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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
清季科举制的改革始于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之时,中间虽曾一度复旧,但到1905年则彻底废除。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也随之而变。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正始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这一制度变革(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注: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将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欲主动加以运用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3页。)。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注:《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折》,《湘学新报》第1册,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店1985年版,第222-223页。)。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如《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注:《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76页。)。湖南举人皮锡瑞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即想到“此间闻变科学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鼓店出售,也殊有意致)(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旋于次年10月请人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等书抓紧补习。在集中阅读这些新学文章约半年后,刘氏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0、73页。)。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本已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到取士标准正式转变时,又有悔之已晚的感觉。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

湖南举人皮锡瑞就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甚值得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刘大鹏则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他认为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并不愿以此为生。刘氏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自己也一直在补习新学。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城各书院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注: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之事则“今无闻焉”(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科举的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且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立刻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

与“馆地”直接相关的兴学堂之举,也值得再作考察。科举制改革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大约就始于兴学堂。章太炎注意到: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而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隋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注: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0页。)。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大学(初期则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后来逐淅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注: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23页。)。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

当初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
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
急迫情绪;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
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
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注:参见王德昭《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6-245页。)。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以作弥补(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十八日、闰三月三、四、六、十一日。)。改策论已患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当时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注:侯生:《哀江南》,《江苏》(1903年4月),张@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37页。)。

由于改与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刘大鹏即看到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就突然废除的(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6页。)。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叶德辉:《xí@②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xí@②园全书》版,第7页。)

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有无学问的标准或者就在于能否起作用。梁启超有一点并未说错,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是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后能否比书院培养而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

据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严复在民国时的回顾,他对清季学堂的观感与叶德辉甚相近。严复以为:晚清“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7页。)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从梁启超到林白水,攻击“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没有什么可望了”是持续的论调。清初的曾静曾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林白水则代国民立言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厉害可怕得很。”这与曾静的认知完全相反,最能体现时代的变迁(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07-117页。)。

到民国后,留学生杨荫杭发展林白水的观念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叶德辉观察到的“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似乎不无所见。读书人与社会和实际政治的疏离与脱节大致是明显的,这与科举制的废除也直接相关。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政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但清季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士人心态也在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则主其事者已认为分开才是正常。民国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06-107页。)。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遂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那时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注:沃秋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这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注: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关于绅商,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形成,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

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第420-421页。)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新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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