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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dispositif?首先,它是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特性各异。社会机制中的这些线并未勾勒出或环绕着那些权利、对象、主体、语言等都是同质性的体制,而是遵循着某些方向、追溯着一些总是不平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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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08/12/22
| 阅读: 2434
虽然我在两岸中说话,我还是在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例如两岸的和平和解]最终也必然是您的问题――这是「区域」存在的理由),如果我的言说让您感觉轻松释然:「啊,台湾情况是这样啊,那我们….」,而非一个区域批判知识界大家一起来承担(而非卸下)的工作邀请,那我就必须深自反省那脱离於我所掌握的那个论述效果。而看来这的确是区域批判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等待克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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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2008/12/22
| 阅读: 3182
我们不同意於龙女士的,最终还是在於她虽然在区域间说话,但并没有促进区域间的对话,反而以一种吊诡的修辞,增设了区域间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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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特征的变化,是在一个巨大的远景历史空间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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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晚清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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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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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08/12/11
| 阅读: 1191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太炎先生1908年4月至9月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的课堂实录,根据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鲁迅)三人现场所记和事后整理的笔记整合在一起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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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08/12/11
| 阅读: 1205
本文从研究德国17世纪的四名汉学家入手,揭示当时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从而在德国当时的文化和学术氛围中来理解莱布尼茨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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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08/12/03
| 阅读: 1406
在前现代的社会制度已获改变的二十世纪,儒学何以仍然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焦点话题?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的超越哲学的存在是否可能及其所需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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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2008/12/03
| 阅读: 1244
19世纪末以后,国人主张的“民族团结”,绝非简单是欧洲式“民族主义”,而是双重的,按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义,它可谓既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又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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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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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2008/11/07
| 阅读: 11143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消费行为的能力又有什么联系?这能够在“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自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自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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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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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不仅在40年代,而且在50年代,就已经彻头彻尾地非意识形态化了。如果在个别系里有什么“运动”的话,那么也仅仅是由一两个人物所代表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哲学界盛行着一种运动;这一运动引以为豪的是,它不仅与此前的运动不同,而且与之视为相反的趋势(“大陆哲学”)有别。这种状况与我刚进入哲学界时的情况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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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2008/11/04
| 阅读: 7579
社会学一开始,最早的比如说孔德想建立社会学,原本的意思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我们认识社会就要像牛顿认识自然界那样,那么这样构筑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没有性别这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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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中,正义概念自产生以来历经了许多演变。从希腊神话、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系的主流希腊思想,接通中世纪基督教的良心观念,经注入自然法的启蒙观念,汇合为自由主义的体系,并在此母体上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部分影响,这构成了西方正义概念迄今发展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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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视二、三十年代歌谣运动为一场从“声”和“音”的角度介入包括新诗运动在内的白话文运动的尝试,并借此探讨批判白话文的章炳麟关于文学文本的“音”(可诵性、音律等)的看法,比较他与同属考据学阵营的刘师培的区别。然后探讨以章炳麟弟子为主体所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与新诗运动以及新“国学”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比较歌谣运动与章炳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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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举出与“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有关的三种思想史的解释方式(列文森的“走入历史”“博物馆”观,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观,史华慈的“图书馆”观),然后尝试描述与“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相关的现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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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 "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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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