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世生兄来了几封信，接着邮来《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民国石林社会研究文集》打印稿，他说，这本文集已列入《云南石林史志丛书》，即将正式出版，还说，望我为它写篇短序。接到文集的打印稿，我喜出望外，毕竟那是自己收到的是一份重礼，但对于世生兄的写序之约，我当时却有推托之意。绝非蔑视“非主流”文献；正相反，在我看来，这本书如此厚重，以至于能让那些以“主流”自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深感惭愧和难以承受。世生兄是一个坚持的人，他数次催稿；不堪历史重负的我，最终也只好提起笔来，明知个人资历难以匹配集体叙事，却还是斗胆写起了这篇所谓的“序”。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几位五种前辈学者民国期间所著的关于石林（旧时为路南县）的小册子，包括教育家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经济史家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文史家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人类学家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
五本小册子可谓出自同一时代，即“抗战期间”，或中国学术史意义上的“西南联大时期”。
历史上，中国有过数次“中原板荡”，在这些时期里，因“衣冠南渡”，南方地区也通常相应地出现某种“文艺复兴”的阶段。
兴许不能将“抗战”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原板荡”，也不能简单将五位前辈都视作“南渡”的“衣冠”。但《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的五个文本，却使人不禁想起那个古老的历史意象。
五位前辈中，有三位是云南籍（杨一波、李埏为石林人，楚图南为文山人），但这些“本地人”在“抗战以前”早已少小离家，奔赴异乡求学，而另外两位——施蛰存和李有义——则分别为浙江和山西人，虽则对于云南而言，他们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异乡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为了求学而少小离家过。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异乡人”，五位前辈都是在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的，将他们的迁徙与书写与“衣冠南渡”相联系，并非没有根据。
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及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属于乡土教材类。二者均著于1939年，前者继承了古代“志物”传统，增添了新意，内容涉及石林设治沿革、地势、土壤、山水、区域、人口、交通、物产、名胜等，后者“以人为本”，涉及当地的民族与“地方人”的来源、活动情况，及存在问题。如李埏先生所言，乡土教材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此外侮日亟之时，增强爱乡之心，也就是增强爱心的初步”。
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及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属于游记性质，为两位知识人于“抗战”爆发后受聘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期间所作，文学色彩甚浓，亦不乏有丰富的民族学记述。
在五本小册子中，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属于典范的人类学民族志类，它基于当时路南县尾则村撒尼人的实地调查所获资料写就，曾列入吴文藻先生主编之《社会学丛刊》，为费孝通先生引领的“魁阁”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谦逊的李有义先生自称，“从今天的眼光看，这本旧作太简单了”。事实上，《汉夷杂区经济》一书，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尚需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李先生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调查，多集中于社区与类型，对于文化接触史视野下多民族聚落的形成和结构关注得不充分。《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两方面入手，分析了“汉夷杂区”，且在首章，以“汉夷接触史话”为提，呈现出了中国西南多民族聚落生成的历史，避免了民族中心主义，分析了汉人特殊地位的丧失、夷人土地权的获得对于“杂区”民族和平相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于我看，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对于时下民族学研究，仍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的五本小册子，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回乡、游历、“下田野”三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同一个地方的叙述。这些文本有的是传统的，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综合的；它们在关注点和文本构成上，也各有不同。然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文本”，它们对于不同的读者群却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对于有意了解石林的游人而言，这些文笔朴实的乡土教材、游记、民族志，共同构成了一个优秀读本，阅读它们，可以了解所到之地的地理、人情、风物。专业研究者阅读这些貌似简单的叙述，也能见识其中蕴含的 “汉夷杂区”观点，这一观点，有待新一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与相关理论相联系，多加阐发。另外，我猜想，不乏也有新生代学者对于“文本解读”感兴趣；若是这样，那么，乡土教材、游记、民族志的不同的“地方投射”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则亦可深加比较分析。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时间旅行的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在去石林这个地方时不再拘泥于“流行文化”，而能超脱于庸俗唯物的“旅游”，认识“石林故事”的精神价值，体验前辈有过的苦衷。
“外侮日亟之时”，回乡、游历、“下田野”，都不乏可能有其“不得已”之感，而当年的知识分子却能超脱于这一感受，暂时地融入于偏僻的乡野，在其中求解牵涉到我们的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他们留下的足迹，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诲：我们这个时代，旅行只与“假日经济”挂钩，不同以往，我们不是“身未动，心已远”，而是“身已远，心未行”。《汉夷杂区社会研究》能使我们温故知新，重新认识“出行“的意义。
对于石林而言，我不过是一位有过一次旅游经验的外来人；回乡、游历、“下田野”这些词汇，都不能形容我与石林之间的短暂关系。我庆幸自己获得这个机会，跟着《汉夷杂区社会研究》的编者，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去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一个既久远又犹如隔夜的时代。
2008年10月7日于北京寓所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几位五种前辈学者民国期间所著的关于石林（旧时为路南县）的小册子，包括教育家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经济史家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文史家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人类学家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
五本小册子可谓出自同一时代，即“抗战期间”，或中国学术史意义上的“西南联大时期”。
历史上，中国有过数次“中原板荡”，在这些时期里，因“衣冠南渡”，南方地区也通常相应地出现某种“文艺复兴”的阶段。
兴许不能将“抗战”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原板荡”，也不能简单将五位前辈都视作“南渡”的“衣冠”。但《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的五个文本，却使人不禁想起那个古老的历史意象。
五位前辈中，有三位是云南籍（杨一波、李埏为石林人，楚图南为文山人），但这些“本地人”在“抗战以前”早已少小离家，奔赴异乡求学，而另外两位——施蛰存和李有义——则分别为浙江和山西人，虽则对于云南而言，他们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异乡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为了求学而少小离家过。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异乡人”，五位前辈都是在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的，将他们的迁徙与书写与“衣冠南渡”相联系，并非没有根据。
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及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属于乡土教材类。二者均著于1939年，前者继承了古代“志物”传统，增添了新意，内容涉及石林设治沿革、地势、土壤、山水、区域、人口、交通、物产、名胜等，后者“以人为本”，涉及当地的民族与“地方人”的来源、活动情况，及存在问题。如李埏先生所言，乡土教材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此外侮日亟之时，增强爱乡之心，也就是增强爱心的初步”。
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及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属于游记性质，为两位知识人于“抗战”爆发后受聘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期间所作，文学色彩甚浓，亦不乏有丰富的民族学记述。
在五本小册子中，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属于典范的人类学民族志类，它基于当时路南县尾则村撒尼人的实地调查所获资料写就，曾列入吴文藻先生主编之《社会学丛刊》，为费孝通先生引领的“魁阁”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谦逊的李有义先生自称，“从今天的眼光看，这本旧作太简单了”。事实上，《汉夷杂区经济》一书，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尚需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李先生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调查，多集中于社区与类型，对于文化接触史视野下多民族聚落的形成和结构关注得不充分。《汉夷杂区经济》一书，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两方面入手，分析了“汉夷杂区”，且在首章，以“汉夷接触史话”为提，呈现出了中国西南多民族聚落生成的历史，避免了民族中心主义，分析了汉人特殊地位的丧失、夷人土地权的获得对于“杂区”民族和平相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于我看，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对于时下民族学研究，仍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的五本小册子，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回乡、游历、“下田野”三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同一个地方的叙述。这些文本有的是传统的，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综合的；它们在关注点和文本构成上，也各有不同。然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文本”，它们对于不同的读者群却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对于有意了解石林的游人而言，这些文笔朴实的乡土教材、游记、民族志，共同构成了一个优秀读本，阅读它们，可以了解所到之地的地理、人情、风物。专业研究者阅读这些貌似简单的叙述，也能见识其中蕴含的 “汉夷杂区”观点，这一观点，有待新一代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与相关理论相联系，多加阐发。另外，我猜想，不乏也有新生代学者对于“文本解读”感兴趣；若是这样，那么，乡土教材、游记、民族志的不同的“地方投射”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则亦可深加比较分析。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时间旅行的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在去石林这个地方时不再拘泥于“流行文化”，而能超脱于庸俗唯物的“旅游”，认识“石林故事”的精神价值，体验前辈有过的苦衷。
“外侮日亟之时”，回乡、游历、“下田野”，都不乏可能有其“不得已”之感，而当年的知识分子却能超脱于这一感受，暂时地融入于偏僻的乡野，在其中求解牵涉到我们的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他们留下的足迹，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诲：我们这个时代，旅行只与“假日经济”挂钩，不同以往，我们不是“身未动，心已远”，而是“身已远，心未行”。《汉夷杂区社会研究》能使我们温故知新，重新认识“出行“的意义。
对于石林而言，我不过是一位有过一次旅游经验的外来人；回乡、游历、“下田野”这些词汇，都不能形容我与石林之间的短暂关系。我庆幸自己获得这个机会，跟着《汉夷杂区社会研究》的编者，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去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一个既久远又犹如隔夜的时代。
2008年10月7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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