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郭家申：果戈理的《剧场门口》

今年是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诞生200周年纪念。果戈理的名字，我国读者早已熟悉，这位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俄国散文之父”的作家20世纪初就被介绍到我国。中国左翼剧团20世纪20—30年代就上演过他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对我国新文化运动产生过很好的影响。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称果戈理笔下的笑是“含泪的微笑”，其用意在“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1836年4月，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公演，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人们口耳相传、议论纷纷，报刊杂志也纷纷发表评论，有击节称赏、赞美有加的，也有怒斥谩骂、不屑一顾的。一时间，就《钦差大臣》一剧的好坏优劣，社会上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感。当时俄国文坛上很有势力和影响的批评家布尔加林、先科夫斯基等分别在《北方的蜂》和《读者文库》上猛烈抨击果戈理的新喜剧“缺乏真实性”、“令人不可思议”；还有人专门投书，发表演说，指责《钦差大臣》是“诽谤性的五幕剧”，“刻画的不是滑头便是傻瓜”，咒骂作者“卑鄙”、“无耻”、“偏离了生活”等等。另一方面，果戈理的支持者们也挺身而出、针锋相对，为维护《钦差大臣》的艺术成就“进行着顽强的战斗”，强调“喜剧冲突的基础是官吏的贪腐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为对种种反响作出回答，在《钦差大臣》上演一个月后，果戈理便着手写《新喜剧演出散场后的剧场门口》（简称《剧场门口》）这一独特的剧作，1842年完成。果戈理在剧作中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各界对《钦差大臣》的反应和议论，许多观众——从达官显贵、老爷夫人至“衣着非常朴素的人”，他们针对《钦差大臣》的人物所发表的许多“名言”、“警句”等，在果戈理的艺术创造中，以《剧场门口》剧中人物的身份纷纷吐露出各自的心声。果戈理写《剧场门口》并不是为了上演，他是在考虑了社会各界对《钦差大臣》的种种议论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和总结而作。他认为一个有良知的喜剧家不应只满足于观众的掌声，应冷静分析观众掌声后面蕴含的内容，应直接倾听观众对自己作品的真实反应和意见，特别是趁他们还没有受到行家的误导和报刊舆论影响的时候。果戈理认为自己有必要用戏剧这种特有的直观艺术形式，将不同观众看完戏后的第一观感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来，同时也将自己摆在他们中间，把作为剧作者个人的喜剧创作原则和审美理念向公众表达出来。因此，《剧场门口》可以说是果戈理戏剧创作中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现象，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戏剧论著。

　　19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果戈理创作意气风发的年代。这时他对艺术创作意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他非常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认为讽刺现实社会的弊端是俄国文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外套》、《钦差大臣》以及后来的《死魂灵》等都是作家对这一创作思想原则身体力行的证明。而《剧场门口》则表现了果戈理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从美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喜剧艺术作为讽刺艺术的特点与使命。一部作品问世后的社会效果如何？这是每一个艺术家所应关心的问题，艺术家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竭力寻求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认为应当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广大读者或观众中去实际检验，只有那些心目中装有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够这样做。果戈理便是其中一个。他认识到而且也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广大读者或观众去自主评判，认真仔细地听取他们的直接反映与意见。

　　至于喜剧这种体裁，果戈理认为，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社会目的性很强的艺术。他借《剧场门口》中人物之口说：“喜剧从一开始便是社会的人民的创造。至少，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本人就是这样表现的。”果戈理认为，讽刺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仅仅在表现社会时弊，而且还能逗读者或观众发笑，而剧作者正是通过人们的这一笑声来鞭挞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果戈理本人对文学作品讽刺幽默的特点向来是极口称道的，正因为如此，当《剧场门口》中的人物“剧作者”看到观众在议论《钦差大臣》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这种笑进行辩护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一个喜剧家，我由衷地为它效力，所以我要为笑一辩。”

　　果戈理认为，笑有各种各样，其动因也各不相同。他认为，有纯粹出于主观原因的笑，如“一时冲动的笑”、“喜怒无常的笑”或“供人消遣的笑”，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笑，它既不同于俄国达官显贵们所喜爱的轻佻浅薄的闹剧所引起的笑，也不是出于某种病态的冲动或感官刺激而引发的笑，而是受一种思想的支配和驱使——这种思想深深扎根于对生活本质的深入观察与认识。这样的笑，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某些社会现象，使他们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讽刺喜剧中是否需要一个表达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问题，果戈理认为大可不必。他在《剧场门口》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又借人物之口作了精辟的回答。果戈理认为，《钦差大臣》中所有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在追求表面真实的原则基础上描绘出来的俄国生活图景，而是根据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综合概括出来的。因此，剧中反映的种种丑行劣迹，并不是脱胎于某一人某一事，而是“来自俄国的各个角落，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个思想，即激起观众对丑恶现象产生一种鲜明而高尚的厌恶感”。因而，像《钦差大臣》这样的喜剧，没有必要非得写进一个所谓“正面人物”不可，否则，它只能破坏整个作品严谨统一的讽刺意图，分散观众对剧中主要反面人物的注意力，从而冲淡剧目演出的戏剧效果。

　　作为《钦差大臣》的剧作者，面对社会上对剧本上演后的种种反响，自己该如何分辨，如何回应？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果戈理的信条是：兼听则明，是非自有公论。他尊重并相信观众的直观感受，希望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他将观众不同的反响化作不同人物，融合在《剧场门口》之中，读者从中可以听到包括剧作者本人的各方意见。这不失为一种绝妙的直接听取观众反映的方法。剧作者的真意是要观众能够直抒胸臆，听到他们的肺腑之言。至于剧本舞台实践的艺术可操作性，作者考虑得似乎就不那么多了。这也许就是《剧场门口》鲜有上演机会的缘故，读者和研究者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果戈理的一部重要戏剧论著，是他对喜剧讽刺特别是对笑的社会审美属性的科学探讨。

　　值此果戈理诞辰200周年之际，适逢2009俄语年活动在我国开展，笔者想通过本文，表达对这位伟大俄国作家的敬重与喜爱，——是为纪念；并表示对在我国开展俄语年活动的美好祝愿，——是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