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麦宜生：一个“老外”对中国律师业的两次调查和10年观察

2009年，麦宜生对10年前的调查进行了跟踪调查。本结果却令麦宜生很惊讶———中国律师的执业困难并没有减弱，而是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剧


本报记者 朱雨晨

　　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街小巷，麦宜生这个“老外”比许多久居北京的外来人更加熟悉海淀区的变化。
　　今年7月，当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老外”满腔热情地开始关于中国律师执业情况的调查时，却遭到了部分受访者的质疑。
　　麦宜生(EthanMichelson)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终身教职)、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终身教职)和法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在印大法学院今年刚刚成立的全球法律职业研究所律师比较研究中心，麦宜生负责对中国地区的研究。目前，麦宜生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做访问学者。
　　10年前，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博士的麦宜生就曾以“中国律师业状况”作为其博士论文题目，并据此在中国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麦宜生发现，中国律师的执业困难很大。困难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和阻碍)；当事人(经常拒绝支付律师费)；律师事务所(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和保障)。
　　2009年，麦宜生联手留美博士刘思达进行了跟踪调查。本次调查包括了麦宜生10年前调查所使用的相同的核心问题。结果却令麦宜生很惊讶———中国律师的执业困难并没有减弱，而是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剧。
　　这是建立在全中国244个城市2335名受访人的有效答卷基础上，并与2000年的调查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麦宜生对这个结论一再字斟句酌，他或许也有点担心招来“板砖”伺候。

　　麦宜生的调查

　　在麦宜生看来，老百姓要获得更多的法律服务，律师是关键因素之一。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不能做到其应该做的事情，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老百姓。
　　“调查结果也许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回答。”麦宜生微笑着说。
　　11月8日，当麦宜生将更新过的初步分析结果反馈给所有的受访者后，曾经质疑过他的一些受访者消除了对他的疑虑，同时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一位接受了麦宜生调查的资深律师告诉记者，麦宜生的问卷设计比较全面、细致，采用打分与自行描述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方法也很科学，“采用专门设计的电子邮件方式调查，问卷不能复制，不能多次填写，也很难让他人代为填写，排除了一些人为因素”。
　　麦宜生1989年在加拿大开始学习汉语，1991年后又先后在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学习、生活过。麦宜生告诉记者，两个偶然的故事，让他与中国律师调查结缘。
　　1995年，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麦宜生在会上遇到同样来自国外的学者，跟他谈起中国律师、中国法律服务等话题，麦宜生当时对此尚一无所知。在一些与会者看来，从实证社会科学、法律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律师尚是个空白。会上有人建议麦宜生干脆转为研究中国律师，麦宜生曾一笑置之。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同年，麦宜生回到美国后，恰好遇上美国对全国律师的第二次大规模调查。麦宜生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一名老教授参与了调查数据分析，麦宜生成功申请到助理职务，一干就是两年。
　　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一度陷入困境时，麦宜生选择了对中国律师的研究，也就有了2000年的问卷调查。麦宜生当时在北京和北京以外的24个中等城市进行了调查，如此大规模对中国律师的调查在当时尚属首次。

　　惊人的结果

　　“9年前，我了解到在中国做律师不容易。9年间，我注意到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加入了WTO，新《律师法》颁布实施等等，但……”麦宜生在斟酌着他的用词，“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分析的结果让我很惊讶。”
　　在麦宜生提供的报告《中国律师所面临的挑战：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中，清楚地标示出每一个结论下2000年和2009年的调查结果。
　　从报告的图示上可以看到，律师们两次对法律环境的普遍性评估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差别。
　　“在过去的12个月里，77.2%的律师在与某类国家机关的接触中受到了干预和阻碍，许多律师都抱怨他们相对于法律体系中其他成员的弱势地位。”麦宜生如是说。
　　1996年刑诉法修改，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介入范围拓展到刑事侦查阶段。在2000年的调查中，律师们将“公安机关对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介入总是设置各种障碍”列在了首位。在2009年的调查中，律师对这种情况普遍性的评估已有所下降。
　　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律师对于刑事公诉案件中控方优势地位的普遍性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显著增长趋势。
　　麦宜生认为报告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在“对于和法官搞好个人关系”的问题上，回答“非常普遍”的律师的比例从2000年的25%增加到了2009年的32%。“这或许有另一种解释，代表了法律共同体间的紧密联系。不过，律师们同时认为‘律师和法官关系的好坏不会影响案件的宣判’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比例从16%上升到了26%。”
　　案源是律师的生命线。但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律师在可以选择的潜在案源中，最终决定代理的只有58%的比例。这也就意味着，约有42%的潜在案源，律师选择了放弃代理。律师对案件的选择性如此之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当事人拒绝向律师支付费用。
　　在接受麦宜生调查的律师中，只有18%的律师回答当事人并不欠他们任何费用。27%的律师回答当事人至少欠5万元费用，15%的律师则回答当事人至少欠10万元费用。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还了解到律师事务所的组织结构加剧了上面提到的各种问题。”麦宜生指出。深圳律师邱旭瑜这样来形容律师事务所，除了国内少数几家大律师事务所，就像是“农贸市场的个体户联合”，律师在业务上都是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几乎得不到律所的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律师每年要固定向律师事务所缴纳一定的费用，但又要独自面对案源压力，这就让许多青年律师不堪重负。”麦宜生指出，在2009年的调查问卷上，54%的律师回答他们的收入“以案件收入提成为主”，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律师数量仍然很少。
　　从调查结果来看，缺乏来自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对律师的职业生涯有很严重的不利后果。许多律师对他们的执业选择感到遗憾。在2009年的调查样本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律师回答说，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他们将不会选择成为一名律师。同样，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律师回答说，他们希望五年之内离开目前的工作。

　　数据说明了什么


　　在始终关注着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前《中国律师》杂志总编辑刘桂明看来，确实有许多律师在感叹，律师越来越难做了。但同时，刘桂明也表达了他对麦宜生调查结果的三个怀疑。
　　刘桂明的第一个怀疑是，麦宜生调查得来的数据其代表性有多大。“数据有时候能说明一切，但有时候什么也说明不了。”刘桂明说。
　　他也怀疑这些数据的普遍性。在刘桂明看来，数据如果不具有代表性，就谈不上普遍性。
　　至于这些数据有没有现实性，刘桂明也表示质疑。他指出，现在的研究有两种方向，其中一种是偏颇的，事先设定一种结论，然后再去研究。
　　由此看来，刘桂明认为，麦宜生的调查现实性到底有多大，也值得考究。“应该肯定，在过去的9年里，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制度设计上、执法理念上以及人才建设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刘桂明说。
　　而在一位参加了麦宜生问卷调查的资深律师看来，他认为麦宜生从4个中国律师经常参与的网络论坛上收集到的电子邮件，基本都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大多数律师都采用了实名注册，麦宜生在删除了重复电子邮件地址并合并了同一用户的多个电子邮件地址之后，他所获取的17276名用户的电子邮件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考虑到经常上网的律师中的年轻律师、高学历律师、有较多闲暇的律师居多，这一因素也许与全体律师的构成有少许差距，但这并不影响麦宜生所做调查的价值。”该资深律师如是说。
　　麦宜生表示，从1019名给他们提供了地理信息的专职律师的地理位置分布来看，他的采样与2005年中国律师官方数据中114253名专职律师的实际地理位置分布几乎具有完美的相似性。而且样本中的律师是党员的比例也几乎完全相同。
　　在获知记者来采访后，麦宜生又整理出一份中美青年律师(从事律师工作不满5年)对于“晋升机会”、“工作报酬”、“工作稳定性”和“我的工作对社会的价值”的对比数据。
　　数据显示，在“晋升机会”、“工作报酬”、“工作稳定性”三个方面，中国青年律师的满意度都与美国青年律师有着明显的差距。而在“我的工作对社会的价值”的判断上，中国青年律师的评判还要稍微略高一些。
　　在麦宜生看来，解决律师的各种执业困难将会拓宽法律服务的路径与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的可能性，因为这将会让律师更愿意代理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归根结底，对律师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是对普通百姓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