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刘承军（索飒）：拉美左翼思想动向

　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谈拉丁美洲的左翼，其范围要宽泛得多。这个意义上的左翼应该包括主张社会公正、维护人类平等的政党、非政府组织、民众运动、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政治军事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宗教人士、领袖人物等。冷战后，东－西方阵营区划不复存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受到很大冲击，在今天观察左翼思潮，必须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的变迁。脱离开具体内容的人道主义、人权主张往往被抽象化，也不适宜作区分思想营垒的标志。相比而言，社会公正、平等意识，由于其形成、发展的历史久远，与现实的联系具体，更适宜作观察问题时的参考标准。


　　左翼思想的“载体”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泛滥、真实藏匿的时代。全球化和互联网一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和机会，另一方面话语平等的局面又远远没有形成。因此，在观察属于弱势集团的左翼思潮时，必须有意识地发现和注意左翼思潮的“载体”，因为它们往往与势力强大的新闻出版媒体无缘。在个人所接触的有限范围内，仅举例说明这样一些“载体”的存在。

　　期刊类：

　　《美洲纪要》（Cuadernos Americanos）是已故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领导的、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主办的一份知识分子杂志，作者多为持第三世界进步立场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杂志密切关注国际和拉美地区形势的发展，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及时表达拉丁美洲进步知识界的观点。长期坚持发掘拉丁美洲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深刻内容和现实意义。

　　《运动中的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 en Movimiento）原称《信息服务》（Servicio Informativo），是1976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创刊的、总部设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民间左翼杂志。作者多为拉丁美洲民间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杂志内容以拉丁美洲政治、社会、民众运动为主，也经常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言。

　　《南方杂志》（Revista del Sur），其网址为http://www.chasque.apc.org/redtm，这是总部设在乌拉圭第三世界研究所的民间左翼杂志，该研究所隶属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杂志以在国际和拉丁美洲问题上宣传第三世界观点，维护人权、推动可持续性生态保护为宗旨。该杂志的文章系统性、资料性、专业性较强，其中的“各国概况”、“环境保护”和“信息社会近况”等栏目很有特色。

　　网络期刊类：

　　《拉丁美洲综述》（Resumen Latinoamericano）系总部设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报道拉丁美洲及世界局势的不定期左翼网络杂志，负责人是西班牙的智利移民。由于杂志在拉美和世界许多热点地方都派有精干和勇敢的记者，所以其内容丰富，紧跟拉美及国际局势的发展，立场观点鲜明，并及时翻译登载其他语种的重要消息和文章。该杂志以“反（虚假）信息也是一种武器”的口号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旨。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拉丁美洲出现了许多团体或个人网页，内容非常及时和丰富。比如在http://www.patriagrande.net（意为“大祖国”）网页上，可以按国家、人物等索引查到拉丁美洲的重要资料和信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也有自己的网页：http://www.farc_ep.org。虽然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自己没有建立网页，但“大祖国”网上有关于他们的专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进步师生还以私人身份、并在为其网名征得了游击队组织的同意后，建立了题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网页http://www.ezln.org。许多民众运动，如巴西的“被排斥者的呼声”（www.gritodosexcluidos.com.br），许多进步、左翼知识分子个人，如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都拥有自己的网页。在2001年底的阿根廷民众起义中，还及时出现了许多报道运动发展、抵制官方宣传的即时网页，如www.elcacerolazo.org意为“敲锅运动”网，www.todosjuntos.foros.org意为“大家一起干”网。这些网页的弱点在于不稳定，有时更新速度很慢。

　　这些例子虽然只代表极小一部分资料来源，但已能给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左翼思想信息。

关注的焦点


　　新自由主义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负面影响的逐渐明朗，到了21世纪初，在拉美，公开表示赞同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普通公众似乎寥寥无几。拉美出版的书刊和报纸上也几乎没有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言论。相反，在各种场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人却很多。再殖民主义、第二次反殖运动、帝国主义、呼唤阿连德，甚至“革命”的字眼也不断出现在左翼人士的文章和演说中。

　　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2004年5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演讲时用明确的语言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失败了，它甚至没有力量进行自卫，它仅剩的力量就是大炮的武力威胁，然而，即使用武力也难以推行这一理论，看一看伊拉克正在发生的事吧。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垮台的时刻，南方应该发起攻势，是重新提出六、七十年代主张的时候了……从‘南方’提出恢复人性的问题对‘南方’的解放事业该是多么重要啊，因为从‘北方’已经无法恢复人性。”

　　拉美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发展到文化伦理领域，从价值观、道德观上否定这种反人性、异化人的本质的发展模式。如，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写了题为《无法标价的价值》《市场疯人院》等一系列文章向“市场” 发起猛烈进攻:“制造全球恐怖的真正杀手名叫市场。这位先生与居民区里那个可以买到水果和蔬菜的可爱角落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没有面孔的万能恐怖主义者，它象上帝无处不在，它自认为象上帝一样永恒。”阿根廷著名伦理学家恩里克•杜塞尔在《道德观当前面临的挑战：制止毁灭生命的进程》一文里，从道德的角度批评了现存资本主义模式，认为“一个体制如果能使生命而不是使体制自身延续，才是道德的”，而现存模式造成的贫困灾难已危及某些人类集团的生存，这些群体生命的灭绝还将带来不可挽回的人类一部分文化的灭绝。墨西哥教授乌戈•塞梅尔曼在《平凡创造历史》一文里批判了目前这种全球化过程中的“同质化”趋势，指出这样的全球化将会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企业，人类也会变成一群群没有区别的蚂蚁。文章号召当代人从历史能动性的角度迎击时代的挑战，重新把创造历史的主人翁问题提到议事桌上来。巴西神学家弗雷•贝托在题为《伦理挑战》的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道德观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一个为电视色情广告提供资金的公司老板会在家里阻止自己的女儿使用“牙线”，一个为一罐沙丁鱼失窃报警的商人会疯狂抬高物价并制造逃税骗局。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观念是高于人类生存的价值。


　　民众抗议运动

　　拉丁美洲具有抗议性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比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五月广场母亲”运动，智利马普切农民运动，以及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农民抗议运动。抗议运动的规模迫使统治集团正视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代表坐在同一个谈判席上。委内瑞拉、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进步政府的上台与它们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民众性抗议运动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巨大阻力，并在现行资本主义模式中打开了一个不可忽略的缺口。

　　民众抗议运动的政治文化观念主要有三个来源：基层天主教会组织和低层神职人员所体现的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神学思想，印第安农民组织所体现的与西方世界观所不同的土著文化观念，一些政治武装组织所体现的切•格瓦拉革命思想。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几种思想是互相渗透和结合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民众性抗议运动形成了一些不同与以往群众运动的非常鲜明的特点。他们的行动方式已远远不是以“罢工”为标志的传统行为方式。新的行为方式不仅更引人注目，而且颇具象征意义。比如，印第安农民占领城市的行为带有“收回故土”的象征，失地农民对土地的占领具有“无名氏要求生命权利”的象征，“拦路者组织”的含义是，拦截道路是他们获得警察“尊重”的唯一方式。一些组织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据此自给自足，保证生存，逐步落实长远的积极乌托邦蓝图。比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建立了无数开展互助生产的小营地，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扩大了原有的居留地，建立起古代式的“氏族领地”，墨西哥恰帕斯印第安农民在拉坎多纳丛林建立了自己的营地，等等。这些组织从自己的边缘地位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行价值观，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公民”概念提出挑战性的质疑。他们摆脱了从外部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传统，拥有了印第安农民出身的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从被新自由主义抛到穷人队伍里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中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他们自己承担起了大众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任务。比如，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运动建立起“印第安民众民族文化交流大学”，由印第安人自己领导着三千多所双语学校。“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自己的营地建立起1500多所学校。阿根廷的“拦路者组织”也计划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制。

　　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州府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是民众抗议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社会论坛之所以连续三届在阿雷格里港召开，与那里的民众抗议运动基础、左翼人士当选市长有密切关系。世界社会论坛的意义在于试图引导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民众的抗议情绪，从中创造出一种真正的抵抗性文化。大会的中心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精神核心，它反映了民众的变革愿望、团结的愿望、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勇气、自信心和创造欲。第二届论坛的文件中指出，“多样化是我们的力量，多元化的表现是我们团结的基础”。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认为“新世纪确实将始于阿莱格雷港”。第三届社会论坛于2003年1月举行，当时新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和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到场发表了演说。三次社会论坛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抵制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以社会论坛主办国巴西为首的二十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在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挫败了发达国家的计划。

　　这样的形势鼓舞了拉丁美洲民众的斗争勇气和信心，人们开始这样思考问题：民众的联合行动能成为一条新的出路吗？以世界社会论坛为榜样，在拉丁美洲涌现出许多民众组织联合的论坛。2003年7月有1500名代表参加的第四届中部美洲论坛在洪都拉斯首都举行，这是从墨西哥南部到巴拿马的社会民众组织每年都要举行的地区性讨论会。第四次会议的议题为“争取民众自决权，推动民众抵抗运动”。仅在萨尔瓦多一国，2004年就将举行“水库与生态多样化研讨会”、“中部美洲农村和印第安妇女论坛”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性别歧视第一届中部美洲妇女恳谈会”等许多此类性质的民众组织讨论会。

　　伴随着如此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阐释有关理论的著述也蓬勃发展。阿根廷哲学家阿图罗•安德烈斯•罗伊格在最近的一本新书《权力的伦理与抗议的道德观：对我们时代道德危机的回答》里，以阿根廷民众运动经验为出发点，将抗议行为的根据理论化、哲学化，深化了对这一现象的文化分析。作者在对黑格尔理论进行批评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论点：抗议性的道德观比权力的伦理观更重要；权力伦理是维护专制的道德观，它是基于维护国家、政权体制和非批评性服从论之上的“客体”伦理；而抗议性道德观则是从人道主义及创造愿望出发、对即存客观现实提出质疑的“主体”表达。作者在全书中对这种“抗议性道德观”，或曰“创新道德观”的特点和它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分析。人有保存自身的本能，人本身就是他自身的目的，因而人是有尊严的，抗议性道德观的核心就是人类的尊严。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中诡辩论者的“回归大自然”，还是犬儒主义者及后来斯多葛学派对“俭朴生活”的崇尚，都是为了重建恢复人类尊严的社会。作者除了回溯文艺复兴和卢梭等欧洲思想传统，更着重分析了拉丁美洲自身的抗议传统。拉丁美洲抗议性道德观的哲学基础是“公理”，它强调表达不同政见是乌托邦倾向的常规性表现，是对表现为抵抗的变革愿望的持久肯定。作者认为拉丁美洲哲学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依托，它的核心就是对自我及他人尊严高度认可的人道主义。拉美的斗争传统造就了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激进主义”，哲学家有责任肯定哲学的批评性，推动创造一个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让人的主体性得以勃发、成长和成熟。

　　巴西哲学家、社会学家伊沃•波莱托以《被排斥者的主角地位》为题，借用法国哲学家Henri Lefebvre关于“紧迫”的理论，说明处于社会性“紧迫”状态的人群，即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群体，不满足于生活状况的些微改善，这些边缘人正是要求深刻变革的主要社会力量，正是在他们之中蕴藏着开辟新出路的巨大可能性。另一位巴西学者博阿文图拉•德•苏萨•桑托斯把正在形成的崭新的变革要求称之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诞生于巴西的“被排斥者的呼声”已经在拉丁美洲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

　　2003年11月，36个国家的350名学者出席在古巴哈瓦那召开“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大会”（CLACSO）。这是1967年诞生的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包括21个国家里的150多个研究机构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此次会议的议题正是新的世界霸权、变革的出路和抗议性民众运动。许多民众运动领导人，如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应邀出席会议，会议上呈现出新的信心。

　　民众抗议运动内部也经常展开深刻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自身的组织形式，是建立有常驻性领导机构的正式组织体系呢，还是保持无形的、非正规组织形式？这类讨论之所以热烈，主要来自人们对官僚主义侵蚀的担忧，对重新陷入传统左翼弊病的担忧。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围绕对国家政权、左翼政党、左翼进步政府的态度；随着一些左翼政府在拉丁美洲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尖锐。


　　暴力与“反恐”

　　20世纪末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引起了国际舞台上一系列剧烈变化，随之而来的由美国主导的“反恐”浪潮、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迫使全世界思考和回答关于“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问题。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拉美国家政府基本上都谴责恐怖主义，绝大多数政府表示支持美国政府采取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复措施，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甚至公开谴责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出入很大。事件发生后，盖洛普所作一项民意测验表明，阿根廷、秘鲁和厄瓜多尔3国中只有10％的人支持美国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当时的阿根廷政府虽然较早表达了支持美国的意愿，但60％的平民百姓认为阿根廷应对布什总统的反恐怖主义行动采取中立立场。

　　拉美民众根据切肤体会指出，有人说是9.11事变使美国改变了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美国的目标是一贯的，并将在许多年后继续下去：保持业已获得的权力并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对外政策的言行不一致在今天比19世纪或20世纪更明显。比较美国在1846年对墨西哥战争与最近的战争行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始终采取军事行为来获得政治－经济目标，过去上墨西哥的领土，今天是伊拉克石油。半个世纪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改变。”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拉丁美洲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看法。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在2004年5月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演说中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得以逐渐消灭了一个词汇，消灭了一个定义——帝国主义，而正是这个词汇和定义许多年来曾引导世界人民看清（事物的本质）。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提帝国主义了，全球化的话语谴责这个词的使用，将之冷冻起来。我认为，根据近些年来世界的发展，应该把这个词解冻，应该重新把它摆到为正义、平等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所使用的字典的第一页。我们应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行为。”还有一些文章深刻指出了这一衰落帝国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原教旨主义道德与宗教十字军运动色彩。政权里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与新生基督徒宗教派别以及其它有组织的右翼宗教集团结合在一起，给21世纪的美国的帝国蓝图增添了阴谋性的、反民主的、原教旨主义的、甚至末世论的色彩。”

　　拉丁美洲思想界远远没有跟随美国政府的“反恐”口径，在并不具有明显左翼背景的知识分子杂志《美洲纪要》上，有不在少数的作者指明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把古巴政府、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等都说成是恐怖主义，但是对于哥伦比亚和秘鲁许多人民来说，他们国内的这些组织是一场公开战争中的合法组织，因此，游击队对于他们来说，是变革的可能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只能分析导致作为政治表现方式之一的“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新自由主义变成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带来了明显的社会不公正和极端贫困化，这是根本原因之一。9.11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霸权模式，这种模式企图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优秀文化，应该以它来统一世界文化。9.11事件表明强权文化是不能硬性同化其它文化的，它的结论是现行发展模式的失败，它无力将国际社会引向均衡、民主、永久和平、文明、和人道主义。美国实行实力外交，并将设制外部敌人作为国策之一，过去是社会主义集团，现在是第三世界，而所谓“恐怖主义”也是对这种强权外交的反应。总之，日益把大多数民众排斥在经济技术进步与民主之外的现行社会经济模式造成极端化抵抗方式的产生。今天，我们尤其要警惕拷打、造成失踪、屠杀民众、国家机器所发动的针对民众的肮脏战争、轰炸城市平民区、通过国家手段强行迁移人口、强行流放、遣送出国、通过国家机器杀害、处决民众领袖等“国家恐怖主义”表现方式，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真正的恐怖主义。


　　左翼话语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传统左翼模式的退潮，拉丁美洲坚持正义立场的左翼在语言表达上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他们抛弃了生硬僵化的说教，采取了生动的、打动人的新语言风格。在七十年代，曾有过一本拉美青年争相传阅的书，题目叫《拉丁美洲：裸露的血脉》，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30年过去了，这本书的材料虽有些陈旧，但仍然魅力不减，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语言个性。这本“政治经济学”没有一丝可憎的教授面孔，许多重要的思想被一个个生动的比喻嵌入读者的脑海。如今，年过花甲的作家面对着一个邪恶不减而威淫日盛的世界，但他的语言锐力仍然象青年。他的一篇文章，题以《战争》，其形式是一连串的提问：

　　“我很好奇。去年年中，正当战争酝酿之际，布什宣布‘我们应该准备好去进攻世界上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伊拉克当然首当其冲。布什认为文明诞生于德克萨斯吗？他从未听说过尼尼微图书馆、也从未听说过巴别塔、以及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吗？巴格达一千零一夜个故事，他一个也没听说过吗？”

　　“1898年，威廉•麦金利总统宣布上帝下令让美国拿下菲律宾，以便向那里的居民传播文明和基督教。麦金利总统说他是深夜在白宫走廊里散步时与上帝通的话。一个多世纪后，布什总统信誓旦旦地说，在征服伊拉克之战中，上帝和他站在一起。布什又是在几点钟、什么地方领受神圣语言的呢？上帝给布什和教皇的指令为什么如此不一样呢？”

　　“伊拉克受害者的灵魂将到哪里去安生？据布什总统的宗教顾问及天堂测地学家比利•格雷厄姆称，‘天堂其实不大，只有1500平方英里，选民将是很少的。’下面是谜题：哪个国家买下了天堂所有的入口呢？”

　　“最后一个是我向约翰•李•卡雷借来的问题：‘儿子问：爸爸，他们将杀死很多人吗？’父亲回答：‘亲爱的，将被杀死的，你一个也不认识，都是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个诘问中，加莱亚诺披露了许多重要事实。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也采用了幽默的、文学式的语言来“打动”人而不是“说服”人，使几近寿终正寝的左翼语言脱去了灰色制服。在游击队网页上，严肃的政治内容与文学的幽默、浓厚的人情味相得益彰。比如，网页上有一封马克斯副司令“自墨西哥东南部山区”　写给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信件，在信中给加莱亚诺讲了一个“老安东尼奥”（印第安农民传说中的人物）教给他的道理：一个人所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厉害；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马克斯的信以雨景开始，也以雨境结尾：“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相信您会以更美好的方式来讲述它。请您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您会看到故事就这样诞生……”

　　左翼话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主要是拉丁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的思想和印第安文化思想。在趋向抹杀民族特性、弱势集团受到排斥、传统左翼处于守势的当今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旗帜对广大底层民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也比较容易取得社会同情。

　　委内瑞拉查维斯总统2004年5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演讲时将这种强调拉美民族文化特点的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拉美文化中的积极乌托邦传统衬托委内瑞拉政府所实行的激进变革政策。他在演说中反复使用了 “瓜达卢佩圣母”、玉米、墨西哥壁画、墨西哥哲学家阿方索•雷耶斯等墨西哥民众所熟悉的形象。针对美国的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查维斯说：“我们要彻底改变我们各国人民的命运，为此，我们要收回已逝去的五百年的历史，像一位诗人所说得那样，把这五百年历史重新放回一粒玉米中，让它重新发芽，让它变成鲜活的梦想，变成再一次付诸实现的蓝图。玉米，这一墨西哥人民的发明，只有早期人类的火的发明能与之相比。”他强调，我们拉美人就是世人所形容的幻想家、堂吉诃德，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乌托邦。他承认：“我们的宪法是乌托邦式的，但又是十分具体的。我们给它的乌托邦色彩增添了深刻的、具体的分量。”

　　哥伦比亚游击队“革命武装力量”的理论主张中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他们力图超越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转而强调本民族、本大陆传统中的革命因素，使正在进行的斗争成为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革命民族运动。为此，他们注意分析本民族、本大陆的历史。1997年5月革命武装力量的网页上，在“我们的历史”栏目下，刊登有一篇题为《解放者在独立战争中的政治战略》的文章，以独立战争的历史为鉴，说明玻利瓦尔是19世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第一个觉察到拉美团结对整个大陆的战略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纲领，试图把新兴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与劳苦大众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先进的、公正的、正义的社会。因此，他不仅是倡导美洲团结的典范，也是倡导革命和捍卫被压迫者利益的典范。玻利瓦尔的主张在当时的失败是革命力量对比的失败，独立后的历届政府所实行的基本上是违背玻利瓦尔初衷的政策，玻利瓦尔的目标仍然是今天的奋斗目标。

　　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文化特点和意识形态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具有当地悠久历史传统的玛雅人组织方式和文化语言，比如印第安人内部的团结协调、“服从（群众）式的领导”民主组织形式、“时间循环”的意识、寄托未来的乌托邦观念，内部的预言和寓言式交流形式等等。第二，60年代左翼运动思想，其中包括带有墨西哥内部的预言和寓言式交流形式等等。第二，60年代左翼运动思想，其中包括带有墨西哥本土传统的马贡主义，巴斯孔塞洛斯的反帝思想，以及以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为代表的、将印第安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本土左翼思想。第三，解放神学思想，其中包括印第安人都是受难的兄弟，一如《圣经》“出埃及记”中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等赖以加强内部团结的观念。

　　在对外部的宣传语言上，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称印第安人是“贫穷之中的穷人中的穷人”，是“反叛的和尊严的”、带着“泥土色彩的”、“来自遥远的时间、来自大地深层的人”。马科斯还在1996年8月的一封信中称印第安人是“身陷奴役的王子，他们曾经名列前茅，而如今排在队尾……他们被剥夺了土地，他们被禁止发言，甚至被禁止回忆”。他们的斗争和口号不仅赢得了墨西哥本国知名知识分子国际著名人士的支持，也以哀兵致胜的方式赢得了相当多一般国民的同情。

　　在对待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样一个90年代的印第安农民游击队组织的态度上，墨西哥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正义感和同情心，在这批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非常著名、有显赫社会地位的人物。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认为人类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用简单的两分法不加区别地看待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运动。他认为萨帕塔游击队现象是当代史上 最独特的运动之一。2001年2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下的印第安农民从遥远的恰帕斯州步行来到首都墨西哥城大广场，进行和平抗议游行。面对风尘仆仆的农民队伍，继承了波兰公主的欧洲贵族头衔的该国著名女作家、记者埃莱娜•波尼亚托斯卡写下了感情激越的散文《印第安人游行万岁》,文中写道：“萨帕塔游击队的事业带有一点疯狂性，少许的疯狂加上巨大的英勇；他们的疯狂就像是二次大战中骑马冲向纳粹坦克的波兰人。萨帕塔游击队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机构。他们不是来签署和平的，而是来进行对话的，他们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并听取别人的声音，来争取别人的尊重并尊重别人。他们用自己的美丽的行动教育我们，决策应该来自底层，他们使我们颠倒了民主的观念。也许，由于他们的出现，墨西哥能够摆脱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命运。”


　　索飒：原名刘承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长期从事拉丁美洲研究和西班牙语翻译工作，著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思想的历程：西班牙散记》等。1995年起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美洲纪要》杂志国际委员会委员，1999年12月被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聘为名誉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