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周全华：《读书》特稿：读报感受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风格的大变是所有读报人都感觉到的。同昨一日迥然不同，同过去三年大跃进迥然不同，现在是用一种与困难的现实相吻合的低调，说着比较实事求是的话题。社论谈国内形势的部分第一次承认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而且全部是谈困难。其实这正是群众在过去的一年多亲身体验着的严峻事实。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持续大跃进的第三年，也是我国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一年。整个工业战线受农业连续两年歉收的影响，除了钢预计可按计划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外，其余仰赖农业原料的轻工业计划和农业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是一九六○年我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有九亿亩农田受灾，这是百年不遇的。社论还追报了一九五九年也遭受了六亿亩农田受灾的“旧新闻”。社论号召各条战线支援农业，为渡过农业歉收造成的困难所要采取的措施是：计划用粮，大种蔬菜，大搞其他副食，生产度荒。

可是这篇社论之后，又有九个月之久，新闻媒体不再谈国内形势和经济困难。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学家何其芳序《不怕鬼的故事》的文章。两年前文事倡议者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谈话中建议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当时只是说说而已，是心气未减时的一点雅兴，用不着真的布置学士们编一本鬼书，因为当时“鬼”之为患尚不足忧。两年后完全不同了，此时不仅不是抒发雅兴的时候，而是需要认真大张旗鼓来讨“鬼”了。建议者在文章末尾亲自加上一段文字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夏季国内修正主义起来 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还特意说明这是追述 “一九五九年春季（形势）”。其实明眼人都知这是对一九六一年政治困难的概括。两年前的挑战尚不足虑，现在真可以感觉到“高天滚滚寒流急” 的“猖狂进攻”形势。一九五九年的困难之成因，是因缺乏经验而盲目进行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现在一九六一年的困难，则是来自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的一九六○年继续大跃进。比起前两年和前一年来，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都更加严重。古代许多“不怕鬼”的故事之能用于今天，说明仍是士气可用之时。诗人何其芳对故事的解说达到哲学家的深度：鬼本无，人之怕鬼是因为心里有鬼。

可是老百姓感到最艰难的还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经济困难。农村的困难向城市蔓延，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打一九五九年年初起就紧张起来，到四月粮食也减少供应。国民中最受优待的大学生，由放开肚皮吃忽然减为月定量二十八斤，但肉还能保证月定量一点五斤，油仍能月供半斤。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跌入谷底，所以一九六 ○年仍然有力气“反右倾”和“继续跃进”，仍能进行这样不计经济成本的政治战役。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来应对一九五九年的政治困难，其代价极其昂贵而沉重，最终是陷于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一九六○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只完成四百一十五亿元，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一九五九年又下降12.6%。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减产五百三十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二千一百二十六万担，减产一千二百九十二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三千四百零五万担，下降50.9%。粮棉产量降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五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下降9%。一九六○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一九五七年下降13.6%。全年人均消费量粮食由四百零六点一二斤降到三百二十七点二四斤，下降19.4%，其中农村由四百零九斤降到 三百一十二斤，下降达23.7%。全年猪肉供应由人均十点一五斤降到三点零六斤，下降69.9%，其中农村由八点七斤降到二点四四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三点七斤，比一九五九年减少18%（《大跃进狂澜》，谢春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201—204页）。到一九六一年初经济困难到了人心恐慌的程度，就连不算困难的广州市也只能向市民供应：月均粮食二十斤，食油二两，煤油一两，年供布票二点一尺。肉类基本没有供应。

正是这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一九六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开始承认它并正视它。但此次之后，新闻媒体又都不再公开谈论它，又一次集体失语九个月之久。直到《人民日报》当年的国庆社论，才第二次谈到经济困难，与九个月前的元旦社论内容是一样的，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把“两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改为“三年自然灾害”。社论说：我国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减产，影响到轻工业、重工业、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困难终于迫使大跃进停下来，并使经济调整得以顺利进行。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调低工业发展速度，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积极开发其他替代食品的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其次是调整农村各项政策，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推广包工、包成本、包产、超额有奖的“三包一奖”，反对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动员法。全年宣传主题之一，就是提倡领导者下去调查研究，因为主观主义是来自于不了解下情。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自反右派和反右倾以后，言路和民情上达渠道的堵塞，而自下而上的开放言路比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至于本来就生活在生产实际之中的基层领导，是了解情况的，所以他们提出“高指标”就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邀宠哗众的机会主义。只要机会主义受赏、说真话办实事遭罚的局势没变，调查研究又能了解到多少真情呢？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后来被批判为“三自一包”的自发的经济调整活动。安徽等省区不少地方的农村，在受到鼓励或默许之下，实行了自发的“包产到户”的改革试验。不少公社自发扩大了社员的“自留地”耕种，不少厂矿企业自发实行了“自负盈亏”的经营责任制。而全国各地开放“自由市场”，则都是奉到公开政策指示的。到一九六二年，沈阳市举办了十八省市一千七百多个单位参加的“物质交流大会”，交易额达四千六百多万元，交易品主要是土产杂品、小百货、小五金和小机具。“物质交流大会”是一个特撰的新名词，是显示要与“自由市场”划清界限的。“物质交流大会”这个词，中经“文革”十年，一直沿用到新时期最初几年。其实参加“物质交流大会”的主体，与“自由市场”的主体是一样的，既有公法人，也有私人小生产者。湖南省浏阳县普迹镇恢复传统八月庙会，在农历八月七日到十六日（公历九月五日到十四日）举办了全省规模最大的集市贸易，参加者有公社、生产队、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和农民社员（《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二版）。

一九六一年一种名为“神仙会”的、温和的、带有平等讨论性质的思想交流方式大为兴行，并扩大运用于政策时事、学术问题的讨论。“神仙会”实行“三自”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九三学社和天津市民盟试行了几次“神仙会”，给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自由表达思想的机会，效果良好（《人民日报》一九六 ○年五月十六日七版）。继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根据国庆特赦令释放第一批战犯三十三人之后，一九六○年十一月又释放第二批战犯五十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三次特赦六十八人。各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根据上级指示，这次也给三百七十多名右派摘帽（《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版。以下一九六一年内容只注明月、日、版面）。这些重获政治权利的前敌对分子，全部安排工作，不少人还当了政协委员，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对在反右倾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政治气氛趋向于宽松，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渐渐活跃起来。

一九六一年三月上旬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说，在学术研究中要坚持“双百”方针，说近年来学术讨论的风气有了发展（三月一日七版）。首先活跃起来的是离意识形态较远的美术绘画。从一九六一年的二月起，《人民日报》经常整版刊登高品位的，甚至是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是政治报刊少见的做法。大约因为：一是政策转轨之际把握不准宣传主题，版面比较空闲，二是为活跃文化气氛，百花齐放首选了直接表现百花的美术之花。这些美术作品一洗大跃进绘画艺术上千篇一律、题材上绝对政治化的大俗大噪之气，格调高雅，艺术精湛，风格也是多彩多姿的。有仿古意境山水画，如《桂林山水》、《青衣江上万木流》、《乐山渡头》、《渡口》、《陕北高秋》、《寒山寺》等。有写农家风情的，如《饲养员的喜悦》、《江南插早稻》、《油菜花开送肥忙》等。有表现异域风光的，如《高原牧歌》、《椰林曲》、《塞上种春麦》、《岭南无限风光好》等。有画花鸟虫草的，如《秋鹜》、《玉兰花开》、《鹰击长空》、《瓜棚小景》等。最多最大量的题材是咏春，大自然的春与知识分子心中的春一起到来，如《春绣图》、《江南三月》、《公社春早》、《春回大地》、《春早人勤》、《大雁北归》、《大地回春》等。三月下旬北京举办“农村即景画展”，《人民日报》选刊部分作品，配发的署名文章说：“凡是到农村走一转回来，目睹农村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总觉得非把它写出来或画出来不可。”（三月二十六日八版）画中所写公社，多是田园春光、俊男俏女。如《河塘小景》绘二女溪边濯果蔬，几尾沉鱼隐清波（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六版）。艺术家表现的不是现实的公社，而是自己心中的春的期盼，就此而言，画之“写心”是真实的。但是把严重困难的农村画得如此“欣欣向荣”，画之“写实”就没有面对民间疾苦，而是粉饰升平了。

上海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举办“上海之春”音乐会，自此定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把前一年五月的音乐会追认为第一届“上海之春” （六月三日四版）。北京也举办夏季音乐会，曲目是轻柔的，有《春暖花开》、《夏夜圆舞曲》、《南疆之春》、《蓝色多瑙河》、《年轻人在树荫下谈论什么》、《牧歌》（八月二十三日四版）。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到七月二日，电影界举行了引人注目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到会做了重要报告，并在北京香山与艺术家们一起度过“七一”节。文艺界主管周扬、文化部长夏衍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扩大题材范围，提高艺术质量”，提出著名的“四好”口号。“四好”即要求每一部影片都要追求：一个情节曲折的好故事，善于刻画感情的好演员，细腻美感的好镜头，优美动听的好音乐（七月十四日四版）。会议的主题是艺术而不是政治，这是对以 “新民歌”为代表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文艺的挑战，是对泛滥于艺术中的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庸俗化的挑战。电影和戏剧的创作也趋向繁荣，这两年电影产生了《达吉和她的父亲》、《红色娘子军》、《林则徐》、《李双双》、《锦上添花》等佳作。

戏剧也出现了《李慧娘》、《胆剑篇》、《关汉卿》、《武则天》、《抓壮丁》等脍炙人口的精品。一九六二年初组建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文学创作也收获了一批丰硕成果，传诵一时的散文名篇《荔枝蜜》、《内蒙访古》、《忆当年，穿着细事莫等闲》、《樱花漫记》等，都是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

文艺界的艺术和学术讨论也活跃起来，仅北京市文联从一九六一年夏至年底，就举办文学、影剧、美术座谈会有二十八次之多，尤其对昆曲《李慧娘》、话剧《胆剑篇》、电影《红旗谱》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四版）。对一九五八年批判知识分子名利思想后兴行一时的“集体创作”“集体编著”之类的署名，此时也敢于发出异议。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某刊物发表的一幅画，只三四个线条简单的人物，也没画什么背景，却署名“××美术学院集体创作”。难道该美术学院几百号人都参加了作画？其实一个作者完全可以画出来。很多理论文章的作者也如此署名，一个大学的学报全部论文都署名“集体撰写”。这样来理解集体主义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和学术活动以个人独立劳动为主，各有自己的风格。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过，文学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文学是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反“个人突出”，不是不要拔尖人才，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以反正当的积极性和雄心壮志。大工业生产一定得集体创作，牙膏才是真正的集体作品，但艺术不会是这样。

出版业也开始活跃起来，从政治出版物的一统天下悄悄地向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的多样化转变。最早是中华书局在尚处于整顿时期的一九五九年八月，组织出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选定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民主人士吴晗主持编辑委员会，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组织写家。出书真正进入高潮是在一年多以后的调整时期，这套知识性丛书大受处于“政治旺而读书荒”中的全国读者的欢迎，到一九六二年出了一百多种。旧中国几十年中曾出过六十套知识性丛书，其中《史地小丛书》也才出到一百零七种。这一套丛书的作者面广人多，有三百多名中学教师和十九个省市的各方面工作者。题材自由而广泛，有敦煌艺术、故宫史话、漕运、邮电、印染、京剧、屈原、海瑞、徐霞客、黄遵宪、严复、秋瑾等。一九六一年夏秋，商务印书馆仿之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亦仿编《地理小丛书》，题材有金字塔、西欧封建庄园、慕尼黑阴谋、我国的沙漠、认识地球、中国的季风等。这些丛书都很受欢迎。随之而来是单篇印制经典古文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美术小丛书、音乐小丛书、科学小丛书，一时出现了知识普及读物的繁荣景象。

一九六一年五月以来，广东省、河北省、上海市、青海省等地和各高校纷纷举办各种学术和科学讨论会。上海市一九五七年设置、而后来很少用于科学和学术活动的科学会堂，这一年热闹起来，年底两个月，光是自然科学学会举办的专题讲座就有三十五次之多。最轰动的是组织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的学术争鸣，听众爆满，一连讲了十一讲。六月 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方宗熙《什么是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一文，对在中国几经沉浮的摩尔根遗传学再次予以肯定。此外还肯定性地介绍了西方经济计量学的内容和价值（八月一日七版），批判性地介绍了一些西方现代学派，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学符号学、凯恩斯学派（十一月二十四日五版）、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等（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五版）。

到一九六二年，自然科学界的学术研究活动更趋活跃，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一个接一个。细胞学、力学、地质学等老的学科纷纷组织活动，尤其地质学会是四十年来规模最大、论文最多的一次学术会议，共提交七百三十多篇论文。这些科学会议相当关注眼前工农业生产问题，如小麦锈病、马铃薯退化、用电离辐射破坏害虫生育、刚兴起的化纤生产、玻璃物理化、力学陀螺理论、以尿素代蛋白质饲料、无锡去年发明的钢丝网水泥船等等，都成为科学议题（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二版、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二版）。

对知识分子又强调了团结和统战，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利的复位，正如教育革命的核心是对知识分子文化权利的剥夺。开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先声的人物，是一位主持国防科学研究工作的资深革命家、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自然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弱，而国防科研的实用政治价值在政治家心目中是远甚于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史研究的，这也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为何走在前头的原因。聂荣臻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主持写出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对大跃进以来的种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是走‘白专道路’。”要求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地频繁地进行政治排队”，如同反右运动中一样。

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引发了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广东这一次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省委书记陶铸自九月底起，连续五次召开了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广东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和中南地区五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代表省委和中南局向一九五八年思想批判运动以来错批的知识分子赔礼道歉，主张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 “白专道路”的帽子。十月上旬，他还对省文教领导小组做了一个“口惠实至”的指示：确定一个两千人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十斤。再选出一个两百人名单，享受厅局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待遇。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争鸣园地等等。陶铸的“脱帽”之举，是恢复这些年来被打入另类的知识分子享有同志的平等政治地位与权利。那“口惠实至”的指示，则是高于同志的 “特权”了。这虽不是法治所为，但有如此一个开明的人治，就足以令“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陶铸的举措引起两种反应，这为日后的反复埋下了伏笔。正面的反应是：“众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脱不去“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味。负面的反馈同样有力：这是“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提法应该是一顶帽子，平时就装在我们的衣袋里，需要时就给他们戴上”。不再提它，这“是否牺牲了原则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又翘尾巴了，又讲怎样对待我们的学术地位等等，什么狗屁都放出来。”这是左派的反应，出自对知识分子的偏见，道理不多。还有来自工农大众的反应，“知识分子凭什么特殊化？”他们的平等主义情绪是谁也不能漠视的，而且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毕竟，南国的春天挡不住地来了。次年春意更浓，二三月间，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全国性会议在广州开幕。一个是“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一个是“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会上的话语，人们津津乐道几十年。七月，中山大学名教授陈寅恪摔断腿。陶铸让他享受了省级干部的待遇，配三个半护士护理，再配每月鸡鱼蛋油水果价值一百多元的免费特供。后勤人员早就对陈教授的特殊化有意见，甚至为之拍过桌子。这一次是在困难岁月，群众议论更多： “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时当一九六三年七月，此时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中山大学副书记向陶铸反映了群情群议。陶铸顶住了群议，说：“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也不去，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才华，一定给你三个护士。”工农干部不懂陈寅恪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也能飞笔走墨的散文作者的陶铸懂。当然作为高级干部，他更懂陈寅恪对于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所以他几次讲“千金市骨”的典故。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开春，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一个难得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宽松期，许多人焕发了新的创造力。连一向不问政治、闭门谢客的陈寅恪，也为两位政要（胡乔木、陶铸）的过访而写下难有的好心境：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