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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树信:新中国货币诞生纪实

《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在市场统一流通。
2008年12月1日,是人民币发行六十周年纪念日。六十年前,我们祖国还处于炮火连天的内战灾难之中,全国各地经济衰退、民不聊生。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政府为什么要发行各解放区统一的并能通行于全国的人民币呢?而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人民币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一些年轻的朋友对此不大了解,有些老同志也表示过去虽然身临其境,但时间久了对具体情况已有些记忆不清了。为了纪念六十多年前这一伟大创举,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 革命形势呼唤全国货币统一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作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到当年冬季,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和山东的渤海地区、西北的河东地区已基本连成一片,有了一个离战火稍远、相对安定的经济社会环境。解放区内,居民安居乐业,工农业发展,地区之间人民经济往来、市场物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各个解放区的钞票不能相互流通,货币比价也不一致,老百姓出行到外地手中的钞票往往需要走出几百里地才能换回当地适用的货币。货币不统一成了影响各地经济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改变了战争策略,各路部队经常外线运动作战,往往经过的地方因所持货币不统一,也给后勤供给工作带来较大麻烦和不便。人们纷纷向领导机关反映,希望组织上尽快采取措施成立各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发行能够通行各地的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这种呼声也就愈来愈强烈。

二 尽快统一还是准备好再统一

在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二十多年来革命根据地货币一直是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各个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要想发行统一的货币,就意味着革命根据地在财经政策上实行重大改革。基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较之过去已有根本变化以及各方面的强烈要求,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于1946年12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华北各个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等问题。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很快就复电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指出“此提议甚好”,“中央认为应立即召集此项会议”并规定了会议议程。①1947年3月下半月,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北邯郸召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邯郸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东区、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中原区各代表团。会议交流了各区财经工作经验,研究了财经工作方针政策问题,还为适应各地要求而作出协议,打算尽快于1947年年底前统一货币发行。

在邯郸会议期间,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决定还要求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各派一位得力代表为副主任。董必武在前往邯郸途中,曾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会见了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在谈到货币统一问题时,刘少奇提醒说,统一货币是好事,但“不要过早地勉强统一”。②

5月下旬,董必武到达邯郸,他和会议代表讨论并肯定了前一段会议的成果,同时对何时统一货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一致认为统一财经、统一货币非常必要,但需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解放区物价水平的不一致是由于各区经济情况、战争环境和长期发展过程的不同自然形成的,反映在货币上则表现为各区货币购买力很不一致和相互兑换比价高低不同。要解决这一问题,解放区人民政府不能像国民党那样用“一刀切”的办法使人民群众受损失。为此,会议取消了1947年年底前统一货币的协议,决定抓住货币比价这个关键,切实调整各解放区之间货币贸易关系,使各区货币比价与物价相适应,实行区域问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为发行全国性统一货币准备条件。会议还根据当时物价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了各解放区货币相互兑换的比价标准和分别实现的时间。后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次会议决定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

1947年下半年,华北财办在中共中央工委领导下正式成立,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各解放区迅即在华北财办领导和组织下,根据华北财经会议精神,在保证战争供给的同时,抓紧各解放区货币贸易关系调整工作。首先是以一种货币统一本解放区内的货币市场。然后在相邻解放区问通过广泛设立通汇点,划定两区货币混合流通区,建立货币联合兑换所等办法,在便利群从货币兑换的同时,促使地区间物价和货币比价逐渐接近邯郸会议既定标准。对于市场物价和货币比价与既定目标差距较大的地区,在物价较高的市场投入当地急需的物资,在物价相对低的市场投放货币,引导货币比价向既定目标靠拢,从而实现区际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工作,到l948年3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货币比价已接近于邯郸会议所定的标准。

三 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由来

邯郸会议后,l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其中规定“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为华北财办八条任务之一。③8月16日,中央复电批准了这个规程,并指示各中央局各区财经办事处施行。同年9月14日,中共华东局工委记张鼎承、邓子恢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④华北财办接电后,即派南汉宸赴山东渤海共商筹建银行事宜。关于中央银行的名称,董必武曾广泛征求意见和协商,最后认为,称“联合银行”、“解放银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的中央银行是长远的、是全中国的,取“人民”两字似乎好些,可表明它的性质是人民的银行、大众的银行,不是官僚资本家的或金融寡头的银行,同时也说明了这个银行的规模、范围、格局和作用。现在各解放区政府都称作人民政府,将来新中国也势将称为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⑤

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经刘少奇同意,致电中共中央,建立成立全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并说“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关于银行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10月8日中央复电华北财办,提出了统一货币发行前必须考虑的一些准备工作问题,并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⑥

接中央复电后,经南汉宸再三请求,董必武以极其郑重审慎的心情为新币票券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等字样,交有关单位抓紧票版设计。

1947年12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路经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和筹备处同志们谈话时也说,“你们的银行名字叫人民银行好,人民银行要永远为人民服务。”⑦

四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中共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发行全国统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当1947年10月2日华北财办致电中央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正艰难地转战于陕北高原。看到华北财办电报时,毛泽东说,“是应当立即着手筹划全国统一的货币了。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影响到方方面面,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周恩来也说,“只有将筹备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方可考虑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⑧

10月8日中央复电提出的准备工作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币的印制及市场票券供应能否充分问题;二是在目前各解放区财政、税收、贸易分散管理和分散经营的条件下,统一的银行如何掌握足够的物资力量来保障新币币值稳定问题;三是在各地经济发展、财政盈亏、脱产人员与人口比例都不很一致,以及物资交流和市场物价尚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货币比价固定、通汇顺利问题。根据中央提出的问题,华北财办立即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由董必武主持,通过调查研究,多方协商,于1947年12月11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了统一货币发行准备工作的思路和五个步骤设想草案;二是经中央工委同意,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筹备处由南汉宸任主任,并由从相关解放区调来的何松亭、石雷、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浦、武博山、赵善普等八人共同组成,在华北财办领导下从事人民银行的组建和人民币印制、发行等的准备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人员少、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搜集整理、调查研究各解放区财政、税收、贸易、金融、货币、物价等经济资料,编制各地有关货币发行行指数、物价指数等统计数据,切实掌握各解放区货币发行与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了解各区票券的互换率,以及粮食、花纱布、油盐煤、金银的价格及其变化趋势;二是研究组建中央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草拟《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新中国货币统一问题》文件,为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做准备;三是调查敌区货币、经济情况,研究对敌货币斗争办法;四是研究部署各解放区印制人民币工作,以及人民币发行前的调运、保管等准备工作。五是筹备和管好人民币发行基金工作,等等。这些准备工作跨越了战运云密布的前线,在各个解放区共同努力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五 区际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节节失利,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重重,而解放区迅速连片发展扩大,获得解放的城市一个又一个,取得全国胜利已现曙光。形势逼人,如何迅速整理分散独立的地方性各解放区货币,为发行全国统一货币创造条件,已成为迫切问题。

1948年3月,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主要研究讨论了创设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整理地方货币问题。会议考虑到当时各解放区党政机关、财政、物资调拨管理等尚未统一,西北、山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会议决定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办法:先统一本解放区之货币,然后分步骤地在各区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准备于一年以内完成区际之间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此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货币比价已达到邯郸会议所定标准,两区货币统一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从4月15日起,按冀南币一元兑晋察冀边币十元的固定比价,冀南币为两区的本位币,晋察冀边币停止发行,实现了两区货币的统一。山东、西北两区,在战争环境下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力求货币比价相对稳定。

1948年5月,周恩来来到河北西柏坡,在听取会议汇报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决定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⑨后来,毛泽东在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说,“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工作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⑩

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任部长,华北财办撤销。7月2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划归华北银行总行领导。10月初,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为主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管理华北、华东、西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10月2日,华北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1)中国人民银行币(人民币)定于明年1月1日起发行,并确定了人民币分别与三大解放区货币的比价,还要求以今年三个月为准备阶段印好新币,新币印刷力求精美,防止造假。(2)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货币比价已接近邯郸会议既定标准,应尽快实行以固定比价相互流通方式统一区际货币市场。(3)责成南汉宸起草关于发行人民币的指示,说明新币的发行是统一货币、整理旧币,不是币制改革,号召人民群从予以支持,各级党政注意掌握市场物价稳定。

这次会后,经过各解放区相互协商和具体安排,华北人民政府与山东省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与晋绥边区政府先后于10月5日和20日分别联合发布布告,决定以冀南币一元兑北海币一元的固定比价和冀南币一元兑西北农民银行币二十元的固定比价,统一在三大解放区内相互流通。11月,山东省政府与华中行政办事处随着合通告,决定以北海币一元兑华中币一元的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至此,三大解放区货币实现了区际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的统一市场。

六 通力合作,各区齐动员保障新币票券市场供应

华北财经会议的第二天,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制新币问题》致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并董必武的电报,指示“决定由华北财经委员会指导,人民银行负责计划,委托华北、华东印刷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之新币,尽可能于年前完成五十亿元。”⑾

关于新币的印制,早在1947年秋中央土地会议上,就已确定建立中央财政基金,要求各解放区除原定的上解款外在预算中加列一款作为华北财办基金,以充作统一发行钞票之用。后来,董必武还亲自到晋察冀边区印钞机构调研,了解钞票印制生产程序、设备技术和生产能力状况以及纸张材料供应等问题,做到心中有数。1947年10月中央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后,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即对新币的面额和票版设计、印制设备和人员安排、纸张材料购置与供应等,向各解放区印钞机构进行了调研、计划和安排部署。

关于人民币票版设计,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于1947年11月即已完成了几种版别的票样设计稿。上报送审期间,董必武得知毛泽东主席不同意在票券上印他的画像后,就对新币票版设计提出改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图景,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字码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的要求。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及其他印钞厂,根据这一精神重新调整了票版设计。

各解放区相关印钞机构,除票版设计外,都积极检修设备,安排人员,组织纸张材料供应。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还派专人从冀中、山东调运了大批印钞用的模造纸、道林纸以及各种油墨等印钞材料,为新币开印做好准备。

为了扩大新币的市场供应量,华北财办还于1947年11月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委托东北银行工业处佳木斯印刷厂,代印4000令纸的面额1000元新币票券,合1280亿元人民币。

石家庄会议后,1948年6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对新币发行比价、面额、发行时问与步骤、投放数量、印制计划以及对敌币比价变化趋势等问题作了报告,同时附上了新币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面额七种版别的票样设计稿。这一报告及票样设计,顺利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审核批准。⑿

当1948年10月3日中央关于印制新币的指示发出后,各个印钞机构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新币印制工作。如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此时已改组为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干部职工接到指示后异常兴奋,立即全力投入赶制印版和印制票券工作。一批批崭新的人民币很快就运到了人民银行筹备处。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时,首批向市场发行的50元、20元和10元人民币就是该局印制的。⒀又如,为了及时供应更多的人民币票券,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北平市解放前一个星期,即1949年1月23日,毅然组织先遣工作组冒险秘密进入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城,携带面额5元、50元券原版,与国民党政府所属北平印刷局谈判,成功地利用该局现存设备和材料,连夜翻制成大版并投入印刷。当1949年1月30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时,他们已完成了三种版别的人民币半成品印制任务。⒁据现有资料统计,先后参与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印钞厂,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各解放区印刷厂,北平、天津、上海、汉口、重庆解放后接管的印刷厂,以及在上海、北京两市委托的印刷协作厂等共计21家,⒂体现了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为全国性统一货币的印制通力合作、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



七 为了形势需要,人民币提前进入市场



这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平津两市解放在即,而经济上各解放区钞票不统一造成的种种混乱和困难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当时在平津等大城市周围流通的钞票,有冀南币、北海币、热河币、长城币、东北币、新蒙币、西农币以及晋察冀边币和它的冀热辽地名券等八九种以上地方货币。设想如果让这些钞票一齐涌入平津等大城市和各解放区的接合部地区,势必造成市场混乱,既不利于新解放区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碍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时间,从原订的1949年1日1日提前为1948年12月1日。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在省政府主席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做出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商各区,一面加速准备。”⒃会后,华北银行总行在抓紧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于11月25日向华北、山东、西北解放区的银行发出《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信》,⒄宣布“经华北、山东、陕甘宁、晋绥边区政府会商决定,以人民银行准备基金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之全部资产统一为中国人民银行之资产准备。即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并于同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该指示信还安排了各级银行机构应做好的各项工作。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在市场统一流通。布告还规定了逐渐收回旧币之前新旧币的固定比价为:新币兑冀南币、北海币为一比一百,新币兑晋察冀边币为一比一千,新币兑西农币为一比二千。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发字第一号通告,对当天发行的人民币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三种票券正面背面式样、颜色、形制等特征作了说明,以方便人民群众使用。

第一批人民币首先在石家庄分行和河北平山县银行发行。这一天,街上的布告栏、阅报栏前从早到晚挤满了人,脸上都露出兴奋的表情。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取款的都要求搭配一部分新币。在市场上没见到新币的人,就到处打探,当发现有人拿着新币时,就争着抢着拿来仔细端详。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就说,“快啦!快啦!全中国快解放啦!”“就快有全中国的人民政府啦!”

伴随人民币的面世,党政部门和银行机构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人民日报、新华社相继发表社论和报道,银行发出《发行新币宣传要点》,针对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解释。1949年1月10日,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并答记者问,对新币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从此,人民币深人到干家万户以及经济社会各个角落,发挥着新中国唯一法定本位币的作用。



注文: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76页。

②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32页。

③同②,第331页。

④石雷《人民币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⑤邓加荣《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57、263页。

⑥同④,第9页。

⑦同④,第11页。

⑧同⑤,第255—256页。

⑨同②,第4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37页。

⑾尚明主编:《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页。

⑿殷毅主编:《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9~10页。

⒀傅发永主编:《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88页。

⒁同⑿,第20~21页。

⒂同⑿,第13页。

⒃同④,第22页。

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著:《人民币图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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