名大学生由于响应“一村一大”的号召来到发耳,在这里,他利用所学的知识,带领村里的人成立了农村合作社,兴办种植业和养殖业,比如他搞大棚蔬菜种植,许多人看到了它带来的切实利益后也都着手种植了,他还办了惠农卡,为想创业(在这里主要是想搞大棚种植)而又缺乏资金的农户联系贷款,此外他还注册了“学农”牌商标,来加工农作物(目前仅限于加工花椒油和鸡枞油)等。他在三年结束了之后,又自愿申请再干两年,成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尽管他表示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虽然想考公务员,但由于平时事情杂、多,几乎没时间复习,但是至少他现在所做的对那些以前以为教育除了向上流动成功外都是亏本买卖的人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有了知识不光是“向外”,也可以“向内”发展。

这是在教学内容上的实事求是,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也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在推行政策时不是简单地以数字化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刀切,一风吹,更不应该好大喜功,而应该切实以对改善教育是否有利来作为衡量标准。要把对教育的重视落在实处,而不仅仅是几条标语,几句口号。在对教育的投入上,不仅应该投入到位,而且应该投到刀刃上,把钱花在真正有利于农村教育发展地方,比如上文提到的因为缺少资金,建不起校舍而引起的种种不利于教育开展的情况应该尽早得到解决,再如盘雄小学后面的小桥因为涨水而造成学生上学难的问题等,这些理应得到解决的问题却被搁置了。对教育的重视还应该体现在对教师编制的科学调配上,教师的专业素质和一个学校的学科结构应该合理搭配,而不是教师人数凑够就可以。此外,重视还包括提高教师待遇。比如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助或奖励,使教师能够安心搞教育、热爱搞教育。

增进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老师让家长对学校形成一种向心力,更好地配合教育的完成,同时也加强家长的教育的理解和重视,让他们与学校保持一定的联系,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就与学校脱节了,没有任何关系,家长完全置身其外。我们了解到很多家长甚至没到过学校一次,没主动向老师了解过孩子的情况,甚至有时有家长会也不来,这固然也与家长会的形式及内容没有太多实际的内容有关,也与家长的意识有关,还跟本地的经济交通状况有关,因为有的家长要来学校一次得走很长时间的山路,往往这些家长在家都有很多活要干,而且有的家长还外出打工了。由于学校是在乡镇的中心,所以这里也是集镇中心,除非是在赶集的日子,会有一些家长来开家长会。此外,平时家长很少与老师交流,而老师要找家长也很困难,因为很多家还没有手机活电话,有时候老师去家访,正好赶上农民下地干活的话还得等上一天。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家长对学校老师的了解,也使他们对本来就与自己生活相距很远的教育越来越陌生,以至于越来越淡漠。加强学校和家长的沟通另一方面也能对学生形成一种影响力和约束力,既能使他们对教育也随之重视,也能使他们在老师和家长的督促下更自主更投入地学习。同时也方便老师掌握各个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不断调整、改善教学思路和方法。

学校也应该严把教师质量关,严格考核机制,加强老师的素质,既要加强教师爱岗敬业的精神,同时也要提高专业素质以及教学经验的培养。秉着真正对教育负责,对孩子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到教书育人。同时农村的学校还应该有走出去的战略眼光,多派老师到较先进的地方学习,然后结合自身实际来提高教学质量。学校不应简单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要丰富学校生活,使学生对学习和学校有依赖感和信任感,而不是拒斥的姿态来对待学校和学习。



这些都是基于实地调查后得出的感受和想法。成稿之余,有一点点担心,以往在做农村调查时往往会带着一种同情的眼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一些个人主观感受,从而影响到材料的客观性,希望这里能够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减少这种影响。同时,本稿还需要在基于调查事实的基础上,给予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将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进一步思考关于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探求更有利于山区教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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