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2000年1月，美国方言学会曾举行过一次有趣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获得提名的"世纪之字"有"自由"、"正义"、"科学"、"自然"、"OK"、"书"和"她"等，而进入决赛的只有"科学"和"她"字（science & she ）。最后，"她"竟然以35票对27票战胜了"科学"，夺取了桂冠，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有论者因此推断，这一推选结果"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似乎意味着女人在21世纪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这一推断是否有理可据，笔者不敢妄判。但它却可激发今人对于中西女性代词的文化联想，增加我们探讨历史上有关"她"字问题的学术兴味。
在西方众多语言中，区分男女性别的历史由来已久。以英语为例，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的符号，就经历了从古英语里的"hēo"到中世纪至现代英语中"she"的变化过程。一般认为，"she"字大约形成于12-13世纪，属于中世纪英语的产物，但它并非单纯从hēo转化而至，同时更是受到了古英语里阴性定冠词sēo的直接影响。[2]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和"彼女"(かのじょ),则产生的历史都很短。"彼女"在日本流行开来不过120年左右的时间，[3]而"她"字在中国的现代认同史，总共也还不到90年。它们都是近世以来东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结晶。
在中国近代史上，"她"字被认为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语词之一"。 [4]它的创生、讨论及其此后的流行，当属于不容忽视的语言文化"事件"。旅美学者刘禾曾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别具慧心地谈到过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字发明的文化意义，并在有关注释里，特别提到了1920年《时事新报》和《新人》杂志上讨论"她"字的几篇文章之名。[5]刘禾之前和之后，也曾有其他学者从语言学和人物研究等角度，不同程度地涉猎过这一问题。[6]不过，与"她"字丰富的历史内涵相比，目前的有关研究大多还太简略，尤其是该字发明之后所出现的一些争论及其相关流通情形，至今学界仍然缺乏较为专门的发掘、考察和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她"字的早期历史再做进一步全面、细致而深入的追踪和探索。
一 、来自"She"字等的困扰：与西方语言接触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近代以前，中国本无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几千年来，似乎也无人觉得有作此区分的必要。该问题是在与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接触之后，才逐渐出现和突显出来的。今天我们早已习惯成自然的"他"、"她"之别，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的创造性贡献。而主张以"她"字或"伊"字来对应"She"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则公认是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的发明。
虽然，现代意义的"她"字在五四时期才正式诞生，但有关第三人称单数的男女性别区分词之类问题，却早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以"伊"字来明确对译"She"，使该字特别带上女性的性别意义，同时使"他"字从原来的男女不分的混用，到获得只代表男性的专门含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所指出的那样乃五四前后才有之事。依笔者读书所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发明人。这里，很有必要对此一长期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加以明确的指认。
1823年，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出版的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里，就已将汉语中没有字与"She"相对应的困境凸显了出来。该书译He、She、It分别为"他男"、"他女"和"他物"，译His、Her、Its则分别为"他男的"、"他女的"和"该物的"。同时，译I saw her为"我见他（妇人）"，译 This is his为"这个是他（男人）的"； 译That is hers为"那个是他（妇人）的"。[7]像这样以括弧的方式特别说明不同性别的"他"字之性质，在当时没有专门性别区分词与之对应的情况下，实属一种迫不得已之做法。1879年，对洋泾浜英语颇有研究的杨少坪著《英字指南》一书，遇到此类情形时，也只能作类似的处理。[8]
本来，在中文里，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除"他"字之外，文言中较常用的还有一个"伊"字。尤其是在吴方言区，"伊"字在口语中的使用还较为流行。不过，该字却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含义。这一点，从1874年上海人曹骧出版的名著《英字入门》一书中将He、She、It统统译成"伊"字，将They译为"伊们"，可见一斑。
晚清以降，随着中西语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得不努力去创造一些新字（如有些化学元素），或改造一些传统汉字的用法，以适应中西语言词汇对应的需要。1878年，广州人郭赞生翻译出版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阶》一书，就在"伊"字的女性专用限定方面，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书中不仅多次自觉地将"伊"与"他"在性别上加以区分使用，明确译He、Him为"他"；译She、Her为"伊"，It 为"彼" ；译"His、Her、Its"为"他的、伊的、彼的"；还在一些涉及到She 和He字的具体语句的翻译时，注意对两者加以区别，如"He is in the garden,but she is in school"就被译为"他在园内，但伊在书馆"。[9]不仅如此，书中还有一段译文清楚地写道："男人意思是（HE）他，乃是属阳类的；女人意思是（SHE）伊，乃属阴类的；小子意思是（HE）他，是属阳的；女子意思是（SHE）伊，是阴的"。[10]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于香港，作者也并不属于吴方言区人，可见这种创造使用的地域范围，可能比以往一些学者所想象的还要广泛一些。
郭赞生对英语中的性别区分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译Gender为"生性，阴阳别"和"男女分类"，离现代"性别"一词的创生尚有一步之遥。他在"SHE伊"后面，曾专门以括弧方式注明指代"女子"，[11]这表明当时以"伊"来专指"女人"似乎还属特异现象。而其在同一书中的另外一些地方，有时则仍然不太经意地用"他"字来翻译"She"，可见即使在郭本人，其对两者的区别使用词也显然还属于草创阶段，并没有固定下来。
这些做法对以后的五四时期有人以"伊"字来对译"She"的主张（后面将会详述到）有无直接影响，目前尚缺乏研究。但晚清和五四前后，都有人不约而同地愿以"伊"字来专门代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这至少能表明，在传统汉语中，"伊"字大概是比较具有对应"She"字内在潜能的一个词。
二、"她"字的新生与"他女"、"女它"：《新青年》同人的早期磋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热心于引介世界新文学而又对传统文化持强烈反思批判态度的《新青年》编辑和作者们，在怎样对待西方的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以及如何翻译"She"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回避的积极态度和勇敢的创新精神。作为汉语中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应运而生的。
从1917年起，在《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She"字的对译问题，而刘半农则由此最早提出了创一个"她"字的建议。不过，在1920年以前，他虽有此非正式的提议，却还没有发表文章明确阐述自己的有关见解。笔者至今，仍未能找到此前有关他正式使用"她"字的明确证据。1920年初，在《她字问题》一文中，刘半农自己也曾表示说："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刘半农并非虚掩客套或不敢承担责任之人，他当时的回忆值得今人重视。有人说刘半农1917年在《琴魂》等文中，就已经尝试使用过"她"字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恐多属于误判或误传。[12]
实际上，在文章中公开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的，应推周作人为最早。1918年8月15日，周氏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一文（原作者为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文前有两段说明文字，其中第二段写道：
"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13]
这里，周作人不仅向世人率先透露了刘半农创造"她"字的设想，也表明了从学理上基本认同的态度。只是鉴于实际操作中排字印刷的困难，他才模仿日语，采用了"'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前述刘半农所谓周作人对此事提过一提的那篇文章，指的无疑就是这篇《改革》一文。
在1918年8月以后几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凡翻译涉及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如他翻译的著名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爱的人》[14]等小说，就都是如法炮制。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马礼逊在《英国文语凡例传》中的最初处理并无不同。不过，《卖火柴的女儿》翻译的是丹麦小说，《可爱的人》则属于俄国小说，可见他已不是专门针对英语中的"She"字，而是以之对应所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了。
周作人所翻译的小说中连篇累牍的"他女"，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十分别扭，想必当时即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读后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青年》编辑内部，胡适、钱玄同是率先对此作出公开回应的人。1919年1月26日和2月2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6、7两期上连载他所译的莫泊桑小说《弑父之儿》，其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除仍使用"他"字外，有时还用"那女的"来表示。译文的最后，他特别做一注释说明道："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15]可惜胡适并没有留下反对使用的具体理由。对于胡适的这一表态，刘半农后来在《她字问题》一文中也曾有所提及："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是记不清了），------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工作的烦简，就有些区别了"。<图1>
不过在当时，周作人的创议也曾有过正面响应之人。在翻阅新文化运动另一份主要刊物《新潮》杂志的时候，笔者有趣地发现，现代中国童话之父、小说大家叶圣陶就曾一度是"他女" 的热心实践者，甚至还可能是在小说创作中最早的实践者（那时周作人基本是在译作里使用此字）。在1919年2月1日、3月1日和5月1日发表在该刊的《女子人格问题》、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中，叶圣陶都曾响应和追随周作人，将"他女"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来使用。特别是在那篇仅千字的小小说《春游》里，"他女"一词竟然出现了31次之多，给人以非常怪异的感觉。另外，可能由于排印者还不太习惯这种特殊处理的缘故，在有关文章里，将"他女"的"女"字漏排或排印得与"他"字一样大的情况，也时有出现。[16]
就引起世人正式关注"她"字问题这一点而言，1919年2月15日应该是更值得注意的日子。这一天，引时代新潮而备受注目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钱玄同和周作人首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对谈的《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一文。在该文中，钱玄同提出了对译"She"字的三种办法：一是像周作人仿日本译"彼女"那样，将其译成"他女"二字，留下"他"字作男性第三人称代名词；二是照刘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不过他却认为刘半农所造的"她"字"不甚好"，进而又提出了造一个"女它"字的新设想。钱玄同说：
"因为这（她）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若使许叔重解此字之形，当云：'从女，从他省，他亦声'。我想照此意思，不如造一个'女它'字；'他'字古写作'它'，从'它'即是从'他'，若解其形，当云，'从女，从它--它，古他字--它亦声'。如此，则'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
三是照他们平日的看法，"中国字不够就拿别国的字来补；不必别造新字，老实就写一个She字"。可这样一来，本来包括阴阳中三性的"他"字，其中阴性被分出来后，意义变狭，而剩下的阳性和中性都用一个"他"字，刘半农觉得"也不太好"， 因此又进一步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英文中的He,She,It 三字全都搬到汉语中来作罢， 同英语相比，甚至用世界语中的Li ,Si, Gi，可能还要更为合适些。
对于以上三种办法，钱玄同总的评判是，第一种"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文义上似无毛病，但汉语中翻作"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而且读音也不好处理：究竟是读一个"他"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对于第二种办法，钱氏则认为"可以用得"，但同时又顾虑每次都要特铸许多"女它"字，"在事实上或者有点困难，也未可知"。而且当时，钱、周等人正热中于渐次废除汉字的讨论，故"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 当时他最倾心的是第三种办法，觉得采用起来"毫无不可"，甚至认为即便有许多人看了不懂，也"可以不必顾虑"。反正新字的创造，主要是服务于那些"青年学生"，不是面向那些"略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的，而"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这种轻视下层民众，蔑视传统语文的主张，其偏颇和不当之处显而易见。
面对钱玄同1919年2月8日来函的质询，周作人5天后给予了回复。他首先详细解释了自己此前采用"他女"的真实想法。原来，他本人要造这样一个"从女，从他，他亦声"的怪字，乃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面要求翻译上的适用，一面又要顾印刷局的便利，一面又教中国人念着'他'字，心里想着'女'字，合成一个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说明"他女"两字不妨读一个"他"字音，"女"字在此则姑且只视作一个不发音的符号。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这一发明其实自己也不太满意，主要原因"便只在他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读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实是缺点。至于字形上的不三不四，尚在其次"。
接着，在评断钱玄同前面所提出的三种假定办法的时候，周作人又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自己的做法，承认"他女"这个法子"不能适用"，"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代名词的本意了"。 他指出，在中国旧书中也有"生"、"女"如何如何的说法，但那都是用作名词，不能作代名词用，"倘若名词可以兼代名词用，我们要代名词何用呢"？由此推论，他还"想起日本的'彼女'，也不甚妥当"。实际上，这也等于否认了前面所提到的胡适曾采取的那种办法。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确又将有关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作人并不赞成直接引进英语中的"She"字和世界语相关字的那种做法。尽管他当时和刘半农一样，热心于注音字母及国语改良，甚至盼望中国最终能采用世界语，但他同时却认为，"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关键大处自有取法外国之必要，可如果像代词这类砖头瓦片也都要一律取诸海外，就"不免大费手脚"了，他主张还是先在汉字范围内自造些新"怪字"为宜。周氏同时强调，这类代名词"不止翻译上要用，在'灶婢厮养'写信看书报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终，他对于刘半农主张自造代名词"她"字和钱玄同建议的"女它"字，表示均有意义，但又认为这两个字在发音上因都不能与"他"字区别开来，所以也都还不能算是太理想。相比之下，倒是把中国文字中固有的原本表示第三人称的 "伊"字拿来限定专用，反而感觉要"更好些"。周作人写道：
"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女它'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你前天当面和我说的，'他'读作ta, '女它'读作 to，也是一种方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遗留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
周作人的这一意见，随即得到了钱玄同的热烈赞同。在次日的回信中，钱氏进一步补充总结了应当放弃"女它"和"她"字、专门使用"伊"字的几条理由：
"特造'女它'和'她'字，而读他之古音如'拖'，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办法究竟不大好。因为（一）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来添造新汉字，终觉得有些不对。（二）从旧字里造出新字，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矫揉造作得太厉害了。（三）非添铸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要免去这三层，则用'伊'字最好。------我们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渐渐成了习惯，也觉得彼此决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赞成用'伊'字。"[17]
如前所述，晚清时已有人进行过以"伊"专译"She"的实践，但是在"她"字出现以后，从不同于"他"字发音的角度自觉选择"伊"而排斥"她"字，确认把"他"字留给男性第三人称专用，并对五四前后文坛学界的有关使用产生 重要影响的，周作人和钱玄同二人无疑堪称先驱。只是此后，关于"她"字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先驱人物暂时取得高度的共识而终结。钱、周二人对"伊"的格外钟情，在一年之后曾一度传染给更多的文人学者，然历史最终的结局，却也并不符合他们排"她"的逻辑与护"伊"的意志。
三、1920年4月以前"她"字的最早期实践
钱、周关于"She"字翻译的对谈发表之后，并没有当即引起其他人的公开讨论。不过，社会上却已经有人接受这一对谈的影响（包括此前周作人1918年8月在译作《改革》前的那段说明文字的影响），开始陆续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使用起"伊"字和"她"字来了。
以"她"字为例。著名的新文学探索者，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等人，成为自觉实践该字的最早期代表人物。[18]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在《晨报》第7版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已两次使用了"她"字。[19]1919年10月，《新潮》杂志同时刊载的康白情的新诗《送客黄浦》和俞平伯的短篇小说《炉景》中，也都分别较早地使用了"她"字；[20]1920年2月，他们二人同时发表在《新潮》上的诗文，如康的新诗《疑问》，俞的短篇小说《狗和褒章》、《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和新诗《别她》，也都同样使用了"她"字。[21]稍早些的1919年12月，俞平伯在《新潮》第2卷第2号还发表长诗《菊》，其中"她"字竟可谓连篇累牍，甚至有点泛滥成灾了（达20个之多），可以想见该诗问世之时，其夺人眼目之程度。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2号上，也已有人开始用"她"字来表示阴性第三人称单数。
在早期创造性使用"她"的新文学实践者当中，又以俞平伯最值得注意。他肯定是1920年4月以前，也即"她"字在中国引起热烈的争论之前，新文化阵营里最爱使用"她"字，用得最多（内涵相应也最丰富），最自觉坚定、也最娴熟的一个。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还可能是在小说中最早熟练使用"她"字的新小说家之一，和最早在诗歌中以"她"字题写诗名的白话诗人之一。其小说《炉景》与《狗和褒章》对"她"的使用，都很老到和成功。后者篇章不长，全篇竟使用了40个"她"字，很好地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
较早自觉地以"她"字入小说和诗歌的，还有新文学家王统照。他1919年12月1日在参与创办的《曙光》杂志上，发表小说《她为什么死》，正文通过使用88个"她"字，清晰地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有力地宏扬了妇女解放的新文学主题。《她为什么死》还可能是中国最早以"她"字直接入标题的短篇小说。1920年2月，王统照发表的《忏悔》和稍后一些发表的《是艺术杀了他》等小说里，以及在1920年2月5日发表于《晨报》上的《二十世纪的声》等译诗中，都大量地实践了"她"字的书写。
有人曾断言，"她"字首次入诗，是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22]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刘半农此诗作于1920年9月，正式发表已是1923年。即便是从"她"字出现在诗的标题上来看，此诗也远不能说是最早。除了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之外，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曾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全诗如下：
（一） （二）
她么？ 她么？
她嫁了么？ 她离婚了么？
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 她嫁，是她的兄强迫她的么？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 她现在觉悟，她的兄不反对她么？
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 她虽然出了苦海，她怎样才能得自由？
唉！嫁的是她么？ 唉！离婚的是她么？
（三）
她么？
她死了么？
她的精神，万分苦痛么？
她是达观的青年，她为了旧伦理而死么？
她奋斗到死，是光荣呢还是屈辱？
唉！死的是她吗？
这首《她么》一诗，以对"她"嫁人、离婚和抑郁而死的想象，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女性整体的悲惨际遇之同情和独特命运之关切，实在是破天荒之举，给人以别具一格的强烈感受。其中，女性代词"她"字的频繁使用，反复出现，自然而艺术地超越了女人个体，而凸显了"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表现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关怀。<图2>
实际上，尽管刘半农是"她"字的最早创议者，但当上述诸人都纷纷以"她"字入诗作文写小说之际，他却尚处在观望之中。这从他1920年初以前与上述诸人同时在《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可知。可以说，在"她"字的实践方面，刘半农还只能算作是一位后进。
那么，最先以"她"字来指代和象征祖国，是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以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为最早呢[23]？实际上也不是。前面提到的俞平伯那首《别她》中的"她"，就是明确指代祖国。此诗是他赴英国留学之前，书写和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及其立志从改造自身做起报效祖国的复杂心绪的。笔者以为，《别她》一诗大概也是第一首明确以"她"字指代祖国、专题抒发对祖国深情的诗歌。由于此诗过去并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这里不妨将其全文引录如下：
别她 （八年十二月去国作 ）[24]
厌她的，如今恋她了； 想躲掉吗？怕痛苦吗？
怨她的，想她了； 我怎敢！
恨她的，爱她了。 我想--我想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碎的，病的，龌龊的她， 爱我便爱她，救我便救她。
怎不叫人恨，叫人怨，叫人厌。 安安的坐，酣酣的睡；
我的她，我们的她； 懦夫！醉汉！
碎了--怎不补她； 我该这样待我吗？
病了--怎不救她 我该为她这样待我吗？
龌龊了--怎不洗她 我背着行李上了我的路；
这不是我的事吗？ 走！走！快走！！
我说些什么好！ 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正在把他们的她治活了。
至于用"伊"字来对译西方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自觉而较多地开始将"伊"字作为第三人称单数来从事翻译和写作，则大体与"她"字同时。笔者不曾专门考察五四前后"伊"字最早出现的情形，但可以断言，至少从1919年初《新青年》发表那篇讨论"She"字的翻译问题之后，周作人等人便已开始了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比较自觉的"彼"字书写实践了。比如，1919 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译作《沙漠间的三个梦》，其中就非常自觉地在与"他"字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了"伊"字。1920年4月以前，除《新青年》之外，《晨报》、《东方杂志》、《新潮》等很多报刊上，也都较多地出现了类似的使用。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则较早地成为此种尝试的著名探索者。
四、 "她"字存废的论争与"她"、"伊"二字的竞逐
或许受到上述"她"字和"伊"字新鲜书写之别样的刺激，刘半农和周作人对谈如何翻译"she"字一年之后，舆论界又开始关注起"她"字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她"字存废问题的激烈争论。
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登出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一文，态度鲜明、指明道姓地追索"她"字的"始作俑者"，并毫不含糊地反对使用该字，造成了较大的反响。寒冰此文发表后半个月，孙祖基随即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登出《"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么？》，予以反驳。几天后，寒冰再发《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一文，孙祖基也作《非"驳她字的研究"》一文应战，于是两人一来一往，在《学灯》上打起了擂台。同时，邹政坚、梦沈等人也在《学灯》先后撰文，与寒冰辩论。而寒冰则越战越勇，复作《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和《再驳她字的研究》两文，继续与之周旋。这样，1920年4月，关于"她"字问题的争论就进入到一个高潮。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是年夏秋。
1920年6月之后，远在欧洲留学的刘半农也加入到论争中来。他写成著名的《"她"字问题》一文，寄回国发表在是年8月9日的《学灯》杂志上，首次正式而全面地申述了自己主张"她"字的理由。寒冰则仍不屈不挠，再作《续论"她字问题"》载于3天后的《学灯》上，给予激烈的回应，大有真理在手，决不服输之慨。
除《新人》和《学灯》外，当时卷入这场讨论的，还有《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等其他报刊。直接或间接参加论争者，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人之外，还有邵力子、陈望道、蔡元培、大同、壮甫等其他人。1920年底到1922年关于"'他'字分化"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她"字问题，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余脉。
作为这次"她"字论争高潮中反对"她"字的主帅，寒冰在与刘半农直接交锋之前主张废弃"她"字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文字的最高目的，只在适应人的需要"，而文字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就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公认为前提"。"现在大众已经公认从前的他字已经达到适应需要的目的，（故）没有更改的必要"；二是从时间上考虑，文字使用对大众是越方便越省事越好，现在大众见了"他"字，一见便晓，不费思考的时间，而见到这样用法的"她"字，字典里也"无证"、"无据"，反费思考的时间，"这真是庸人自扰"；三是认为，既然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要改为"她"，那么女子自称的"我"、"吾"、"余"和别人称女子的"你"、"伊"、[25]"汝"等，也应该一律照改，以示区别，这岂不是太麻烦。四是中国古文中本有"她"字，所谓"她字《玉篇》古姐字，《说文》：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亦作她，或作媎-----《六书故》：姐，古文，或从也声，作她。或从者声，作媎"。寒冰还提到该字的另外两种古代读音，即一为"子我切"，音"左"；二为"陈知切"，音"驰"。在随后的辩论中，他明确表示，其之所以要指出"她"字的这一来历，不是笼统反对 "古字今用"，而是意在证明："'她'字不是刘半农自己造的，是从千年古墓里头掘出来的"。同时，"她"字在古文里既已有固定的意义，就不便用作新的意思。[26]五是强调"她"与"他"同音，故"'她'字的改革，只能在字面上显现差别，口头上绝对分不出阴阳性，看得见，听不出"，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一点实际上还是重复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的观点）。不仅如此，寒冰还进一步指出，即便是从字面上看，"她"字的分别意义也不大。因为反正读者无论如何得看上下文。而一旦看上下文，那么不加区别的"他"字，也能判别出其在文中的具体所指来，何必多此一举非要一个"她"字不可呢？[27]而如果不看上下文，不仅区分了性别的"他"或"她"字的具体所指仍然不明，甚至"我"和"你"等第一、二人称代词的所指，也未必就能够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楚。[28]
在不断的争论中，寒冰逐渐发现，他所主张废弃"她"字的核心理由其实只在于以下两点之上，即"'她'字没有（区别于'他'字的）声音，是一个缺点；'她'字在字典说文里有固定的意义，容易引人误会，是两个缺点。有这两个缺点，自然要赶快将他抛弃，重新审定一个办法，来解决文字上头的困难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又何必苦苦的生吞活剥，将这'她'字勉强消化进去呢？"[29]
针对寒冰所提出的废弃"她"字的上述理由，孙祖基、邹振坚、梦沈、大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或提出了疑义，或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驳。[30]他们指出，正因为要适应人的需要，才须造出一个代表女性的"她"字或其他合适的字来。在有些场合，如果没有第三人称代名词的男女区分，无论你怎么读上下文，也搞不清文中"他"字的确指。[31]固然，不加性别区分的"他"字也曾经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得到过人们的公认，但"她"字这类改革更符合今人和未来的需要，不久也当会得到公认，成为字典中的"证据"，恰如从前的"他"字也曾经有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样；同时，"她"字的采用本是为了清晰分辨、节约时间起见，但刚开始时自然仍难免陌生，逐渐习惯后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女性第三人称与第一、二人称是有区别的，不能在一概混淆的基础上否认"她"字区分性别的必要，因为"第一二位的代词，是代表语者与对语者，其距离一定十分逼近；第三位代表被语者，却可离得很远。还有一层，说者与对语者，是变动的，不加多的；被语者却可从此人易为彼人，从一人增至二人以上"。[32]另外，他们还指出，古代虽有过"她"字，但现在几乎被人遗忘，这并不意味着今人不可以在新的意义上使用它。口头上"她"虽无法与"他"字相区别，但它首先在字面上凸显出性别差异，"使无含混的弊"，[33]这也是有意义的，等等。
在维护"她"字方面，刘半农稍晚发表的《"她"字问题》一文中的看法，总的说来要更显成熟。他强调说，中国文字中应该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是现今才有的新需要。中国古人没有这个代词，但却"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他的意思不至于误会"。现在我们与世界各国语言发生接触，且不说它在本国文字中将来是否有大用，"至少至少，他（它）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为此，他还举出翻译上的例子，来给予具体的说明。
对于寒冰以第一、二人称即"我"与"你"等"为什么不分出阴阳来"为辞，反对第三人称性别区分必要性的意见，刘半农的反驳也显出了更高的水准。他除了综合前人的看法，以"距离远近"和"是否加多"两方面的特点对之加以区别解释外，还认为寒冰的这一反诘"很好"，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没有"把他误会作'取笑'"，而是予以了精心的辨析。在刘半农之前，和寒冰激烈对垒的孙祖基，曾以英文中第一、二人称不能像第三人称一样区别男女性别为例，来嘲笑寒冰"异想天开"、"不读书"，甚至盲目地认定"无论哪一个国，都是这样的用法"。[34]这曾激起寒冰的反感，声言此乃仅"拿英语做标准"。[35]不过限于见识，不服气的寒冰当时却未能举出反证来。刘半农则不同，他毕竟见多识广，了解世界各国语言的复杂性，故他一面策略性地承认"法德文中，把无生物都分了阴阳，英文中把国名、船名和多数的抽象名，都当作阴性，阿拉伯文中，把第二位代名词，也分作阴阳两性"[36]（这些知识若要被寒冰得知，还不早成其反对"她"字的理由！）；一面又机智地提出"需要"与"盲从"的界限，强调"这些现象，都是语言史上遗传下来的，我们若是'盲从'，为什么不主张采用呢？"。言下之意，采用"她"字并非盲从于英、法、德乃至其他任何语言现象，而是根据自身新的需要作出的理智选择。
接着，刘半农又以"无论哪一国的字书，都是随着年代增加分量，并不是永远不动"；"我们做的文章里，凡是虚字（连代词也可并在内），几乎十个里有九个不是古义"；汉语古文里好些字的古音早已改变等三个方面的史实，驳斥了所谓不能重新造新字、不能改动字的古义和古音的说法，进而明确指出："综合这三层，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要用他。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若是从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作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可能是因为造"她"字之初，刘半农尚完全不知古文中早已有个"她"字字形符号的缘故，所以他此时似乎还不太愿直接正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即便历史上有过此字，也不过是一个不甚习用、早被人遗忘了的"废字"而已。故他自己在文中仍称"她"字为"新制"。
对刘半农来说，"她"字唯一的遗憾就在发音上与"他"字仍无法区别开来。同"伊"字相比，这难免显出不足。但是同时，"她"字也有胜过"伊"字的地方。用刘半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伊'与'他'，声音是分别得清楚了，却还有几处不如'她'：一、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于白话，不甚调匀"。因此最后，刘半农认定："最好是就用'她'字，却在声音上略略改变一点"。
那么，究竟如何改变发音，才能既合理又方便呢？刘半农认为英文中的所谓"强式"和"弱式"的发音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很好的榜样"。依照此例，可以定"他"字为[ta:]音，把新制的"她"字,或缩短一点，定为[te]音，或延长一点，定为[ta:j]音。这种改变语音的做法诚为难事，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到。[37]
然而，刘半农的意见却并没有折服寒冰，反而引起后者更激烈的反弹。在《续论"她字问题"》中，寒冰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辩。他首先批评刘半农绝口不提"她"字早已存在的事实，以及 "'她'字有与'媎'、'姐'相混的弊病"。认为专门造成一个与其他字容易相混的字，在使用时还得要"留心"去辨，还不能"绝对"分明，这个字也就"实在看不出什么可贵的地方"；其次，他也不认同采用英语中"强式"或"弱式"的发音法区别两个字读音的可行性。认定，平时一般人说话本来就"轻重没有标准"，在实际发音上，恐仍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同时，寒冰还强调，"造字借字，必须三要素：第一音符，第二便利，第三不勉强"，若按刘半农造字改音的办法，"她字音不能表字，音符的作用失了；用口读不得，不便利了；只就译文的便利，及分为'强式'、'弱式'两方面着想，太勉强了",因此寒冰认为，"她"字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
其实，在刘半农直接作出回应之前，寒冰在与孙祖基等人的争辩中，其论点前后就已经有所变化：他起先是固执一个笼统的"他"字的，认为效法英文，在语文中硬要作出男女第三人称代词性别之分完全没有必要，纯属庸人自扰；可是后来，他虽然还是坚决反对"她"字，却又略微调整了立场，主张采用"伊"字，接受了区分男女性别必要性的看法。等到他与刘半农直接交锋的时候，就已变作"伊"字的坚定护法人了。因此，拥"伊"而 排"她"，遂成为寒冰驳难刘半农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
刘半农不是强调"口语中用'伊'当第三位代词的，地方很小，难求普通"吗？寒冰则声称"伊"字具有相当的"普通性"："江苏、浙江、福建及江西、四川的一部分，很惯用伊字，就是安徽、湖北、河南，也不是绝对不通行的字。如果再用力推广，不难全国一致"；刘半农不是说"'伊'字表现女性不如'她'字明白"吗？寒冰则毫不含糊地认定，"伊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间，十九代表女性；遗传到现在，还未改变。现在如果将伊字代表女性的他字，有遗传的根基，自然收更圆满的结果。即无女旁，女性何尝不显明！"不仅如此，寒冰还举例说明，女性显不显明同"女旁"并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有女才会分明，无女便不分明"，关键在于"从来造字是要多少保存古人的经验"： 如，"奴字是女旁，在习惯上谁不承认他是代表男性！如果要用他代表女性，谁不加上女字，使他成为'女奴'！"又如"伶俜"等字，"无论什么人，也自然会说是代表女容的字，而字面何尝用女来显现！"
寒冰这些维护"伊"字的慷慨激昂的驳论自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其中让人疑惑之处也委实不少：且不提"伶俜"一词是不是明确只表"女容"，那个"奴"字是否仅代表男性，即如其所断言"伊"字使用的地域范围如是之广，以及该字在以往的诗词曲中"十九代表女性"两点，就很难服人。关于"伊"字的使用地域问题，主张"她"字的一些学者或谓仅限于"江浙两省的一部分"地区，[38]或谓只有"江苏东南和闽浙等地"。[39]总之都认为范围很小，连当时主张"伊"字的人，也多承认这一点。至于"伊"字在诗词曲中的用法"十九代表女性"之说，就更缺乏根据了。实际情况乃是：从前的"伊"字基本上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此外，寒冰主张"伊"字而排斥"她"字，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在他看来，当时的文坛中，"伊"字的使用实际上已显示出某种现实优势。故他自信地宣称："就事实论，眼前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可见'伊'字已有统一的希望，而'她'字则无统一的希望"。[40]
概括地说，1920-1922年之间，在有关"她"字问题的讨论中，从语言自身的角度来反对"她"字的意见大致不外两类，一类是从语言的简便和有效性原则出发，整体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作性别区分的；另一类是虽认同区分，但却反对"她"字而钟情于"伊"字的。像寒冰这样的人，则经历了一个由一类到二类的转变过程，故尤具代表性。
在当时，公然持第一类立场的人为数并不很多，但也绝非没有重要的支持者。如学贯中西的蔡元培，他在1920年6月发表《北京国语传习所的演说》，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区分性别的意见，他说："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的代名词，定要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觉得这种分别，也是没有必要。譬如说一男一女的事，如用他字与她字，来分别他们，固然恰好；若遇着两男或两女的，这种分别还有什么用呢"。[41]当时，蔡元培显然还没能注意到已经有人在使用 "伊们"或"她们"了，他是从语法应尽量简洁的立场出发立论的。正是因此，他还批评了英、法、德等国语文中的数词变化、形容词的级数变化和动词时态、语尾变化等过于复杂，不如中国简便的好。[42]言下之义，在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的做法，实际上比西方语言还要更为简便些。
除蔡元培之外，当时反对男女第三人称代词要加以性别区分的，还有陈大悲和孙逊群等人。陈大悲是当时著名的戏剧家，他1921年初夏曾在《戏剧》上发表《剧本中的"伊"和"她"'》一段随笔谈，从剧本和表演的双重角度，对于当时以"她"和"伊"等来区分男女性别的做法均不赞同，认为"照西文来分别，为麻烦为多事"。[43]
孙逊群表达类似意见，则是在"他字分化"的各种方案多提出来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偏激反拨。1921年10月，他从代词的效用出发，提出汉语中一个"他"字就已够用，不必再分化的观点。这与前此寒冰的有关看法相似又有所不同。在孙氏看来，学会使用代词，的确是语言文字的进步，它可以省字，即省掉前文中那些已经出现过的较长的"本字"或"本名"。但正或由于此，如果前文已经出现那些可供代替的"本字"或"本名"，那么后面再以一个"他"字来"代"时，也就往往能够达到清楚的目的，不必另对"他"字加以太多的分化性改造。他说："从字形上下功夫，改符号，加符号，那又何必要用代词呢？不直接用本（字）呢？假使说，外国文的第三位代词，有种种区别，我们也当仿他，这不是理由。他们所以要区别，自有他们的原由。我们的'他'字，不分化而用，也能够用，便是我国'他'字的效用大"。[44]不过，孙氏却并未讲出汉语中"他"字"效用"格外大些的原因所在。
孙逊群反对"他"字作性别区化，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我国的文字不是不精密，实是区别太细，所以文化传播较迟"，这从"说文、字典上去看，用字的轻重繁简区别真是细得了不得"一点，可见一斑。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去从前无谓的许多区别"，而不是去主动再造一些无谓的新区别来。[45]
对于孙氏的上述看法，语言学者龚登朝则提出了商榷意见。他在《学灯》上发文指出，在简单的会话和作文中，"勉强混用"一个"他"字确有可能，但在复杂的文章里，就绝对不行了。当然，男女性别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别使用也终有自身的限度，即总有"应用不全"、"无论改到什么地步，不免有困难的情形"存在的可能，但当遇到那种实在难以处理的特殊情形时，就最好不用代词，而直接使用需"代"的本来名词好了。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代词无用。代词毕竟简洁方便，很多时候说话作文都应该使用。与此同时，龚氏也承认，在中国的确"文言里原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区别字，在白话文里应当废掉的"，比如，猪、羊等动物，不同年龄竟有不同的称谓字；亲属的名称也分得极为精密、细致，等等，但这些需要废掉的繁琐区别字，与中文里第三人称代词不精密、同样需要改进其实并不矛盾。[46]
总的说来，1920-1922年间，在公开发表的讨论中，主张第三人称代词要有男女性别之分的意见，还是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主张性别区分者内部，则又基本以主张"伊"字的人略占上风。1920年4月底，《新人》杂志社在将此前由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引发出来的相关讨论文章汇编在一起时（题为《"她"字问题的辩论》），主编王无为特作了一个"编者按语"，对论争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颇能反映当时"观战"者以为"她"字已经根本动摇，而"伊"字却暂居优势地位的看法。他写道：
"关于'她'字的问题，自寒冰主张推翻以后，狠生了重大的反响。现在双方辩论，已告一小段落。结果：刘半农造的'她'字，根本虽经摇动，寒冰对于攻击'她'字的立脚点，也有变更的地方。就是对寒冰的话表示不信任的祖基、梦沈-------诸君，也趋向于改用伊字的途径。所以'她'字有无存在价值，现在已经不成大问题。现在成问题的，就是女子代名词，用'伊'字是不是适当，和代表中间物的字该如何改造，然后达到完全--适当需要的目的。我希望诸君继续讨论下去"。[47]
当时，认为"伊"字优于"她"字的人们所持的理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两条值得补述：一是有人强调在传统中文里，"伊"字可以仿照"朕"字的先例，由广义变为狭义。"朕"既可以由从前"人人可用作自称的代名词"、变作后来国人早已"历来习惯"的帝王专用之自称，那么"伊"字由"第三身男女两性共用的代名词" 变成"仅作女性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也就顺理成章了；[48]二是已经有人开始从两字的偏旁着眼，认为"伊" 字的构型在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方面，比"她"字要更为合理（下文还要专门谈到）。
不过，主张"伊"字者攻击"她"字的说法虽多，却也不免存在内在的矛盾：如个别重要辩手（像寒冰），总是强调"她"字为旧有，易与旧义相混；而更多的拥护"伊"字的人（像陈望道等），则秉承周作人的旧虑，批评"'她'字是新造的字，铅字尽须新铸，印刷稍有不便"。[49]这一矛盾，其实对于史家评断当时"她"字刚出现时的性质问题，至今仍不无某种参考价值。
同主张"伊"字者相比，拥护"她"字者的一个主要困扰则在于发音问题上。他们当中由于绝大多数人既承认"她"字在发音上无法区别于"他"字为缺陷、为不足，却又无法提出一种统一的令人信服的改音方案来，有人如邹政坚甚至因此建议把"她"字读作"伊"音，[50]从而遭到许多主张"伊"字者的抢白。用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话来说，就是"'她'字读作'他'，口里仍无分别；读作'伊'，何如径用'伊'" 。[51]
在刘半农之前，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都曾提出类似改"他"音读"拖"音的建议，但不久之后都又以为有点"矫揉造作"而自动作罢。前述寒冰针对刘半农提出的"她"字发音问题而进行的种种驳难，也能表明，在与"伊"字竞逐的过程中，"她"字的拥护者们因主张"她"字不同于"他"的发音，反而使自己一度处于某种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实际上，"伊"字不仅在正式的争论中一度领先，在实际的被运用过程中，也曾经显出优势来。当笔者带着"她"字和"伊"字使用频率这样的问题意识去阅读五四报刊等文献的时候，明显感到，1919-1922年间，新文化圈对"伊"字作第三人称单数词的使用要多出"她"字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钱玄同不用说，茅盾（沈雁冰）虽在1920年的时候偶尔用过一下"她"字，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则都使用"伊"字；叶圣陶在放弃"他女"之后至1923年前，也基本都使用"伊"字；李大钊、邵力子、李汉俊、郑振铎、陈望道、朱自清、刘大白、黎锦熙等等舆论界和语言学界的活跃人物，1919-1922年间也都自觉使用"伊"字，其中有人甚至延续使用"伊"字到很晚。[52] <图3>
这就无怪乎1920年9-11月间，反对"她"字主张"伊"字的寒冰要认定，当时的报纸杂志大多数都采用'伊'字而不采用'她'字，这已表明"伊"字有"统一的希望"，并以此来驳论刘半农了。事实上，当时有这种判断的，绝非仅寒冰一人。 1921年6月，参与争鸣的大同也曾撰文断言："用 '伊'字算是最妥当。虽没有人下一道统一的命令过，但现在文坛上已慢慢地有统一的现象了"。[53]1922年11月，钱玄同更是充满信心地表示："近来我和黎锦熙先生商酌，女性用'伊'，不但已经渐成习惯，而且在旧文学上本也略有根据，不必再改动"。[54]应当说在当时，这种对"伊"字流通和认同强势的判断，并非是论者毫无根据的信口之言，只不过后来的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而已。
五、与"女"有关的语文敏感："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的际遇
"她"字诞生于五四时期，最先孕育于《新青年》内部，最早被追赶"新潮"的北大和其他高校那些致力于文学革命的"新青年"们所大胆"尝试"，而且其得以运用之初，也正是国内"男女同校"、"妇女解放"的呼声响亮，国际上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处高潮之际-------凡此种种，都不难引发今人对现代"男女平等"观念与"她"字问世的正当性论证之间历史关系的无限联想。在今人眼里，至少在想像力并不发达的笔者看来，与"伊"字那容易带给人的"小鸟依人"的感觉相比，"她"字与"他"同音近形，似乎也更能显现一种与男子平起平坐的"独立"而"解放"的妇女形象，并因此与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女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从历史的背景去分析，"她"字的新生、流行同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之潜在作用，应该不能无关，但翻遍当年讨论有关问题的历史文献，我却从未见到直接从男女平等这一现代性观念出发，为"她"字进行合法性论证的正式文字。恰恰相反，这一观念，倒成为当时不少人反对"她"字最重要而有力的理论根据之一。
一种表现，是有人借男女平等观念，根本反对"第三人称"男女性别词的区分。这可以拿1920年4月16日"她"字问题争论高潮中，有个叫壮甫的人发表在《觉悟》上的一封公开信为代表。该信写道：
现在一般提倡新文化的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不都是在高声说什么"剪发"、"去裙"、"废装饰"、"男女交际公开"、"男女同校"的顶时髦的话吗？他们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鼓吹，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想将男女的阶级拆掉他，界限打破他，叫世界上的男女，除开生理的关系外，没有区别，一同走到"人"的地位去。既是这样，那我就有一件不可解的事了。
"她"这个字，是不是指女的"他"字呢？如果是的，我就有点意见，发表在下面：（一）这"她"字或者仿效英文She意思，（二）或是我国文字里原有的。二者之中，无论如何，我都是极端不赞成。为什么呢？若说从外国学来的，那我敢说这番的学西人，就太没学好了！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行迹的时候，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她"字，把男女界限，分得这样清清楚楚，未免太不觉悟了。若说是我国文字里原有的，古书上本来不是这样解释，即使是这样解，几千年的旧礼教--旧习惯都要废掉，难道一个无谓的事，不应该废掉的吗？[55]
持这种意见的人绝非少数几个，而是时有所见。如仅两个月之后，就又有一名叫忆萱的人给《民国日报》的编辑邵力子写信，对《觉悟》杂志总好改"他"为"她" 字来区分男女第三人称表示疑惑和不满。该信写道："觉悟栏内，不是主张不分男女界线的吗？我记得以前还有人批评女子不要称女士！现在用这'她'字，不是异曲同工么？照这样分别起来，那么-------凡有关于女性代名词，都应加一女字偏旁才行，这种也算是新文化吗？是应当提倡的吗？"[56]
当然，这样一种意见也随即遭到了反驳。如前述那个"壮甫"的信发表后，主张男女第三人称单数词要加区分的"大同"其人就很快回击道："我们现在是研究文字上混用男女两性的第三身单数的代名词，并不是要主张男女要有区别。这是壮甫君误会了！照壮甫君底意思，要男女两个字都消灭，从新造一个男女兼性的字来代用，这个字或许可以造，但不过要世界上的人都变为男女兼性，是不能够造的。"[57]邵力子在给忆萱的公开回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第三身单数代名词，女性和男性不同，不过为文字上容易辨别，和男女不分界线的主张没有妨碍。这个理由，说过的人已很多。第一身和第三身的女性代名词，不必加女字偏旁也曾经多人讨论过-------不过我们要认定这完全是文学上的问题，与男女界线是没有关系的"。[58]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观念影响"她"字问题的第二种表现，是当时有人主张把"他"字留作男女公用的符号，"他字下男性注男字，女性注女字"，也就是分别写作"他男"或"他女"的。 这种意见，故意与此前周作人那种把"他"字留给男性、以"他女"代表女性的主张有所区别，显然也是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最终，此种与"她"字竞争的意见却被时人认为"笨拙"而遭到淘汰，影响很小。[59]
当时，借男女平等的理念反对"她"字的第三种表现，也是影响最大最长久的一种表现，则是拿"她"与"他"字的偏旁说事，以此拥护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使用"伊"字。有些女权运动的实践者，甚至因此长期而公开地拒用"她"字。
率先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别出奇招的，还是那个带头公开反对"她"字的寒冰。1920年4月，他在《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中说明那种将"她" 字读作"伊"音、不如"迳用伊字"的时候，就曾指出："因为他字是人旁，伊字也是人旁，在男女平等的精神着眼，既属公平，还免了十分矫柔的形式，比较上是好的"。只不过寒冰当时的主要争论点并不在此，没能就此展开发挥，也未见有人对此及时作出回应而已。
实际上，从各种相关记载来看，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有关反对意见或情绪还是不少的。如1922年，《时事新报》的副刊《现代妇女》上就曾载文说："某报上有位先生，做了篇文章，中间用了许多'男也'字，累铸字房的工人忙得汗如雨下。-------据说是替'她'字复仇的"。[60]这当然也是男女平等的意识使然。
1924年夏，中华教育改进社讨论"采用他、她、牠"的提案，参加讨论过此议案的朱自清以文学的笔调记录下其有关内容，也证明了上述观点的普遍存在。由于其记录极为生动，且别有寓意，我们下面不妨多引述一点：
（此案）讨论的中心点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让他站着，"牛"也让它站着；所饶不过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边立着的那"女"人！于是辩论开始了。一位教师说，"据我的'经验'，女学生总不喜欢'她'字--男人的'他'，只标一个'人'字旁，女子的'她'，却特别标一个'女'字旁，表明是个女人，这是她们所不平的！我发出的讲义，上面的'他'字，她们常常要将'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见她们报复的意思了。"大家听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来驳道："我也是女学堂教书，却没有这种情形！"海格尔的定律不错，调和派来了，他说，"这本来有两派，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