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朱元曙：章门“五王”轶事

章太炎先生曾把他的五位得意弟子戏封为“五王”。他们是天王黄侃（季刚，1886—1935），东王汪东（旭初，1890—1963），西王朱希祖（逖先，1879—1944），南王钱玄同（中季，1887—1939），北王吴承仕（检斋，1884—1939）。这五人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中，均是大师级的人物，后来，我国文史界的不少重要人物都分别出自于他们的门下。“五王”中的朱希祖，是我的祖父。
　　
　　一、“五王”的来历
　　
　　章门“五王”的来历，有不同的版本。把弟子们摆在一起评价，最早见于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宣统二年条”：“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钱夏季中，就是钱玄同。章门“五王”中的吴承仕是民国四年才拜在太炎先生门下的，此时自然不会有其大名，但是，此时汪东就在日本东京，不知为何，也没有其尊名。
　　“章门四子”及“章门四王”的说法，来源于汪东。汪东《吊吴检斋》诗下的小注：“章门四子，黄季刚、吴检斋、钱玄同及汪旭初。”汪东曾对先祖父朱希祖说：“当日章师戏言，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后来，先祖父朱希祖到中央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汪东又对他说：“章师又谓旭初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这是“章门四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详见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
　　“章门五王”说，来源于黄侃。1935年1月30日，先祖父朱希祖及黄侃等人同赴刘国钧宴，席间黄侃说：“章太炎先生尝对人言，余有五弟子，黄侃可比太平天国天王，汪东为东王，钱玄同为南王，朱希祖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176页）
　　封钱玄同为南王或翼王，是因为其“畔师”（翼王背叛洪秀全自不必说，南王因其早卒，章以此喻钱畔师。详见朱希祖1939年12月7日日记）。说其“畔师”，是因为一、钱玄同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二、章太炎之经学主古文，钱之经学主今文。至于黄侃为天王，自然是因为其学问在章门诸子中首屈一指，而汪东为东王自有其原因。黄侃使酒任气，狷介狂傲的性格举世皆知，常常会和人闹出矛盾，比如与“五王”中的吴和钱。但是黄侃晚期最后六七年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与汪东共事，且汪为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为教授，但是二人却从未产生过矛盾，不仅没有矛盾，而且黄表现出少有的听话，所以太炎先生戏谓黄为天王，汪为东王。朱希祖《答旭初见赠十一用寺韵》一诗中有句云：“文章要借江山助，此亦足使天王驯。”诗下小注云：“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龉不能容，晚年在南京六七年，与君始终相安。盖惟君能下之，而又能驯之也。故本师戏谓季刚为天王，君为东王。”（《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127页）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自以为上帝之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东王杨秀清却能代上帝发言，以节制天王洪秀全。太炎先生以太平天国诸王之关系，来喻门下诸子，实有趣焉。它不仅表现出太炎先生的谐趣，也表现出太炎先生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肯定。
　　“章门五王”说，在当时的学界流传甚广。先祖父朱希祖逝世后，于右任挽联曰：“稽古证今东汉儒林兼许郑，传薪革命西王封号比汪吴。”顾颉刚挽诗曰：“万卷藏书任取资，焚膏矻矻是生涯。大封合畀西王爵，勘验余杭戏谑词。”即为明证。
　　
　　二、同门间的矛盾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章门诸子个个是人中精英，并且其中不少人还曾长期在一起共事，自然也免不了俗，闹出点矛盾来，其中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是黄侃和钱玄同。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其人性情乖戾，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比如，他和象山陈汉章先生同校为教授，也互相敬佩对方的学问。一次在一起聊天，谈起学问，竟因观点不同而相骂，黄侃继而“欲以刀杖相决”，事后，却又像无事一样，而“善遇焉”。他和钱玄同，我国文字学上顶尖的两位大师，又先后同为北大、北师大的文字学教授，恐怕真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两人常要闹些矛盾。黄侃死后，《立报》上曾登过一篇《黄侃遗事》，文中说：
　　
　　黄侃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
　　
　　周作人将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看，钱玄同回信说：
　　
　　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得到的。夫拜门之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这种细节真有一点《世说新语》的趣味。读者不必去考证那一册笔记到底是“撒尿”而得，还是“拜门”而来，权当故事听听而已。不过，先祖父希祖先生倒是实实在在把自己在日本亲笔所记的太炎先生讲课之笔记——《文字学札记》十册，赠与钱玄同，该十册笔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遗物中。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回忆他们同门师兄弟于日本在太炎师座下学习的情况，许说：“逖先笔记最勤。”先祖父舍得将自己精心所记之笔记赠与玄同，可见二人情谊匪浅。
　　黄侃曾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有诗戏之曰：“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黄侃也在北京。有一次，黄、钱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座候师出，黄忽戏呼钱曰：“二疯！”钱已不悦，黄继曰：“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登时大怒，拍案厉声曰：“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吵了起来。老师闻声，疾出排解，哈哈地笑着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快要念‘アイウエオ’了啊！”（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
　　这黄侃与吴承仕原也是极好的朋友，黄一直居住在吴的一所房子内。吴先生是位忠厚之人，而黄侃竟也与其产生了矛盾。1927年，吴承仕任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黄为教授。有学生反映黄在课堂上对女生有不尊重之言，吴作为系主任便善意的提醒黄侃注意一下。谁知黄侃竟大怒，辞去教授之职。搬家时，黄侃竟架上梯子，爬到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这真有点小孩子恶作剧了。吴承仕把此事告诉了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回信曰：“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去岁曾以忠信敬笃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黄先生非也。”
　　这钱玄同与吴承仕也闹过矛盾。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的章门弟子集资刻《章氏丛书续编》，由钱、吴二位主持其事。太炎先生以为这是一件不太复杂的事。但是，书老是刻不出来，先生有些不开心，去信询问已有责怪的意思了。其实刻板实为不易，尤其是其中《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是由钱玄同手写之后才刻版的，且多次改版。老师来信责怪了，两位弟子分别写信向老师解释，但信中也分别有些推诿，都告了对方的状。老师着实生气，去信说既然两人互相推诿，就一人办好了。于是就不要钱玄同再问此事，由吴承仕一人主持。后来太炎先生也发现其中诸多误会。书刻好后，尤其是看到钱玄同所手书的《新出三体石经考》确实卖力，大为感动。为了弥补对钱玄同的误会，太炎先生特地在钱的手书后作跋，对钱氏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平心而论，大师们斗气，也竟是那样率真，似乎还带着孩子般的童趣。吵起架来口无遮拦，任着性子乱说一通，甚至吵过之后，找老师评理。老师批评错了，再表扬一番，便又满脸灿烂。但因为他们是大师，这便成了轶事。
　　
　　三、同门间的情谊
　　
　　他们虽有过矛盾，但同学还是同学，情谊依旧深长。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周说：“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事情可能并不像知堂先生说的那样严重。先姑母朱倩早逝，留下一册十五岁时记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希祖先生对其课读的情景。1917年11月7日，姑母在希祖先生的指导下，读了当日《中华新报》刊载的黄侃《秋日偕永宁曾缄慎言、海宁孙世扬鹰若自大通桥泛舟至二插，饮村肆，看夕照，向暝始归，留题肆壁》一诗，并读了黄侃的《诗品笺》。姑母在日记中说：“家君以倩女流，不妨以美丽为宗，训倩即仿黄君之法，文以郦、杨为法，诗以颜、谢为宗，自是以往，当尽力诵法四家矣。”这就是先祖父希祖先生以黄侃的作品为范例，来教授女儿，并要求女儿“仿黄君之法”，可见祖父对黄侃先生是非常看重的。其实，那时在祖父的文学观念中，还不存在后世所谓的“新旧”之说。朱希祖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说：“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三派，黄君与仪徵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字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可见新文化运动初期，祖父还在“骈散之争”中打转，此时，其观点与1919年初写《文学论》支持白话文还有距离。而此时，正是周作人先生所说的黄侃对朱希祖“排除异己，不遗余力”的时间，可见作人先生的话是不确的。1935年黄侃过世，先祖父朱希祖先生写诗挽之：
　　
　　浊酒浇愁鬓已丝，飘摇家国付金卮。拥书差傲王侯乐，捐官俄来猿鹤悲。许郑胸怀推独得，齐梁风调系人思。文章庾信同哀乐，不待江南作赋时。]
　　
　　并亲赴黄侃先生寓吊丧。可见他们近三十年的情谊匪浅。
　　前文说到黄、钱斗口，黄侃死后，钱玄同写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
　　
　　又《致潘景郑书》云：
　　
　　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尤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小学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上月曾有挽联寄交汪旭初兄转中央大学之追悼会。今录一纸附奉。如《制言》第七期以后尚有对于季刚之挽辞，乞以此联附录纸尾，幸甚，幸甚。
　　
　　由此可见，钱、黄二人，虽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但钱对黄的敬慕之情，却始终未改。
　　同样，吴承仕与黄侃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据吴先生的儿子吴鸿迈说，黄与吴“最要好，常常邀请我们一家人去逛新世界”。黄在北京也是住在吴家。后来，虽然闹了点矛盾，但是，在吴先生逝世后，其家人的讣告，在述及其学术地位时，仍将吴与钱、黄并列，并以此为骄傲。看来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确非虚语。
　　吴承仕先生的死是最悲壮的。吴先生安徽歙县人，初为司法部佥事，1915年拜太炎先生为师，在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时，笔录太炎先生绪论，成《菿汉微言》，名动天下，后成为我国著名经学家。1936年，日寇侵华，国势日趋危殆，吴先生于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弃国学而谈时政，以抗敌济民为志。为避难，太炎先生劝吴先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其时，汪东正任中大文学院院长，汪对太炎先生说：“人闻检斋当来，相庆得师。”但是吴先生婉言谢绝了邀请，其于1932年2月复函太炎先生：
　　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敬复，即候春安。弟子承仕谨书。二月廿日东北大学休息室中。
　　1937年北平沦陷后十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吴先生化名汪少白，化装转移到天津，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家人绝音问二年余。1939年8月，天津水灾，吴先生染患伤寒而不自知，仅以一般感冒治之。后来病情严重，天津无法医治，只好秘密潜回北平。不敢直接回家，悄悄住在一个亲戚家中。9月11日身体不支，经友人帮助入协和医院治疗。由于在天津延误时日过久，又并发支气管炎，终以肠穿孔抢救无效，于9月21日逝世。
　　先于此，1939年7月，吴先生致电同门汪东于重庆，言“始遭名捕，继复利诱。夙承师训，义不如身，两年以来，日撰抗敌文告及秘密撰稿，不下三十万言。诚恐津局一变，音问将绝，故略陈近况。”
　　吴先生一死，全国误传其为日寇杀害，十一月重庆报载其为敌人肢解以死，举国震动。延安也开了追悼会，毛泽东挽联曰：“老成凋谢。”周恩来挽联曰：“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对吴承仕先生的死，朱希祖有长诗《天都烈士歌》以悼之。诗中洋溢着对吴先生的敬意，也充满了同门师兄弟的情谊。吴承仕死后，章氏同门多有诗吊之。
　　钱玄同曾有过三次死亡的故事。第一次是玩笑。钱曾说过：“四十岁的人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本是一句玩笑之语，也是一句过头话。到了1927年9月12日，正当钱四十岁，胡适等人拟在《语丝》杂志上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玩笑之，但终未编成。不过消息传到外地，有些朋友竟信以为真，还打电报到北平来慰问钱氏家属。第二次是误传。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大等大学撤出北平，钱玄同因身体原因未能同行。他在敌伪统治下的北平闭门谢客，寄语后方友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1938年7月，北平有一个叫钱桐的人死了，报纸误传钱玄同病逝，同门好友及其弟子均感哀痛。1938年7月28日，重庆报纸误报了钱玄同病逝的消息，朱希祖信以为真，写下了《哀钱玄同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朱希祖写道：
　　
　　报载七月十五日吾友钱玄同卒于北平。玄同与余，于逊清光绪三十年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同在日本受业于余杭章先生。回国后，又同为嘉兴浙江第二中学教员。光复后，又在浙江教育厅同事。民国二年春，余先就北京大学教授，次年，玄同亦来，同为北京大学教授。至民国二十一年，余就广东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始与玄同分离。然每年夏，余必至北平与玄同相见。二十五年夏至北平，玄同已患血压高及头晕，请假一年，时玄同已就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玄同长于小学，精音韵。章师弟子甚多，几累百盈千，然《自撰年谱》仅以黄侃季刚、钱夏德潜（玄同在日本时名号，后改玄同）、沈坚兼士、朱希祖逖先称为弟子成就者。然玄同于近二十年来，提倡白话文，注音字母，而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余与玄同颇多相合，惟谈经不相合，而心最莫逆也。今季刚已先卒，而玄同继之，其可哀孰甚？因撰《哀钱玄同文》，聊以抒哀，不欲彰表。玄同子三，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孔德中学教员，去年卢沟桥事变起，送其未婚妻至浙江德清，失踪久无音信，玄同病因加剧，今遽传其卒，未知信耶？否耶？
　
　　第三次是真的，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真的病逝了，消息直到1月24日才传到重庆，在这天的日记里，朱希祖只有几句话：
　　
　　闻同学钱玄同确因脑充血逝世，昔日谣传，竟成真事，可悲也！
　　
　　“心最莫逆”的玄同走了，寥寥数语，说尽心中无限悲痛。同门之情，情同手足。
　　章门“五王”至此，只剩下东王汪东和西王朱希祖了。晚年的朱希祖与汪东同在重庆，诗歌往来，常说起旧事，朱希祖有诗给汪东云：
　　
　　迩来师友半生死，无复古今辩异同。
　　
　　这正是他们彼时心情的写照。大有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的伤感。
　　先祖父朱希祖于1944年病逝于重庆，汪东挽联曰：
　　
　　史识宏通，记先师所称有如千事；交友零落，为寝门之哭今几何人。
　　
　　虽是悼念，也是自悼，孤独之情，油然心生。汪东一直活到1963年，逝世于苏州。时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
　　
　　四、新老门生之间
　　
　　说到章门弟子新老门生之间的故事，有一个人是不能不说到的，他就是孙世扬。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有一批相处极好的学生，如范文澜、孙世扬、曾缄，后二人被称为“黄门侍郎”。据周作人说，这些人曾与朱希祖有过过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说：
　　
　　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 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厉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范某，即范文澜；顶缸的孙某，就是孙世扬。这孙世扬后来当了太炎先生的家庭教师兼秘书。最后也拜在太炎门下。听前辈老师说，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每年大年初一都先乘火车赴苏州给老师磕头拜年，然后再回南京接受自己的学生拜年。这孙世扬既是黄侃的弟子，又是太炎的家庭教师。拜年时，主客坐定，仆人端上茶来。第一杯敬客人，自然端给了黄侃；黄侃当然不敢当，又转敬给太炎先生；这东家是要敬西席（家庭教师）的，于是这杯茶又转敬给了孙世扬；孙世扬的业师黄侃还在座，这孙世扬也只好再把茶端给黄侃，黄侃再敬老师，这样敬一圈，礼仪才算结束。
　　按周作人的说法，这孙世扬是因为朱希祖的原因被北大开除的，但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后来先祖父朱希祖与孙世扬的私人交情却很不错，这也当是一段佳话。太炎先生设国学讲习会于苏州，招朱希祖前往授课，每月一次。从南京坐火车，总是夜间到达苏州，接站的总是孙世扬，有时还有诸祖耿。他们有时也做些诗歌唱和的游戏，先祖父曾有《和孙鹰若、诸左耕送春诗》：
　　
　　流芳无计强流连，绿暗红稀又一年。春去春来天梦梦，花开花落意绵绵。
　　杜鹃怨写江南雨，啼哀流塞上烟。剩有依依堤畔柳，柔条荏苒夕阳边。
　　
　　这孙鹰若就是孙世扬，诸左耕就是诸祖耿。抗战开始后，孙世扬不顾家难，拼全力保护太炎先生的手稿及其他宝贵资料，于万难之中，将这批国之環宝从苏州带到武昌，并准备在武昌开印。此事，一方面得到先祖父朱希祖及其他章门弟子的赞扬，另一方他们又担心意外，所以力促孙世扬将这批手稿资料带入重庆刊印。朱希祖给孙世扬信说：
　　
　　先师手稿，一生心血所寄。兄不避艰险，不顾家难，携走武昌，藉得保全，功绩甚伟。然武昌亦非安全之地。此项手稿，世间環宝，兄当澈始澈终，善为拱护，置之巩固之地，方为正道。此间同学及先师故旧，殷望兄携之入川，藏之名山，正为此也。万一江汉告危，不幸炸毁，兄为德不终，辜负海内之望，弟窃为兄危之。来电谓：先将诗文之部就汉上付印。万一付印将半，而汉上紧急，进退维谷，不如径赴此间付印，较为从容安全。且此间同学较多，集资较易，襄校亦便。诗文之部固当先印，然书牍及论医之作，亦可同时付印，不宜作为缓图。以此之故，极望兄速行赴渝。
　　
　　在先祖父的《重庆日记》中，有不少与孙世扬通信的记录，内容也多关于太炎先生手稿出版事宜。先祖父过世后，孙世扬撰《海盐朱先生哀辞》：
　　
　　世扬始在北京受文学史于先生，后从章公居吴下。公起国学讲习会，召先生于中央大学，月再赴会。夜半，火车自南京至，世扬迎于火车站以馆。明日讲毕，随过书坊，炱朽蟫断之册，左右提挈而还，好此不为倦。比年，备员沙坪坝学馆，先生所居歌乐山在望，洗沐诣谈，信宿乃别。
　　
　　最后署名是“受业海宁孙世扬敬撰”。
　　章门弟子相互援引是有传统的。民国初年，章门弟子陆续从日本回国，就是因为同门之谊和相近的学术观点，相互支持，到1918年，太炎先生已有十位弟子在北大任教，他们是：朱希祖、马幼渔、陈大齐、康宝忠、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另外，还有向来被视为太炎弟子的沈尹默，以及1920年开始在北大兼课的太炎弟子鲁迅。这样，在中国学界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形成了以太炎弟子为核心的强大学术阵容，再加上吴承仕、许寿裳等人，他们的力量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
　　章门弟子这种相互援引的传统在后来能一直保持。老门生对新门生的援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传授，二是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章太炎创国学讲习所于苏州招收年轻学子，老门生披挂上阵开设课程，如先祖父朱希祖，以及汪东、黄侃等，都曾去开过课。这是学术上的传授。至于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兹举两例。
　　一、太炎先生去世后，有同学马竞荃，失所依归，朱希祖特地写信给许寿裳推荐马氏，时许寿裳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信云：
　　
　　章师设教苏台，从学者七十余人，弟曾每月一次前往助讲。马竞荃同学亦为助讲。竞荃名宗芗，著有《毛诗集解》三十六卷。最近，章师所讲《尚书》二十九篇，上月讲完，新诂甚多，马君完全笔录，其他小学、诸子等，笔记亦多。不幸章师谢世，马君住讲习会中，失所依归，其眷属全在北平。马君恂恂儒雅，笃实可亲，当世不可多观。贵院国文学系大可延聘，斯人胜于时流多矣。
　　
　　二、有同学徐复，原为黄侃弟子，黄侃逝世后，徐复入苏州国学讲习会，为太炎先生弟子。抗战开始后，徐复流寓重庆。朱希祖知道后，先与其一道编太炎先生文稿，后又介绍徐复到重庆广益中学任国文教员，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复先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龄九十余，已是我国国学界的泰山北斗了。日前我去拜访徐先生，谈起往事，先生仍殷殷不忘。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新弟子，对师兄们甚至对师兄们的后人也多有关心，也举两例。
　　一、朱季海先生是太炎先生晚年弟子，他的性格有点像黄侃。季海先生晚年花不少心血，对先祖父朱希祖的著述目录进行校补和续补，目的是“以广其传”。并写了几段跋语，其跋朱希祖《郦亭读书记》曰：
　　
　　（该书）“首尾十年，人事万端，流寓巴蜀，举目有山河之异。戎马余生，犹以国史自任如此。其迈往之志，治学之勤，蓄德之宏，考辨之精，即此可见。鲰生横议，固属无知，同门轻触，难与为仁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十时二十分记于灯下。”
　　
　　先生所作之校补和续补以及跋语，均发表在《江苏文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上。
　　二、诸祖耿先生也是太炎先生晚年弟子，后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1981年，我正在研习先秦文学，听说诸先生是太炎门人，通过同学潘百齐介绍，登门求教。潘向诸先生介绍：“这是朱希祖的孙子。”诸先生似乎不信，问道：“问你一个人，伯商先生是否知道？”我说：“伯商先生是我的父亲，他单名一个偰字，已经过世了。”诸先生立即动容，长长“哦”了一声，抓住我的手，说：“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经过“文革”的生死，又见同门后人，其心情可以想见。这之后，我从诸先生读了整整一年的《庄子》。后来，我母亲登门表示感谢，诸先生只说：“不要客气，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就是章门同人之间的最好心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