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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

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文盲字系统名曰"康熙盲字"，又称"瞽目通文"，由传教士创制。中国的盲人长期局限于宗教书籍，20世纪20年代后，一些中国人创办的盲文出版机构的出现才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而《章太炎重注三字经》也曾在抗日战争前被编译为盲文

“天魔”舞蹈的内容，从“天魔”诱惑佛祖或菩萨未能得逞的佛教传说敷衍而来。元代的舞蹈“十六天魔”可能是元的亡国之君顺帝根据被禁的同题杂剧而改编成的艳舞，与西番僧所传的秘密宗纠缠在一起。大致说来虽然这个舞蹈中既有诱惑，也有道法，依照史料，顺帝的侧重在前者。“天魔舞”在明代被视为元代淫靡亡国之象征，但在民间改编后仍有上演，甚至传播很广，杨维桢诗句中也提到了天魔舞。这篇考据文章的作者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

在1927年国共分手之后的十年，随着中共实践展开，对基督教的政策也甚为严厉，激起了传教士的正视，逐渐成为了传教士话语中的关键词。

评汪悦进的《塑造〈法华经〉——中国中古佛教的视觉文化》（Shaping the Lotus Sutra: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国内的佛教界各派系也纷纷派出从军僧侣前往中国战场，从事慰问、超度、遗骨送还等鼓舞侵华的活动。虽然日本佛教界对于战争责任，特别是对于是否目睹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问题遮遮掩掩，本文分析日本东本愿寺从军僧人的日记、东本愿寺新闻报道等资料

《维摩诘所说经》是一部重要的大乘佛经。它富有思想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力，思辨恢宏深邃，议论机智诙谐，叙事生动活泼，堪称佛经中的一部佳构杰作。早在二世纪，它就传入中国。据唐智昇《开元释教录》记载，前后共有七译

佛画，大藏经，汉族僧服

十年以后，纪念九一一的二十周年，世界会变得更好更安全?人类会走出当前冤冤相报的文明冲突吗?尽管拉登已经被诛杀，但今天的世界还是充满危险，而更让人难以预测的，则是人世间在过去十年间记取什么历史的教训， 还只是在一种偏狭的、自以为是的怪圈中自鸣正义? 如果说文明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的冲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社会，就需要对伊斯兰文明有更多的敏感性，了解这个宗教与文 化都悠久的社会，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系统，不能将它简化，也不能将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也更不能用反恐的名义，侵略别国的领土，而行掠夺资源之实。 因为看在穆斯林世界的眼里，自九一一之后，美国已经攻占了三个穆斯林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而下一个国家又是谁? 但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和中庸力量，是否也能对原教旨主义教派所掀起的腥风血雨，作出深刻的反思?不要让这些 激进的教派，以反美的名义，滥杀无辜，派出人肉炸弹客，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而最终只是毁灭穆斯林的形象。 关键是神权政治的影子，是否可以逐渐消失，还是会越演越烈?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推翻了独裁的政权，但也迎来了要 恢复回教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事实上，从当年伊朗革命开始，都在政权改变之后，被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偷走了革命的成果，也使人民的权利流失。这样的 历史，似乎在今天又在重复，连利比亚的反抗军的 领袖，也是当年拉登所任命，也使中东的政治发展，陷入虽进犹退的魔咒中。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被另一种神权政治的阴影所笼罩。那些极右的媒体和政治团体，如霍士新闻网和茶党，都以上帝的名 义，对异己加以无情的挞伐，一切上纲上线，也以简单的标签来看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将伊斯兰世界妖魔化。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性的力量，都痛斥为卖国，也赶走 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妥协精神，国会被瘫痪，重要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这样的神权政治还在民间进一步发酵，失去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容忍和多元化特色。 从中东到美国的神权政治，背后也要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冲破当前M型社会的局限性，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都不乐观，认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金融霸权和地产霸权主导，也使中产阶级逐渐流失，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不可避免。 这也使中 东神权政治可以吸纳更多死士，也使美国的神权政治增添更多狂热分子。 这两种神权政治的影子，相互交迭，也彼此碰撞，势将产生恶性循环。未来十年的世界局势，就要看如何摆脱这两种神权政 治的纠缠，挥别那些彼此妖魔化的荒谬，也挥别九一一的痛苦心魔。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两大宗派之一，也是当今佛教的两个最重要的、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的伟大传统。藏传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其中的密教传统虽然来源于印度，但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印度原有的传统，是藏族人民为丰富世界人文精神做出的最大贡献。藏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他们对佛教义理的阐释，特别是对印度的中观、唯识、如来藏等哲学思想的阐发有独特的创见，他们对以公元七世纪印度佛学大师法称为代表的佛教因明学的继承和发扬，以及藏传佛教觉囊派主张的"他空见"思想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印度佛教哲学思想。总而言之，藏传佛教是藏族文明的精华，藏传佛教研究是藏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藏传佛教自西夏就已经开始在中原传播，历经元、明、清几代，绵延不绝。但自元朝开始，受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关"秘密大喜乐法"等记载的影响，汉族士大夫对藏传佛教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从朝廷到民间修持藏传秘法者代不乏人，但用心研究藏传佛教者却从来名不见经传。直到民国时代，随着佛教现代化运动的兴起，汉传佛教才开始与藏传佛教互动，一些汉僧入藏修学藏传佛教，并译传藏传佛教经论。其中最著名、贡献最大的就是法尊法师。通过他的大量译著，藏传佛教，特别是以宗喀巴大师为主的格鲁派上师们的著作和教法得以在汉传佛教徒中广泛流传。与法尊法师同时代的还有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他研究藏传佛教之源流，以及印藏和汉藏佛教之交流和发展史，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北京成立过一个"汉印研究所"，期望通过利用当时北京汉、藏和蒙古佛教的活着的传统，来重构印度大乘佛教的原貌。当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如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传佛教进行了相当有水准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当时还有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曾于三十年代在甘南拉卜楞寺作人类学调查，用汉、英两种文字发表了系列调查报告，后来汇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等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间，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就。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班禅喇嘛传》和东噶·洛桑赤列的《东噶藏学大辞典》、《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这几本著作为读者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教材，也为后来的学者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宿白先生根据五十年代初在西藏地区的文物调查报告写成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经典之作，对于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以前藏传佛教寺院的面貌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资料和精湛的研究。黄明信先生对西藏历法和汉藏佛经目录的研究，也是我国藏传佛教研究著作中的优秀作品。他对元代留下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目》和《汉地佛教史》的比较研究，为我们今后从事汉、藏文佛经对勘工作做好了前期准备。王尧先生对吐蕃时代佛教史的研究和他对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的译介，为我们了解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历史提供了最珍贵的文献和海外的研究信息。刘立千、王沂暖、郭和卿、陈庆英、黄灏等先生翻译的一大批藏文佛教史著，如《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红史》、《青史》、《布敦佛教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贤者喜筵》、《新红史》、《土观宗派源流》和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记等等，为汉族学者从事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的素材。藏传佛教的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最引人注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藏传佛教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首推《藏文大藏经》对勘、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圆满完成；其次包括西藏古籍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其他五省市的民族出版社都为寻求和出版藏文古籍佛教文献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少失落了的藏文佛教文献得到了抢救，大量分属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宗教文献，如喇嘛的《全集》、寺院的《寺志》、以及释论、仪轨和要门汇集等，纷纷被重新刊印，为我们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法藏敦煌藏文文书近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使研究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历史和早期汉藏佛教交流史所必需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还有，对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部分梵文学家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之中，他们对这批珍贵的梵文经典的释读和研究不但对藏传佛教研究的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也将对世界佛学研究的进步带来迅猛的冲击和推动。二，随着大量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利用这些文献，从而进行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例如，西北民族大学的才让先生利用参与整理、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便利，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汉、藏译佛经的交互影响和早期汉藏佛教互相交流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的沈卫荣教授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以及在其他地区陆续发现的西夏、元朝翻译的以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为主的藏传密教文献，开展了对藏传佛教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原传播历史的研究。三，对藏传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教授对黑水城所见藏传佛教艺术品的研究，对甘、青、内蒙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同行的关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熊文彬研究员对元、明两代藏传佛教艺术，包括文献、图像和艺术风格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故宫丰富的文献和艺术品收藏，对清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作了一系列极为出色的研究。四，以中国藏学中心研究人员为骨干的专业研究队伍，对藏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社会做了一系列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调查工作，他们的系列著作使我们对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结构、寺院经济、藏传佛教徒的社会生活、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对藏民生活的影响等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和理解。不容否认的是，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对藏传佛教研究的投入远远不及我们对藏族历史研究的投入，与此相应，我们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如在藏族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突出。藏传佛教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是空白，或者还刚刚起步。例如，我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研究就相当薄弱，近年才有中央民族大学的班班多吉教授等人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哲学的著作问世；而对中观、唯识、因明、如来藏、他空见等最富特色的藏传佛教哲学，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有高水准的专著出现。对于藏传密教的研究更是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于无上瑜伽密的研究近乎空白。我们在研究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的同时，往往忽略对这些教派所修持的各种教法、仪轨的研究。此外，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大多数缺乏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的基础训练，也没有相应的阅读梵文的能力，所以很难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做法来处理大量珍贵的藏文佛教文献。与中国藏学研究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国际藏学研究最大的一个分支就是藏传佛教研究。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际藏学研究依然偏重对藏族历史、语言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话，那么自九十年代以来的藏学研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形在美国和日本尤其明显。晚近出版的藏学研究的著作绝大多数是藏传佛教研究的著作。中国最缺乏的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密教修习仪轨的研究，恰巧是海外藏学研究中最有成绩的部分，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应当是我们加强对藏传佛教研究之力度的一个起点。 

近代中国佛学研究在人文学术科学化的信念下，其方法论的主流是所谓汉学方法的引入，传统由体认而义理的佛学方式被看成是「随情立教」、「不顾经论」而在近代佛学研究的话语中受到轻视。但义理是否非训诂不明？对文本，特别是宗教或玄学文本的解读，是否可以轻易抛弃其话语背后的「生活形式」？从现代学术眼光来看，这些问题都还有许多值得重新检讨的地方。

分析20世纪90年代近代佛教研究的发展和问题。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004年12月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明确提出海湾地区正在兴起一个"什叶派新月带"。在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诸多影响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战争的结果打破了海湾地区伊斯兰两大教派之间原来的势力结构关系。

虽然宗教右派的确和基督教内某些福音派及灵恩派的信仰内容、教义诠释方式有关，但外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影响广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运动。

自从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会见中国开封犹太人艾田之后，西方认为在中国发现犹太人是民族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西方入华传教士、西方犹太人、官吏和学者，争相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究。直到当代，西方汉学界仍在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本文试对这段历史作初步探讨，对某些历史事件略作钩沉。

比较尼采和舍斯托夫对宗教和真理的观点，介绍舍斯托夫生平。

《周报》：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 冯象：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 《周报》：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 冯象：文字是圣言的载体，传教离不开文学，谁能把它们分开？（新教）教会译经既然以改写/修订和合本为主，当务之急，便是培训译者班子，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解放后，教会译经南迁香港，给改写/修订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香港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太浅了，而且往往不受重视。这对研读《圣经》和翻译人才的成长，都是极不利的。您可以读读和合本修订版的前言，短短几段话，就出了好几处错。比方说："感谢众多主内同工和顾问们历年来的委身与辛劳"。这"委身"用得委实尴尬，难道"主内同工和顾问"参与修订工作，是迫不得已（见《现代汉语词典》"委身"条）？接着的一句，"靠赖"上帝的恩典，也是生造，难听；应换成"依靠"或"仰赖"。最奇怪的是末尾的祈愿，居然声称"献上这本圣经，求上帝使用，叫更多人归向他"。完全颠倒了教会同上帝（天主）的关系。教会修订和合本，是替信众和教外人士服务，因为和合本有毛病，洋泾浜中文，大家读不懂。上帝全知全能，要读和合本干什么？莫非人信教，加入用和合本的各个宗派，是由于上帝念懂了和合本不成？逻辑不通，简直匪夷所思。我怀疑，修订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求上帝保佑"或"降恩"，让更多的人阅读即"使用"修订版，并期盼教会藉此而发达。 《周报》：那么，您怎样看近期本港基督徒对您的译本的批评呢？ 冯象：呵呵，圣经公会那几个"驻会学者"，恐怕代表不了香港基督徒吧。所谓"批评"，类似自戕，十分可怜、可悲。请注意，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拙译某处同法语圣城本旧版的英译（NJB）的译文或注释相近，无论是否常识、学界通说、译经惯例，也不管有无别的出处，抑或源于笔者自己的译文或用语，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大量借用"NJB。可是，依照这荒谬的逻辑，圣经公会非得关门大吉。因为，自二〇〇四年拙译陆续发表以来，"驻会"们改写/修订和合本，只消超出和合本一个字，即可能落入我的译文、夹注和论著的内容文字范围，故而必然属于"大量借用而不注明"--而且是同一种文字即中文的直接"借用"。而之前、之后旁人相同或相近的译文、注释、论述，一律不许参考。这样一来，"驻会"们岂不都要失业？例如，《马太福音》2:11，"驻会"若想作注或评论，解释来自东方的三位智士（magoi，修订版：博学之士，化自和合本：博士，不妥）向婴儿耶稣献礼的象征意义，以及后世由礼品推想，智士为三人--他就必须注明是"借用"拙译的夹注，而不能以此说属于圣经学常识，或另有出处（参见维尔墨斯，页11，114）为理由辩解。再如，修订版将和合本的"逼迫"改成"迫害"（《马太福音》5:10以下），"论断"改为"评断/审判"（同上，7:1），"体贴"（神的意思）改作"体会"（同上，16:23），"希奇"改作"惊讶"（《路加福音》7:9），"记念"改作"记得"（《约翰福音》16:21），等等。这些都是我指出了的和合本的误译和病语；按照"驻会"的荒谬逻辑，恐怕都得算成他们"大量借用"拙译的例证呢。 《周报》：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有甚么乐趣和困难？教授花了多少时间译经？完成《摩西五经》、《智慧书》及《新约》后，未来有何翻译计划？ 冯象：译经的计划，是多年前就定下的，现在一步步地去做，不急。须知译经乃是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以赛亚、约伯等先知圣人同行，是与耶稣、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同在，用《圣经》的语言说，不啻蒙神的智慧的恩顾，那是何等的大欢愉！说到困难，当然是少不了的，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需要踟蹰再三，细细审辨。但是，比起"驻会"们的集体"译经"即改写/修订和合本，我想，麻烦事还是要少很多，条件也好些。您想，他们几十张嘴，头上五六家婆婆，即使一两个人偶尔得了灵感，摸着点见识，经过讨论审查咨询顾问，一大圈走下来，哪怕是神的"默示"，也被磨平棱角，成了俗见。官僚主义跟庸人政治不仅是政府的顽疾，也是教会的累赘。这是他们六十年来成绩平平，蹉跎岁月而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乐趣，则最近多了一样，可算是译经的殊荣，就是遭遇无知、谎言与宗教偏见的泼污。经书说的一点不错，人子福音果然是"一个受攻讦的记号，叫众人袒露心底的想法"（《路加福音》2:34-35）。不是吗，历代的贤哲与自由思想者，斯宾诺莎、霍布斯、伏尔泰，在宗教偏见面前，都做过这"受攻讦的记号"（semeion antilegomenon，和合本：毁谤的话柄，不确）。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骂，别停歇，骂上个十年二十年，最好是把我的译本和著作通通收缴了，堆在教堂门口，一把火烧掉，上演一场"驻会焚圣经"，那才带劲儿！二〇一〇年万圣节于北京 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0.17。和合本修订版《圣经》，香港圣经公会，2010年9月初版。维尔墨斯（Geza Vermes）：《耶稣三卷：圣诞、受难、复活》（Jesus: Nativity, Passion, Resurrection），企鹅丛书，2006，2005，2008。  

汉墓画像中多有孔子见老子图。学界的解释往往执著于历史上关于孔子见老子的故事文本，忽略了汉代道教经典和仪式文本的存在及其直接解释意义。汉代道教文献直称“老子者，道也”，而“道甚大，教孔丘为知”。汉墓中孔子见老子画像，须于宗教视野获得合理解释。

新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条下提到陈寅恪在天台山所藏古代梵文写本中发现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所造梵文戏曲《沙恭达罗》片断一事。笔者久疑这件事中或有误传之处，现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的机会，依据手头史料试做初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