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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能源价格的连续大幅攀升，近来生物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应该承认，作品的开篇让人困惑！用编造的难懂方言写就的二十页文字叫你无法喘息，读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它是中世纪拉丁语、普罗旺斯语、古法语、德语——用哥特字体做了明显标识——和早期意大利语的“巧妙”杂糅。总之，这种滑稽的混合语意义相当模糊。所有语言学家都幻想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我们能理解。但在博洛尼亚拥有符号学教席(同时也是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埃科也在玩这种小把戏吗？ 无需担心，翁贝托·埃科的技巧臻于完美，作品一经出版，立即打入畅销书排行榜，但埃科也给他的读者中途胆怯的理由。针对这种矛盾现象，埃科自嘲地说:“写《玫瑰的名字》的时候，所有人都告诉我，书里面插入这么多拉丁语句子，是在发疯，没人会愿意读；当时，法国的编辑甚至为了这个原因拒绝出版……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是对的！因此，动笔写作第二部小说《傅科摆》的时候，我在开篇引用了半页希伯来文……而这一次，我向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做得更坏。”结果他做得更好！自娱自乐的同时，翁贝托·埃科在字里行间阐明了认知本身的过程:作为卓越的哲学家，他明白，只有伴随着离题与焦虑，知识的获取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趣味。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经常跑题，遍布虚假的线索，最后呈现的，却是最好的部分。 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埃科在一篇小文章里从理论上做了精彩的探讨:将弦外之音留给读者自己琢磨，作者则寓教于乐。在这部作品里，翁贝托·埃科将这种微妙的(文学)诱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波多里诺》最后五十页令人目不暇接，它证明埃科不仅是天才小说家，更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惊悚小说大师。 翁贝托·埃科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博学。这部喧闹的侦探小说沿袭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文学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埃科提醒道)的叙事模式，其新颖之处在于，它揉合了中世纪的所有重要神话。因此，在明确的诸说混合之中，圣杯传奇、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东方贤士的神话以及假施洗约翰头颅的磨难依次展开。显然，为了占有这些圣物，主人公必须穿越位于东方尽头，居住着独角兽、半羊人、狗头人以及巨大鸟类的地区。在这些大鸟面前，史前期的翼龙不过是只小麻雀……“这一切似乎很离奇，但相反，它的确存在，”翁贝托·埃科解释道，“去Moissac或Vezelay转一圈，看看你们那些教堂的门楣:你会发现我描写的一切。我是世界上最现实的作家！”历史和文学爱好者会喜欢这一点:翁贝托·埃科假模假式地把曾经革命性改变我们对中世纪认识的图书之一，《中世纪奇思》，运用到了小说之中。这是他的朋友雅克·勒戈夫于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作品。而事实上，《波多里诺》的故事关乎农民和战士，而不是僧侣与文人；在《玫瑰的名字》庄严神秘的中世纪之上，翁贝托·埃科展现的是荒诞的边缘小人物的中世纪。 因此，用作书名的主人公波多里诺是这个时期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的无赖，他的一生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流浪汉小说。这个日后成为大臣的山林野夫，在掌握骇人的秘密之前，见证了各种非同寻常的事件。他终其一生寻求两个目标:揪出杀害父亲的凶手和找到祭司王约翰的王国。 祭司王约翰！这或许是历史上最轰动的新闻。这个骗局导致人们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促使马可·波罗踏上东方之旅，也令葡萄牙人决定征服非洲。大约在1160年，一封来自祭司王约翰的书信在帝国流传。信中描绘了一个遍地宝石和黄金、远离人类所有罪恶的王国。那里还是圣杯和青春之泉所在地。祭司王约翰在信中提议建立联盟，抵抗在耶路撒冷占领圣坟的穆斯林。对于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借口。事实上，这封书信是伪造的，而伪造人正是……波多里诺自己。 骗子，流氓，无赖。然而，波多里诺并非爱说谎之人。他的确伪造了文件，而他创造的是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如此逼真，以至于他本人逐渐说服了自己，相信它的确存在。“有多少次，我们最终相信了自己期待的事实？”翁贝托·埃科问道。翁贝托·埃科对想象力大加赞扬，它促成了激动全世界的乌托邦和各项发明的诞生。它从虚无缥缈之地发掘出一个受命运挤压的人的手稿，造就了一个有着惊悚结局的中世纪侦探小说。如果说它动摇了官方历史，算它倒霉。 小说结尾的那句话，相信连大仲马都不会否认:“不要自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诺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另一段故事。” (作者为法国《读书》杂志主编) 李月敏 译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概述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的主要理论贡献；第二部分总结马丁教授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主要成果；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一 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理论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 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2]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3]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4]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 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5]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6]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7]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8]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9]，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10]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1]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2]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3]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4]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15]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6]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二 马丁·麦乐西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7]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18]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19]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20]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21]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22]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 populism)。[23]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发布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24]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 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25]三 马丁·麦乐西访谈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26]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7]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28]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29]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30]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31]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32]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1]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 Melosi, “Foreword”, in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2]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Shannon K. McClendon and Martin Melosi (ed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s: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Hou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History,1993, P.88, P.93.[3] Martin Melosi,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5, No.4( Fall 1993), P.18.[4]参看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5] Martin V. Melosi, “Urban Poll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eded”, Environmental Review, 3(Spring 1979), Pp.37-45.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6-40.[6] Thomas R. Detwyler, Melvin G. Marcus (eds.),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Belmont, 1972, P.VII.[7] Theodore Hershberg, “The New Urban Histor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5(Nov.,1978), P.33.[8] Martin V. Melosi,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8-532.[9]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10] Martin Melosi,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Urban Ecology: Frameworks and Concepts”, in Alan R. Berkowitz, Charles H. Nilon, Karen S. Hollweg (eds.), Understanding Urban Ecosystems: A New Frontier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pringer, 2003, P.197.[11] Joer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i.[12] 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126.[13]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366. Spenser W. Havlick, The Urban Organism, New York,1974, P.12.[14]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25, 80-8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orton, 1991.[15] Martin Reuss, Shelley Books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s”, ASEH News 2(September, 1991), P.1.[16]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op cit, P.VIII.[17] 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7.[18] Martin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19]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207.[20] Martin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21] 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4.[22]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227.[23] Andrew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1994, P.6.[24] Martin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Fall 1995), P.11.[25]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26]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27]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28]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29]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30]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31]朱尔认为，技术是理解城市与环境的关系之关键。在历史上，技术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应该全面理解这些。更何况在这一方面胜者也是败者。人们应该避免把今天的标准强加给昨天的现象出现。当前也有许多有助于把环境从以前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技术发展。[32]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将在环境史范畴内扩展，因为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加城市化。不过，它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和文化维度，这将会与现在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制度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27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的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的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伪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麦克尤恩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的年轻时光。22岁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后，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写作研究生班，开始学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立刻用稿费去阿富汗游玩。多年之后麦克尤恩接受采访，回顾了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所处的境况："我二十出头，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当时他反感英国文学传统里社会档案式的写作，他想表达一种个人生存的翻版，他说"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种梦境。虽然只有很少的自传性内容，但它们的构造就像梦境一样反映了我的生存。"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我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而且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刚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籍此开始创作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麦克尤恩的写作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立体几何》里关于神奇的叙述与生动的生活场景合二为一，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会让我们联想到托马斯·曼的叙述风格，从容不迫，并且深入人心；《与橱中人对话》和《伪装》或许与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异曲同工；《舞台上的柯克尔》似乎是与荒诞派话剧杂交而成的；《蝴蝶》里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经是戈尔丁的拿手好戏，可是到了麦克尤恩笔下也是毫不示弱。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历出发，为麦克尤恩的这些故事找到另外的文学源头，找到麦克尤恩未曾阅读甚至是未曾听闻的文学源头。而且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卡夫卡、托马斯·曼、菲利普·罗斯、亨利·米勒、安格斯·威尔逊、纳博科夫、戈尔丁他们找到文学源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文学。我喜欢引用这样两个例子，两个都是笑话。第一个是法国人嘲笑比利时人的笑话：有一个卡车司机满载着货物行驶在比利时的土地上，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无法通过一个城门，就在司机发愁的时候，当地的比利时人自作聪明地向司机建议，将卡车的四个轮子取下来，降低高度后就可以经过城门。第二个来自中国古代的笑话：有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他将竹竿竖起来过不去，横过来也过不去，这人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走过来，称自己虽然不是圣人，也是见多识广，他建议将竹竿从中间锯断，就可以通过城门了。这两个笑话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这样的考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结果的。我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的精神历史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相似性。如同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我相信麦克尤恩在阅读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之后，肯定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写下了地道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这家伙二十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读一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天才是如何诞生的。麦克尤恩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了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又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麦克尤恩就是这样，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可以让读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后落叶归根，最终让读者不断的地发现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学就像是道路一样，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的阅读之旅在经过伊恩·麦克尤恩之后，来到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车站；反过来，经过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同样也能抵达伊恩·麦克尤恩的车站。这就是为什么伊恩·麦克尤恩的叙述会让我们的阅读百感交集。我的意思是说，当读者们开始为麦克尤恩的作品寻找文学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现实处境寻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了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这就是。 2008年4月5日 

在整体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生态中，官民关系占据支配地位，是影响未来中国走向的主导因素。

《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书评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著，邓伯宸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这个问题乍一看令人骇异：世上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吗？然而，地理意义上虽然只有一个欧洲，但在政治意义上就远非如此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头疼的也是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每个欧洲国家，甚至每个欧洲人，对于“欧洲”应该是怎样一个欧洲，都有着不同的、难以协调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从来就有许多个，单数的“欧洲”除了地理意义上之外并不存在。看看这本集子就知道问题有多么复杂和严重了。这里收录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桑塔格等欧美顶级知名学者对欧洲政治使命和集体认同的看法，其讨论的起因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反对开战的法德等国代表着“旧欧洲”，而赞扬波兰等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各国为“新欧洲”，这一言论引起欧洲知识界的严厉批评和轩然大波，这本集子就是集中体现。将欧洲分为新旧，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在重大问题上的公开分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就此针锋相对地提出“核心欧洲”的概念，倡导以法德等国为核心，强调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就此意义而言，说它是一篇欧洲独立宣言，也不为过。然而这一概念同样很难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尤其是英国和东欧等被排除在“核心欧洲”之外的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很不以为然。正如书中一位德国学者自嘲的，就冲着“核心欧洲”是德国人搞出来的概念，顽固的英国人及东欧、中欧人就会抵死不买账。对不同地区的人来说，欧洲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法德两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种集体认同和使命感；对英国来说，欧洲应当是一个没有政治龙头、没有刀剑、也没有共同货币的欧洲；对北欧人来说，欧洲只是一个没得选择的“必要之恶”；而东欧人的历史经历和话语又全然不同，对他们来说，欧洲更像是一个未来的希望。至于俄罗斯和土耳其，虽然它们也时常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几个西欧人认真地赞同这种看法。因此，这就戳到了欧洲政治使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核心之所在。每当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讨论到吸收新成员国问题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总要谈到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正在于：欧洲自身太过多元，以至于每个成员国的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彼此难以共享一些相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才是塑造整体认同的根本所在。这种多元既是丰富性的体现，又是歧异纷争之源——这也难怪，欧洲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不断的民族意识对抗。在这里，很难有一句口号或一个象征，能将所有人整合到一起。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个能团结起欧洲人的因素似乎倒是浮现了——那便是历史悠久的反美主义。虽然美国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但在战后的岁月里，欧洲人始终将美国和苏联并列为最严重的两大外部威胁，许多知识精英对欧洲可能堕入美国那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深怀恐惧。在苏联崩溃后，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帝国式单边主义，更让许多欧洲人十分反感，以至于有观察家惊呼“大西洋在变宽”，西方内部出现了裂痕。这种对立情绪在伊拉克战争中更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新高。欧洲人并不仅仅想夺取道德制高点，更想通过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有分量的角色。因为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这一超级强国的客观存在，欧洲如果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事务，并发出唯一的声音，那么最终欧洲的声音恐怕越来越不会为世人所听到。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需要迫切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政治命运和共同的未来。这场论战也暴露出了欧洲内部深刻的分歧。许多人不止反对“核心欧洲”这样的提法，也不认为只要与美国的价值相异，欧洲就能获取确定的存在，严厉批评这样的欧洲认同“绝对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人觉得欧洲沉迷于自己的价值观只会走向一个死的欧洲，而只有成为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汇点才能生机盎然，“哪来什么欧洲的独立宣言，什么欧洲的价值，根本就是一步一步把欧洲的价值、欧洲的力量颠覆掉、谋杀掉。”应该说，这些多元的声音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许正是这种多元本身，才是真正的欧洲。借用学者朔伊勒布的格言：“如果我们只做个欧洲人，我们就会毁了欧洲。”然而这也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无力。取代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光是为取得27个成员国的同意就花费了8年时间进行谈判和批准，只要一票反对就无法通过——这让人想起波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名贵族议员反对，议案就无法通过），这最终成为波兰内部严重分裂、国力衰弱的致命弱点。到现在为止，欧盟仍是一个由其成员国支撑起来的架构，每逢重大问题时总会暴露出无法迅速、一致作出决策的缺陷。正因此，虽然这场论战爆发于2003年，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暴露出的分歧，则具有持久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不断被反复提及。不管欧洲最终应当是怎样一个欧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艾柯发出的警告：“欧洲如果不成其为欧洲，就只有分崩离析一途。”——在此他委婉地承认了欧洲仍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这就是一切问题所在，但也是希望之本：人们有权不断设想一个最好的欧洲，而那实际上就是在设想未来。

在2009年3月，哥本哈根召开一场IPCC气候变迁的会议；这场史上聚集最多专家的气候大会，不像科学家的聚会，而像宗教家的末日预言大会。

令人瞩目的绘图　　俞力工/这张地图系由美国国家战争学院退休中校彼得斯（Ralph Peters）绘制，发表于《武装力量月刊》2006年6月号。同年10月，彼得斯在其著作中再次提及它反映的是 “中东的较理想状态”。2006年，正值黎巴嫩受到以色列全面攻击，美国国务卿赖斯却扬言该次军事行动为“建立新中东必须经受的阵痛”。　　　（Map Copyright Lieutenant-Colonel Ralph Peters 2006）　　黑体字标示领土扩充国家　　红体字标示领土丧失国家　　灰色显示领土无变动国家　　此图令人瞩目，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一.当时美、英联军已实际有效将伊拉克肢解为北、中、南三部分；二. 阿富汗塔利班充分利用巴基斯坦边疆领土进行战略撤退，使得占领军投鼠忌器。因之，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连带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三. 彼得斯系美国资深情报人员与知名战略家，退休前职务为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他的主张非比寻常；四. 该地图所概括地区恰好就是1997年以来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再三指出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不稳定地区”；五. 2008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分析局副局长芬格尔（Thomas Fingar，U.S. Deputy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alysis）以“2025年全球趋势”（The Global Trends 2025）为题的报告，也对分裂巴基斯坦提出类似看法。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开始将该绘图公布于众；六.虽然它并非美国官方地图，却为北约组织属下防务学院培训高级军事人员课程所采用。据加拿大全球化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中东问题专家纳振若亚（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提示，该地图自2006发表以来，已在美国战略机构、政策与军事机构广为流传；六. 更关键的是，最近巴基斯坦情况的恶化，已蔓延到伊朗俾路支地区，使得伊朗国家安全受胁；七.再者，美国与印度关系积极改善，而中印关系却随之恶化，显示该构思目标一石多鸟，绝非无的放矢。　　核心目标　　整体看来，此地图的核心目的有四：一是按抑强扶弱、分而治之原则，将苏伊士运河、中国西北边境与也门南端之间的“三角地带”重新切割（即“巴尔干化”），以使土耳其、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诸强国极度削弱，而新建立的或经扩张的弱国，如约旦、黎巴嫩、也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终不免对西方集团产生长期依赖性；二是封锁敌对国家之间互相结盟的途径，例如，在巴基斯坦西南端建立一个“俾路支自由国”，以使中国无法利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铺设油管，以满足能源需求；三是新建立“库尔德国”与“阿拉伯什叶国”，以便将该地区的石油与油气资源“一网打尽”；四是降低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的结盟层次，以直接驾驭整个伊斯兰教世界。　　“新中东”图涉及问题甚广，笔者无法一一评述。以下，仅就若干大端加以介绍，至于当前处于焦点地位的南亚，当予以集中讨论。　　库尔德地区　　首先，“库尔德国”的建立，必须迫使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各自奉献一块土地。在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之下，“库尔德国”的唯一生存之道便是以出卖廉价石油换取外力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自1991年起，已逐步形成独立王国。当前不只是藐视巴格达中央政府的存在，甚至还自行与外国签订开采本地石油的条约，其军事力量足以对付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挑战。此外，库尔德地区又早已成为颠覆伊朗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培训战员的所在地，由此可预见“库尔德国”的建立，必须以制服伊朗为先决条件。　　阿拉伯什叶国与西方的惯技　　跨越波斯湾左右两岸的“阿拉伯什叶国”一旦形成，也不可能让顿然沦落为贫油国的“伊拉克逊尼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所容忍，因此其先天的脆弱性将与 “库尔德国”大同小异。中东“巴尔干化”如此推进，其肢解过程实与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遭遇不相上下，即西方列强先以割裂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为手段，待建立起若干个“新独立” 国家并引起冲突时，再以“国际人道干预”为托词，对“国际”纷争进行军事干预。　　就目前资料所据，西方国家拥有的石油资源至多占全球的4%（美国不足2%），而伊斯兰教国家则占有75%以上份额，其中，绝大多数又埋藏在上述两片土地下。早于1947年，英国的战略家就提出“控制石油资源即控制世界经济”的远见。鉴于此，观察“新地图”，必须以石油资源图同时加以比照，否则无法洞穿其间奥妙。　　　　（黑块为油田，蓝块为油气田）　　（注1）　　伊拉克与叙利亚　　1991年起，伊拉克的逊尼派人口与什叶派人口早已给占领当局武断地圈入了“中部”与“南部”两块生活圈。“伊拉克逊尼国”（中部）原本贫油，继而失去海岸线，顿然萎缩成一个寄人篱下的内陆国。以巴士拉为中心的什叶派生活圈，实已牢牢控制在英军手中，一旦这个“阿拉伯什叶国”的疆域再囊括沙特阿拉伯的波斯湾“富油区”和海湾对侧的伊朗“富油区”，则无论是维持石油的畅通供应，或是促成运输安全，均给西方提供了最大方便和保障。就此意义，对西方利益而言，这当然是个“最完美”的前景。至于数十年后，能源采尽之时什叶派人口如何自处，恐不属西方战略家操心之事。　　按照地图的规划，叙利亚的海域将为扩大后的黎巴嫩领土所覆盖，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又割让与新建的“库尔德国”。依此情况，叙利亚可算是彻底矮化。　　土耳其　　土耳其曾于九十年代积极协助北约组织肢解前南斯拉夫而立下汗马功，如今为了成全“库尔德国”的建立，似得牺牲近三分之一的领土。百年来土耳其延循着一条“脱亚入欧”和“世俗化”道路。无奈911事件之后，美国悍然发动一轮新的十字军东征，便唤起了土耳其人民对基督教世界的疑虑与旧恨。 “反恐”、“反伊斯兰”启动之后，迅即把土耳其伊斯兰教党（“正义与发展党”）推上了领导舞台，也因此加强了欧洲联盟拒绝接纳其为新成员的理由。彼得斯似乎看准了土耳其不会就此罢休，如何维持张力，造成土耳其与“库尔德国”的互相消耗，不失为维持西方优势的最佳部署。　　沙特阿拉伯　　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之间就有“以石油供应交换安全保护”的约定。半个世纪来，该国向美国采购的军备与军需设施总价值已超过 1000亿美元。这个1974年才取消奴隶制的国家，多年来不止是运用巨大财富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支付了1991年海湾战争40%的军事开支。它不断地鼓励本地伊斯兰教原教旨派（指瓦哈比派）往国外传播其极端思想，同时却又忧心忡忡有朝一日同一批清教徒们不再容忍统治阶层的贪渎腐败而揭竿起义。2001年沙特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反恐”与“反伊斯兰”不分彼此，于是在两年后美英攻打伊拉克期间拒绝美军使用设于沙特的军事基地。如今，依照地图的构思，沙特将放弃波斯湾西侧的所有石油资源。除此，还得把南端部分疆域让与也门。此外，又要将剩余土地一分为二，左边蜕变为类似梵蒂冈的“神圣伊斯兰国”，右侧形成“沙特本土独立地区”。　　伊朗　　伊朗的石油与油气大多埋藏于波斯湾右侧，因此“恰巧”可与海湾左侧的沙特产油区拼凑为一个新国家（“阿拉伯什叶国”）。为减轻来自伊朗的抗拒，彼得斯建议将伊朗北部领土各分割一部分给阿塞拜疆和新建立的“库尔德国”，东南部则让俾路支锡斯坦省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共同组合为“俾路支自由国”（Free Baluchistan）。为何伊朗这块不曾有过分裂情绪的省份单单为了不同宗教派别属性（此地多为逊尼派，有别于占伊朗多数的什叶派人口）便任人切割，似乎谁也说不上个道理。按此原则，美国境内基督教派如此之多，应当可编制个百衲图。　　以巴问题　　该地图另一个深藏不露的“亮点”在于，彼得斯虽然对60年来最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以巴问题”提出了“以色列领土回复至1967年战争前状态”的建议，然而接触到巴勒斯坦的前途时，却以“地位未决”一笔带过。如此草率，不啻说明，他的优先秩序在于以夷制夷、巧取资源，而不是对阿拉伯民族福祉有所关心。　　审视这张地图期间，笔者脑海里不断跳跃着近年评论界频频出现的两个概念，即“建设性混乱”（constructive chaos）与“摆布下的混乱”（managed chaos）。前者，其实就是指中国人常说的“不破不立”，后者，或可理解为“浑水摸鱼”。以下，不妨针对阿/巴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与印证。　　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　　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以西的土地，大部分为英国1893年从阿富汗手中强行借用的土地。根据当时英国与阿富汗两国的协议，该地区于百年后，即1993年将归还阿富汗。1947年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建立时，领土也包括印度河西侧，意味着占据了应当归还阿富汗的土地。巴基斯坦为防止阿富汗收复旧土，同时为了配合美、英的“支援阿富汗民兵、抗击苏联占领军”的政策， 1980年代中期便开始大规模扶持塔利班势力（包括本拉登为首的“基地”恐怖组织），并助其于1996年夺取政权。　　巴基斯坦的出发点很简单，只要透过本国的普什图族人不断对阿富汗普什图人施加影响，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塔利班政权即便不是个傀儡，也至少会对巴基斯坦心存感激而不再提出领土要求。　　就阿富汗的境况而言，2001年美、英联军摧毁塔利班政权后所组成的新政府，部分成员来自具有俄罗斯与印度背景的北方联盟的军头，部分则来自买办集团（如现任总统卡尔扎伊此前为美国石油行业的肩客）。集合这两股力量，别说是无法克制塔利班的反扑，政令下达范围甚至无法超过首都。据闻，目前塔利班已实际控制80%以上的领土。　　塔利班政权解散后，其存在形式转入地下，游击力量日益增强。普什图族人的生活圈原为一体，每当阿富汗一边的塔利班成员受到压力，自然会利用巴基斯坦一方的普什图地区为避风港。于是乎，数年前美英占领当局即已开始拉拢塔利班的温和派，以图孤立塔利班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扫荡境内的塔利班分子。　　巴基斯坦政府两年前勉为其难地向本地塔利班与其同党进兵，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其人民对美国的不信任犹过于对待塔利班，甚至超过印度。就巴基斯坦人民看来，美国逼迫巴基斯坦清除境内的塔利班，等于是让其人民自相残杀，而美国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与印度一道，肢解巴基斯坦，并趁机销毁其核子武装。如今巴基斯坦动乱不堪，无以数计的暴动与成功暗杀行动显示坦利班势力深入政府高层，也说明政府对境内塔利班用兵，必然导致族群矛盾与教派矛盾的激化，也终将把约计20%的普什图族（加上难民则比例更高）推向阿富汗一边。该情景只消对照彼得斯的“肢解图”，不能否认巴基斯坦人民的直觉判断具有超乎寻常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印度掌握的核武器远远超过巴基斯坦。然而在美国加强与印度的核能合作时，却对巴基斯坦的核安全严加监控。不难理解，一旦该国的核武、核技术外溢，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归根结底，症结还在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世界间的瓜葛。巴基斯坦最大的“错”，在于属于伊斯兰教世界，因此难以回避肢解一劫。　　按照彼得斯的构思，巴基斯坦的残余领土，仅仅相当原有的一半。经此沉重打击，再加上核武的解除，似乎唯有靠铁拳政治来维护内部安定。巴基斯坦军方既然两年前决定为美国火中取栗，相信对铁拳统治也早有充分准备。不论如何，巴基斯坦在南亚区域将失去任何地位。　　　　（上图为现况，下图为肢解后）　　印度　　古今中外，每当备战时期，合纵连横的潜规则始终是，大、小两势力联合一道，夹击中间势力。该潜规则的另一层属性，便是势大一方具有绝对主导权。较近的例子如：美日抗中，美中抗苏，中巴抗印，苏越抗中…。　　在如此规则支配下，印度之长期“回避”联美抗中，而屈就于联苏抗中，属于“脱轨现象”。个中原因在于，美国主导了联中抗苏格局。这是一个让印度领导阶层长期耿耿于怀的尴尬场面。因之，历史上每当出现任何契机，印度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求联美。例如，五、六十年代之交，印度选择了与美国一道支持中国西疆的分离运动；911事件前也积极响应美国所推动的“战区导弹系统”部署计划；当前又欣然参与美、日、澳、印“四边联盟”（quadrilateral alliance），对中、俄、伊朗进行战略围堵，以及，为强化此部署而展开的“妖魔化中国”运动。　　本年10月17日纳真若亚先生（Mahdi Darius Nazemroaya）在《地缘战略棋弈：中印之战》（注2）一文列举了许多与中国为敌的理由，认为印度精英阶层除了把中亚也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具有在中亚与印度洋威胁中国能源安全的冲动之外，还自认为是与西方人同源同种的“雅利安人”后代，与其“共享普世价值”。他们同时又将1947年印、巴分裂视为奇耻大辱，因而无法容忍中、巴的联盟关系。1990年以来，印度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买办势力更加活跃，更加与西方精英结为一体，于是乎，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自是顺理成章、责无旁贷。　　纳真若亚先生对印度的社会病理分析洞若观火，也对中国提出了善意的警告。他有所疏漏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丝毫不落于人后，短短六十年内，无论国际政治格局为何，参与代理战争的纪录并不亚于印度。某些领域，譬如硬性规定按65%的顺差比例购买美国债券，便远非印度精英所能望其项背。其他如都市规划、言行举止、服饰打扮、传统文化，中国精英早已率先放弃民族色彩。换言之，相对中国，印度更加处于全球化边缘。　　换个角度观察，就历史经验，只要势力居中国家臣服于最大势力，上文所述的“潜规则”立即破解。具体言之，无论是“美中抗俄”格局，或“美印抗中”，都存在“脱序”的可能。毕竟，迄今俄罗斯依旧是唯一可置美国于死地的超级核武力量，中国的战略地位也非印度所能攀比，摧毁更加适合打下手的中国，未必符合美国利益。只要中国臣服美国领导，印度的精英就会再度为失宠而颓然失望。同理，俄罗斯未必没有投靠美国、让中国落单的可能。历史上，惟有洁身自好，维持等距关系，才能促成长期、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　　奥巴马上任，凸显美国人民反对新保守主义胡作非为的立场。为了迎合民意，奥巴马竞选期间也信誓旦旦做出“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承诺。但是面对早已启动的庞大战争机器，奥巴马的个人作为有如螳臂当车。如果以美国总统之尊都在新保守主义摆设的棋谱上如履薄冰，我们就不能太过苛责远在天边的印度或新加坡精英向美国释放热情了。　　结语　　根据“新中东”理想绘制的地图并非唯一的一张。早在十年前西方国防机构就曾出现过依据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绘制的“文明圈围堵图”。不论这些蓝图之间有何不同侧重，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维持西方的优势。为实现此目标，不外乎加强军备和削弱假想敌这两种手段，而摧毁、肢解与控制资源均属后一类型。　　远的暂且不提，冷战结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欧洲巴尔干的肢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苏丹内战、卢旺达大屠杀，非洲大湖区战争，索马里内战，黎巴嫩战争，今年的加沙事件，以及不久将来可能发生的伊朗、委内瑞拉战争，均可察觉到，这些灾难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世界的愿望，另一世界必须经受的“阵痛”。如果把视野放大至十九世纪，则第一次 “阵痛”接生了一个优势占尽的“白种人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国家集团”（WASP）；这一次“阵痛”，除了资源垄断之外，估计还会搭上不少性命。　　2009/11/27　　注1：资料来源http：//www.theglobaleducationproject.org/mideast/info/maps/middle-east-military-and-oil-map.html　　注2：参见：Geo Strategic - Chessboard： Wa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7453

电影与电视剧有不同的制作、拍摄、发行方式。一般而言，电影投资较多，工程较为重大，在艺术上也更为人重视，按道理应该在创新方面走在电视剧的前面，但在当今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反而是电视剧叫好又叫座，不断创出收视率的新高，而电影的受众阶层却越来越狭窄，即使看的人也是“边看边骂”，这一现象不由人不深思。

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在位于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景讷乡贺孔村，当地政府背着村民把村里集体所有的原始林地承包给了天保公司种植橡胶，当地上千亩的森林10多天就被砍光。被砍下的木材能运走的就运到木材厂，不能运走的就一把火烧掉，当做橡胶的肥料。

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社会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他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就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3-13

 "两会"提案，年年雷人，今又雷人。全国媒体沸议，大街小巷哗然，举世滔滔，如同炸开了锅。    I.    历数积年提案或者议案，除开极其少数因应切实者外，其余多不外乎"花边提案"与"秀场提案"。    就前者言，不仅有委员倡议"相声要进小学课本，从娃娃抓起"、"立法限定公务员的体重和腰围"，提请"雷锋精神申遗"、"设立全国爱乳日"云云，而且有"中国女人外嫁，外男必须先予担保"、"设立学士后制度"，以及"取缔所有社会网吧"、"家庭破裂可向小三索赔"等等荒诞不经之议。①    就后者言，多为急就章，应景文，人云亦云，甚至有媒体爆料代表直接抄袭网文转为议案者。看看那些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泛泛之议，有关"社会风气"的浅薄道德讲章，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振振有词，扩大女性参政权的官样文章，"在某某领域坚持科学发展观"一类的胡扯八道，就明白"尸位素餐"是什么意思了。媒体称之为"注水提案"，如同注水猪肉，滥竽充数，不讲卫生，可谓恰切。    是啊，平日里各司其责，各忙其忙，或做官，或抓钱，或走穴，临时集中开会，自然不遑他顾，留给议案或者提案的心思和时间只能算是"业余"为之了。至于连续多年提请实施"官员财产阳光制度"的切实议案，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反垄断的高水准提案，饱含痛切之思，细斟制度愿景，却直如凤毛麟角，而终究石沉大海。    往日媒体开放程度有限，委员和代表，衮衮诸公，究竟提出了何种提案、议案及其雷人程度，外界多所不知。如今大门开缝，窗口有隙，公众的知情权多少有所兑现，遂能一窥究竟，评头论足之余，进而自然忍俊不禁了。不是她或者他水准下降了，他们其实一直如此，而是民众心智提高，社会期待愈发殷切，故而有此难堪互动，也才引发了七嘴八舌，满街诟语。倘若所有提案和议案均能公诸于众，交诸选民，一定会让国人大饱眼福，于多元视野的审视中，大家同上一堂民主课。    其实，提案雷人，无分中西，所在多有，原是民主体制下利益分趋、意见多元、"五花八门"的常态。今日得有雷人提案与议案，恰恰说明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改善，委员或者代表多少有了一点点自己说话的空间，也多少乐意想讲一点点自己想说的话，因而，才有此"百花齐放"、各雷其雷呢！设想三十年前，人人站得笔直，个个提心吊胆，哪有可能出现如此幽默场景。相较于"秀场提案"，此类"没有最雷，只有更雷"的"花边提案"，倒是还有几分真诚和浪漫，尽管不免搞笑，失之于愚昧。    但是，即便如此，太过离谱，却是选民不答应的。毕竟，纳税人在掏腰包，岂能坐视公币靡费；全国民众眼巴巴地盼着，怎能让制度资源白白流失。如今"两会"提案如此花拳绣腿，甚至雷人不断，持续检验着全体国民的抗雷指数，暴露的不仅是衮衮诸公的心智和德性难恪其责，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视出了当下中国民主体制本身存在深层次问题，非提案或者议案本身所能遮掩也。与其詈议雷人委员，毋宁深究体制缘由。    II.    如果我们不能认同人大和政协是"清谈馆"或者"橡皮图章"，那么，按照立法原意，"代议"和"审议"两项，为其制度合法性所在，也是其正当性愿景。    就代议而言，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协，而首先是人大，其基本制度用意在于提供一种格局，好让各种利益和意见的代言人同堂博弈，公开较量，和平竞争，在分配正义的框架中考量各自的利益边界，于宪政体制下决定各自的攘让进退。因此，其所议论或者提议的，并非仅为一己之见，甚至于不一定是自己的真实意思，相反，却必定为特定群体的心声，代表的是一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旨在求得立法解决或者政策关注，形成利益分配的公正格局，进而将分配正义形诸规范的编订过程。也就因此，在他或者她的背后，是否站立着这样一群授权民众，他们又是否真正委托其代传心声，双方有否代议契约，遂成关键所在。否则，虽伸言"代表"谁谁，可既无授权，亦无认同，终究不过是一厢情愿，无的放矢。至于傥论"代表人民"或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因无确切指代，笼而统之，当然只能流于空洞，其实更加不着边际。    换言之，存在真实的选区和选民的对应关系与授受关系，是避免提案或者议案不再雷人，防止"两会"变成"联欢会"甚至"愚乐会"的制度前提。传统上，"两会"代表和委员半数以上多为在任或者卸任的党政官员，其余为成功人士，主要含括企业、文体、宗教和学术四界，同时还要虑及"工青妇"、少数族群、统战与"模范"等各类需要。占人口多数的亿万农民兄弟，其选举权仅为四分之一国民资格，遂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一如个税起征点的讨论，缺席的恰恰是工薪阶层；有关邮政法的修订，偏不见消费者的身影。在此情形下，虽有真实的"名额分配"，却无真切的对应选区与选民，特别是公民的组织化生存方式阙如，基于相互承认法权的横向联合行动不见登场，甚至"被委员"、"被代表"，②则代表也好，委员也罢，充其量只能"代表"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代表"不了。    此时此刻，作为孤立的个人，他们夹塞于庞大权力体制的齿轮之间，其实上气不接下气，前言不搭后语，王顾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一介表决机器而已。那边厢，亿万选民也闹不清究竟谁在代表自己，或者，自己是否曾经让她或者他代表过自己。彼此既无切实制度性沟通，亦无诸如开大会为选举造势这种"剧场性"联络，也没有常见的"拜票"秀，甚至于一般百姓连他或者她姓甚名谁都不清楚，朋友，你说他们可不就是"无恃无恐"，径直雷人了吗！    说"无恃"，是因为他们未经选民的授权，不过单枪匹马，因此，前面打一棍，后面无人撑嘛，哪里还敢"代表"什么，又怎么可能代表什么。鉴于"两会"之中，多数为党政官员，因此，真要"代表"什么，恐怕也出不了其所在的这个叫做"党政"的大单位。而他们在此"单位"中的"框框格格"早已划定，并且也正因此"框框格格"才能逶迤前行，径达大会堂上，好不容易呢！因而，当然不能或者不愿出此"框框格格"一步了，"无恃"原来导源于"无关"，即与选民了无关联。当年梁漱溟先生喟言，"议员"的身后无人，因而说话无力，陈述的也就是这一状况。说"无恐"，是因为他们既然未经选民授权即已当选，入明堂，近楼台，享福禄，那么，当然不把区区选民放在眼里了。--"你是哪个单位的？"因应差事，来个"花边提案"与"秀场提案"，敷衍了事，你能把我怎么着！难道下次不选我吗？可选不选我，不由你们"下面"说了算，而是"上面"说了算呀，你又能把我怎么着！我听话，自有人替我做主。--也正因为听话是第一要义，你如何能够指望他或者她出头露面，哪怕说一两句"不听话"的话来？朋友，无恐同样在于无关，而"上下交征利"矣！    如此这般，一言以蔽之，虽然人大制度旨在"代议"，而当下的现实却是"代议无着"。    III.    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同意：这样看待他们，未免有失公允，过于求全责备了。均不见，即便确实缺乏真实的选区与选民的对应和授受关系，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具有良知的，只是限于水平，使得议案或者提案"雷人"罢了。    朋友，这便不能不说到"审议"了。本来，在中国现行体制中，"政协"颇像"元老院"，也就是上院，而"人大"接近"人民院"，也就是下院。它们的分分合合，构成了中国式的民主框架。但是，不论是人大还是政协，尤其是人大，其为立法机构，不是简单的"献计献策、集思广益"的咨议单位，更非"诉苦伸冤、评功摆好"的人民广场，而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按照宪法，可是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呢！职是之故，数千代表或者委员，纵有良知，也还要有良能，才能确保恪尽其责，不负重托。    比如说，两会"审议"，预算和决算得为大端，只有掐住了"钱袋子"，才能驾驭权力的笼头，其为至理，不言自明。昧于此，却捣鼓什么"相声要从娃娃抓起"，其为弱智，自甘弄臣，乃昭彰于天下。    换言之，"精英议政"，同样是中国式民主不能回避的应有内涵，其所回应的是"全民参政"的开放社会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担当治国大业，蔚为立国基石，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技艺。它们不是别的，正为铺排人间秩序的决断之策，恰属打理人世生活的立法理性，天大的事啊，朋友！只是跳得高、跑得快、唱得圆润、票子白花花，人靓听话，哪里能行？！而按照目前的"名额分配"产生的代表与委员，恰恰多为此类形态，他们纵有"良知"，也无"良能"来"议政"，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审议无力"。    IV.    由此，"代议无着"与"审议无力"拷问的是代表和委员的遴选办法与产生程序，而催逼出的却是社会利益发育与政治多元格局的问题。容忍社会利益发育，推展政治多元格局，意味着于培植多元主体的进程中形成职业政治代言人，不仅在于使得"审议有力"，有利沟通交往，降低民主成本，而且，更主要的是形成"代议有谱"的授受关系。谱者，谱系也。亦即特定公民亮明身份，摆明立场，讲清理据，接受特定选区的选民甄选，誓为其利益代言。特定选区的选民经由考选，觉得此君不错，堪为造就之才，于是一人一票，一票一价，委托其代行言责，看家守院。如此这般，两相情愿，蔚为谱系者也。事情到此，"无关"就变成了"有关"。    于是，言有恃，恃众而言；行当恐，恐行非所当。倘若"此君"阳奉阴违，或者，言不尽责，偷奸耍滑，则下回咱不选他，让他妈喊他回家吃饭，重换一个来给咱打工了事。可以想象，到这时候，任何提案或者议案的提出，势必斟酌再三，如履薄冰。事情很复杂，而道理可能却很简单，那就是，一次雷人，可能就会为众人所雷，从而饭碗不保呀！将近十年前，神州政坛曾有"专职委员"一设，可惜，他们实际上全都成了专职官员，则一切"无关"，代议何在，只剩雷人了！    在此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这一概念，有望经由一系列具体指代而步步坐实，而于人民共和的格局中，实现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奠定基于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的立国之基。细言之，凡此"中国"时空内、构成"人民"的每个人，首先是中国的"国民"，同时为特定族群的"族民"，更是居家过日子、天天应付柴米油盐的"市民"，而他们都是"公民"，并表现为兑现公民身份的千千万万的"选民"。而公民之为公民，必得首先具体落实为选民，也只有落实为选民，而且是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化政治生存方式的选民，才能真正兑现公民身份。就是说，我手上捏着选票，看你求我不求我。相反，手上无票，徒有两拳，哪怕坐拥真理，鬼才理你！置此情形下，不仅"我"无法进入政治议程，而且，"他"和"她"也不会听我的。此时此刻，纵然有一纸法律规定的公民身份，还不是徒唤奈何。    朋友，章润走笔至此，不禁要说：说一千道一万，"有关"还是"无关"，关键就在于这么一张票而已矣！    是呀，如果说共和国是一种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公民的尊严，使得公民们能够分享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政体安排，便是这一理想中最为亮丽的部分，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而这一切，事涉千头万绪，情牵千门万户，动则渔阳鼙鼓震天，从哪里下手呢？无他，无他，从落实"选民"内涵，编织"代议有谱"与"审议有力"的政治格局起步。    如此，庶几乎雷人提案渐绝，宪政中华日显矣！    2010年3月12日于清华无斋【注释】①此外尚有下述诸论：因为黄色尊贵，中国文明发端于黄河、黄土地，因而，应将"扫黄"改为"扫色"；老婆做家务，老公须发工资，是谓"家务劳动工资化"；企业家按年交税额颁授行政级别，年度纳税亿元的，授予厅局级待遇；建设"共产主义示范区"或称"毛泽东城"，体现"老有所养，除生活富足外，还强调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特色，"让这个社会少出现折腾的事"...；"恢复裸体拉纤"；把中国所有的"公园"两字都改成"百姓园"。至于会议期间某位媒体界委员傥论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并且，"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云云，只能说是混帐话了。  ②.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三月两会期间，6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当初是从电视里知道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位著名数学家2001年被增补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十、十一届委员至今。他说，每次换届，"一直到电视台宣布我才知道，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当"。丁伟岳是由他所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提名推荐为政协委员的，但他说，民建从未就推荐事宜征求过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因为现有的政协委员遴选机制存在漏洞，喟言"万一人家不愿意当呢？你得让人家有不同意的权利。"就丁教授的说法，全国政协于翌日作出回应，声称按照程序，提名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应该征求本人的意见，丁委员的情况有可能是推荐单位工作上的疏漏。另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也曾表示，自己当委员三年了，是看报纸才知道自己被推选为委员的。

20世纪80 年代与现代主义运动同命运的《中国美术报》，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美术专业报，4开4版，彩色胶印，每周一期，1985年7月6日创刊，1989年底终刊，历时四年半，共出报229期。

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便紧跟着西方显学之"道统"，习之务惟妙惟肖，仿之必维精维微。然而2003年以"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作为《羌在汉藏之间》一书的副标题，我并无意攀附一个流行的西方学术道统。事实上我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个有多元学术思想源头且尚未十分成熟的研究领域--它仍在向周遭伸展其触手，吸纳各个学科的精华，以铸成其完整体系。因此它充满了学术契机与活力，值得我们（不只是人类学者）以实际研究来充实及丰富它。 藉文本探索"历史心性" 我走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并非先经由熟读欧美历史人类学经典，而是从社会记忆、口述历史与族群认同等研究逐渐沉浸其间。1992年我完成哈佛博士论文，提出古代之"羌"是华夏心目中一个漂移的西部族群边缘概念。1994我短暂造访汶川羌族地区，即印证了以上看法--对当地人而言，典范羌族史与羌族认同都是自外习得的新事物。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解构"并不具有太大的学术意义，在现实上更可能带来社会扰动。于是从次年起，我由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进行羌族田野考察。这些问题包括：在羌族认同普及之前本地人的认同体系如何？他们以何种历史记忆来维系这样的认同体系？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与时代变迁下，羌族认同及相关历史知识被传入本地？这些，也就是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过去"如何影响及造成"现在"，以及"现在"如何创造"过去"。 人类学常关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文化偏见，来认识另一社会文化人群？在历史人类学上的相关问题便是：如果对"历史"已有既定想法，我们如何能认识异文化中的"历史"？在田野中我突破此环节的灵感来自于布迪厄的习行理论（the theory of practice），特别是习行作为社会表征（representations）与社会本相（reality）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述说本族群的起源历史，便是一种习行，也是一种社会表征，与之对应的社会本相便是其族群认同。人类族群认同蕴涵着两大因素--共同血缘与空间资源。为了共享与垄断资源，一群人凝聚在共同血缘（共祖）想象之下，这便是人类族群认同的本相。当我问羌族村寨居民："这儿的人是咋个来的？"他们对我说一些本地族群来源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些"弟兄祖先故事"，也都蕴涵着血缘与空间资源两大因素。譬如人们说：从前有三个兄弟（血缘符号）到这儿来，他们分别到各地方（空间符号）建立自己的寨子，他们就是这三个寨子民众的祖先。这样的故事无论看来多么不可信，但它的确是人们所相信的"历史"。经常传述这样的"历史"，社会现实本相（如几个关系紧密的村寨社会）因而被强化。基于表征与本相（也是文本与情境）的对应关系，我用同一判准分析"历史"与"神话传说"，也因此认识羌族常说的那些"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本土观点下的"历史"。将口述或书写的历史视为社会表征或文本，以分析其所对应的社会本相或情境，这也是最初我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途径。 历史人类学者普遍认为各文化人群自有其对"过去"的理解、记忆与叙事法则或历史性（historicity），尝试以此探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在此方面，我从诠释学学者保罗·利科那儿得到更多启发--他说，historicity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成为历史产物。以"弟兄祖先故事"为例，人们创作如此的历史，此历史记忆导引或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生活在此历史记忆所构筑的社会生活中，同时人们也由此历史记忆得其社会身份。我称产生相似"弟兄祖先故事"的社会文化心性为"历史心性"。不使用historicity一词是因为它过于抽象，而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是具体可藉文本分析来作进一步探索的。 采取移动、多元田野的考察方式 在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通常为西方世界所陌生的偏远人群）的历史记忆模式（或历史性）都是特殊的--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社会之人类学田野传统，使得绝大多数学者视其研究对象社会都是"独特的"，或可被纳入某种结构化人类社会范畴（如母系社会、家屋社会等等）之中。此种在中文学术界俗称"蹲点"的人类学田野法则，曾让此学科对整体社会科学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在历史人类学中此田野方法却有不足之处，或至少限制了此学科的发展。其原因是，历史变迁的遗痕常在广大空间人群间造成"差异"；移动的多点田野才能在人群社会差异中以及社会边缘中，见着"历史"与历史变迁之迹。 我在岷江上游羌藏族地区便是采取移动、多元田野的考察方式。在这儿，我们已知的宏大历史过程是自汉代以来本地便深受由东边及南边传来的汉文化影响，唐代以来又深受由西边或西南传来的吐蕃（或藏）文化影响。因此，采取移动、多元的田野考察，我们可见到各地"弟兄祖先故事"之文本符号与结构如何因社会情境之不同而改变。譬如，较汉化之羌族地区的弟兄祖先故事中常出现"英雄"（弟兄们的父亲作为始祖）；较藏化之村寨所流传的故事中弟兄祖先常成为神佛，人们成为受其庇护的信徒子民而非后代子孙。这种情况也显示，同样被视为民族，"汉"与"藏"在族群本质上有相当差别。 在此之后，我做了更大的田野游移--由当今人群社会田野转移到历史文献田野，由研究主流社会所界定的"他们"转而研究"我们"。这是由于，对"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及其产生之历史记忆的认识，同时也让我理解我们（世界上较早进入文字文明的人群）所熟悉的"英雄历史"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心性--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产物。因而我开始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以文本与情境对应的分析方法，探索此历史心性在中国的萌芽与成长，相关"历史"--如黄帝、炎帝、箕子、吴太伯等英雄之历史--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被人们讨论、争论，被接受或被修正、排拒。基于这些探讨，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我建立了一个对"中国民族史"的新诠释--从春秋战国时华夏认同的萌芽与相关黄帝子孙历史记忆的出现，到黄帝子孙（如大禹、箕子、庄跷等等）历史记忆在华夏边缘内部与边缘之域的传播，到"炎黄子孙"概念之出现与流布，及至于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的炎黄子孙论述。同时，在此过程中不断有边缘人群选择或无奈的接受外来"英雄祖先历史"而成为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的子孙，其原来所相信的"弟兄祖先历史"逐渐成为传说。藉此，我们对有些古代藏文书称汉、吐蕃、蒙古的祖先为兄弟，彝族经文中称汉、藏、彝的祖先为三弟兄等等类似的"传说"有深层的认识。因而此历史也说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并非只是"近代建构"，而是在更悠远的历史与根深蒂固的人类生态背景下经由近代变迁而成。 "边缘"：一个研究切入点 历史人类学不能单单被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它弥补了许多人类学的不足而使其脱胎换骨。它不仅将"历史"纳入社会文化的考虑中，同时也要解释事件与个人言行之社会意义，以及它们如何造成社会历史变迁。在这方面，我认为"边缘"是很好的研究切入点：社会变迁发生的边缘时间、认同变迁发生的空间与人群、一本不典范的学术著作、多种文化与历史心性交错的边缘、个人有违社会常规的言行，都是"边缘研究"的对象。对这些边缘的人、事与文本进行微观分析，也就是观察处在多元社会典范或新旧典范边缘的人们，在与周遭亲近人群的互动中为了得到较安全或优越的社会身份而对这些典范有所选择、背离与修正，如此我们对社会典范之延续、变迁以及长程历史变迁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边缘的微观研究如观察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顾，我们可以细细观察他的情感、意图与最终之行动抉择。 总之，我所主张及实践的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整合研究，从人们所宣称的历史来分析其社会情境与个人认同，从更广泛的民族志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中探索造成现在的历史轨迹（包括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着重对历史变迁发生的时间、空间与人群边缘之微观研究。文本与情境的对应，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的对应，是我进行分析的基础。然而认识种种"结构"并非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便于我们观察个人言行、书写（符号）对"结构"之顺应与背离，以及在其间个人的情感与抉择。最后，我认为历史人类学对传统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是，它不以文化、社会与宗教的结构性与相对性来合理化人类社会现实，而是说明造成今日社会现实的"过去"与变迁发生的微观情境，藉此对现实有所反思。 

当前中国出现的关于土地制度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绪，是十分误导且有害的。中国土地制度具有很好的优势，完善而非改变当前的中国土地制度，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我将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建立学院批评是否可能？

民族电影的概念是什么？可以说，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之外的所有各国的电影都可以统称为民族电影。因为美国电影独占了全世界市场的70%左右，它完成的娱乐部分、商品流通部分的功能，应该说没有人可以替代。剩下其他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拍的电影，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娱乐性的产品，但是实际上它更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各国电影工作者能做的事情：完成电影更崇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