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毕向阳：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

一
    在历史的分层体系中,被压迫群体的知识如何可能? 这是越来越多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危险的愉悦》这部著作中,贺萧以其涉猎广泛而又细致入微的“声音考古”工作,在纷繁芜杂的各种档案和文本中认真地挖掘并建构着20 世纪中国上海娼妓的历史,用扎实的研究回应着将女性主义带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著名论断。（注1）纳入其视野的资料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逸事录、回忆录、文学小说、传奇故事、劝诫文字、市政法令、庭审记录、改革者的禁娼主张、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性病发病率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资料并不囿于传统上被认为是所谓“事实”的历史记载,更包括不会被认为属于“客观”资料的各类文体。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贺萧进行“声音考古”时面对的素材,因为在她的研究里,这些已然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历史档案之中凝结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共同参与了娼妓这一特殊的底层群体的话语生产和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

    翻开《危险的愉悦》这本堪称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一开始作者就开诚布公地告知读者,这项研究“虽称不上是对19 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但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说算不上是想像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下层群体一样,并没有记载自己的生活。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历史记载”(第3页（注2）) 。的确,所有这些资料所提供的,或是一套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性的危险的话语,或者是一种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关于拯救的话语,并不足以直接重构娼妓自身的生活经验。贺萧自身已经明确意识到“有关娼妓问题的资料是那么完全彻底地嵌入了愉悦、改革和管理的话语之中,所以不可能凭借这些资料,以任何直截了当的形式重构这些妇女的生活经验”(第25 页) 。因此,作者并不讳言这部著作并非娼妓本身的历史。但底层群体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就只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微妙和关键之处在于,透过这些集中于娼妓的作为权力体制的知识生产或强势话语的文化想象,加以反思性地解读和创造性地重构,正可以捕捉20 世纪中国现代性之展开的历史脉络。

    贺萧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放弃了不少激进的历史学家抱持的试图通过历史编纂“复原”那些被忽略的群体历史或者“拯救”他们历史的勃勃雄心,转而将目光投注到那些建构着底层群体历史的各种话语和叙事。不过,她表示自己也不完全同意斯皮瓦克在此方面过于悲观的“不可知论”,认为底层群体,尤其是女性底层群体,没有任何自主独立地叙述历史的可能性。为了在各种强势话语和历史档案中捕捉到这个沉默的群体的痕迹,贺萧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以所谓“声音考古”的进路,从各种不协调的嘈杂话语的相互关系之中去识别底层群体发出的难以分辨的杂音或细语,并注意从中“堂吉诃德式地”尽力但不加浪漫化地寻觅娼妓的能动性和日常的反抗行为。贺萧承认,对于娼妓这个底层群体来说,在历史关于她们的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含混和暧昧,有太多无法填补的空白,她表示自己无意于粘连这些历史的碎片,铺陈出一套浑然一体、了无缝隙的“线性历史”,或者塑造出统一的、同质性的“大写主体”,而是从各种不协调的、相互竞争的话语中去阅读、聆听,在“与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的关联中”(第34 页) 去辨识这个底层群体的声音和行为。（注3）

    换言之,娼妓自身并没有历史,如果说她们有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各种主导话语和精英叙事之间,发生于权力关系的网络之中。因此,贺萧这里既不是妄图“复原”娼妓在历史中的声音,徒劳地去寻找属于这个群体的所谓“反叙事”,也不是一味炫弄对官方文本或精英叙事的解构技巧,把历史研究变成拆解高级语言的符号游戏,而是着眼于这个群体与各种话语及权力实践之间的历史关联,努力从中捕捉这个特殊的底层群体社会命运变迁的轨迹。所以,对作者来说,底层群体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否自主地表述自身的历史已不重要,本质的问题也不在于她们是否拥有始终如一、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或群体意识。贺萧倾10 年之力所探求的乃是“一种关系”,她表示希望透过这种关系,尽力发掘出“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第27 页) 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贺萧对自己作为研究者在权力—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时刻保持警醒,小心翼翼并深具反思性地指出,这个研究本身也是历史学家对娼妓的历史进行重构的一次尝试。贺萧的反思性立场尤其体现在她将作者身份加入到在重构娼妓历史时发生的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之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第14 页) 。除了彻底的反思性以及对“历史事实”所持的建构主义的立场,在这个说法中还表达出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底层群体能否发声的问题上,贺萧以关系论替代了实体论,在将“底层群体发声的可能性”问题化解于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之中后,她面对的主要是“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而非“底层真正的存在形式如何”的问题。因此,与其说贺萧在这部著作中考证出作为底层群体的娼妓在历史中究竟发出了哪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如说她在以对这样一种关系的把握为基点重构娼妓被压抑、被扭曲的历史的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揭示出令娼妓群体沉默失语和形塑她们历史境遇的权力机制,以及这样一种权力实践的过程及其效果对于20 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就此而言,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那些并非简单地怀着文化猎奇或者怀旧心理的读者来说,重要的已不是考古的结果,而是考古的过程。恰如作者自己所举的“剥洋葱”的例子,过程本身而非最终结果提供了钻探历史地层探查其构造及变迁的机会。

二
　　贺萧在这部著作中所建构的娼妓的历史,构成福柯意义上的“他者的历史”的一个范例。福柯所实践的对疯癫者、罪犯、性错乱者等边缘群体的研究,正是通过对那些被压抑、被排斥、被遗忘的“沉默”者的考古学,来揭示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种种排斥或规训的权力配置和话语实践,实现自我表达与统合,确立自我中心的价值和秩序(福柯,1999a 、2005) 。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面前,这类历史只是以“他者的历史”的面目出现,而非主体自身的历史。既然如此,作为研究者或者后来者,如何才能在历史之中听到这些身处底层或边缘的群体的声音呢?

    福柯在一篇重要的文章《无名者的生活》中已经提出,捕捉这些没有历史的人群被掩盖的生命痕迹,“ ……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这几乎是把握无名者的生活的惟一途径。因为“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所预设的滔滔雄辩、出于战术考虑产生的片面之辞或者奉命编造的谎言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福柯,1999b) 。这里,福柯融合了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分别对话语实践和权力实践的关注,并避免了在《癫狂与文明》、《纪律与惩罚》中在如何进入日常生活问题上所采取的巴塔耶式或者卡夫卡式策略的危险性,更精准地指出了无名者进入历史的方式,或者说接触无名者的生活的途径。（注4）

    对于底层群体,由于既有的历史体系之中并不存在脱离权力关系和强势话语独立表达的底层群体自身的叙事或者自在的历史,我们也许只有像福柯那样, “透过这些沉默者的死敌才能了解他们,通过权力技术的改进获知他们的反抗,在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他们模糊的身影”(李猛,2002) 。贺萧在对娼妓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正是这种策略。作者通过对作为底层群体的娼妓的“声音考古”勾勒出的娼妓的历史意象及其变迁轨迹,正是从对那些围绕着娼妓纷争不息的话语实践和不断深化的权力实践的历史考察中逐步呈现出来。在具体的研究中,虽然贺萧承认底层群体的声音的确难以分辨,但她坚信“在一定程度上”,底层群体“既实实在在地开口讲话(发出的声音被他人记录下来,作为文本而进入历史记载) ,也能表现自我(就是说,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说自己的经验和活动,为的是尽量从中获取自身的利益) ”(第26 页) 。比如,贺萧指出,高等妓女从不动笔写字,但是有大量的劝诫文字告诉客人不上她的当的种种方法,于是就可以从中推断她的谋略和操纵手段。因此,虽然她们没有直接的言说,但还是留下可以辨认的痕迹。又比如,通过对20 世纪30 、40 年代政府动用警察抓捕上街拉客的妓女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关于罚款的新闻报道、警方内部备忘录或者警探的回忆录,人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从事这类活动的妓女的规模、基本社会特征以及她们游击战般逃避围捕的行动策略等信息。其中尤其惹人注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警方对马路妓女的讯问记录,这些历史档案似乎提供了听到没有加工过的、真正属于娼妓的声音的难得机会。但正如贺萧敏锐地意识到的,当妓女因拉客而被拘押的时候,她们立即落入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之中(第225 页) 。在她们面对官方讯问给出的公式化的回答“为生活所迫”的背后,实际上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她们确实感到生活艰难,还是一种应对警方盘问的伎俩,抑或仅仅是警方例行公事的填写,娼妓以权力认可的话语形式表述出来P发出的这个“沉闷的咕哝”,无疑都是一种娼妓自身也参与其中的权力实践过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作品。（注5）这正是权力作为生产性实践所产生的历史效果。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听见这个模糊暧昧的声音,也正是由于这些化为文字记述的权力作用于娼妓所产生的痕迹的存在。它们是权力关系的产物,表现为一类特殊的话语形式,而非简单地由底层群体自身发出的声音。因此,认识它们也必须将之重新置于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之中。在这一点上,贺萧的分析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文本的界限。正是通过将这样一些话语形式置于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之中,作者不仅使读者听到了底层群体发出的某种类型的声音,而且理解了这种发声机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效果。

    不过,娼妓与其他底层群体相比,惟一的差别就在于这一群体本身特有的更为浓厚的身体化特征和权势话语所赋予的高度的符号化意义,乃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名妓”者似乎打破了作为底层群体成员的无名状态,在男权的社会中博得一个显要的位置。娼妓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她们却无权躲避在历史的幽暗之处,她们总要被从生命的暗夜中拖将出来,暴露在权力之光的照耀下。因此,尽管娼妓本身在历史之中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娼妓的主题却散布在各类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不论是赞誉还是贬损,不论是文化的想象还是出于治理的需要,围绕娼妓的身体,不乏各类文体的大量记载与写作,甚至触及娼妓日常生活的层面。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20 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娼妓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第12 页) 。（注6）

    然而,娼妓是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的:“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男性的权力争斗的历史”(第12 页) 。显然,这种历史并非娼妓自身的主体的历史,而是一种典型的“他者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娼妓并非以“主体”的面目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被把握和治理的“他者”的类型而建构起来。娼妓之所以能置身于这样的历史叙事,为权力所关注,也并非自身发出引人注目的声音和行动的结果,而是在于她们在不同历史阶段、被不同的主流话语赋予的变动的形象和多重的意义。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围绕政权建设、社会治理、民族救亡、国民健康等等问题而兴起各种话语,无论是民族主义的、殖民主义抑或反殖民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还是革命者的、文化精英的、普通市民阶层的,抑或文学文本,尽管各自立场大相径庭乃至针锋相对,但娼妓作为一个尖锐抢眼的符号、作为一种被言说的他者的类型都活跃其中。各种不同的话语交汇于娼妓这个象征焦点和社会议题, 构成一种“互为话语”(interdiscursive) 的关系,它们彼此争夺着对娼妓问题的解释权,并藉此树立自身的正当性。（注7） 由此,娼妓的身体成为各种历史叙事争夺的战场。对于底层研究来说,各种话语互相竞夺而底层群体保持沉默的地方,也恰恰是需要大力发挥之处。正是以围绕着娼妓所形成的这个“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 中的各类素材为对象,作者穿梭于多重话语形成的错落交织的时空格局和意味深远的比照关系之中,展开对娼妓群体“声音考古”的细致工程。

    在此过程中,围绕着娼妓的话语的丰富性和多重性非但不是贺萧的声音考古工作的障碍,反而为之重构娼妓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机会。在贺萧看来,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第4 页) ,在用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替代“君临一切的话语”的图像时,贺萧提出,更富有成效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可能正是在不协调的嘈杂话语之间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图绘”(第28 页) 。以各种话语作为加工材料,通过反思性的解读和重构,作者的确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围绕着娼妓的兴味盎然且变化多端的历史图景。比如,民国时代,法律话语和改革派话语在力求对娼妓进行管理或者援助的时候,构造了“作为受害人的妓女”和“危险的妓女”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而在有关娼妓日常生活的报道中,她们又并不总是被描写成有罪的或者需要援助的对象,当时的法律和社会准则也不对她们加以非难。这幅存在于不同话语交互性之中的差异图景让人们得以见识娼妓群体在各种话语建构下形成的复杂面貌,更重要的是,其中已经孕育了关系娼妓群体命运转折的历史分异。

    围绕着娼妓的历史资料之丰富似乎内在地就可以凭借文本间性为研究者的叙事和分析搭建起结构支架,然而身为历史学家的贺萧不辞辛劳地对娼妓进行声音考古,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发现话语之间的内在结构,更不是将自己的研究禁锢于琳琅满目的各式文本之中,而是通过在各种话语彼此交织的重重迷雾中对娼妓的声音和行为进行发掘和梳理的过程,破除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关系的种种神话和必然性的宿命,揭示出娼妓的社会处境与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历史关联。而在展示这个主题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身体起着重要的线索性的作用,甚至居于叙事的核心位置。我们看到,尽管透过重重叠叠的历史地层传达出来的娼妓的声音听起来依然似有还无,娼妓的主体性或能动性（注8） 似乎也难以直接露出踪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一条建基于娼妓身体之上的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脉络已经逐渐从作者那带有不确定性风格的叙事（注9）中浮现出来。

三

　　对于娼妓而言, “他者性”(otherness) 与“身体性”(corporality) 一脉相连,无论是带来“愉悦”还是“危险”,她们的形象在男权话语编织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总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以性为核心的身体化的存在。尽管对于与之相对的权力主体而言, “愉悦”和“风险”两个因素几乎一直是并存于娼妓的身体之中,但在强势话语和权力实践的支配之下,她们的身体在这两个因素之间表现出灵活的可塑性。一言以蔽之,娼妓身体的表面镌刻着现代性的历史。

    20 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以及民族救亡主张的勃兴,对于身体治理的生命政治愈益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在这种表现为“生命权力”实践图示中,性和疾病都是强化治理的重要的切入点,而这些在娼妓这一以身体化存在为特征的社会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当权力的眼光去打量作为治理对象的娼妓的身体的时候,当娼妓的身体通过话语的实践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轻薄”的身体被赋予了重重厚重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由各种权力实践和强势话语建构起来的娼妓这个聚讼不已的他者的历史意象及其变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条辨析20 世纪中国现代性建构之谱系的线索。通过在大量围绕着娼妓的话语形式中进行“声音考古”,虽然贺萧很少发现由娼妓自身发出的声音,但是在考古的过程中她有另一个重要的发现,这就是上流社会写了大量有关娼妓的文字,而且关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19 世纪和20 世纪初期,在上流社会的话语中,高等妓女体现了圆熟的文雅情致,是温文尔雅的最高权威。不过,娼妓内部的分化也于此有鲜明体现,在关于下等妓女的描述中,则充满了扰乱治安、传播性病的不安定因素。（注10） 然而,尽管这种多重论调一直存在,但20 世纪20 、30 年代后,有关危险的性交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40 年代几乎完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此时妓女已从男性审美与愉悦的对象蜕变为疾病与混乱的渊薮,代表着受践踏、妨害治安和危险。虽然不论何时将娼妓业描述为欢场和危险地带的文字总是并存,但在主流话语中,娼妓业已经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衰败的症结所在。经历了这个从“愉悦”到“危险”的污名化过程,加诸娼妓身体之上的形象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转变。

    贺萧的整部著作便是围绕这个娼妓形象的异变进行组织。在著作的主体部分,作者通过对那些有关娼妓的各类文本和叙事进行解读,以精致的描述营造出“愉悦的”与“危险的”两种身体意象强烈对比的历史图景。首先,作者主要通过对“指南书”、“蚊虫报”、“纪实报纸”之类文体的解读,不厌其细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遥远的文化想象中的陌生世界。其中有林林总总的仪礼规矩、形形色色的等级门户、或明或暗的花招伎俩,以及妓女与嫖客之间复杂的关系等等,内容之丰富不禁令人想起埃利亚斯笔下的宫廷礼仪之繁复和考究,以及戈夫曼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中印象管理之细致与微妙。这些以名妓为主要角色的日常生活化的描述旨在传达出这样一种意象:19 世纪20 、30 年代以前,上海的娼寮实际上做着严肃的事情,妓院是造就和展示都市男子气概的重要场所。权贵名士在此展示风采学识,相互结交并加强了生意上和政治上的联系。当昔日风光不再,更有文人雅客不无感伤地表达出对逝去时光的美好记忆和对现时粗鄙之风的批判:“过去只有饱学优雅之士方可享用的无以言喻的欢乐,现在已经变成粗俗的商业买卖”(第43 页) 。这些文体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的上流社会所建构的作为一种处于礼俗约束之中的文化载体的高等妓女形象。自然,这也不过是男权统治的想象,无非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与仪式性的象征意涵罢了。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现代性的进程,娼妓的身体不断卷入各种愈来愈激烈的话语论争,原先赋予娼妓身体的作为文化喻体的象征意义逐渐剥离殆尽,政治能指的味道越来越强烈。在有关道德、科学、进步、救亡、秩序、革命等强势话语的作用下,娼妓的身体越来越被贬斥为一种危险的载体,一种败坏社会道德、妨害公共秩序、有损国力、危及国民健康的根源,乃至成为国家焦虑的隐喻与象征。20 世纪30 年代末,当局加强了对娼妓身体的管制,建立起身体检查、经营许可以及救济收容等制度。（注11） 在警察与司法权力向城市日常生活空间日益渗透的过程之中,娼妓作为“危险分子”更是严加监管的对象。社会科学知识也责无旁贷地参与了这场风化整肃行动。性病的传播此时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而娼妓的身体被当作传播性病、危害公共健康的罪魁祸首,更是作为公共卫生政策关注的重点对象,被严格地纳入医学权力的关照之下。这一切努力的结果是实现了对娼妓的从意识到身体的双重排斥,不仅使得到了40 年代娼妓被归入了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畴,而且“与正经人已经截然有别,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泾渭分明”(第9 页) 。带着改革者与管理者的种种争论与不断调整的治理实践,这些危险的身体终于迎来了革命者彻底的改造行动。1949 年之后,对娼妓身体的治理达到了顶点,妓院被取缔,娼妓获得“解放”与“新生”。她们的身体进入了更加细致的管理与规训的体制之中,通过各种权力的实践,包括作为一种基于社会记忆的话语与叙事技术的诉苦,实现对身体与思想的双重改造,并在回归社会之后,长时期被纳入一种总体性的监督之下。而伴随此过程,她们的身体也作为一个权力的支点,进入关于阶级和革命话语的宏大体系。对于这些娼妓的改造过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和国家摆脱耻辱的象征,并以压迫P解放二元化的线性模式,在有关新的政权合法性建立的革命叙事中作为一个重要事件载入史册。

四
　　在《危险的愉悦》一书中,贺萧以“声音考古”的方式,将处于失语状态的娼妓重新置于权力关系和各种话语激烈交锋的历史情境之中,发现在她们身上承载着被不同时代赋予的变化的历史意义,并由此与现代性发展的主题紧密关联。这样的历史并非娼妓自身的历史,而是一部“他者的历史”。然而贺萧的研究表明,尽管作为一类特殊的底层群体,娼妓在历史中很少留下自己的声音,但她们被各种强势话语和权力实践塑造出的他者的社会身份,在20 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民族救亡大业的展开、国家治理技术的改进、政权合法性的树立、国民性的塑造、不同社会阶层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的形成等等,都涉及到在话语P权力实践的严密布控下将娼妓这一底层群体在“自我P他者”二元模式中加以“他者化”,进而施以指认、询唤、排斥、规训乃至剿除的过程。无论从机制上还是从效果上讲,这个过程恰如福柯所揭示的理性对于非理性的禁锢与排斥、现代社会不断施加于身体的纪律与约束。只不过因为娼妓的特殊性,现代性的印记在她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并别有一番韵致,构成一种典型的“身体化的历史”。

    贺萧的研究表明,娼妓的“他者的、身体化的历史”作为20 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见证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参与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而且实际上已经以自我镜像的形式积淀到社会主体认同的构型之中。正是对此的揭示,使得这部关于娼妓的后现代风格的历史作品不仅解构了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合法性与霸权,也消解了自我中心主义主体性的虚妄和自恋。掩卷之际,不禁让读者感到经历了一次站在他者的角度（注12） 重新想象和反思过去的旅程。而近些年来色情业复燃的社会事实无疑又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交叠于此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有关卖淫是否应该非罪化的争论、各地抓捕卖淫嫖娼人员的报道、性病艾滋病调查等的纷纷出场,分明昭示着这个主题已经再次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注释：

注1：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中,斯皮瓦克(Spivak ,1988) 提出“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论断。在她看来,底层群体不具有统一的主体性,在历史中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力图代表底层群体说话的尝试也不可避免地将权力关系复制其中,落入与权力的共谋。虽然这个结论对于那些致力于复原底层群体历史和主体意识的研究者来说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政治层面无疑都是一种彻底的悲观论调,但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却也有助于研究者在实践中避免将底层群体浪漫化,摆脱充当“代言人”的自负。同时,这个论断也为底层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论述空间,或者如斯皮瓦克(2005) 后来所说,以底层群体的自身条件去描述他们的生活的潜在可能性。
注2：以下单独标出的页码均出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危险的愉悦》一书,不另加说明。
注3：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贺萧的话语分析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多次关注到人口买卖以及下层妓女数目增加的事实。但她强调,正是上层人士将妇女地位与国家实力强弱联系起来的看法创造出一种话语,使娼妓人数的上升获得了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作者指出,“上海娼妓业是有丰富内涵的交汇点,可以从中探索有形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互相纠缠在一起,因为单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对娼妓生活产生决定作用的”(第10 页) 。这表明作者并非否定社会经济过程的重要性,她关注的是娼妓问题的另一个以往被忽视的侧面。
注4：参见李猛(1998) 对福柯在《癫狂与文明》、《纪律与惩罚》及《无名者的生活》中对如何进入日常生活所采取的策略的评析。在被排斥者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问题上,不能不提福柯和德里达之间的著名论战。1963 年德里达(2001) 评论《古典时期的疯狂史》时,对福柯以沉默考古学书写疯狂的历史表示怀疑。他认为理性内在于西方语言之中,“陈述疯狂而不将它赶到客观性里去就等于让它自我陈述,而疯狂本质上是那种不能自我陈述的东西”。事实上,作为《论文字学》英译者,斯皮瓦克在她的文章中从批判福柯和德勒兹开始提出那个著名论断,也正是基于德里达的立场,只不过其后殖民及女性主义立场使之对西方和男性霸权更加警惕,对此也更为悲观。70 年代初在福柯(1998a 、1998b) 的回应中,除了在对笛卡尔《沉思集》中关于疯狂论述的理解进行条分缕析、针锋相对的反驳外,对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一物”、以偏概全、将话语实践还原为文本痕迹、避开被表述事件和话语实践指意模式等做法提出批评。在福柯看来,哲学话语只有当作一系列事件才能正确理解,文本只是特定历史时期话语和权力实践的产物。福柯强调自己致力于“分析那些把话语、机构、实践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形式,即德里达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东西”。不过在这两篇文章中面对德里达的诘难沉默的考古学何以可能,福柯并没有直接回答。在1977 年发表的这篇被德勒兹等推崇为福柯最辉煌的作品之一的文章中,我们则看到了福柯结合了后来谱系学的发展在此问题上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表述。当代底层研究、微观史等流派的某些研究可以说构成这种研究路径的实践版本。底层研究正是通过对精英叙事、官方档案资料进行“逆其纹理的阅读”,辨识被掩盖、被压抑的底层群体的痕迹,重构他们差异性的历史。在底层研究的成果中,很多是通过官方记载或者司法档案对底层群体成员反抗或者犯罪行为的研究。因为在这些地方,底层群体与权力发生了最密集的关联并留下了可供辨析的痕迹。权力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见性”。
注5：这个“为生活所迫”的说法流行几十年,并最终为主流话语所采纳,进入新时期话语生产的过程之中。贺萧提到,经过诉苦式的记忆活动,“1949 年以前的娼妓‘被迫’进入娼妓业的这种说法成了社会上共享的、经常被重复的真理性认识;千变万化的个人和社会处境被纳入了这一单一的公式。”(第364 页)
注6：在这一方面,贺萧本人作为历史学家对关于娼妓的历史文献的丰富性也心存激动。贺萧所讲的“故事”自19 世纪后期开始,之所以将这里作为开端,正是因为“此处的文字痕迹变得浓重起来,有关性和社会性别同中国现代性问题之纠缠的争鸣也变得清晰可辨了”(第31 页) 。
注7：建构他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体自我建构的过程,并使得“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现实化、制度化。社会性别问题是这一论点的最佳例证。诚如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中所说,“任何一组概念若不同时树立相对的他者,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此者”。“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波伏娃,1998) 。而在娼妓身上,这个问题无疑又复杂深化了一步。
注8：娼妓的主体性无疑需要置于Subject 的双重意涵下来理解,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他者性。这不仅在于普遍来说主体建构都处于权力关系的脉络之中,更在于这个底层群体的沉默失语和他者地位,与其理解为一种主体,不如说是身体。对娼妓能动性的了解,可以借助历史档案中记载的以某种形式出现的策略行为或抗争,如诉诸司法控告老鸨虐待、借助救济机构寻求自由、抗议关闭妓院的政府法令,或者拒绝改造的行为等等。
注9：这种不确定性体现了作者后结构主义立场,也与作者提出问题和处理材料的方式有关。比如,历史记载中不曾言说娼妓怎样理解自身生活于其中的事件,因此无法直接从中获知娼妓的生平,而必须借助当时的各种通俗故事。然而对于这些故事会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阐释和读义。贺萧指出,关键不在于这些读义“对”或“不对”,而是要关注文化的中介怎样构筑经验、形成道德批判、制约或者准予行动(第136 页) 。因此贺萧的做法是将不同的读义都呈现出来,尽可能让读者看清支撑每一种阐释的表征结构。这种复调式的多重叙事风格固然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娼妓生活的确定形象,但却在避免了同一性叙事抹煞差异的同时尽量显示出围绕着娼妓的各种话语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效果。这接近于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立场:不能言说的保持沉默,可以言说的尽量呈现。
注10：贺萧并没有将娼妓刻画成统一的整体形象,而是充分注意到娼妓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危险的愉悦》开始部分除了必要的理论交待, 便是以官方统计和男人们的想象从治理或者娱乐的对象的角度对娼妓群体做出的类型学区分。在接下来对娼妓历史命运的追踪中,贺萧始终关照到娼妓之中的等级分化。这种差异性不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暗合着某种历史发展的脉络。
注11：埃利亚斯所描写的文明化进程揭示了一种身体的文明化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历史关系(埃利亚斯,1998、1999) 。娼妓之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不仅体现于与之相关的话语构型的变迁之中,也是一个身体不断政治化、不断被纳入愈来愈细密的权力网络和制度化的治理框架的生命政治学的过程。贺萧的研究可以说很好地把握了两个过程。
注12：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对自我/他者二元区分解构、对二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的立场上。诚如近来底层研究中的主张,对底层群体研究要彻底打破殖民主义所持有的他者眼光,但也不能将底层群体从原来的他者塑造为另一个自我化的主体。作为权力关系本身的产物,自我/他者对称、他者概念及其建构的社会过程,仍然是认识历史之中底层群体命运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