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范文澜：《经学讲演录》

一 经学的开始

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例如，宗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顽固敌人，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汉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些。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盛行，但无论如何总有儒家与他们对抗。唐太宗时，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后。武则天时，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旧排在最后。尽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经取土，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儒者。以诗赋应试的进士，也很多以儒自命。宋学是由韩愈创始的，韩愈反佛很积极。宋学产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与佛的对抗。儒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儒有贡献。这一估计可能高了，请大家批评。

经学是什么？什么叫经？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古代所谓的史，就是记事和记统治者重要的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六经中的《书经》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选集。《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经——《周易》、《诗经》、《仪礼》、《乐》（《乐》已遗失），既不记言，也不记事，只有史科价值，讲究哲学、文学、制度、音乐这些独立性的专业，都得研究讲这四经。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实只有《春秋》、《尚书》是史，其他四经不能称为史。但是章学诚的话有他的道理。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史，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

什么叫经？恐怕谁也讲不通。班固的《白虎通》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说文》释经为直线，六经讲的都是直言，故称为经，这是很牵强附会的。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

经有多少？

先说经的来源。

周朝的技术官是世袭的。例如史官，掌管典册，世代相传。史官记言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左传》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条例，世代传习，供贵族咨询和使用）。一些史官是忠于世袭条例的。例如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依书法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三个弟弟继续坚持史官的书法，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连杀了两个，最小的一个，崔杼不敢再杀了，终于按照史官的书法写成了。

春秋时鲁国文化最发达，官守也最完备，与周天子相同。孔子时，鲁国衰微，百官流散，《论语》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鲁国君养不起这些乐官，他们就四散谋食，各奔前程。

孔子是贵族出身，又作过鲁司寇，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他的弟子前后共有三千人，通经者七十二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所以说孔子“述而不作”。从六经的形式上说，都是叙述各官保存的旧文。对此，今文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是作者之谓圣。我看还是“述而不作”的说法比较正确。

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

西汉时有五经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穀梁》，加上《易》、《书》、《诗》成为九经。宋朝又加《论语》、《孝经》、《尔稚》、《孟子》合成十三经。除十三经外，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四书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进士出题皆出自四书。

诸经内容：

《周易》。本是占卜书。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例如乾卦，卦辞是“乾，元、亨、利、贞”。每卦有六爻，每爻有爻辞。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卦辞爻辞是谁作的不清楚，有说周公，有说文王。卦、爻辞合起来即是《易经》的经文。此外还有彖辞、象辞（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称上象下象）、系辞（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独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称为“十翼”，是为《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讲易时的笔记。

卜官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经验，假借鬼神来表达意思。《易经》语意隐晦，文又极简，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能够使人听来似乎有道理。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国君夫人）行为不规，得罪季孙氏，被关进东宫，穆姜将往东宫请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说她很快会出来。穆姜说，不!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这里面。后来穆姜果然死在东宫了。穆姜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吉利的解释，似乎很灵验，卜官先作的判断，似乎是错了，其实任何一类，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断，灵验与否，取决于卜官的经验和骗术。

孔子对于《周易》很有研究，他经常读《易经》，以致系在竹简上的皮带断了三次。《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对《易》的重视。

《易》在六经中是最重要的，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封建时代学经首先学《易》。《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根本。汉人讲《易经》不外象数，目的在于卜筮，讲灾异。三国时王弼注《易经》，讲义理，推掉汉人的象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尚书》，这是最古的一部书。一说是孔子取自史官，删订成百篇。秦始皇焚书，此书被焚，后来山东伏生自壁中取出29篇。一说伏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

优生传的《尚书》，用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蝌蚪文《尚书》，称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并作了注。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史记》中还保存一些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的材料。《史记》讲古文也大都根据古文《尚书》的材料。古文《尚书》于西晋时亡失。东晋梅颐（又作梅赜）造伪孔传古文《尚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揭穿梅颐的伪造。我们采用《尚书》的材料，必须注意它的真伪，这可参考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

《诗经》。太史公说，孔子自三千篇诗中删成三百零五篇，去其十分之九。这一说法不可靠。春秋时，外交人员必须会说《诗》，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从《左传》所引的诗看来，超出三百篇以外的诗极少。

古文里诗共311篇，其中六篇逸诗“有目无文”（有目录，没有文字）。

《诗》至汉分成三家：齐、鲁、韩。另有古文诗称《毛诗》。三家诗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诗》。

《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

《仪礼》。周时，诗、礼最重要。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人的行动都要根据礼。礼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士礼等等。庶人是没有礼的，统治阶级对庶人只用刑，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所传的礼是士礼。因为孔子和他的学生都属于士阶层，必须懂得士礼。孔子及其弟子对礼很有研究，以致当时的国君、大夫都要向他问礼。墨子骂儒者靠办丧事混饭吃，是有道理的。当时贵族人家有了丧事，儒者去替丧家主持丧礼，可以带一大批人去吃酒饭。还有前往观礼的儒者，他们不曾被邀请，但可以指点批评，分些酒饭吃。

礼和仪是有区别的。礼是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仪是态度姿势，各人修养不同。有一次子贡和曾子前往季孙氏家吊丧，看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去。二人在马房中修容，摆好姿态再去，看门人看见曾子就吓得逃走了，这就是仪。

《周礼》。周公制礼作乐，此礼即周礼。《周礼》是周公的旧典，《左传》中常提及。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今日的《周礼》，大约在战国时出现。战国时，儒家将商、周、春秋各时期的官制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礼》一书。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见到，可见并不是儒家凭空捏造的。但说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讲《周礼》，孟子的井田与《周礼》上讲的沟洫制度不同。可见造作《周礼》者在孟、荀之后。

《周礼》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却很大。后来的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都从《周礼》找根据。王莽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还是这样。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据《周礼》去行动（如王莽），有的以《周礼》为理想（如张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是刘歆所伪造，其实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王莽想要利用《周礼》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据，刘歆便提倡《周礼》，并不是他所伪造。

《礼记》。这是孔子以后的儒者研究礼，选取讲礼的文篇作参考材料。汉时有131篇。后来刘向增至214篇。戴德从中选了八十五篇教学生，即《大戴记》。他的侄子戴圣，选了四十九篇，比较简要，即《小戴记》。《小戴记》后来上升为经，《大戴记》地位反而较低。《礼记》有《曲礼篇》，都是记日常行动的规则，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横肱”等，在春秋时，诸侯经常互相攻袭，有人在城上指点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惊扰；两人并坐，一人横肱，另一人活动就受妨碍。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记这些小事的礼，叫做曲（小）礼。

《春秋》。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纪事外，诸侯也都有国史。鲁国的史书就叫作《春秋》。春秋是按四季编年的意思。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国史编为《春秋》。《春秋》的文字很简单，用字根据孔子的观点，有褒有贬。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被写在《春秋》上的都是鲁国有权势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间多微词”。还有些事不敢明写，就用“大义微言”口授弟子。由于各个弟子领会不同，所以说法也就不同。《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实写出，《公羊》和《谷梁》根据师传的“大义微言”写下来，不讲事实。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传。《公羊》传讲大一统，复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西汉时《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八派之中，孟、荀是明显对立的两派。孟子学问出自《诗、书》，荀子学问出自《礼、乐》。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孟子的思想本来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例如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与阳阳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有根据。荀子与名法合流。礼，就是规矩，再推广就是刑。荀子讲礼，他的学生必讲名法，如韩非即是。孟子讲仁义，荀子讲刑名，这两派对立是很清楚的。但是，儒家不论那一派，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只是各派政见不同，这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

战国时，封建领主制崩溃，地主阶级兴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何治理天下，对当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荀、孟二派意见很不同。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张法先王。孟子说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将地划分开，每人有百亩之地，大夫有禄田。孟子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就不能行仁政。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而行仁政必使经界正，分田制禄；天下可坐而定也。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井田制是孟子想出来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为根据。所以说要法先王。荀子正相反，要法后王，即当代的王（战国时期的王）。荀子赞成秦国的作法，承认地主占领既有的土地，实行以刑名为主的新法。孟子要农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对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出来。

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权力。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结果被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但孟派潜在势力仍很大。汉初荀派失势，孟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很受统治者欢迎。汉文帝时，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传授五经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门，学风比较朴素，不讲阴阳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终与孟子学派对立。

西汉阴阳五行大盛，孟派与阴阳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地位崇高，汉人把他看成是汉朝的孔子。孔子以周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自称常常梦见周公。据说董仲舒也常常梦见孔子，他的学问是孔子在梦中亲授给他的。这当然是胡说，但也可见他的学问的正统性为汉儒所公认，连积极提倡古文的刘歆，也承认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专治《春秋》，把春秋阴阳五行化了，其他各经也跟着阴阳五行化。他在政治上主张用限田的办法来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和奴隶问题，但是都解决不了。后来王莽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给百姓。王莽是以《周礼》作为改革的根据的，于是古文经就被提倡起来。

战国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说是原始儒学中保守（法先王）、适时（法后王）两个学派的斗争。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