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据载，2000年1月，美国方言学会曾举行过一次有趣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获得提名的"世纪之字"有"自由"、"正义"、"科学"、"自然"、"OK"、"书"和"她"等，而进入决赛的只有"科学"和"她"字（science & she ）。最后，"她"竟然以35票对27票战胜了"科学"，夺取了桂冠，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有论者因此推断，这一推选结果"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似乎意味着女人在21世纪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这一推断是否有理可据，笔者不敢妄判。但它却可激发今人对于中西女性代词的文化联想，增加我们探讨历史上有关"她"字问题的学术兴味。

在西方众多语言中，区分男女性别的历史由来已久。以英语为例，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的符号，就经历了从古英语里的"hēo"到中世纪至现代英语中"she"的变化过程。一般认为，"she"字大约形成于12-13世纪，属于中世纪英语的产物，但它并非单纯从hēo转化而至，同时更是受到了古英语里阴性定冠词sēo的直接影响。[2]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和"彼女"(かのじょ),则产生的历史都很短。"彼女"在日本流行开来不过120年左右的时间，[3]而"她"字在中国的现代认同史，总共也还不到90年。它们都是近世以来东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结晶。

在中国近代史上，"她"字被认为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语词之一"。 [4]它的创生、讨论及其此后的流行，当属于不容忽视的语言文化"事件"。旅美学者刘禾曾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别具慧心地谈到过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字发明的文化意义，并在有关注释里，特别提到了1920年《时事新报》和《新人》杂志上讨论"她"字的几篇文章之名。[5]刘禾之前和之后，也曾有其他学者从语言学和人物研究等角度，不同程度地涉猎过这一问题。[6]不过，与"她"字丰富的历史内涵相比，目前的有关研究大多还太简略，尤其是该字发明之后所出现的一些争论及其相关流通情形，至今学界仍然缺乏较为专门的发掘、考察和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她"字的早期历史再做进一步全面、细致而深入的追踪和探索。

一 、来自"She"字等的困扰：与西方语言接触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近代以前，中国本无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几千年来，似乎也无人觉得有作此区分的必要。该问题是在与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接触之后，才逐渐出现和突显出来的。今天我们早已习惯成自然的"他"、"她"之别，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的创造性贡献。而主张以"她"字或"伊"字来对应"She"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则公认是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的发明。

虽然，现代意义的"她"字在五四时期才正式诞生，但有关第三人称单数的男女性别区分词之类问题，却早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以"伊"字来明确对译"She"，使该字特别带上女性的性别意义，同时使"他"字从原来的男女不分的混用，到获得只代表男性的专门含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所指出的那样乃五四前后才有之事。依笔者读书所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发明人。这里，很有必要对此一长期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加以明确的指认。

1823年，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出版的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里，就已将汉语中没有字与"She"相对应的困境凸显了出来。该书译He、She、It分别为"他男"、"他女"和"他物"，译His、Her、Its则分别为"他男的"、"他女的"和"该物的"。同时，译I saw her为"我见他（妇人）"，译 This is his为"这个是他（男人）的"； 译That is hers为"那个是他（妇人）的"。[7]像这样以括弧的方式特别说明不同性别的"他"字之性质，在当时没有专门性别区分词与之对应的情况下，实属一种迫不得已之做法。1879年，对洋泾浜英语颇有研究的杨少坪著《英字指南》一书，遇到此类情形时，也只能作类似的处理。[8]

本来，在中文里，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除"他"字之外，文言中较常用的还有一个"伊"字。尤其是在吴方言区，"伊"字在口语中的使用还较为流行。不过，该字却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含义。这一点，从1874年上海人曹骧出版的名著《英字入门》一书中将He、She、It统统译成"伊"字，将They译为"伊们"，可见一斑。

晚清以降，随着中西语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得不努力去创造一些新字（如有些化学元素），或改造一些传统汉字的用法，以适应中西语言词汇对应的需要。1878年，广州人郭赞生翻译出版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阶》一书，就在"伊"字的女性专用限定方面，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书中不仅多次自觉地将"伊"与"他"在性别上加以区分使用，明确译He、Him为"他"；译She、Her为"伊"，It 为"彼" ；译"His、Her、Its"为"他的、伊的、彼的"；还在一些涉及到She 和He字的具体语句的翻译时，注意对两者加以区别，如"He is in the garden,but she is in school"就被译为"他在园内，但伊在书馆"。[9]不仅如此，书中还有一段译文清楚地写道："男人意思是（HE）他，乃是属阳类的；女人意思是（SHE）伊，乃属阴类的；小子意思是（HE）他，是属阳的；女子意思是（SHE）伊，是阴的"。[10]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于香港，作者也并不属于吴方言区人，可见这种创造使用的地域范围，可能比以往一些学者所想象的还要广泛一些。

郭赞生对英语中的性别区分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译Gender为"生性，阴阳别"和"男女分类"，离现代"性别"一词的创生尚有一步之遥。他在"SHE伊"后面，曾专门以括弧方式注明指代"女子"，[11]这表明当时以"伊"来专指"女人"似乎还属特异现象。而其在同一书中的另外一些地方，有时则仍然不太经意地用"他"字来翻译"She"，可见即使在郭本人，其对两者的区别使用词也显然还属于草创阶段，并没有固定下来。

这些做法对以后的五四时期有人以"伊"字来对译"She"的主张（后面将会详述到）有无直接影响，目前尚缺乏研究。但晚清和五四前后，都有人不约而同地愿以"伊"字来专门代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这至少能表明，在传统汉语中，"伊"字大概是比较具有对应"She"字内在潜能的一个词。

二、"她"字的新生与"他女"、"女它"：《新青年》同人的早期磋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热心于引介世界新文学而又对传统文化持强烈反思批判态度的《新青年》编辑和作者们，在怎样对待西方的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以及如何翻译"She"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回避的积极态度和勇敢的创新精神。作为汉语中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应运而生的。

从1917年起，在《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She"字的对译问题，而刘半农则由此最早提出了创一个"她"字的建议。不过，在1920年以前，他虽有此非正式的提议，却还没有发表文章明确阐述自己的有关见解。笔者至今，仍未能找到此前有关他正式使用"她"字的明确证据。1920年初，在《她字问题》一文中，刘半农自己也曾表示说："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刘半农并非虚掩客套或不敢承担责任之人，他当时的回忆值得今人重视。有人说刘半农1917年在《琴魂》等文中，就已经尝试使用过"她"字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恐多属于误判或误传。[12]

实际上，在文章中公开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的，应推周作人为最早。1918年8月15日，周氏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一文（原作者为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文前有两段说明文字，其中第二段写道：

"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13]

这里，周作人不仅向世人率先透露了刘半农创造"她"字的设想，也表明了从学理上基本认同的态度。只是鉴于实际操作中排字印刷的困难，他才模仿日语，采用了"'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前述刘半农所谓周作人对此事提过一提的那篇文章，指的无疑就是这篇《改革》一文。

在1918年8月以后几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凡翻译涉及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如他翻译的著名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爱的人》[14]等小说，就都是如法炮制。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马礼逊在《英国文语凡例传》中的最初处理并无不同。不过，《卖火柴的女儿》翻译的是丹麦小说，《可爱的人》则属于俄国小说，可见他已不是专门针对英语中的"She"字，而是以之对应所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了。

周作人所翻译的小说中连篇累牍的"他女"，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十分别扭，想必当时即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读后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青年》编辑内部，胡适、钱玄同是率先对此作出公开回应的人。1919年1月26日和2月2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6、7两期上连载他所译的莫泊桑小说《弑父之儿》，其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除仍使用"他"字外，有时还用"那女的"来表示。译文的最后，他特别做一注释说明道："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15]可惜胡适并没有留下反对使用的具体理由。对于胡适的这一表态，刘半农后来在《她字问题》一文中也曾有所提及："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是记不清了），------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工作的烦简，就有些区别了"。<图1>

不过在当时，周作人的创议也曾有过正面响应之人。在翻阅新文化运动另一份主要刊物《新潮》杂志的时候，笔者有趣地发现，现代中国童话之父、小说大家叶圣陶就曾一度是"他女" 的热心实践者，甚至还可能是在小说创作中最早的实践者（那时周作人基本是在译作里使用此字）。在1919年2月1日、3月1日和5月1日发表在该刊的《女子人格问题》、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中，叶圣陶都曾响应和追随周作人，将"他女"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来使用。特别是在那篇仅千字的小小说《春游》里，"他女"一词竟然出现了31次之多，给人以非常怪异的感觉。另外，可能由于排印者还不太习惯这种特殊处理的缘故，在有关文章里，将"他女"的"女"字漏排或排印得与"他"字一样大的情况，也时有出现。[16]

就引起世人正式关注"她"字问题这一点而言，1919年2月15日应该是更值得注意的日子。这一天，引时代新潮而备受注目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钱玄同和周作人首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对谈的《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一文。在该文中，钱玄同提出了对译"She"字的三种办法：一是像周作人仿日本译"彼女"那样，将其译成"他女"二字，留下"他"字作男性第三人称代名词；二是照刘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不过他却认为刘半农所造的"她"字"不甚好"，进而又提出了造一个"女它"字的新设想。钱玄同说：

"因为这（她）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若使许叔重解此字之形，当云：'从女，从他省，他亦声'。我想照此意思，不如造一个'女它'字；'他'字古写作'它'，从'它'即是从'他'，若解其形，当云，'从女，从它--它，古他字--它亦声'。如此，则'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

三是照他们平日的看法，"中国字不够就拿别国的字来补；不必别造新字，老实就写一个She字"。可这样一来，本来包括阴阳中三性的"他"字，其中阴性被分出来后，意义变狭，而剩下的阳性和中性都用一个"他"字，刘半农觉得"也不太好"， 因此又进一步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英文中的He,She,It 三字全都搬到汉语中来作罢， 同英语相比，甚至用世界语中的Li ,Si, Gi，可能还要更为合适些。

对于以上三种办法，钱玄同总的评判是，第一种"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文义上似无毛病，但汉语中翻作"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而且读音也不好处理：究竟是读一个"他"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对于第二种办法，钱氏则认为"可以用得"，但同时又顾虑每次都要特铸许多"女它"字，"在事实上或者有点困难，也未可知"。而且当时，钱、周等人正热中于渐次废除汉字的讨论，故"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 当时他最倾心的是第三种办法，觉得采用起来"毫无不可"，甚至认为即便有许多人看了不懂，也"可以不必顾虑"。反正新字的创造，主要是服务于那些"青年学生"，不是面向那些"略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的，而"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这种轻视下层民众，蔑视传统语文的主张，其偏颇和不当之处显而易见。

面对钱玄同1919年2月8日来函的质询，周作人5天后给予了回复。他首先详细解释了自己此前采用"他女"的真实想法。原来，他本人要造这样一个"从女，从他，他亦声"的怪字，乃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面要求翻译上的适用，一面又要顾印刷局的便利，一面又教中国人念着'他'字，心里想着'女'字，合成一个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说明"他女"两字不妨读一个"他"字音，"女"字在此则姑且只视作一个不发音的符号。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这一发明其实自己也不太满意，主要原因"便只在他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读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实是缺点。至于字形上的不三不四，尚在其次"。

接着，在评断钱玄同前面所提出的三种假定办法的时候，周作人又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自己的做法，承认"他女"这个法子"不能适用"，"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代名词的本意了"。 他指出，在中国旧书中也有"生"、"女"如何如何的说法，但那都是用作名词，不能作代名词用，"倘若名词可以兼代名词用，我们要代名词何用呢"？由此推论，他还"想起日本的'彼女'，也不甚妥当"。实际上，这也等于否认了前面所提到的胡适曾采取的那种办法。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确又将有关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作人并不赞成直接引进英语中的"She"字和世界语相关字的那种做法。尽管他当时和刘半农一样，热心于注音字母及国语改良，甚至盼望中国最终能采用世界语，但他同时却认为，"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关键大处自有取法外国之必要，可如果像代词这类砖头瓦片也都要一律取诸海外，就"不免大费手脚"了，他主张还是先在汉字范围内自造些新"怪字"为宜。周氏同时强调，这类代名词"不止翻译上要用，在'灶婢厮养'写信看书报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终，他对于刘半农主张自造代名词"她"字和钱玄同建议的"女它"字，表示均有意义，但又认为这两个字在发音上因都不能与"他"字区别开来，所以也都还不能算是太理想。相比之下，倒是把中国文字中固有的原本表示第三人称的 "伊"字拿来限定专用，反而感觉要"更好些"。周作人写道：

"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女它'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你前天当面和我说的，'他'读作ta, '女它'读作 to，也是一种方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遗留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

周作人的这一意见，随即得到了钱玄同的热烈赞同。在次日的回信中，钱氏进一步补充总结了应当放弃"女它"和"她"字、专门使用"伊"字的几条理由：

"特造'女它'和'她'字，而读他之古音如'拖'，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办法究竟不大好。因为（一）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来添造新汉字，终觉得有些不对。（二）从旧字里造出新字，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矫揉造作得太厉害了。（三）非添铸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要免去这三层，则用'伊'字最好。------我们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渐渐成了习惯，也觉得彼此决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赞成用'伊'字。"[17]

如前所述，晚清时已有人进行过以"伊"专译"She"的实践，但是在"她"字出现以后，从不同于"他"字发音的角度自觉选择"伊"而排斥"她"字，确认把"他"字留给男性第三人称专用，并对五四前后文坛学界的有关使用产生 重要影响的，周作人和钱玄同二人无疑堪称先驱。只是此后，关于"她"字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先驱人物暂时取得高度的共识而终结。钱、周二人对"伊"的格外钟情，在一年之后曾一度传染给更多的文人学者，然历史最终的结局，却也并不符合他们排"她"的逻辑与护"伊"的意志。

三、1920年4月以前"她"字的最早期实践

钱、周关于"She"字翻译的对谈发表之后，并没有当即引起其他人的公开讨论。不过，社会上却已经有人接受这一对谈的影响（包括此前周作人1918年8月在译作《改革》前的那段说明文字的影响），开始陆续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使用起"伊"字和"她"字来了。

以"她"字为例。著名的新文学探索者，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等人，成为自觉实践该字的最早期代表人物。[18]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在《晨报》第7版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已两次使用了"她"字。[19]1919年10月，《新潮》杂志同时刊载的康白情的新诗《送客黄浦》和俞平伯的短篇小说《炉景》中，也都分别较早地使用了"她"字；[20]1920年2月，他们二人同时发表在《新潮》上的诗文，如康的新诗《疑问》，俞的短篇小说《狗和褒章》、《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和新诗《别她》，也都同样使用了"她"字。[21]稍早些的1919年12月，俞平伯在《新潮》第2卷第2号还发表长诗《菊》，其中"她"字竟可谓连篇累牍，甚至有点泛滥成灾了（达20个之多），可以想见该诗问世之时，其夺人眼目之程度。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2号上，也已有人开始用"她"字来表示阴性第三人称单数。

在早期创造性使用"她"的新文学实践者当中，又以俞平伯最值得注意。他肯定是1920年4月以前，也即"她"字在中国引起热烈的争论之前，新文化阵营里最爱使用"她"字，用得最多（内涵相应也最丰富），最自觉坚定、也最娴熟的一个。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还可能是在小说中最早熟练使用"她"字的新小说家之一，和最早在诗歌中以"她"字题写诗名的白话诗人之一。其小说《炉景》与《狗和褒章》对"她"的使用，都很老到和成功。后者篇章不长，全篇竟使用了40个"她"字，很好地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

较早自觉地以"她"字入小说和诗歌的，还有新文学家王统照。他1919年12月1日在参与创办的《曙光》杂志上，发表小说《她为什么死》，正文通过使用88个"她"字，清晰地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有力地宏扬了妇女解放的新文学主题。《她为什么死》还可能是中国最早以"她"字直接入标题的短篇小说。1920年2月，王统照发表的《忏悔》和稍后一些发表的《是艺术杀了他》等小说里，以及在1920年2月5日发表于《晨报》上的《二十世纪的声》等译诗中，都大量地实践了"她"字的书写。

有人曾断言，"她"字首次入诗，是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22]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刘半农此诗作于1920年9月，正式发表已是1923年。即便是从"她"字出现在诗的标题上来看，此诗也远不能说是最早。除了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之外，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曾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全诗如下：

（一） （二）

她么？ 她么？

她嫁了么？ 她离婚了么？

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 她嫁，是她的兄强迫她的么？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 她现在觉悟，她的兄不反对她么？

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 她虽然出了苦海，她怎样才能得自由？

唉！嫁的是她么？ 唉！离婚的是她么？

（三）

她么？

她死了么？

她的精神，万分苦痛么？

她是达观的青年，她为了旧伦理而死么？

她奋斗到死，是光荣呢还是屈辱？

唉！死的是她吗？

这首《她么》一诗，以对"她"嫁人、离婚和抑郁而死的想象，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女性整体的悲惨际遇之同情和独特命运之关切，实在是破天荒之举，给人以别具一格的强烈感受。其中，女性代词"她"字的频繁使用，反复出现，自然而艺术地超越了女人个体，而凸显了"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表现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关怀。<图2>

实际上，尽管刘半农是"她"字的最早创议者，但当上述诸人都纷纷以"她"字入诗作文写小说之际，他却尚处在观望之中。这从他1920年初以前与上述诸人同时在《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可知。可以说，在"她"字的实践方面，刘半农还只能算作是一位后进。

那么，最先以"她"字来指代和象征祖国，是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以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为最早呢[23]？实际上也不是。前面提到的俞平伯那首《别她》中的"她"，就是明确指代祖国。此诗是他赴英国留学之前，书写和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及其立志从改造自身做起报效祖国的复杂心绪的。笔者以为，《别她》一诗大概也是第一首明确以"她"字指代祖国、专题抒发对祖国深情的诗歌。由于此诗过去并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这里不妨将其全文引录如下：

别她 （八年十二月去国作 ）[24]

厌她的，如今恋她了； 想躲掉吗？怕痛苦吗？

怨她的，想她了； 我怎敢！

恨她的，爱她了。 我想--我想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碎的，病的，龌龊的她， 爱我便爱她，救我便救她。

怎不叫人恨，叫人怨，叫人厌。 安安的坐，酣酣的睡；

我的她，我们的她； 懦夫！醉汉！

碎了--怎不补她； 我该这样待我吗？

病了--怎不救她 我该为她这样待我吗？

龌龊了--怎不洗她 我背着行李上了我的路；

这不是我的事吗？ 走！走！快走！！

我说些什么好！ 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正在把他们的她治活了。

至于用"伊"字来对译西方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自觉而较多地开始将"伊"字作为第三人称单数来从事翻译和写作，则大体与"她"字同时。笔者不曾专门考察五四前后"伊"字最早出现的情形，但可以断言，至少从1919年初《新青年》发表那篇讨论"She"字的翻译问题之后，周作人等人便已开始了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比较自觉的"彼"字书写实践了。比如，1919 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译作《沙漠间的三个梦》，其中就非常自觉地在与"他"字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了"伊"字。1920年4月以前，除《新青年》之外，《晨报》、《东方杂志》、《新潮》等很多报刊上，也都较多地出现了类似的使用。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则较早地成为此种尝试的著名探索者。

四、 "她"字存废的论争与"她"、"伊"二字的竞逐

或许受到上述"她"字和"伊"字新鲜书写之别样的刺激，刘半农和周作人对谈如何翻译"she"字一年之后，舆论界又开始关注起"她"字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她"字存废问题的激烈争论。

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登出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态度鲜明、指明道姓地追索"她"字的"始作俑者"，并毫不含糊地反对使用该字，造成了较大的反响。寒冰此文发表后半个月，孙祖基随即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登出《"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么？》，予以反驳。几天后，寒冰再发《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一文，孙祖基也作《非"驳她字的研究"》一文应战，于是两人一来一往，在《学灯》上打起了擂台。同时，邹政坚、梦沈等人也在《学灯》先后撰文，与寒冰辩论。而寒冰则越战越勇，复作《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和《再驳她字的研究》两文，继续与之周旋。这样，1920年4月，关于"她"字问题的争论就进入到一个高潮。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是年夏秋。

1920年6月之后，远在欧洲留学的刘半农也加入到论争中来。他写成著名的《"她"字问题》一文，寄回国发表在是年8月9日的《学灯》杂志上，首次正式而全面地申述了自己主张"她"字的理由。寒冰则仍不屈不挠，再作《续论"她字问题"》载于3天后的《学灯》上，给予激烈的回应，大有真理在手，决不服输之慨。

除《新人》和《学灯》外，当时卷入这场讨论的，还有《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等其他报刊。直接或间接参加论争者，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人之外，还有邵力子、陈望道、蔡元培、大同、壮甫等其他人。1920年底到1922年关于"'他'字分化"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她"字问题，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余脉。

作为这次"她"字论争高潮中反对"她"字的主帅，寒冰在与刘半农直接交锋之前主张废弃"她"字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文字的最高目的，只在适应人的需要"，而文字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就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公认为前提"。"现在大众已经公认从前的他字已经达到适应需要的目的，（故）没有更改的必要"；二是从时间上考虑，文字使用对大众是越方便越省事越好，现在大众见了"他"字，一见便晓，不费思考的时间，而见到这样用法的"她"字，字典里也"无证"、"无据"，反费思考的时间，"这真是庸人自扰"；三是认为，既然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要改为"她"，那么女子自称的"我"、"吾"、"余"和别人称女子的"你"、"伊"、[25]"汝"等，也应该一律照改，以示区别，这岂不是太麻烦。四是中国古文中本有"她"字，所谓"她字《玉篇》古姐字，《说文》：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亦作她，或作媎-----《六书故》：姐，古文，或从也声，作她。或从者声，作媎"。寒冰还提到该字的另外两种古代读音，即一为"子我切"，音"左"；二为"陈知切"，音"驰"。在随后的辩论中，他明确表示，其之所以要指出"她"字的这一来历，不是笼统反对 "古字今用"，而是意在证明："'她'字不是刘半农自己造的，是从千年古墓里头掘出来的"。同时，"她"字在古文里既已有固定的意义，就不便用作新的意思。[26]五是强调"她"与"他"同音，故"'她'字的改革，只能在字面上显现差别，口头上绝对分不出阴阳性，看得见，听不出"，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一点实际上还是重复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的观点）。不仅如此，寒冰还进一步指出，即便是从字面上看，"她"字的分别意义也不大。因为反正读者无论如何得看上下文。而一旦看上下文，那么不加区别的"他"字，也能判别出其在文中的具体所指来，何必多此一举非要一个"她"字不可呢？[27]而如果不看上下文，不仅区分了性别的"他"或"她"字的具体所指仍然不明，甚至"我"和"你"等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所指，也未必就能够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楚。[28]

在不断的争论中，寒冰逐渐发现，他所主张废弃"她"字的核心理由其实只在于以下两点之上，即"'她'字没有（区别于'他'字的）声音，是一个缺点；'她'字在字典说文里有固定的意义，容易引人误会，是两个缺点。有这两个缺点，自然要赶快将他抛弃，重新审定一个办法，来解决文字上头的困难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又何必苦苦的生吞活剥，将这'她'字勉强消化进去呢？"[29]

针对寒冰所提出的废弃"她"字的上述理由，孙祖基、邹振坚、梦沈、大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或提出了疑义，或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驳。[30]他们指出，正因为要适应人的需要，才须造出一个代表女性的"她"字或其他合适的字来。在有些场合，如果没有第三人称代名词的男女区分，无论你怎么读上下文，也搞不清文中"他"字的确指。[31]固然，不加性别区分的"他"字也曾经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得到过人们的公认，但"她"字这类改革更符合今人和未来的需要，不久也当会得到公认，成为字典中的"证据"，恰如从前的"他"字也曾经有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样；同时，"她"字的采用本是为了清晰分辨、节约时间起见，但刚开始时自然仍难免陌生，逐渐习惯后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女性第三人称与第一、二人称是有区别的，不能在一概混淆的基础上否认"她"字区分性别的必要，因为"第一二位的代词，是代表语者与对语者，其距离一定十分逼近；第三位代表被语者，却可离得很远。还有一层，说者与对语者，是变动的，不加多的；被语者却可从此人易为彼人，从一人增至二人以上"。[32]另外，他们还指出，古代虽有过"她"字，但现在几乎被人遗忘，这并不意味着今人不可以在新的意义上使用它。口头上"她"虽无法与"他"字相区别，但它首先在字面上凸显出性别差异，"使无含混的弊"，[33]这也是有意义的，等等。

在维护"她"字方面，刘半农稍晚发表的《"她"字问题》一文中的看法，总的说来要更显成熟。他强调说，中国文字中应该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现今才有的新需要。中国古人没有这个代词，但却"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他的意思不至于误会"。现在我们与世界各国语言发生接触，且不说它在本国文字中将来是否有大用，"至少至少，他（它）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为此，他还举出翻译上的例子，来给予具体的说明。

对于寒冰以第一、二人称即"我"与"你"等"为什么不分出阴阳来"为辞，反对第三人称性别区分必要性的意见，刘半农的反驳也显出了更高的水准。他除了综合前人的看法，以"距离远近"和"是否加多"两方面的特点对之加以区别解释外，还认为寒冰的这一反诘"很好"，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没有"把他误会作'取笑'"，而是予以了精心的辨析。在刘半农之前，和寒冰激烈对垒的孙祖基，曾以英文中第一、二人称不能像第三人称一样区别男女性别为例，来嘲笑寒冰"异想天开"、"不读书"，甚至盲目地认定"无论哪一个国，都是这样的用法"。[34]这曾激起寒冰的反感，声言此乃仅"拿英语做标准"。[35]不过限于见识，不服气的寒冰当时却未能举出反证来。刘半农则不同，他毕竟见多识广，了解世界各国语言的复杂性，故他一面策略性地承认"法德文中，把无生物都分了阴阳，英文中把国名、船名和多数的抽象名，都当作阴性，阿拉伯文中，把第二位代名词，也分作阴阳两性"[36]（这些知识若要被寒冰得知，还不早成其反对"她"字的理由！）；一面又机智地提出"需要"与"盲从"的界限，强调"这些现象，都是语言史上遗传下来的，我们若是'盲从'，为什么不主张采用呢？"。言下之意，采用"她"字并非盲从于英、法、德乃至其他任何语言现象，而是根据自身新的需要作出的理智选择。

接着，刘半农又以"无论哪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是永远不动"；"我们做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可并在内），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汉语古文里好些字的古音早已改变等三个方面的史实，驳斥了所谓不能重新造新字、不能改动字的古义和古音的说法，进而明确指出："综合这三层，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要用他。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若是从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作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可能是因为造"她"字之初，刘半农尚完全不知古文中早已有个"她"字字形符号的缘故，所以他此时似乎还不太愿直接正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即便历史上有过此字，也不过是一个不甚习用、早被人遗忘了的"废字"而已。故他自己在文中仍称"她"字为"新制"。

对刘半农来说，"她"字唯一的遗憾就在发音上与"他"字仍无法区别开来。同"伊"字相比，这难免显出不足。但是同时，"她"字也有胜过"伊"字的地方。用刘半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不甚调匀"。因此最后，刘半农认定："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那么，究竟如何改变发音，才能既合理又方便呢？刘半农认为英文中的所谓"强式"和"弱式"的发音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很好的榜样"。依照此例，可以定"他"字为[ta:]音，把新制的"她"字,或缩短一点，定为[te]音，或延长一点，定为[ta:j]音。这种改变语音的做法诚为难事，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到。[37]

然而，刘半农的意见却并没有折服寒冰，反而引起后者更激烈的反弹。在《续论"她字问题"》中，寒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辩。他首先批评刘半农绝口不提"她"字早已存在的事实，以及 "'她'字有与'媎'、'姐'相混的弊病"。认为专门造成一个与其他字容易相混的字，在使用时还得要"留心"去辨，还不能"绝对"分明，这个字也就"实在看不出什么可贵的地方"；其次，他也不认同采用英语中"强式"或"弱式"的发音法区别两个字读音的可行性。认定，平时一般人说话本来就"轻重没有标准"，在实际发音上，恐仍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同时，寒冰还强调，"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

其实，在刘半农直接作出回应之前，寒冰在与孙祖基等人的争辩中，其论点前后就已经有所变化：他起先是固执一个笼统的"他"字的，认为效法英文，在语文中硬要作出男女第三人称代词性别之分完全没有必要，纯属庸人自扰；可是后来，他虽然还是坚决反对"她"字，却又略微调整了立场，主张采用"伊"字，接受了区分男女性别必要性的看法。等到他与刘半农直接交锋的时候，就已变作"伊"字的坚定护法人了。因此，拥"伊"而 排"她"，遂成为寒冰驳难刘半农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

刘半农不是强调"口语中用'伊'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吗？寒冰则声称"伊"字具有相当的"普通性"："江苏、浙江、福建及江西、四川的一部分，很惯用伊字，就是安徽、湖北、河南，也不是绝对不通行的字。如果再用力推广，不难全国一致"；刘半农不是说"'伊'字表现女性不如'她'字明白"吗？寒冰则毫不含糊地认定，"伊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间，十九代表女性；遗传到现在，还未改变。现在如果将伊字代表女性的他字，有遗传的根基，自然收更圆满的结果。即无女旁，女性何尝不显明！"不仅如此，寒冰还举例说明，女性显不显明同"女旁"并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有女才会分明，无女便不分明"，关键在于"从来造字是要多少保存古人的经验"： 如，"奴字是女旁，在习惯上谁不承认他是代表男性！如果要用他代表女性，谁不加上女字，使他成为'女奴'！"又如"伶俜"等字，"无论什么人，也自然会说是代表女容的字，而字面何尝用女来显现！"

寒冰这些维护"伊"字的慷慨激昂的驳论自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其中让人疑惑之处也委实不少：且不提"伶俜"一词是不是明确只表"女容"，那个"奴"字是否仅代表男性，即如其所断言"伊"字使用的地域范围如是之广，以及该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十九代表女性"两点，就很难服人。关于"伊"字的使用地域问题，主张"她"字的一些学者或谓仅限于"江浙两省的一部分"地区，[38]或谓只有"江苏东南和闽浙等地"。[39]总之都认为范围很小，连当时主张"伊"字的人，也多承认这一点。至于"伊"字在诗词曲中的用法"十九代表女性"之说，就更缺乏根据了。实际情况乃是：从前的"伊"字基本上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此外，寒冰主张"伊"字而排斥"她"字，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在他看来，当时的文坛中，"伊"字的使用实际上已显示出某种现实优势。故他自信地宣称："就事实论，眼前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可见'伊'字已有统一的希望，而'她'字则无统一的希望"。[40]

概括地说，1920-1922年之间，在有关"她"字问题的讨论中，从语言自身的角度来反对"她"字的意见大致不外两类，一类是从语言的简便和有效性原则出发，整体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作性别区分的；另一类是虽认同区分，但却反对"她"字而钟情于"伊"字的。像寒冰这样的人，则经历了一个由一类到二类的转变过程，故尤具代表性。

在当时，公然持第一类立场的人为数并不很多，但也绝非没有重要的支持者。如学贯中西的蔡元培，他在1920年6月发表《北京国语传习所的演说》，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区分性别的意见，他说："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的代名词，定要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觉得这种分别，也是没有必要。譬如说一男一女的事，如用他字与她字，来分别他们，固然恰好；若遇着两男或两女的，这种分别还有什么用呢"。[41]当时，蔡元培显然还没能注意到已经有人在使用 "伊们"或"她们"了，他是从语法应尽量简洁的立场出发立论的。正是因此，他还批评了英、法、德等国语文中的数词变化、形容词的级数变化和动词时态、语尾变化等过于复杂，不如中国简便的好。[42]言下之义，在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的做法，实际上比西方语言还要更为简便些。

除蔡元培之外，当时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要加以性别区分的，还有陈大悲和孙逊群等人。陈大悲是当时著名的戏剧家，他1921年初夏曾在《戏剧》上发表《剧本中的"伊"和"她"'》一段随笔谈，从剧本和表演的双重角度，对于当时以"她"和"伊"等来区分男女性别的做法均不赞同，认为"照西文来分别，为麻烦为多事"。[43]

孙逊群表达类似意见，则是在"他字分化"的各种方案多提出来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偏激反拨。1921年10月，他从代词的效用出发，提出汉语中一个"他"字就已够用，不必再分化的观点。这与前此寒冰的有关看法相似又有所不同。在孙氏看来，学会使用代词，的确是语言文字的进步，它可以省字，即省掉前文中那些已经出现过的较长的"本字"或"本名"。但正或由于此，如果前文已经出现那些可供代替的"本字"或"本名"，那么后面再以一个"他"字来"代"时，也就往往能够达到清楚的目的，不必另对"他"字加以太多的分化性改造。他说："从字形上下功夫，改符号，加符号，那又何必要用代词呢？不直接用本（字）呢？假使说，外国文的第三位代词，有种种区别，我们也当仿他，这不是理由。他们所以要区别，自有他们的原由。我们的'他'字，不分化而用，也能够用，便是我国'他'字的效用大"。[44]不过，孙氏却并未讲出汉语中"他"字"效用"格外大些的原因所在。

孙逊群反对"他"字作性别区化，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我国的文字不是不精密，实是区别太细，所以文化传播较迟"，这从"说文、字典上去看，用字的轻重繁简区别真是细得了不得"一点，可见一斑。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去从前无谓的许多区别"，而不是去主动再造一些无谓的新区别来。[45]

对于孙氏的上述看法，语言学者龚登朝则提出了商榷意见。他在《学灯》上发文指出，在简单的会话和作文中，"勉强混用"一个"他"字确有可能，但在复杂的文章里，就绝对不行了。当然，男女性别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别使用也终有自身的限度，即总有"应用不全"、"无论改到什么地步，不免有困难的情形"存在的可能，但当遇到那种实在难以处理的特殊情形时，就最好不用代词，而直接使用需"代"的本来名词好了。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代词无用。代词毕竟简洁方便，很多时候说话作文都应该使用。与此同时，龚氏也承认，在中国的确"文言里原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区别字，在白话文里应当废掉的"，比如，猪、羊等动物，不同年龄竟有不同的称谓字；亲属的名称也分得极为精密、细致，等等，但这些需要废掉的繁琐区别字，与中文里第三人称代词不精密、同样需要改进其实并不矛盾。[46]

总的说来，1920-1922年间，在公开发表的讨论中，主张第三人称代词要有男女性别之分的意见，还是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主张性别区分者内部，则又基本以主张"伊"字的人略占上风。1920年4月底，《新人》杂志社在将此前由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引发出来的相关讨论文章汇编在一起时（题为《"她"字问题的辩论》），主编王无为特作了一个"编者按语"，对论争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颇能反映当时"观战"者以为"她"字已经根本动摇，而"伊"字却暂居优势地位的看法。他写道：

"关于'她'字的问题，自寒冰主张推翻以后，狠生了重大的反响。现在双方辩论，已告一小段落。结果：刘半农造的'她'字，根本虽经摇动，寒冰对于攻击'她'字的立脚点，也有变更的地方。就是对寒冰的话表示不信任的祖基、梦沈-------诸君，也趋向于改用伊字的途径。所以'她'字有无存在价值，现在已经不成大问题。现在成问题的，就是女子代名词，用'伊'字是不是适当，和代表中间物的字该如何改造，然后达到完全--适当需要的目的。我希望诸君继续讨论下去"。[47]

当时，认为"伊"字优于"她"字的人们所持的理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两条值得补述：一是有人强调在传统中文里，"伊"字可以仿照"朕"字的先例，由广义变为狭义。"朕"既可以由从前"人人可用作自称的代名词"、变作后来国人早已"历来习惯"的帝王专用之自称，那么"伊"字由"第三身男女两性共用的代名词" 变成"仅作女性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也就顺理成章了；[48]二是已经有人开始从两字的偏旁着眼，认为"伊" 字的构型在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方面，比"她"字要更为合理（下文还要专门谈到）。

不过，主张"伊"字者攻击"她"字的说法虽多，却也不免存在内在的矛盾：如个别重要辩手（像寒冰），总是强调"她"字为旧有，易与旧义相混；而更多的拥护"伊"字的人（像陈望道等），则秉承周作人的旧虑，批评"'她'字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49]这一矛盾，其实对于史家评断当时"她"字刚出现时的性质问题，至今仍不无某种参考价值。

同主张"伊"字者相比，拥护"她"字者的一个主要困扰则在于发音问题上。他们当中由于绝大多数人既承认"她"字在发音上无法区别于"他"字为缺陷、为不足，却又无法提出一种统一的令人信服的改音方案来，有人如邹政坚甚至因此建议把"她"字读作"伊"音，[50]从而遭到许多主张"伊"字者的抢白。用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话来说，就是"'她'字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 。[51]

在刘半农之前，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都曾提出类似改"他"音读"拖"音的建议，但不久之后都又以为有点"矫揉造作"而自动作罢。前述寒冰针对刘半农提出的"她"字发音问题而进行的种种驳难，也能表明，在与"伊"字竞逐的过程中，"她"字的拥护者们因主张"她"字不同于"他"的发音，反而使自己一度处于某种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实际上，"伊"字不仅在正式的争论中一度领先，在实际的被运用过程中，也曾经显出优势来。当笔者带着"她"字和"伊"字使用频率这样的问题意识去阅读五四报刊等文献的时候，明显感到，1919-1922年间，新文化圈对"伊"字作第三人称单数词的使用要多出"她"字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钱玄同不用说，茅盾（沈雁冰）虽在1920年的时候偶尔用过一下"她"字，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则都使用"伊"字；叶圣陶在放弃"他女"之后至1923年前，也基本都使用"伊"字；李大钊、邵力子、李汉俊、郑振铎、陈望道、朱自清、刘大白、黎锦熙等等舆论界和语言学界的活跃人物，1919-1922年间也都自觉使用"伊"字，其中有人甚至延续使用"伊"字到很晚。[52] <图3>

这就无怪乎1920年9-11月间，反对"她"字主张"伊"字的寒冰要认定，当时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这已表明"伊"字有"统一的希望"，并以此来驳论刘半农了。事实上，当时有这种判断的，绝非仅寒冰一人。 1921年6月，参与争鸣的大同也曾撰文断言："用 '伊'字算是最妥当。虽没有人下一道统一的命令过，但现在文坛上已慢慢地有统一的现象了"。[53]1922年11月，钱玄同更是充满信心地表示："近来我和黎锦熙先生商酌，女性用'伊'，不但已经渐成习惯，而且在旧文学上本也略有根据，不必再改动"。[54]应当说在当时，这种对"伊"字流通和认同强势的判断，并非是论者毫无根据的信口之言，只不过后来的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而已。

五、与"女"有关的语文敏感："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的际遇

"她"字诞生于五四时期，最先孕育于《新青年》内部，最早被追赶"新潮"的北大和其他高校那些致力于文学革命的"新青年"们所大胆"尝试"，而且其得以运用之初，也正是国内"男女同校"、"妇女解放"的呼声响亮，国际上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处高潮之际-------凡此种种，都不难引发今人对现代"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问世的正当性论证之间历史关系的无限联想。在今人眼里，至少在想像力并不发达的笔者看来，与"伊"字那容易带给人的"小鸟依人"的感觉相比，"她"字与"他"同音近形，似乎也更能显现一种与男子平起平坐的"独立"而"解放"的妇女形象，并因此与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女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从历史的背景去分析，"她"字的新生、流行同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之潜在作用，应该不能无关，但翻遍当年讨论有关问题的历史文献，我却从未见到直接从男女平等这一现代性观念出发，为"她"字进行合法性论证的正式文字。恰恰相反，这一观念，倒成为当时不少人反对"她"字最重要而有力的理论根据之一。

一种表现，是有人借男女平等观念，根本反对"第三人称"男女性别词的区分。这可以拿1920年4月16日"她"字问题争论高潮中，有个叫壮甫的人发表在《觉悟》上的一封公开信为代表。该信写道：

现在一般提倡新文化的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不都是在高声说什么"剪发"、"去裙"、"废装饰"、"男女交际公开"、"男女同校"的顶时髦的话吗？他们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鼓吹，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想将男女的阶级拆掉他，界限打破他，叫世界上的男女，除开生理的关系外，没有区别，一同走到"人"的地位去。既是这样，那我就有一件不可解的事了。

"她"这个字，是不是指女的"他"字呢？如果是的，我就有点意见，发表在下面：（一）这"她"字或者仿效英文She意思，（二）或是我国文字里原有的。二者之中，无论如何，我都是极端不赞成。为什么呢？若说从外国学来的，那我敢说这番的学西人，就太没学好了！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行迹的时候，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她"字，把男女界限，分得这样清清楚楚，未免太不觉悟了。若说是我国文字里原有的，古书上本来不是这样解释，即使是这样解，几千年的旧礼教--旧习惯都要废掉，难道一个无谓的事，不应该废掉的吗？[55]

持这种意见的人绝非少数几个，而是时有所见。如仅两个月之后，就又有一名叫忆萱的人给《民国日报》的编辑邵力子写信，对《觉悟》杂志总好改"他"为"她" 字来区分男女第三人称表示疑惑和不满。该信写道："觉悟栏内，不是主张不分男女界线的吗？我记得以前还有人批评女子不要称女士！现在用这'她'字，不是异曲同工么？照这样分别起来，那么-------凡有关于女性代名词，都应加一女字偏旁才行，这种也算是新文化吗？是应当提倡的吗？"[56]

当然，这样一种意见也随即遭到了反驳。如前述那个"壮甫"的信发表后，主张男女第三人称单数词要加区分的"大同"其人就很快回击道："我们现在是研究文字上混用男女两性的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并不是要主张男女要有区别。这是壮甫君误会了！照壮甫君底意思，要男女两个字都消灭，从新造一个男女兼性的字来代用，这个字或许可以造，但不过要世界上的人都变为男女兼性，是不能够造的。"[57]邵力子在给忆萱的公开回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第三身单数代名词，女性和男性不同，不过为文字上容易辨别，和男女不分界线的主张没有妨碍。这个理由，说过的人已很多。第一身和第三身的女性代名词，不必加女字偏旁也曾经多人讨论过-------不过我们要认定这完全是文学上的问题，与男女界线是没有关系的"。[58]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观念影响"她"字问题的第二种表现，是当时有人主张把"他"字留作男女公用的符号，"他字下男性注男字，女性注女字"，也就是分别写作"他男"或"他女"的。 这种意见，故意与此前周作人那种把"他"字留给男性、以"他女"代表女性的主张有所区别，显然也是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最终，此种与"她"字竞争的意见却被时人认为"笨拙"而遭到淘汰，影响很小。[59]

当时，借男女平等的理念反对"她"字的第三种表现，也是影响最大最长久的一种表现，则是拿"她"与"他"字的偏旁说事，以此拥护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使用"伊"字。有些女权运动的实践者，甚至因此长期而公开地拒用"她"字。

率先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别出奇招的，还是那个带头公开反对"她"字的寒冰。1920年4月，他在《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中说明那种将"她" 字读作"伊"音、不如"迳用伊字"的时候，就曾指出："因为他字是人旁，伊字也是人旁，在男女平等的精神着眼，既属公平，还免了十分矫柔的形式，比较上是好的"。只不过寒冰当时的主要争论点并不在此，没能就此展开发挥，也未见有人对此及时作出回应而已。

实际上，从各种相关记载来看，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有关反对意见或情绪还是不少的。如1922年，《时事新报》的副刊《现代妇女》上就曾载文说："某报上有位先生，做了篇文章，中间用了许多'男也'字，累铸字房的工人忙得汗如雨下。-------据说是替'她'字复仇的"。[60]这当然也是男女平等的意识使然。

1924年夏，中华教育改进社讨论"采用他、她、牠"的提案，参加讨论过此议案的朱自清以文学的笔调记录下其有关内容，也证明了上述观点的普遍存在。由于其记录极为生动，且别有寓意，我们下面不妨多引述一点：

（此案）讨论的中心点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让他站着，"牛"也让它站着；所饶不过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边立着的那"女"人！于是辩论开始了。一位教师说，"据我的'经验'，女学生总不喜欢'她'字--男人的'他'，只标一个'人'字旁，女子的'她'，却特别标一个'女'字旁，表明是个女人，这是她们所不平的！我发出的讲义，上面的'他'字，她们常常要将'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见她们报复的意思了。"大家听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来驳道："我也是女学堂教书，却没有这种情形！"海格尔的定律不错，调和派来了，他说，"这本来有两派，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话的欢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实两个字都是一样的。""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这句话却有意思！文言里间或有"伊"字看见，这是真理；但若说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却不免委屈了许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实，但只是用在白话里；我可保证，他绝不曾有什么"用文言"的话------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调和终于无效，一位女教师立起来了，大家都倾耳以待，因为这是她们的切身问题，必有一番精当之论！她说话快极了，我听到的警句只是，"历来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驳道："'好'字岂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这大笑之中，忽有苍老的声音："我看'他'字譬如我们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他她们坐二等车，有什么不好呢？"这回真哄堂了，有几个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几乎要出来，真是所谓"笑中有泪"了。后来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约便在谈笑中收了场。于是乎一幕喜剧告成。"二等车"、"三等车"这一比喻，真是新鲜，足为修辞学开一崭新的局面，使我有永远的趣味。------但这个"二三等之别"究竟也有例外，我离开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车上看见三个"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车呢？难道客气不成？--那位辩士的话应该是不错的！[61]

从朱自清先生上述讽刺的笔调中可以看出，那种使妇女"特殊化"，给予其"特别待遇"的论调，不过是男权社会"哄骗"妇女的新把戏而已，但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上，却未必毫无效果。清末以降，各种报刊杂志上那类时髦的"某某女士"之作者署名方式，即是证明：不仅男编辑愿意以此招揽读者，女作者自身也乐得以此自表不凡。1920年4月5日,几乎与"她"字遭到寒冰攻击同时，"女士"作为文章署名的用词，也因此受到一度以"非'孝'"著称的施存统的非议。施氏质问道："讲'人'，当然包括男女两性；讲平等，男女当然也该平等：为什么女子不承认自己是'人'，要加上'女士'二字，为什么男子不自称'男士'，而女子独自称为'女士'？"施氏并严正表示，女子以此自称，丝毫不会增加文章的价值，反而是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62]一年以后，这一讨论又延续到《解放画报》上。类似施存统的这种态度，最终得到了该报主编的认可，以致其公开声明："本报自始对于女子的作品，即不加署'女士'字样"。[63]可怪的是，这种对"女士"用法的非议，在像前述忆萱给邵力子的信中所为的那样，当时竟成为了一些论者借以反对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理由。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思潮所激发的女性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的确带给人们特别是带给了部分知识女性对传统汉字里那些"女旁"构字的格外敏感。她们对"她"字的不满，其实也是由其对一系列与妇女地位低下、命运不堪相联系的汉字极端反感的波延和联想的结果。

据笔者查考，五四前后，不仅有人主张废弃"妾"和"妓"这等被视作"糟蹋"妇女的字，[64]还有中学女生公开撰文主张把当时流行的"婦"字也改为其古异体的"媍"字的。后者的观点与那些主张废"她"者，实如出一辙，甚至立论点还要更高。你瞧，有的中学女生曾这样声称："从前用错了的字，无须说得，到了今日有些觉悟，就应该改正过来，庶乎社会上的事情渐渐因文字变化，人民的思想也渐渐随社会革新"，这正是读书识字者应有的责任所在。而"婦"字，把妇女的职责仅局限于"拿着扫帚侍侯公婆服从丈夫"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她同时还必须肩负起有价值的社会责任。作者极其不满于"婦"或"媍"字与"夫"字原来造字时就已表现出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抱怨前人："何以作字时绝不斟酌？作个媍字，说是女的，所以从女；作个夫字，倒不加男旁，不说是从男。好像男子是个主体，女子是附属的一般。这就是拿人是主体，凡百鸟兽是附属物做比例的"。不过"媍"字对于作者来说尽管仍不如意，它总算尚能表明"妇女还不是虚生着，也还负得与男子平等的责任"，比起"婦"字仍略有改良，"意义宽大些"，所以她郑重建议，要改"婦"为"媍"字，并天真地相信："当世大家，一定是很赞成的"。[65]

此种对"女"字偏旁构字的格外敏感，在某些新兴的女权主义者身上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久。我们有趣地看到，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有女权运动者由此思路，继续着那种对"她"字的政治性抗议。如1929年创刊、影响很大的《妇女共鸣》杂志，就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该字的构造去掉了"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人格的公然侮辱，因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将坚持把"伊"字使用到底的态度。1935年8月，《妇女共鸣》上特别登载了一个《本刊拒用"她"字启示》，公开声明：

"本刊对于女性第三称的代名词，用'伊'字，而拒绝用'她'字，因为女性第三身用'她'，男性第三身用'他'，对象第三身用'牠'，以'人旁'、'女旁'、'牛旁'相比衬，男性是'人'，女性是'女'，对象是'牛'，岂非是含着点女性非'人'的意思吗？这个问题在五四运动后，'她'字初被新文学派创出来时，颇引起舆论界的争执，到现在大概只有《申报》的'自由谈'和'春秋'还偶尔沿用'伊'字。本刊于十八年出版以来即沿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尚祈投稿诸君，注意及之"。[66]

据《妇女共鸣》杂志披露：该杂志拒绝引用"她"字，曾屡次遭受"各方面的非笑，或讥为斤斤较量于小节，或竟斥此种坚持为无聊"。[67]同年9月，后来很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柳湜（署名"士同"），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拒用"她"字》一文，可称这方面的代表。该文认为，五四以后，"他"、"她"和"牠"三字具有"代表性的分别"的确是个新现象，在当时也"带着一种进步性"。意义虽微弱，可总是体现了"中国文字在文法上更进一步接近严密"的努力。而且"'人旁'、'女旁'，原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意思"，"她"字的造出，也谈不上"有辱女性"。不仅如此，"伊"字在文言中作为"第三身女性代名词"（这正好落入前此朱自清先生的那种批评），在口语中却也不是"普遍通用"的，一般说来，"不管是'男'、'女'、'物'只要是第三称，总是发出'他'音"，现在造出一个同声的新字"她"来，在形的方面略为加一点区别，无疑要比"伊"字更"切合口头"表达。

不过，柳湜虽不认为"她"字有辱女性，却承认汉语中有辱女性的字眼实极多，像"姦"、"妒"、"奴"、"嫖"、"婪"等都是，甚至认定"方块字本身带有封建性"，并因此强调，要想从文字上根本消灭这类现象，非实现"中国文写法拉丁化"不可："那时，只有音，没有形，那才是根本在字上求得男女的平等"。作者还声明，他之所以发出不同于《妇女共鸣》的"异鸣"，"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女性，或不同情女性争取人的地位而来同女性对立"，而是认为那种以为"在形的方面要求一个'人旁'就认为增高了自己的地位了"的做法和念头，"不仅是幼稚可笑，并且是站在文字进化反动的场合"。 最后，他呼吁真正进步的女性，应该把"争取女人是'人'的奋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与中国民族解放不可分开的问题，与男子共同去争取，不是这样有闲的去玩弄一个名词，白费精力，分散抗争的力量"。[68] <图4>

针对这样一种激进的是非参半的反对意见，《妇女共鸣》杂志则发表了《关于拒用"她"字并质<读书生活>》一文，予以了激烈的反驳。文章指出，"她"字最初的创造者或许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但"在与'牠'字相并用起来，烘托着'她'字与'他'字的一种不同的意味"，也就是说在实际上体现出了歧视妇女的含义。因此作者判定，"她"字是一个"根据封建思想为出发点含着蔑视女性的意味、否认女子人格的畸形字"，是女人"'非人'的标志"，完全应该被拒绝使用。同时，作者还表示："确认对于一个新造字之纠正，较之对于固有的'姦'、'妒'、'好'------还要紧些，兼可藉此作为纠正这些已有若干年历史的字眼的出发点"。

此外，这位《妇女杂志》立场的维护者还从四个方面具体反驳了前文的观点。一是谴责柳湜执定"所谓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立场，认为从该立场出发来批评《妇女共鸣》杂志拒用"她"字，"已是万分浅薄得可笑"，何况《妇女共鸣》并不反对"男、女、物的第三位在文字上应有分别"，只不过是反对以"她"和"牠"来承担这一任务，而主张代之以"伊"字和"它"字罢了，这怎么就"反动"了呢？二是强调"他"、"她"、" 牠"三字同音"固为其优点"，但"伊"字字音与此不同，"又何尝不可说正是其优点"？三是认为不能笼统地认定"方块字的本身带有封建性"，而只能说"其中有若干字带有封建性"，所以那种要求根本取消方块字而全部拉丁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在这需要普遍唤起民族革命意识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实不无'反动'的嫌疑"。可见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四是认定："《妇女共鸣》之拒用'她'字而用'伊'字，正所以唤起读者，应从事于女人是'人'的奋斗，并表示《妇女共鸣》已在领导着发出此种呼声"，这与"有闲地玩弄一个文字"毫不相干。[69]

发生在30年代中期的这场关于"她"字的论争，无疑是五四时期有关争论的继续。由于当时"她"字在社会上已取得全面的胜利，故《妇女共鸣》杂志站在女性立场上的此种"顽固"坚持，实不无某种孤军奋战、与世抗争的悲壮色彩。它提醒今人，"她"字之所以能够战胜"伊"字，最终获胜，无疑具有着某种值得深思的历史文化因缘。

六、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形成与"她"字位置之确定

1920年底以前，"她"字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第三人称代词应否区别男女性别一点上展开的，其他如"中性"等第三人称词需不需要，需要的话又应采取何种形式等问题，则基本上未受重视或引起辩论，只是顺便涉及：或仅提出方案、或自己使用而已。如1920年4月，寒冰在《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一文中，就曾明确表示，"我还主张将'彼'字代表中间物，使'他'、'伊'、'彼'三字各有专责，各代表一性"（这与1878年郭赞生在《文法初阶》中的实践完全相同）。又如刘半农，他在《"她"字问题》中也曾以括弧的形式表示："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字，以代无生物。但这是题外的话，现在姑且不说"。有必要指出的是，1935年刘半农将此文收入《半农杂文》时，在"一个"与"字"之间，竟有意地加上了一个"它"字，闹得后来很多人都以为"它"字也和"她"字一样，都是他一个人最早的发明。这就是刘半农自己的不是了。或许，他私底下真曾这样主张过也说不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他却的确并未将类似主张公开出来。

比较早地从语法角度通盘把握第三人称代词问题，将主张公之于众，志在迅速取得认同后推广开去，勇于实践并引起社会关注讨论的，当属陈望道等《民国日报》的几个撰稿者和编辑们。1920年5月3日，陈望道在《女子性第三身"身次代名词"》一文中，已经以图示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对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整体性认识。他以为：单数应分为三种：（男性）他，（女性）伊（非她），（中性）他；复数则可共一种：他们。这种主张第三人称代词单数须分别而复数则无须分的观点，此前也有人顺便提出过，如赞同女性用"伊"字以区别男性"他"的大同其人，就反对女性复数词使用"伊们"，认为"文字上无论用男性的第三身复数代名词，或女性的第三身复数代名词时，必定将本身专名词某某指出，故可共用'他们'二字。以英文作标准------也是这样"。[70]不过那时的大同，显然还缺乏对此问题的通盘考虑。

1920年6月27日，专注于通盘筹划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建设问题的陈望道，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第三身次代词用法底讨论》一文，公布了他与沈玄庐和李汉俊商讨之后形成的新看法，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他放弃了以前主张复数形式仅用"他们"的陈见，赞成分化，并首次给出了如下的第三人称代词之总体序列表：

身次代词第三身全表

在上表之中，陈望道等不仅创造出表示男女混合不清时的"通性"代词之新分类，使用了别出心裁的对应词--"渠"和"渠们"， 还在中性代词中，新造了复数形式"彼等"。他解释这种分化的理论依据时，指出："承认文字、语言，分别得越清楚越好，越清楚越便利，所以主张改造。但又承认文字原义有意识的改革底可能，所以又不主张从新造字，由这两前提出发，结果便生出上列的结果"。正是基于此种"分别得越清楚越好"的意识，当李汉俊提出照法文用法，将"通性"的复数代词用男性词去代，主张凡有一个男性在内的就用"他们"时，陈望道仍感不妥，"以为既然要造，也不必定要根据法文，只要问怎样才得明白"，因此，他最终还是认同了沈玄庐使用"渠们"的建议。尽管一开始仍觉得很生涩，"但想到'伊们'二字新用时候的生涩和现在的便利，也就不参异议了"。

1920年底，陈望道和叶楚伧、沈玄庐、邵力子、刘大白等七人又共同拟定了一种《用字新例》，由"民国日报馆"公开印行，以期加快全国的有关讨论和认同的进程。[71] "新例"中共列有四个"用字"表，第一表就是"'他'底分化"。表中第三人称代词各项，与前面提到的《第三身次代词用法底讨论》一文中所列基本相同，只是"渠"与"渠们"，被改成了"佢" 和"佢们"。 这样改，除为了笔画简单之外，也是为了"人"字旁的统一之故。

《用字新例》发表后，这些共同拟定的同人们及其响应者，纷纷按照"往后无论写字、作文、著书、译述、编讲义，都照这例实地使用"的要求，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上大胆地进行创作试验。于是各种纷乱的使用，竞呈一时。1921年10月-11月间，《学灯》杂志上曾为此发表多篇专文，形成一个关于"'他'字分化"问题讨论的小高潮。其中，率先表达疑义的陈斯白针对《用字新例》，提出了新的第三人称代词序列表，尤其引人注目。我们不妨先将该表引录如下：

陈斯白之所以要提出有别于陈望道等人的"序列"表，主要是基于对后者故意使其他第三人称词在发音上不同于"他"字感到不满。这一点，正好与刘半农对"她"字发音的遗憾和寒冰等攻击"她"字的理由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既然在口语中，全国的大多数地方都习惯于发第三人称单数词为"Ta"音，那么让"女性"、"中性"和"通性"的第三人称词各发不同的音，实在是既无必要，也很难在实际使用中被全国各地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它不符合"言文一致"、"文需与言合"的基本原则。何况，"伊"、" 佢"，特别是"彼"及其复数形式"伊们"、" 佢们"和"彼等"，文言味很浓，难免"以'文言'搀入'白话'的毛病"呢。在陈斯白看来，他生造的第三人称代词虽多，但由于都伴着"也"字旁，"因字音都与'他'同，那就没有不合语言的地方"。[72]

不过，上述二陈的两种方案虽有不同，在精神上实有一致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过于信奉语言"分得越细密越精确越好"的法则。正因此，陈斯白十分钦佩陈望道等人超越英文创造出第三人称"通性"的分类，认为这是他们的"卓识"所在。只是他显然还嫌其分化得不够细，故而才又有"中性"词的继续两分。

这种过于太细的划分所造成的繁乱，不久便激起了许多人的反感。有的因此走向全盘拒绝"'他'字分化"的极端（如前文曾提到的孙逊群）；更多的人则倾向于主张对"'他'字的分化"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定。如当时在这一讨论中很活跃的龚登朝其人，就著文不仅反对"通性"代词单数的存在，也反对中性词中再细分"静物"和"动物"，以为徒增麻烦、多此一举。[73]钱玄同更是著文，对于整个"通性"的分类词全盘否定，以为其本为"莫须有"的。他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以示其"实在太纷扰"，建议"大可取消"。在他看来："不知男女性和兼有男女性的代名词，还是用'他'和'他们'为宜。分化本是应事势上的必要而发生的，故分化的新字，和原字所辖的意义，范围很有广狭的不同。凡原字所辖的意义，那未经分化的，仍为原字所辖：即以'他'字而论，分化以后，除'女性'和'中性'两义以外，都可仍用'他'字，如'其他'，'他种'，'他人'，'他日'等等都是，并不专限于男性的代名词一义。要是觉得通性用'他'和'他们'总有些疑于男性，则或可用中性的那个字"。若从今日实际使用的情形来看，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钱玄同早在80余年前，就能有此过人的先见之明。

钱玄同的上述意见，是在一篇题为《"他"和"他们"两个词儿的分化之讨论》一文中阐发的。该文发表在1922年11月20日出版的《国语月刊》上。文中除了反对"通性"之外，还表达了许多其他深思熟虑的见解，显示了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成熟的智慧。比如，关于中性词要不要和男性词加以分化和区别的问题，周作人等人认为，在实际的语气中因两者不难辨别，故可以按照习惯不加区分，即都可共用一个"他"字。对此，钱玄同则从"习惯"与"明白"的关系角度，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反向意见，他指出：

"分化本是对于固有的国语改良的一种办法，所以分化的词儿在固有的国语中都是没有习惯的。要造成这习惯，全靠今后的新文学。男性和中性同用'他'字，虽在语气中不难辨别，但中性用'他'，在国语中本没有这习惯（偶然有用在宾位的，从没有用在主位的）。既然用'他'和用分化的新字同一不习惯，则分化了并不至于多受不习惯的痛苦，而在文义上到底要格外明白些，所以我不主张-------三性只用两个词儿"。

再如，关于三性的复数词问题，也有很多人主张当像英语一样不作区分，钱玄同则从国语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样坚持还是应该区别开来的好。他极有见地地说：

"讲到复数，只用'他们'一个词儿，似乎也可以；如英文只有一个they,-------但我觉得国语的语法和欧洲语系的语法大有疏密的不同，国语因为语法太疏，语义往往失之含糊，容易发生误解，将'他们'这个词儿照单数分化为三 ，似乎格外明白些。所以我主张也将它分化"。

那么，将男、女、中三性区分开来，究竟各自都采用什么样的代词符号才妥当呢？钱玄同最终提出的意见，被他自己浓缩在如下一个序列表中：

在钱玄同看来，表中的甲乙二种选择都能用，"可以任各人的喜欢，随便用哪一种"。因为其符号都不过是"同字异体"，发音也可一样。为此，他还颇费周折地动用深厚的传统语言学知识，论证"她"字古代也可读"伊"音，以反驳那种盛行的"她字读伊音，理由不充分"的观点，并引语言学家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新制的"国语留声片"课本上"她"字发"伊" 音为同道。赵元任是主张第三人称代词分化法为"他、她、牠"序列的，钱玄同也以为此种分化法为"适宜"，不过在女性和中性代词"字体"的选择上，他则相对更偏重"伊"和"它"字，这从前表中这两词均被他列为"首选"之词可以概知。

据笔者查考，率先明确主张以"它"和"它们"作为第三人称中性代词的，并非人们常说的刘半农，而应该是钱玄同。这也是钱氏《"他"和"他们"两个词儿的分化之讨论》一文的重要发明。对于"它"字，钱玄同早在1919年初与周作人开始探讨"she"字译词时，就已较早提到，陈独秀也曾非正式地建议将"它"作为女性代词来用。但在1922年11月以前，似乎尚未见有人正式主张以"它"字来代中性第三人称单数的。在钱玄同此文中，鉴于"它"字为"他"的古字，其音"tuo"也是"他"字的古音，再加上当时的官话区域里，"他"字也仍有读作"tuo"的遗留现象，故钱氏主张："将今字今音的'他'表男性，古字古音的'它' 表中性，-------中性单数作'它'，复数即作'它们'"，并认为"这样分化，不但比'彼'和'彼等'说起来较为顺口，而且在习惯上也略有根据"。为了论证使用"它"字的合理性，钱玄同还特别提醒说："若再说一句取巧的话，表人类的用有人旁的'他、伊'两字，表非人类的用没有人旁的'它'字，看起来也有便利之处"。这句被他自己认为"无关弘旨的"话，其实也未尝没有道出"它"字作为中性代词的部分长处来。

对于陈望道等人以"彼"和"彼等"来代表中性词的主张，钱玄同的批评也别具见解。他认为"彼"字不甚好，因为其复数形式"若作'彼们'，则太生硬了；若照《用字新例》作'彼等'，又与'我们'，'他们'-------等用'们'字作复数符号之例歧出。虽说文法总不免有例外，但这是指习惯的字而言：既不守习惯而特创新名，则总以遵守文法为适宜"。在创造新名的时候，还能尽量顾及文法习惯，这其实正是钱玄同的高明之处。

关于第三人称中性代词，值得格外关注的还有那个"牠"字。1935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将该字的发明权归功于刘半农，这恐怕很成问题。前文曾引述1921年陈斯白拟定过一个代词序列表，其中明确标注该字为郭沫若所发明，但也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而钱玄同在此文中则又提出新说："中性作'牠'，不知最初主张的是谁，我所看见最早用'牠'字的，好像是1919年清华学校出版的《修业杂志》，可是现在记不真切了"。笔者不曾细考"牠"字的由来，但却发现该字在民国活跃和延续的时间很久，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它比"它"字似乎还要流行些。[74]钱玄同对于"牠"字显然比不上对"它"更衷情，但仍取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牠'字用'牛'作义符，这不是'牛'字，乃是半个'物'字"，旁边的音符"也"，"不是'也'字，乃是半个'他'字"。[75]不知这是否多少带有防范人们以"人也"、"女也"和"牛也"的判断，去对"他、她、牠"的序列代词之涵义作出相关联想的意图在？

如今通行的"他、她、它"代词序列格局，开始酝酿于1922年前后，大约在30年代中期以后才加速最终奠定。[76]总的说来，中性代词"牠" 和"它"的逐渐流行，无疑强化和巩固了男女性别区分词的合法存在。而"她"字对 "伊"字的最终超胜，除了其他的因素作用之外，也是在与"牠"、"它"的互动中，进行了彼此选择和相互定位的结果。这一点，后文还会有所探讨。

七、现代性诉求与汉语传统的互动："她"字获胜的原因分析及其他

大体而言，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在中国最终流行开来，是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其中，1923年至1924年是比较关键的转折年份。在这前后，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对"她"字的自觉选择与实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如胡适，从1922年起就已经开始使用"她"字，[77]此后两三年间，虽有时仍然使用"伊"字，但"她"字的使用显然逐渐增多，1924年底以后，"她"字在他那里已基本战胜"伊"字。鲁迅，1924年在小说《祝福》中开始自觉使用"她"字取代"伊"字，此后便基本固定下来。郭沫若，从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时开始，即自觉而大量地使用"她"字。茅盾在1920年底至1921年，与胡愈之一样，已不断使用"她"字，[78]但他1923年之前却一直以使用"伊"字为主。1923年-1924年间，则是"她"、"伊"二字互用，而"她"字的使用已越来越多，1925年以后则基本确立了"她"字的稳固地位。叶圣陶如前所述，曾一度追随周作人，实践"他女"和"伊"字的书写，但从1923年开始，也自觉地以"她"字取代了"伊"字。[79]

当时，一些著名的女作家如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等，也均成为"她"字的热心书写者。冯沅君从1923年秋开始刚从事写作时，即惯用"她"字；庐隐1923年7月28日，曾在《晨报副刊》发表《她的来信》一诗；石评梅在1922年年初之时，已喜欢大量使用"她"字，随后两年，甚至在诗文的标题中对"她"字的使用也已屡见不鲜。[80]

上述重要人物对"她"字的选用，因缘或有差别，但无疑都对社会上"她"字的流行开来，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大约在1924年前后，社会上对"她"字的认同明显增强了。1923年底，中华书局出版《国语普通词典》，其中的"女"部，就收录了"她"字，该词条写道"她：他，指女人用的"；"她们：'她'的复数"。同时，"伊"字在词条中竟然已使用"她"字来作解释--"伊：她"；"伊们：她们"。[81]这在"她"字的社会普遍化认同史上，无疑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另一个与"她"字流行开来有关的事件是，1924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年会，其中"国语教学组"讨论并通过了"采用他、她、牠案"。据朱自清记载，这一提案"足足议了两个半钟头，才算不解决地解决了"。 对此，他本人曾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揶揄文字：

"其实我第一先应该佩服提案的人！在现在大家已经'采用''他，她，牠'的时候，他才从容不迫地提出了这件议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为天下先'，确遵老子遗训的了。在我们礼义之邦，无论何处，时间先生总是要先请一步的；所以这件议案不因为从容而被忽视，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尊崇，这就是所谓'让德'。且看当日之情形，谁不兴高而采烈？便可见该议案的号召之力了。本来呢，'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提案人虽只为辨'性'起见，但指定的三字，皆属于也字系统，俨然有正名之意。将来'也'字系统若竟成为正统，那开创之功一定要归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见解，怎不叫人佩服？"[82]

从这段揶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国文"教育界认同"她"字，放弃"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实际上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所谓的"也字系统"，后来却并没有像有人所预测的那样成功。

那么，从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她"字能够战胜"伊"字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对此问题，学界现有的探究甚少。偶有回答，仍不过是将其归之为刘半农1920年在《她字问题》一文中所阐发的那三点理由。[83]笔者以为，刘半农所言的确不无道理，但如果将前述围绕"她"字论争的历史全部纳入视野，刘氏那套当时即不能服众的理由之解释就远远不够充分了，甚至还有可能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仅就"她"字战胜"伊"字一点而论，恐怕最重要的尚不在于"她"字在字形上略同于"他"而又与之有别的简明结构，或"表显女性更为明白"等因素，很可能却正在于其与"他"字同声的发音之故。有趣的是，这后一点，最初恰恰是当时一些人（如寒冰等）反对"她"字的重要理由，也是刘半农自己所不能完全满意"她"字的地方所在。他本人和不少"她"字的拥戴者正是由此"遗憾"出发，建议读"她"字为tuo、te或 yi音，以示与"他"字发音之别的。前述《妇女共鸣》杂志的辩护者所谓"伊"字不同于"ta"的发音"何尝不是其优点"的观点，也正与此看法一脉相承。

但事实证明，刘半农的这一不同读音的建议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这多少具有一点反讽意味。对于白话汉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词来说，"同音并稍异其形"，或许乃是汉语的简洁传统、字形表义的语文特点，与清末民初时代被激发的现代性之精确分化诉求和现代白话的"言文一致"原则等几种因素互动作用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制约和结果也说不定。尤其是民众社会生活中普遍常用、长期强势存在而难以改变的第三人称单数词"他"字之既有发音，在这方面所起到的制约作用，最不能忽视。"伊"字在与"她"字的竞争中最终失败，主要原因恐并不在于其字形（两者在字形上，都可与"他"字相区别且笔画同样简易），而恰恰正在于它本来就存在与"他"字不同的发音、因此无法另行随"他"字发音之故。在这方面，代表中性的"它"和"牠"字长期难分胜负，而另外的替代方案"渠"、"佢"和"彼"等字早在20年代初期即遭淘汰，未尝不可视为此论一个有力的旁证。

对于这一点，前文提到的陈斯白、柳湜其实都已有所言及，不过最早有此认知并从"文学革命"角度率先全面陈述有关意见且较为明确者，却是一个名叫金福申的人。1921年3月18日，金福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代名词他（he）同她（she）》一文，专门谈到这方面的看法。可惜此文当时似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他在文中强调指出 ，从事文学革命的人应该知道：

"'言文是要合一的'，'文字是要去凑合语言，而不能够语言来凑合文字'，同'国语是要普通流行而统一的'这三件事情-----确是古文改称语体文--文学革命--的原因。现今一个'伊'字是江浙两省一部分的人称第三位代名词，也不是单指女性，是男女两性都用这个的。那么，岂不是同第三条相抵触么？文字上边用'伊'字岂不是同中国现在通行的国语'他'字的声音两样么？这是同第一条相抵触。若是要教人指男性第三位说'他'字，女性第三位来说文字上用的'伊'字，那恐怕是做不到的。这又是同第二条--语言不能够来凑合文字--相抵触了"。

基于此种理由，金福申明确主张："语言的人称代名词女性第三位还是说'他'字的声音，文字上边用一个'她'字。讲到语言单用一个'他'字的声音来作人称代名词第三位，也够啦；文字上边添了一个'她'字，却便利得多了。'伊'字人还当他是译英文（she）字的声音；'她'字却是一个形声字，女是形，也是声，人一看就懂，而且现今通行的语体文中间也不少是用他的。这是改革起来，益发便了"。[84]--这种形异声同的有节制改变说，实际上既顺应了新时代的精确性分化要求，也遵从了汉语自身可以一音多字的简便特点。后来的社会文化实际"选择"的结果证明，此说简直有如一种"预言"。

当然，就第三人称单数系列词整体的确立来说，仅仅是发音相同，其实也仍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重要原因。五四时期及稍后表示"物"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牠"字，虽同样发"ta"音且一度有较多使用，最终却仍不免失败便说明："它"字的成功除了发"ta" 音这一关键因素之外，在偏旁构型上避开了"牛"（牲口）与"女"、"人"相互比参所造成的意义联想，给"她"字留下了一点超然于偏旁含义制约的空间，从而淡化了其中那种容易被提取、且一度被论争的男女不平等之隐义成分，似乎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换言之，钱玄同所"设计"的那个"它"字，绝非漫不经心可有可无之作，而是颇有功能，一方面，其确立本身即受到过"她"字存在的影响，而反过来，"它"之确立，最终又对"她"字的合法性流播与巩固，起到了某种积极的配合作用。这一点，从1935年《妇女共鸣》"拒用'她'字"的告白及有关争论中，可以推见一斑。这也是笔者为何要专门谈到"她"字在第三人称序列词中定位问题的原因。<图5>

在中国，"她"字从"他"中分化出来并成功流行，若只着眼于"她"字与"伊"的竞争，还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要想探究深层的根由，还必须将其放到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甚至现代性因素彼此之间复杂关系的网络之中，去作进一步的透视才行。

刘禾曾从中西文化不平等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当时中国人发明"她"字活动的实质问题。在她看来，那些把汉语中没有欧洲语言里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视作"汉语本身的一种缺陷"、并为之设计种种方案加以弥补的行为，与其说反映了汉语本身的不足，还不如说正体现了"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这就是证明。[85]然而，基于前文已有的各种叙述，笔者的看法却与此有所不同。

诚然，"她"字问题就其出现的契机而言，的确与中西语言的接触有直接的关系，但那只不过是外缘而已，其最终与"他"、"它"、"他们"、"她们"和"它们"系列词一道，成为地道的中文第三人称系列代词的新成就之时，根本上仍取决于其自身被时代激发出的现代化需要。换言之，汉语中经过了各种争论与选择而终获成功的"她"字之实质，并不取决于其所因缘的"西方性"，它在本质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之果，而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尽管中西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因素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说得更明白一点："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西方，不是因为西方语言中有，汉语中也就必须有，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从而为汉语所接纳。在这里，"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而已。因为"她"字最初被某人设计成第三人称女性单数代词本身，同其后经过学界讨论、以及社会文化的实际选择而最终流行开来，两者之间仍存在着重要差别。当时，并不是所有西方性的语言特点都被汉语所吸纳，可以从反面证实这一点。

现代性的内涵丰富而矛盾，首先，它有精确性的要求。在"他"字成功分化出"她"、"它"等字，"他们"分化出"她们"和"它们"等词的过程中，这一追求精确的现代性原则具有直接的诱导之功；其次，它还有简约性和有效性的要求。当时那些过于繁细的分化方案，如设置"通性"词和"中性"词两分方案最终仍被淘汰，主要便基于此。当然，在这方面，分化的程度不同，同时也会受到各种语言内在传统的制约，并不可以随心所欲。还有，在当时，满足或适应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接触与交流的需要与挑战，也可以说是语言"现代性"的体现或现代化的要求。从以上几种因素综合互动的角度来看，第三人称单数词的性别区分，总的说来比复数词的相应区分似更显必要。刘禾所提到的"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或许这也是原因所在之一。

另外，男女平等的现代性原则在"她"字的设计和流播中所参与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过这一作用曲折而复杂，并不完全呈一个作用方向。它的真实效果，最终取决于同时参与作用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一方面，它不仅曾被笼统反对"他"字应分化的人们所利用，也一度成为拥护"伊"字者排斥"她"字的重要观念因素；另一方面，它与精确性分别原则也有着相互涵容之处。男女平等，既是消灭男女畛域的共同人性标准的呼唤，同时也未尝不是男女性别明确区分、彼此独立的诉求。现代性内在的这一深层矛盾，在一个小小的"她"字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高度集中的体现。就此而言，汉语传统中不分男女的"他"字，也并不意味着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毋宁说乃是漠视女性、轻贱妇女独立个性的语文表征。[86]尽管笔者在当时的有关争论中，并未看到有人直接以"男女平等"为辞，主张女人应该有一个与男人并称的第三人称单数符号，但谁又能完全否认在众多的认同者和使用者的心目中，男女平等可能也成为了其潜在的价值动因呢？至于说到在"她"字最终获得在"他、她、它"序列里定位的过程中，这一"男女平等"原则参与作用的途径，那就更加微妙了：它虽不足以根本动摇"她"字的地位，却帮助淘汰了"牠"字，成全了"它"字。而这反过来无疑又有助于"她"字地位的巩固。今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尽情地享用这一方便的女性代词符号的时候，从字形上已经很难再感受到"她"字当年那些曾经被人敏感的内容了。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汉语中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发生与成功，最初虽起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但在根本上却是其被时代激发出的具有内在矛盾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的结果，是这种诉求、需要与汉语传统互动的结晶。

那么，"她"字出现后，又给我们的文化史带来了何种新的变化和后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她"字在现代汉语中最初如何被使用的实形。概括而言，"她"字最初主要被用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实在的女性第三人称；二是作为女性象征符号，同时被用于指代那些抽象的、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美好价值、值得珍爱的事物，像祖国、自由、科学、文学[87]等等上面。在前文中，我们曾专门引述1919年至1920年4月以前"她"字被使用的情形，可以印证这一点。仅从当时"她"字入诗和入文的早期经历来看，它显然参与了揭示妇女被压迫的遭际、呼唤女性权益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从语法改造和女性主题等多个方面，参与了语文革新的白话文运动。由于当初"她"字的设计和实践，主要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们所为，故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也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她"字的诞生与实践，无疑给性别意识的渗透创造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空间。在女性被赋予到各种各样事物上去的时候，带给人们思想、情感怎样的丰富与联想，这种思想与情感又怎样的有别于以往，这是人们所不难想像的。以"她"字被用来指代祖国为例，它一方面显然有助于激发祖国江山如画的美丽可爱情愫之联想，另一方面，在传载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则又自然地包容了传统"儿不嫌母丑"的孝亲意识，从而给现代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强化，增添了新的理性资源和情感动力。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她"字的新生和流播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从刘半农那首传唱极广的《叫我如何不想她》所具有的力量，可以透见一斑。该诗所表达的那种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的情怀，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人们想深刻体验那种以"她"字和不分性别的"他"字来指代祖国时所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不妨将此诗与1916年胡适所写的那首专门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他》[88]，进行参读对比。

"她"字的广泛运用，还曾一度参与引发国人对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乃至国家性质的某种新的想象与认知。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严复、辜鸿铭等人拿阴性第三人称的代词符号作文章，亦庄亦谐地主张帝制、反对共和政体，可谓别具意味之证明。这也是"She"字或"她"字在中国的一段特殊的现代政治思想经历。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严复本不喜共和制度，声称帝制属阳性，共和属阴性，"法国自由神乃一女子，金冠长裾。美国花旗，缀于绝色女子之身，或负肩臂。而征之古罗马国徽，曰战神（Mars）、曰日神（Apolo），未闻尊月神（Diana）。阿灵比亚（Olympia）大会，特尊天王（Jupiter），足征帝政为男性，始可君临天下。又以英语训'国度'属女性，代名字曰'She'。盖大地属阴性，而临天下于地上者，属阳性也"。同时，严复还别有用心地引证《汉书·外戚传》中的"共和"为"昭仪之号"中的最末等，"据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来隐射共和制为"最贱之女性"。对于严复的类似议论，保守的辜鸿铭极表赞同，并进而穿凿发挥，认定"严氏谓共和为女性国家，实发前人所未发，为建设国家不灭之论"。 他声言遍览西文群书，饱读中国古籍，"终疑共和制度无奋发振拔之气，今始知涵女性过多，始有此弊"。[89]

在严、辜二人那里，"She"字指称国家，竟成为欧美近代共和国家"阴性"过重、必须加以反对的理由，自然也就不会赞同在汉语中独创对应新字，将其郑重延揽进来了。由此看来，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创生，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刘半农来完成，最初又被热心新文化的青年人所使用，也就并非纯属中西接触的偶然结果，而实际上包含了新文化运动者的主动选择过程。

刘禾曾经从文学对"她"字运用的角度，就"她"字这个新的性别符号出现后，"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利关系"的问题，做过简单的提示性分析。她指出，"她"字作为一个"指示性的性别建构"符号，"反映并参与了20世纪初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人、女人和国家分别地同时也是通过对方发现这样一个厉害攸关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应该或者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 治能量"。[90]由于笔者对所谓"20世纪初以来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是否存在，以及实际状况如何缺乏研究，故无法判断"她"字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切历史功能如何，但刘禾的分析却启示我们，该字对五四以来中国人的男女性别意识的强化，无疑发挥了某种独特作用，并因此理当成为民初以来中国性别问题史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

最后，笔者还想就"她"字是"借用"还是"发明"的性质问题，再说几句。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时期"她"字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寒冰就曾指责该字并非刘半农所新造，而是从"千年古墓中挖掘出来"。去年笔者在补充刘禾有关"她"字历史的短文中，因同刘禾一样使用了"发明"一词，也遭到张巨龄先生同样的质疑，认为古汉语中本有"她"字，严格说来刘半农只能算是一种"借用"，未可称之为"发明"。[91]。张先生所使用的证据，与寒冰基本相同。诚然，在南朝梁代的《玉篇》等古文献中，都曾有过"她"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但其字乃古文"姐"的异体，且不是"姐妹"之"姐"，而是"母亲"的称谓字，也不是代词，而是名词。两者之间所同者不过仅为字形而已，字音、字义、词性均风牛马不相及。不仅如此，此字当时还早已为世罕用甚至不用，刘半农造字之初，也并不曾知道古汉语中有过此字，故他在《她字问题》一文中曾明确表示："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成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若仅就字形符号一点立论，刘半农此话实可为今人定性其活动为"借用"提供理据。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他当初创发此字时，并不知早已有同形的古字存在，实际上，钱玄同和周作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谈及此事的人，起初也多是如此。只有寒冰一人乐意反复强调这点。因此笔者以为，指出"她"字字形的古代存在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就字义、字音、词性和创用者刘半农本人最初对古字形的实际"未借"的综合情况来判断，称其活动为"创造"和"发明"，似乎也大体不差，甚至比称"借用"，还更能体现这一活动的创新性意义。刘半农逝世后，胡适、鲁迅、林语堂、周扬，以及许多语文史家，都认为"她"字为刘半农创造发明，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为稳妥起见，更严谨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不只是外形,而是形、义的统一体），乃为刘半农所创造和发明[92]。

20世纪30 年代，鲁迅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郑重宣称了刘半农对于现代意义的"她" 字的发明权，并作为权威的见证人之一，给予了他这一活动以高度的评价。他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令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93]鲁迅先生这种理性的称赞，对于今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刘半农创造使用"她"字的思想文化史意义，显然很有裨益，不过他同时把另一个"牠"字的发明权也归为刘半农，却未必准确。

总之，"她"字在中国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范围之内，更不只是一个单纯词汇的问题。它同时也涉及到微妙的中西文化互动关系，触及到深刻的现代性实质，从而成为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史、社会性别史、文学书写史和思想史等的研究领域中都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比如，"她"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内涵，就还很值得人们继续加以发掘）。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所谓"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确属不易之言。本文的方法论之追求，也正在于此。虽不能至，但心实向往之。

(2007年3月22-26日曾提交给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科学与艺术史综合研究的继续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载《新史学》2007年4月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插图暂略)

黄兴涛，196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 肖扬：《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青年文摘》2001年2月10日。

[2] 可参见《韦伯斯特20世纪新英语辞典》（Webster New Twentieth Century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Second Edition）和《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ume XV,1989.)中的"she"词条。后者对"she"一词的历史变化，特别是对其从"sēo"到"she"，而非直接从"hēo"到"she"的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相当详细。《剑桥英语百科全书》中的"中世纪英语"部分，则列有"The SHE Puzzle"一章，专门介绍了学术界对于"she"一词来源的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 "hēo" 通过一系列的声音变化，逐渐变成"she"；二是认为，它来源于古英语中定冠词的阴性形式"sēo"；第三种意见虽也认为它起源于"sēo"，但却强调它采取了不同的语音路径。（The Cambridge Encyclopea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Ed.David Crys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43.）

[3] 据飞田良文先生的权威考证，在日本，现代读音的"彼女"一词， 1876年出版的《修订插图小学读本》中已经出现，明确就是对译"she"字。1885-1886年，坪内逍遥的《当世书生气质》对此加以继承。大约从1888年前后开始，作为"she"字意思的"彼女"在日本逐渐流行开来。见飞田良文：《明治时期新造的日语》（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语），淡交社2002年5月版，第80-88页。笔者在收集有关日文资料和英文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朱京伟先生、山本卓也和李珊等的帮助，特此致谢。

[4] 可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52页。

[5]同上书，第70页中第109个注释。

[6]如，朱金顺的《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年4月第38期）；杨建民的《刘半农与"她"字的故事》（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此外，一些有关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传记，对此问题也有零星涉及。

[7] 见马礼逊《英国文语凡例传》，1823年澳门版，第64-66页。

[8] 见《英字指南》卷6，光绪五年上海刻本，第3-5页。

[9]见《文法初阶》，光绪四年香港印本，第40页；90页；48页。

[10] 同上，第63-64页。

[11]同上，第53页。

[12]有一些文章，如翟华的《西式男女有别》（载《青年参考》1999年5月28日），肖杨的《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载《青年文摘》2001年2月10日）等文，均说刘半农1917 年于所翻译的英国戏剧《 琴魂》（或误为《梦魂》）中，曾使用过自创的"她"字。然笔者查考过1917年最早刊于《新青年》上的《琴魂》原文，有关各字皆作"他"。可见此说有误。据笔者推测，其误可能来自于1934年6月星云堂书店出版的《半农杂文》第1册。其中，不仅《琴魂》中的"他"字均改成了"她"字，同时还出现了原文也没有的"它"字。1917年以后他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此类现象。但文章最后的发表时间却保留未变，这很容易造成误解。刘半农1934年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当时"她"字已流行开来的缘故之外，可能与1917年后他已经就有了"她"字的创议有关。由此可见，在新名词的研究中，版本和时间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13] 周作人译《改革》一文，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

[14] 两文分别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和《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学灯》1919年3月21日从《新青年》转录《卖火柴的女儿》时，"他女"被改成"他"字。

[15] 周作人《改革》一文1920年收入《点滴》（周作人辑译、新潮社1920年8月初版，为"新潮丛书"第三种）时，有关"她"字的说明文字被删除了，"他女"也改成了"伊"字。1928年，《改革》收入周作人的译文集《空大鼓》时，同样也没保留下有关"她"字的说明。胡适的《弑父之儿》，1919年收入《短篇小说（第一集）》（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初版）时，也删掉了有关"他女"的注释。故朱金顺先生特作《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年4月第38期），将上述史实公诸同好，以"不使有关文献被历史湮没"。

[16] 如叶绍钧（圣陶）：《这也是一个人》（1919年3月1日载《新潮》第1卷第3号）中，开篇第一句即为："他女生在农家，没有享'呼婢唤女'、'传粉施朱'的福气"。但除这句之后，后面全文遇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时，却不再出现"他女"，而都是"他"字。这应当是排字问题。至于把"他女"里的"女"字排大的现象，在叶圣陶首次使用"他女"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1919年2月1日载《新潮》第1卷第2号）中，即有发生。为了能使阅者见其实在情形，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该文："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议【义】，一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女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女，他不承认他女是和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女的人格，叫做'势利主义'"。可《春游》等文1922年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说集《隔膜》时，文中的"他女"已全被改作"伊"字。故现今一般读其 "文集"或"全集"者，往往不知叶圣陶曾热心使用过"他女"一事。

[17] 以上钱、周对谈的内容皆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1919年2月《新青年》6卷2号。

[18] 郭沫若1919年至1 920年初所写的一些新诗，如果只看其各种文集、全集，或早年的诗集，很容易误认他当时已经使用了"她"字。如1919年9月29日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死的诱惑》一诗，1920年1月7日、8日 发表在《学灯》上的《别离》和《演奏会上》等诗，诗中原本使用的"他"字，却都一律被改成了"她"字，却并未注明。现有的《冰心全集》（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亦然。甚至新近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有这种情况。如1919年5月1日，傅斯年发表在《新潮》上的《前倨后恭》一诗所使用的"他"字，"全集"就都改成了"她"字。因此研究相关的语言文化问题时，好些今人编的"文集"或"全集"实不足为凭，必须非回到当年他们活动或实践"她"字的"现场"去不可。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19] 署名为"康白情投稿"，可见是他自由使用。

[20] 见《新潮》第2卷第1号。

[21] 见《新潮》第2卷第3号。该刊上写明出版时间为民国九年二月（公历），不知何故《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集下册里《"新潮"分类索引》却注其时间为1920年4月1日。待考。另，康白情此时实践"她"字的《疑问》一诗已颇有味道，如该诗"之二"云："花瓣儿在潭里；人在镜里；她在我底心里。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里？"但1919年康白情将此诗发表在《学灯》上时，用的却还是"他"字。因此这一改动当时颇有"变革"意义。

[22] 周彬：《刘半农与"她"字》，2000年12月20日10：05中新社专稿报道。可见中新网。

[23] 刘半农写作《叫我如何不想她》之初，究竟主要指的是他的情人，还是祖国，曾有疑义。他的女儿刘小蕙在《父亲刘半农》一书中强调："当时父亲所写歌词中'她'确实是指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令人思恋的女友"。它后来被赵元任谱曲，"表达了他们两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之情"。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父亲刘半农》第57页。此书还认为，该诗是"首次将'她'字引入诗句"。同上，第158页。

[24] 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

[25] 寒冰知道，"伊"字除了作第三人称代词外，古代也曾被用如第二人称"你"。后吕叔湘先生等语言学家也多次指出金、元时代"伊"字的这种第二人称用法。

[26] 见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载1920年4月《新人》第1号），《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载《学灯》1920年4月27日，转载1920年5-6月间《新人》第2号）。

[27] 寒冰的原话是："文字是有组织的，凡有'他'字在内的一段文字，必定有个根据在上下文，看的人自然明白他的意义，知道他所代表的是'男女性'或是中间物，并无改革的必要"。此段文字连同第五条理由均见《这是刘半农的错》和《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两文（后文载《学灯》1920年4月20日，转载《新人》杂志第2号）。

[28] 见寒冰：《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

[29] 同上。

[30] 总的说来，这场争论还比较理性，多能平实说理。只有寒冰与孙祖基之间，时有嘲讽对方"不懂逻辑"、"不读书"、"浅人说理"、"乱噪"、"所持的理由，完全没有辩论的价值"等攻击之词。

[31] 如梦沈《驳"她"字的研究：难道是刘半农错么》就写道："上下文固然要看，根据原是要寻，但是有的地方若不用'她'字代表女身，上下文随便你写的怎样仔细，恐怕人家他要看不懂"。此文载《学灯》1920年4月25日。

[32] 这一意见，是刘半农在《她字问题》中综合了有关论争的结果。在刘之前，孙祖基就曾指出：第一和第二人称是面对面谈话，彼此清楚，"在代名词的属性上，不发生什么问题。不过要用到第三身，却是有些困难，因为第一身和第二身讲话，第三身常常不在此地，必定要借着这个差别，而后能够显露文字的用途。"（见孙祖基：《非"驳她字的研究".》，载1920年4月24日《学灯》"青年俱乐部"栏，也可见《新人》第2号）。梦沈则从另一角度强调："你"和"我"都只有一人，不会看错，而"他"是代表第三者，"第三者不可胜数"，故必须加以分别。（见梦沈《驳"她"字的研究：难道是刘半农错么》）

[33] 见大同：《"第三身代名词"底研究》，载《新人》杂志，第2号（1920年）。

[34] 见孙祖基的《'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吗？》和《非"驳她字的研究"》两文。

[35] 见寒冰：《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

[36] 刘半农1935年出版《半农杂文》时，所收《她字问题》一文，将原文"法德文中"的"德"字去掉，把"英文中------多数的抽象名"中的"多数"二字改为"许多"， 以求严密。

[37] 见刘半农：《"她"字问题》，此文注明1920年6月6日 作于伦敦，载《学灯》1920年8月9日"讨论·商榷"栏，也见《新人》第6号，约在1920年9月-12月间。寒冰《续论"她字问题"》，则载1920年8月12日《学灯》"讨论·商榷"栏。但应指出的是，1935年，刘半农将《她字问题》一文收入《半农杂文》时，竟完全将原文中仿英语中的"强式"、"弱式"法而制定发音主张作了大幅度修改，提出"'他'字在普通语区域中，本有两读：一为t´a,用于口语；一为t´uo，用于读书。我们不妨定'他'为t´a，定'她'为t´uo；改变语音，诚然是件难事，但我觉得就语言中原有之音读而略加规定，还并不很难。"可这一改，寒冰的有些驳论就没有了针对性。《半农杂文》注明此文原载1920年8月9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却并未说明这一重要修改之处。其他的重要修改而未能说明的，还有补充"它"字一事（下文还会谈到）。由于后人多从《半农杂文》了解《她字问题》的主张，故以讹传讹者不少。如刘禾所引刘半农的话就出现了类似错误。可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文译本，第51页。

[38] 可见金福申《代名词他（He）同她（She） 》，1921年3月18日《晨报副刊》"讨论"栏。

[39] 见陈斯白：《"他"字分化他的意见》，《学灯》1921年10月8日。。

[40] 寒冰《续论"她字问题"》，见《新人》第 6 号。

[41] 连载《觉悟》1920年6月27日-28日。在查阅《觉悟》的过程中，曾得到沈杰在上海的帮助，特此致谢。

[42] 同上。

[43] 参见大同《戏剧里第三身女性代名词》一文。在此文中，大同引述陈大悲反对"她"字的具体意见为，该字"虽可使读剧本的人明白阴阳性，但用到台上演时，听戏的人仍不明白"；而用"伊"字，仅一部分人懂得，除非国家统一下一道命令，"从某月某日起，教四万万人对于女性第三身只许称'伊'，不许称'他'"，才能做得到。意下这是不可能的事。大同还批评陈大悲一方面笼统反对第三人称性别区分词，一面在翻译《银盒》时，又用了"她"字，不免前后自相矛盾。此文见《觉悟》1921年6月7日"通信"栏。

[44] 孙逊群：《"他"的讨论》，《学灯》1921年10月27日"青年俱乐部"栏。

[45] 同上。

[46] 见龚登朝《读"他的讨论"》，载《学灯》1921年11月2日。

[47] 载《新人》第2号，时间约在1920年5-7月间。严格地说，孙祖基等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回到笼统的不分性别的"他"字上去，至于是"伊"还是"她"，并不是十分在意。如孙祖基就表示：寒冰主张" '他'字复旧，'她'字取消，不能成立"，"不过'她'字本身，以后有没有摇动，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以为这个'她'字，在现时可作为他与X字的过渡效用，究竟还是造出一个新字来的"。（见孙祖基《"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吗》）因此，说孙祖基对"她"字信心不足可以，但说他和梦沈等"也趋向于改用'伊'字的途径"，就不太准确了。

[48] 大同：《"第三身代名词"底研究》。陈望道在《女子性第三身"身次代名词"》中也认为，"将某身身次代名词缩小范围，复有历史上的根据。因此，我们就采用'伊'，不采用'她'。"载1920年5月3日《觉悟》。

[49] 见陈望道：《女子性第三身"身次代名词"》。

[50] 见邹政坚《"驳她字的研究"的讨论》，《学灯》1920年4月24日。

[51] 见陈望道：《女子性第三身"身次代名词"》。寒冰和大同等人也有类似诘难。如大同就指出："'也'字古写'它'字，'他'字即古写'它'字，'她'即'他'，'她'读'伊'理由不充足，不如竟用'伊'字。"，见前引大同：《"第三身代名词"底研究》。

[52] 此副以"伊"字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插图，连同前后几副以"他"或"她"字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插图，均系沈巍帮忙从《解放画报》选定翻拍，特此致谢。

[53] 大同：《 戏剧里第三身女性代名词》，《觉悟》1921年6月7日"通信"栏。

[54] 见钱玄同：《"他"和"他们"两个词儿的分化之讨论》，载《国语月刊》1922年11月20日第1卷第10期。

[55] 壮甫：《"她"字的疑问》，可见《新人》杂志第2号全文转登。

[56] 忆萱、力子：《第三身女性代名词底讨论》，1920年6月27日《觉悟》"通讯"栏。当时，表达相关意见的还有陆元：《男女不必分得那么清楚》，1922年7月12日《觉悟》"通讯"栏）；天：《解放妇女问题该泯灭男女界限》，《觉悟》1922年10月30日。

[57] 见大同：《"第三身代名词"底研究》一文。

[58] 见 忆萱、力子：《第三身女性代名词底讨论》。

[59] 此意见原为著名戏剧文学家陈大悲概括出来。大同认为："他字下男性注男字，女性注女字，我想世界上没有这种不怕麻烦的笨人"。 见大同：《戏剧里的第三身女性代名辞》。

[60] 友鸾：《"女士"和"她"》，《现代评论》1922年9月16日。

[61] 见朱自清：《旅行杂记》，载1924年7月《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

[62] 存统：《看不惯女士二字》，1920年4月5日《觉悟》"随感录"栏。

[63] 见枕薪《女士》一文（载《解放画报》第15期，1921年9月30日）之后该报主编周剑云的"附志"。 枕薪指出，女子爱以"女士"二字自称，大约不外三种心理作用：一是受"男性中心时代"女子自甘雌伏的"奴性"惯习的影响；二是糊涂模仿西方"Miss"等词不当的结果；三是"好以别于众人而是明自己的多才多学"。周剑云认为枕薪的意见"颠扑不破"，"认定'先生'、'女士'等称呼，出于他人之口则可，而自命则可不必"。并"深望女同志平心思之，勿-----恼羞成怒则幸甚"。

[64] 见陆秋心：《废除"妾"和"妓"两个字》，《新妇女》1920年1月创刊号。

[65] 见周慧专（注明为"湖北省立女子中学三年级生"）：《 婦当作媍新说》，《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10号"读者论坛"。周慧专的同班女生傅淑华也与她采取一致态度，后者在同一期"读者论坛"上发表《如何唤醒一般之中国媍女》，文中即改"婦"为"媍"。

[66]见《妇女共鸣》1935年第4卷第8期，1935年8月。余华林较早为笔者提供了此文献，特此致谢。

[67] 见吉竹蔓：《关于拒用"她"字并质<读书生活>》，《妇女共鸣》第4卷第10期。1935年10月。

[68] 士同（柳湜）：《拒用"她"字》，《读书生活》第2卷第9期。1935年9月。

[69] 见前引吉竹蔓文《关于拒用"她"字并质<读书生活>》，载《妇女共鸣》第4卷第10期。

[70] 见前引大同《"第三身代名词"底研究》（1920年4月）。

[71] 《陈望道文集》文集曾予收录，但其注明1922年10月22日发表于《觉悟》，当有误。实际上，此《用字新例》约作于1920年10月-11月间。1921年，陈斯白等在讨论"他字分化"问题时曾提及它，均说其作于"去年"。陈望道1922年3月初版的那本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白话文作文法专书"的《作文法讲义》里，也将其作为"附录"收入。

[72] 见陈斯白：《"他"字分化他的意见》，《觉悟》1921年10月8日。

[73] 在龚看来，既然"通性"是男女合用，就等于在使用前已经知道有男有女，至少表明有两个人，那么它就应该只有复数而没有单数形式了。见龚登朝：《"他的分化"的讨论》，载1921年10月13日《学灯》。对此，陈望道代表同人解释说，"通性"的单数词仍然必要，它表示的是那种不知是男还是女的情况，可用"佢"。其复数形式"佢们"，则一指代 "两性并存的多数"，一指代"男女不明的多数"。见《答龚登朝先生对于<用字新例>"怀疑的所在"》，载1921年10月16日《觉悟》，署名"用字新例·同人"，《陈望道文集》收录。

[74] 如马俊如、后觉合编的《国语普通词典》中关于"牠"字的专门词条就写道："除了人类之外称的他，用作牠"。该词典甚至还以"牠"字来解释"它"。如"它"字的词条就写道："它：牠"；"它们：牠们"。见中华书局1923年底版该书"甲"部第111页；"乙"部第91页。

[75] 以上所引钱玄同的看法，均见《"他"和"他们"两个词儿的分化之讨论》，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10期（1922年11月20日）。

[76] 如1935年宋文翰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流行很广的《国文读本》（新课程标准师范适用），在谈到"第三身称"的语法内容时，就是使用"他、她、它"，"他们、她们、它们"系列。可见该书1935年版第266页。

[77] 胡适1922年8月27日至28日在《晨报副刊》上载《中学的国文教学》一文，其中写到："究竟'关关雎鸠'一篇是泛指'后妃之德'呢？还是美文王德后妃呢？还是刺她的曾孙媳妇康王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一首相思诗呢？"他在诗歌中对"她"字的使用可能还要略早。感谢李姗在查找胡适资料方面的帮助。

[78] 如1921年5月和8月，茅盾（沈雁冰）在译作《西门的爸爸》（载《新青年》9卷1 号和《一队骑马的人》（载《新青年》9卷4号），都曾使用过"她"字。

[79] 如叶圣陶出版于1922年的作品集《隔膜》，收录1919-1921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多用"伊"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而初版于1923年的《火灾》一书，收录其1921-1923年发表的作品，以前使用"伊"字的地方全部改为"她"字。

[80] 如石评梅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就有《叫她回来吧》（1924年4月22日）和《你告她》（1924年6月20日）等篇。

[81] 见前引《国语普通词典》，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发行，"甲"部第104页，第19页。

[82] 朱自清：《旅行杂记》，原载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

[83] 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页。

[84] 在查阅金福申此文的过程中，曾得到清华大学魏万磊的帮助，特此致谢。

[85] 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的中文译本，第50页。

[86] 在此问题以及汉语在清末民初被强烈激发出"现代化"诉求一点上，夏明方教授曾给予笔者很好的启发意见。

[87] 如1925年1月，刘半农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她竟如被我离弃的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见《半农杂文》第1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出版，第199页。

[88] 胡适《他》诗作于1916年9月，是一首爱国的白话五言诗："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

[89]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9页。

[90] 刘禾《跨语际实践》中文译本第52-53页。

[91]参见张巨龄《"她"字不是发明，而是借用成的另一形声字》（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9日）和黄兴涛《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前文是对后文的某种回应。这里借此机会，笔者也作出对张先生的再回应。

[92] 若更严格说来，就形、音、义三者统一体这一更完整现代意义上的"她"字来说，将发明权归之为刘半农一人还未必很妥当。因为刘氏还并不主张"她"字读"Ta"音。当时主张发"Ta"音的人很多，这一发音毋宁说是汉语传统与该字在社会实践中被选择的结果。

[93]鲁迅《忆刘半农君》，收入《且介亭杂文》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