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崔泉墨：格拉斯需要保卫吗？

    格拉斯承认他17岁曾经在党卫军的对空坦克部队中服役之后，很多人大肆抨击他。有人从道德角度称他已经失去了可信度，也有人说要剥夺他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经宣称不能收回已经颁发的奖项。）。

    一部分态度强硬的论者认为，只要格拉斯在党卫军服过役，这段经历本身，就已经足够毁灭他了。文学评论者Hellmuth Karasek （《明镜》的文化评论员）大骂格拉斯的“欺骗”和“可怕的虚伪”，并说如果格拉斯在诺贝尔奖颁发前坦白，他将不能得到该奖。历史学者Michael Wolffsohn 甚至认为格拉斯的党卫军经历足够否决他所有文学作品的价值，说它们都是“虚假的姿态”。

    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格拉斯60年后的坦诚为时过晚，着重批评他的道德缺陷。《德国经济时报》评论说格拉斯在谴责里根和科尔参观比特堡的49名党卫军坟墓时就应该自白。

    政治学者Claus Leggewie非常夸张地把格拉斯比作党卫军头子Hans Schneider（ Schneider 战后改名换姓，成为一个德国学研究者，直到1990年代才被发现）大肆抨击格拉斯的“道德沦丧”。

    格拉斯的出生地当泽希现在位于波兰，称当斯克。他的舅舅在纳粹入侵波兰的当天参加当泽希邮局的保卫战，被纳粹俘虏并枪毙，这个情节也出现在格拉斯的小说中。波兰对格拉斯一向友好，但是本届波兰的保守派执政党领导卡钦斯基兄弟一向用反对德国的姿态来赢取波兰人的支持，已经有呼声提出要让格拉斯放弃他的当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德国总理默克尔（战后德国第一任保守党总理）也批评格拉斯供述为时过晚，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格拉斯曾经帮助她的对手施罗德竞选。默克尔还借机抨击了格拉斯在两德统一前表示出对统一的疑虑，格拉斯的理由是德国有内在的、发展为强权国家的必然性，默克尔表示她强烈反对这一观点。

    《纽约时报》的犹太背景浓重，有评论把格拉斯称为“德国的耻辱”。

    当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政治家、评论者站出来保护格拉斯的名誉。

    比如，当斯克的市长拒绝把取消格拉斯荣誉市民的议案提交议会，并说议会不是评判历史的地方。

    印裔英国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对BBC说，他感到“极为震惊”，但他认为这不会伤及格拉斯的文学名望。他说，谴责格拉斯为“大伪君子”是“不对的”。

   拉什迪表示，格拉斯承认曾信奉纳粹观念，但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属于受蒙蔽的一代，并因此而成长为伟大的作家。事实上，在格拉斯70余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目前在世的最伟大作家”而度过的。这样的作家只有两位，拉什迪说，一是格拉斯，另一个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则以更积极的姿态在《卫报》刊文，谴责格拉斯的敌人正在像库特·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给格拉斯扣“大屎盆子”（shitstorm）。“对我而言，格拉斯仍是英雄，既是作家英雄，也是道德指南；”欧文说，“他的勇气，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德国公民，都是好榜样。”

   他反问那些抨击格拉斯的知识分子，是否还记得自己15岁的时候对纳粹抱着怎样的态度。欧文随即摆出了自己的经历，1961年，他19岁时，报名参加了军官训练营，虽然他在政治上反战，但“确实想去”越南打仗。

   葡萄牙作家，同时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和诺贝尔奖得主的若泽·萨拉马戈认为那些抨击格拉斯的人才是“伪善”的，“那些人很多都没有扪心自问。”他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说，他“惊讶于这种反应的暴力性”。 他还明智地指出，“那会儿他只有17岁。他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难道就不算数了吗？”他也提到，　“我认为那种暗示格拉斯说出此事是为了促销图书的说法是卑鄙可耻的。”

    或许《剥洋葱》的销量确实很好，但是这跟格拉斯与记者的谈话关系应该是不大的，买这本书的读者们关心的，应该并不是格拉斯17岁在党卫军短暂服役这一事实，这个事实只要报纸上的几行就可以说清楚了，大可不必去看他的传记。买格拉斯的传记看的人，是想知道格拉斯怎样对这段经历进行反省，怎样把反省又积极地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事实上，当格拉斯的自传首次公开提到他的纳粹经历时，在自传发布前公开这一事实只能说是理智的。

    也许我们在关心格拉斯的名声以前应该看看格拉斯的小说写了什么。他的小说一向是反对纳粹和战争的。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把德国人都描绘成压迫者，而是细腻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怎样在一个小市民的温情环境中酝酿发展。他的小说描述了他这一代人在纳粹的教育中长大，却最终发现他们被欺骗了，对他们在无知中犯下的罪行感到痛苦忏悔的尴尬境地。

    格拉斯的沉默，当然是错误的。格拉斯不应该隐瞒。但是这个错误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开始在德国掌权的时候，格拉斯才7岁，还是个孩子，很快纳粹又控制了当泽希自由市。他的少年教育完全在纳粹控制下的教育系统和意识形态中完成，对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说，在这种环境中要有自己的批评态度是不太可能的。格拉斯在他的传记中写道：“我那时候应该是把党卫军看成了一个精锐部队，前线出现危机的时候...就需要它去守住。”而且格拉斯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党卫军的各种罪行，他完成训练后参战的时间一共也不过是几周，他还没来得及“发一枪一弹”（传记中称）就已经受伤送进了医院，然后在医院成了美军的战俘。或许有人会说，给他时间，他就会犯罪。但是如果他在党卫军中犯下了罪行，那么格拉斯恐怕反而更加容易及早承认。恐怕正是因为这段所谓的纳粹军队经历事实上似有似无，才让格拉斯多年以来也给自己一个借口，愿意去面对。在战后逐渐成熟，在写作中从来没有否认他曾经被纳粹意识形态所蒙骗。

    关于党卫军，在格拉斯加入的时候，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历史学家汉斯·默森 在《法兰克福评论报》发表文章称，党卫军曾是纳粹的精锐部队，但是在1943年战事吃紧后，党卫军已经不再是自愿加入，而是向很多有参军资格的人发出了征兵令，而且也不再沿用原来党卫军的一套宣誓等仪式。

    由于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罪恶的，包括迫害、灭绝犹太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于集中营中；毫无节制地强迫被占领区人民劳动，奴役他们；虐待和虐杀战俘。”党卫军就此变得恶名昭著。

    但是默森强调，格拉斯被征兵加入的党卫军在组织结构上已经不是原意上的精锐部队，而是一个战争即将结束时摇摇欲坠的军队，那些指责格拉斯的人们是没有根据的。    

    值得人们警惕的反倒是那些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右分子，他们一边叹息“格拉斯也有个阴暗的过去”，一边试图把纳粹的理念重新植入现在的联邦德国。也有像Henryk M. Broder那样的人，一边批评格拉斯的少年时代，一边拥护着美国的中东战争政策。他在《明镜》写文章说格拉斯已经“完蛋”了，对格拉斯支持严厉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哈罗德·品特尤其恼怒。

    最后让我们看看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中是如何说的：“许多年来我一直拒绝对自己承认（党卫军）这个词和ss这两个字母（指德语党卫军die Schutzstaffel的缩写）。战后由于我日渐增长的羞惭，我隐瞒了我出于少年愚蠢的骄傲而接受的东西。但是那重负仍然留着，而且没有人能够举起它。”

    “当我整个秋天和冬天接受坦克炮兵训练的时候，没有任何消息提到后来昭显于世的战争罪行，但是无知的声称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被牵扯进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计划、组织、并执行了对数百万人的戕害。即便我没有积极参与的罪，但是即使到今天还有那被人们轻易名为共同责任的东西，那已经陈旧的残留。我的余生都必定会与之共同存在。”

    格拉斯终于克服了他的羞惭。现在的格拉斯需要保卫吗？很明显，他不需要。他已经洗清了自己，保卫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