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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奥·卡兹:关于拉美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

《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
拉美成为社会主义讨论的热点地区的五个原因
南美

拉美成为社会主义讨论的热点地区的五个原因

首先,拉美是国际反帝国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焦点地区。近年来,不少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拉美总统(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在民众的反抗声中下台,社会运动也因此愈演愈烈。在这些斗争中,尽管有秘鲁、哥伦比亚的失败和镇压,也有巴西和乌拉圭的落潮与失望,但也不断有新的队伍加入民众的抗议,如智利学生运动和墨西哥瓦哈卡群众斗争。社会主义为这些行动提供了战略方向和新的思考。第二,社会主义已开始在委内瑞拉的街头巷尾出现。在苏联时代,一些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出于地缘政治(抵消美国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的认同。正是由于这一利益的消失,如今,人们复苏社会主义的愿望也就更加纯净。第三,社会主义对于左翼反对派来说是一面反对社会自由主义总统的旗帜。智利的巴切莱特、巴西的卢拉和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拒绝在任何讲话中提及社会主义,放弃社会改革,站在反对大多数民众的立场上。在这三个国家,社会主义是一面反对政策偏离民意的旗帜。第四,拉美地区出现了有利于民众替代选择的经济环境。统治阶级在经历了私有化和丧失国际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创伤后,开始在一些部门探索新发展主义的道路。新发展主义保留了严格的货币政策、财政改革、出口优先、收入集中等特征,其“新”体现在加强了国家对民族工业的补贴,以扭转极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地区金融的脆弱性和经济增长对初级原材料价格的极度依赖导致了这一变化。但这一趋势也将影响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所有经济信条,并引起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第五,在地区层面上,构建国家发展纲要将成为拉美各国的普遍趋势。民众组织也普遍认同采取地区集体行动的必要性。美洲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和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也将在社会主义层面上被赋予地区主义的重新诠释。这三项地区一体化协定分别代表了改头换面后的新自由主义、地区资本主义和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各自要义。

尽管目前拉美在各个领域均重新出现了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却表现为不同的战略。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开展民众斗争,鼓励社会改革。这一过程需要剖析中左领导人的两面性、质疑新发展主义的出路,并把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作为实现地区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有利环节加以强化。另一道路,主张暂时利用保护主义政策发展资本主义,以提升拉美地区的竞争力。因此,该主张倾向于新发展主义,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期望地区企业界的壮大,倡导社会运动和中左政权的联合阵线,而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国家管控新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阶段。

新发展主义?

尽管拉美在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中处于外围,但却具备了启动社会主义进程的坚实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矿藏、充裕的水资源、丰富的能源和工业基础。拉美的问题在于没有开发这些潜能。落后的积累方式和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历史性地扭曲了地区发展。不是缺乏地区储蓄,而是向中心经济过分转移了。农业的倒退、低工业生产率和购买力的紧缺均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结果。拉美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困,而是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创造的令人吃惊的社会不平等。现实否认了新发展主义关于拉美经济不成熟的假设,谁将受益于增长成为一个两难命题。新发展主义试图将好处分给工业资本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银行家分享利益。社会主义对两者均反对,主张对社会财富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立即改善受压迫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利润的至高无上。这样资源就会有更多机会被民众分享,而不仅仅成为资本主义演进的条件。当然,不同国家的经济条件和资源是不均等的,一些小国和穷国无法分享到优势资源。委内瑞拉不同于玻利维亚,巴西也不会遇到尼加拉瓜的发展瓶颈。但仅在国家层面讨论社会主义变革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统治阶级从地区层面考虑战略,那我们也应在地区层面构想一个人民纲领。压迫者从利润率的角度构建地区图景,社会主义者则应从合作与经济互补性的角度选择出路,这也就是“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对抗“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南方共同市场”的意义所在,并没有任何客观限制阻碍平等进程。认为拉美必须经历中心国家发展阶段的论断是错误的,历史总是出现意想不到的分支。

许多拉美左派认同在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实践资本主义模式的“革命阶段论”。支持者提出,在开始任何社会主义变革前必须清除封建遗毒,而这一点必须求助于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另有观点认为不应局限于促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壮大,还应形成地区企业主集团。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并未盛行,在目前亦有许多阻碍。南美资产阶级不仅要同北美和英法的公司竞争,还要同地区性帝国主义集团和全球化中的金融对手较量。拉美资本主义要复兴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国际多极化的趋势将占主导,那么谁将是失败者?帝国主义列强?或是其他依附地区?地区资本主义的战略回避了这些问题。尽管新发展主义在拉美并非完全不可行,但拉美外围集团欲通过此路径实现整体提升的希望不大,且这一路径的牺牲者和受益者显而易见。任何资本主义的代价都将由人民承担,而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只会分享利润,因此,社会主义者主张反资本主义的模式。

卢拉和基什内尔为首的中左政府是新发展主义在南美的集中体现。支持者们认为,这些政府代表了工业力量对金融投机者的反对、进步势力对右翼寡头的抵制。但新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有明显的区分吗?工业家和金融家之间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两者间有很强的交叉,如新发展主义者卢拉,目前同金融资本的关系就比同工业部门更为密切。就算接受了这两派资本主义间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新发展主义又会在多大程度上靠近贫苦大众的社会主义目标呢?在现有的制度下,强权者的利益从来都不会惠及社会,而是引发更激烈的剥削竞争和更大的危机,再转嫁给民众。目前,被压迫人民缺少为社会主义斗争的行动纲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处在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

已然是社会主义沃土的委内瑞拉,却面临新发展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查韦斯代表的进步力量主张深化社会改革,而保守的国家资产阶级集团则力求捍卫资本主义秩序。推进玻利瓦尔进程,意味着利用石油收益减少贫困,增加人民收入,推进工业化,继而消除国家经济对进口的过分依赖,抵制统治阶级的腐败。新发展主义则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资本主义集团企图利用国家机器创造收益,塑造新的企业家阶层(而在查韦斯的队伍中已出现了一些小集团),因而新的不平衡将在政府内部产生。尽管如此,近年来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民众运动在反对资产阶级新发展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尤其是青年、妇女、农民运动和合作社的加入。民众运动的自治性和组织性越强,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也就越强。

玻利维亚的选择

玻利维亚也面临类似委内瑞拉的难题。莫拉莱斯的上台对右派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21世纪社会主义亦成为该国民众运动的目标。目前内阁中,既有保守的企业主阶层,又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众运动领袖。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尚不具备调和右派和民众斗争的政治实力,“新发展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取决于右派和民众的力量对比。矛盾的焦点还体现在天然气和石油国有化问题上。如果国家占有70%的石油收益,这个67%的人口都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国家将消除贫困。政府将从国有化中收获跨国公司的税收和利润。总之,在玻利维亚,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巩固大庄园制、矿业私有化和货币主义传统;而社会主义主张土地改革、增加工资、矿业国有化。

对古巴的影响

拉美向左还是向右走,直接影响古巴的未来。今天,古巴革命的现实击垮了若干关于古巴瓦解的宿命论调。古巴在反帝国主义和争取平等主义的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对于许多高唱资本主义凯歌的人来说依然是个不解之谜。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使古巴不再陷入孤立,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旅游收入而缓解的能源危机、同中国的经贸往来等,都成为对古巴有利的发展因素。但古巴也正处在关键时期,正如卡斯特罗在2005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古巴革命有可能自我瓦解,因此古巴若不进行社会主义革新就将面临资本主义的复辟。

消费主义和腐败成为威胁古巴革命的两大问题。资本主义近邻越强大,古巴集体主义精神所面临的瓦解压力就越大。前苏东地区国家财产被侵吞的教训告诉我们,反对腐败惟一的有效方法,就是在不断民主化的政治系统内加强大众参与。如何将更加开放的争论、更加多元的政治主张、工会自由和现代媒体同古巴革命融合起来,是古巴社会主义革新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拉美的新发展主义显然同这一进程背道而驰。

两种传统

所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都强调,拉丁美洲的解放不能照搬任何其他地区的模式,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符合拉美反帝国主义的传统。历史上的马蒂、萨帕塔和桑地诺等激进民族主义思想都同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流派享有共同的解放目标,他们既不同于保守的爱国民族主义,又不同于主张自由贸易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同军事沙文主义相反,而激进左派也同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自由主义不同。反美、格瓦拉和古巴革命是拉美社会主义历史的集中体现,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拉美社会主义解放纲领的复兴是地区历史的集成,当然也包括对沉寂了几个世纪的安第斯文化和印第安传统的维护。拉美还出现了博尔赫·阿贝拉尔多· 拉莫斯等阐释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本土思想家。他们根据欧美和亚洲的历史提出,国家是社会生活中优于阶级和社会冲突的基础主体。拉莫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里亚特吉和梅亚的区别在于,是否支持社会主义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前者寄希望于拉美本土资产阶级中的发展主义精英,而后者则主张大众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将在21世纪重新出现。

选择社会主义,就应该毫不掩饰地捍卫社会主义认同。而走新发展主义的道路必将在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摇摆不定。对左翼力量来说,社会主义纲领的缺失是比任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诊断都要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重新启用“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消灭剥削的解放性制度,仅仅用“后资本主义”无法阐释将要建立怎样的未来社会,因此必须提出具体的替代性纲领。苏东剧变后,一些分析家预言了社会主义的覆灭,如今在拉美,社会主义又卷土重来。从1917年的初幕到今天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和个人从市场链条中的解放将不再遥远。

(作者:[阿根廷] 克劳迪奥·卡兹(著) 贺钦(译)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原文标题为《后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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