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欧阳旻：台湾黑金政治的起源与实质

这些黑道势力最初被引入选举动员系统时，还是处于一种保驾护航的地位。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也逐渐熟悉了这种政治运作；而且由于担负拉票任务，使他们对自己的能量也开始有所了解。于是久而久之，黑道人物也学会了这一切，开始自己直接参与选举，担任公职。最初可能是其主人有了升迁机会，于是其留下来的位子就为黑道人物顺利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些公职本身也有着许多利益上的诱惑，黑道人物还可以借此而“漂白”自己。58 受到这些诱惑，黑道人物、或者让自己的亲人纷纷参政，使得投入选战的黑道份子愈来愈多，层次也愈来愈高。从地方民代到立法委员，都出现了黑道人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再是黑道“保驾护航”，而直接就是黑道控制政治了。

黑道人物直接登上舞台虽然是比较晚的事，但迅速就显示出了其能量。在基层政治中他们的数量已经变得相当可观，在有的县（如嘉义）九成县议员都被认为是黑道。59 而在另一个黑道政治严重的云林县，“一位云林人士自嘲说：天气一热，脱掉上衣，各民意机关一片‘花衣服’，有龙有凤，有玫瑰和忍字……有人问，云林的黑道势力为何会隐而不见，云林一位陈性地方人士说：‘全部参政去了。’”60 他们有些人在地方上可以呼风唤雨，甚至让政府也无可奈何。例如曾担任台中县议长的颜清标，他本人及其家人都是公认的黑道人物。因为颜过去支持亲民党的宋楚瑜，在民进党上台后受到检控，被关押起来后又判了20年徒刑。他在狱中宣布参选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尽管民进党竭力试图打压他，他照样高票当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颜当选的第二天，法务部长陈定南派人送了一幅“为民喉舌”的匾额给颜作为贺礼。民进党奈何不了他，最后还是将颜清标取保放了出来。61 有很多江湖人物本人在竞选中甚至不需露脸，还有些在押的犯人由家人代选，都能轻松获得成功。62

陈国霖在对各县市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看法：“帮派成分已经接管了政治活动。”63 当然，他说的是地方政治。至于“中央”一级，虽然也有黑道卷入，情况倒远没有那么严重。不过问题是，立法院的黑道比例虽小，但是影响却绝非地方人物可比。因为立法院作为立法机关，乃是制定法律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混入黑道，其后果更不容忽视。像罗福助那样的黑道人物一般是无党籍立委，但是在台湾朝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这些人人数虽不多，却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大作用，所以其影响也举足轻重。总之，种种情况都表明，台湾的黑金政治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非常惊人和世界罕见的。这样说绝非夸张。

黑金政治的实质与反思

如今台湾黑道人物在基层民代占据大半，这是否证明他们真的已经接管了政权呢？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确风光得很，有时候甚至政府也对他们无可奈何。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全然如此。不少黑道人物参政的心路历程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如曾任过高雄副议长之职的吴鹤松谈到自己参政的初衷，“没有当选议员前，我的弟弟不学好，交往了一些道上兄弟，惹出些事情后，就会找到民意代表出面关说。但是有的民意代表架子很大，竞选的时候好话说尽，当选之后却是气派十足爱理不理。……一些朋友说，既然我们经常要找议员说话，又要看他们的脸色，干吗不自己出来当民意代表？……我就是这种情形下出来竞选的。”64 很多黑道政治人物都有过这样的例子。由此可见，尽管在政治上有某些利用价值，黑道人物还是很难完全改变其社会边缘角色的地位。黑金政治始终被主流媒体视为台湾政治的不幸或耻辱，而且各大政党在选举时也喜欢给对方贴上黑金的标签，借以打击对手。否则也就很难想象，这些竞选时好话说尽的民意代表在选上后却会对他们爱理不理。

自然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政客为什么敢这样做，难道他们不怕黑道势力报复吗？在此想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首节已指出了台湾政权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准列宁主义性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过去的威权时代到今天的民进党政府，台湾政治体制的特性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这一点却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行政权的独大与缺乏制约性，而司法权却相对偏弱，但颇具讽刺性的是，这一体制并未随着民主转型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如2004年大选期间发生的枪击事件，虽然疑点重重，但却很难进行公正的司法调查。虽然不能肯定此事是否为陈水扁本人所为，但从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是：即便有人真的这样做了，也无法得到正当调查。这显然也和台湾政治体制的缺失有关。

这一点在台湾的“扫黑”体制上也反映出来。台湾打击犯罪的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可以归结为：以“严打”为核心的反复的政治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政治运动，是因为它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特别表现为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甚至不要证据就办案；还表现在经常定下各种硬性的指标，如必须抓获多少人等等，这也使得警察鼓励告密、甚至捕风捉影等行为。这些都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运动扩大化的现象。如蒋经国后期的“一清”专案运动，事后一高阶警官承认，在1984年底之前逮捕的嫌疑犯，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跟监及嵬证，但之后逮捕的上千名罪犯，则没有充分的时间或能力去嵬集他们的罪证。65 这类现象并未随着台湾的民主转型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几乎每隔几年就来一次比较大的运动。如前述曾揭露黑道严重渗透台湾政治的法务部长廖正豪，为此而发动了一场“治平”专案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在打击犯罪方面也有成效，但是许多人也质疑廖是籍此作秀，是捞取个人声望的政客行为。有立委批评，他的政策基本上是以非法手段来打击所谓的罪犯，这如何使人心服？66 民进党上台后也是如此，陈水扁高喊要严办一批人，这种不去嵬集证据、只搞政治运动的做法，同样引起了基层司法人员的极大反感。67 在政治运动、硬性指标等的压力下，经常造成警察的滥捕行为，连罗福助这样的人也说：“台湾的乱源在哪里？大家都太功利了，为了邀功可以逼出十大枪击要犯，本来只是一个小案，后来却逼得这些人走向不归路，也制造了社会的不安。”68

在大陆，这种搞硬性指标的政治运动曾被认为是左倾的产物，不过从台湾的例子我们倒可以看到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性，或许这其中有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源吧。但无论如何，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在台湾的政治架构中，行政力量是独大的，这一情况并未随着民主化和政党轮替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反过来说，就是黑道力量尽管表面上非常喧嚣，但实质上他们仍是政治权力场中的弱势群体。很多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台湾的黑、金、政客相勾结的体制中，黑道势力虽然经常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但最后分赃时他们却得不到大头，反倒一旦出了问题，往往成为替死鬼。董念台是一位推动受刑人权益的出狱人，他说：

“最令我感到憎恶的人，使那些曾经利用黑道分子，到最后又反过来指责他们的白道人物。这些白道人物靠黑道份子解决财务纷争、竞选和做一些肮脏的事，但当白道人物要为犯罪问题寻找替罪羊的时候，第一个指责的就是黑道人士。我认为对黑道严厉指责，对白道宽容以待，这样是不公平的。”69

一名台北市议员也有相近的看法，“事实上，黑道不是主要问题，反而那些财团才是问题。很多有钱的生意人利用帮派分子拓展生意……甚至想独占某些市场。当然，帮派分子可因为这些有势力的生意人合作而得到一些回报，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帮派分子就会成为替死鬼。”70 在政坛上如果遇到政府换届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如那位曾自诩“那个有我这样的气魄”的罗福助，过去一直是国民党的死忠派，但是在民进党上台后好日子就到头了。2001年警方准备提报罗为流氓，罗福助听到风声，吓得仓皇出逃香港，此后几个月不敢回台，其间还几次透过媒体公开喊冤。71 由此也可以看出黑道与政府的实力对比如何。

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黑道势力是权力场中的弱势群体，那为何今天台湾的黑金政治又会如此触目惊心呢？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政府的“选择性扫黑”上。换而言之，黑金政治猖獗的实质不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因为在过去这些年中，黑道势力与政商介入之深，使得政府不愿意牵一发而动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扫黑运动都是有选择性的，主要是针对不听自己话的那些黑道。由于台湾政党轮替的结果，政党间互相的攻击与揭发使得这些过去属于机密的问题更容易为人所知。如民进党上台后，法务部长陈定南就暴料， 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国民党曾派人找竹联、四海等外省帮派助选，遭拒后（因为他们选择了新党），1997年就开始秋后算账，扫黑对象就扫定不肯帮忙的这些帮派。72 民进党的例子除了罗福助，还有前述与宋楚瑜的关系密切的颜清标，后者虽然最后因证据不足而被假释，但是很明显，颜之所以能躲过这一劫，关键还是因为他选上了立委，假如他落选了，那这场牢狱恐怕坐定了。但是民进党在打击其所谓黑金政治时，得益最大的恐怕还是与它关系密切的势力，于是许多人开始批评民进党又制造了新的“白金政治”。73

正因为此，在台湾同样也有许多人认为黑金政治问题并不是台湾最严重的政治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黑金政治的发展，并渗入社会重要部门，白道和灰道（指身份模糊者）远比黑道占有更重要的角色。一位前新党立委这样说：“台湾的黑金政治并不如民众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民众常说有黑道立委，但他们并不是立法院内最糟糕的人；其实，以其他立委，以〇〇〇为例（国民党籍立委，不被外界认为是黑社会分子），他才是大家公认最卑鄙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个流氓立委，或是比流氓更恶劣的人。事实上，那些正在毁灭台湾的人并不是黑道份子，而是贪污的官员、贪婪的商人和像李登辉那样的人。”74 有着类似看法的人不少。甚至连在台湾政界深具“清流”形象，一向反对黑金政治不遗余力的李远哲也承认，台湾黑道份子的影响比不过白道，贪官污吏之害远甚于此，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原因。75

由此可见，台湾黑金政治的发展虽然确实令人不安，但是它的实际影响并不是最大的。在一个列宁主义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其过去的政治结构并不会随着民主转型而简单地消弱，台湾黑金政治的横行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台湾仍然是一个行政官僚主导型的社会。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在其它列宁主义式政权转型的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如俄罗斯的寡头，过去曾被认为是掌控着俄政坛，但是普京上台后，这些过去风云一时的人物逃亡的逃亡、下狱的下狱，很快便失势。而普京的重要权力基础公认是过去苏联时代的行政官僚、特别是安全部门的官员（这点当然和普京的个人经历有关）。76

但是前面也曾指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世界各国与地区中，没有一个能像台湾这样黑道份子走向政治前台，出现黑、金、政客三位一体的现象。这给台湾政坛带来的负面现象、特别是严重的政治暴力与流血事件是不容回避的。但是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政治人物的上台是经过选票遴选的，那些黑道出身的政客归根到底还是由台湾民众自己选出来的。这样说来，黑金政治的泛滥是否也意味着台湾民众素质低劣、不可救药呢？如果并非如此，那么黑道当政是否又意味着它并非一种绝对的恶，甚或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成分呢？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人们现今对它的渲染在许多方面其实是过于夸大了？看来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在此需要对黑金政治的实质作某些定性。

台湾不少人将李登辉讥为“黑金教父”，他却为自己辩解说，“如果选民要选流氓，那政府也没有办法。”77 这话虽然颇有些无赖，但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实情。不过问题是，为何选民非要选“流氓”，而不选大家心目中的“正派人士”？一般的看法是，这些人不仅有钱，还有暴力作为后盾，选民不敢不投给他们；民进党则经常把问题怪罪于国民党的人为操纵。这些应该也包含了一部分实情，但是否就全然如此呢？陈国霖在台湾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却并不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我们可看一下其中一些例子：78

一位嘉义的计程车司机谈到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人物，“一位好的民意代表是，当我需要他帮忙时，他可以迅速地处理。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意代表不会把我们的请求放在一边。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黑道兄弟。大部分的民意代表，尤其是黑道出身的民意代表都知道如何给予选民最好的‘服务’，也就是要对选民‘好’。”

一位熟悉地方政治的兄弟的看法：“那些当上民意代表的兄弟，都是些喜欢整天跑来跑去帮忙乡里的人。他们都是乐于服务老百姓的人。如果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出来选公职，哪怕是选最基层的民代，我想他都不会当选。因为他不会好好为他的选民服务，而且他也不懂得如何服务。”

一位嘉义的角头说：“不是仗着你有钱就能当选，如果你是下流卑鄙的兄弟，那也不会当选。”一位警察局的官员说：“大部分的黑道民代在做人方面是非常阿沙力的，而且非常好相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大哥。”

一位在台中的警官也有一致的看法：“在台湾西部沿岸一带……有许多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当然这些民代对于他们的选民都提供很好的服务。只要他们答应要帮忙的一定做得到。至于这些民代涉及包娼、包赌及围标等各类型的非法活动，大部分的选民是不在乎的。只要黑道政治人物帮助民众，人民一样会把票投给他们的。”

一位台大专门研究黑社会的学者如是说：“就地方民众而言，公平正义、身份地位和忠诚都非常重要，黑道民意代表也都花心思在这些价值上，因此会受到民众喜爱。黑道民意代表不会侵害他的选民，也不会在自己的选区内搞非法活动。事实上，他们反而积极无私地为选民的福祉战斗，特别是争取中央政府对地方建设的重视。”

一位刑事警官认为：“在台湾黑道分子是最值得信赖的仲裁者，如果有人和觉得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可以请角头帮忙主持正义。为了回报角头，居民自然会把票投给角头支持的候选人。在下一次竞选时，如果这些角头亲自参选，就算是没有贿选，这些居民也会把票投给角头。这些角头对他们的选民非常亲切和蔼，只有对外人才会粗暴无礼。这些角头会尽可能地做一些有益于社区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就算大家知道这些人是黑道分子，仍然会把票投给他们。”

一位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工这样说，“你不能用美国人或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地方政治。如果他们说话及行为像学者，那么铁定落选，这些低教育程度的民众是不会投票给他们的。假如他们不像农民劳工一般喝酒、嚼槟榔、满口三字经和脏话，是不会被认同的。他们可能在外面作了许多肮脏的事情，但是对他们的选民非常好。”

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如赵永茂指出，黑道经常以下几方面满足选民：一、帮选民找工作；二、调解仲裁世俗纠纷，例如当先生殴打妻子时，黑道民意代表会命令手下修理这个先生；三、会帮助市井小民说情或托关系；四、常会积极改善附近的街道及寺庙。79 除了上述“优点”，黑道分子在用钱方面也很慷慨，且能将有限的金钱发挥最大效益。换言之，黑道政客虽然也花钱，但“他们花的金额绝对比那些职业性的政治人物来得低，而且花的方向也不会全部拿来买票。他们的钱大部分用在没有底线的应酬，以及整日为他们跑腿的拉票的小兄弟身上。另外还有一部分钱则投在公共建设上，哪条巷弄的公共设施损坏了，只要被候选大哥发现了，一定会在几天内花钱修好，这种作法很容易讨好选民。”80

由上面可以看出，那些黑道政客尽管也有其缺点，但他们同样也有能为地方选民接受的许多优点。在这方面，台湾选民绝对不是傻瓜，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这些黑道人物才会在选举中上台。当然，对这种“利益”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很多中国特色，如人情、面子等因素。如云林县出身黑道的张荣味在1999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县长，受到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的联合夹击，尤其是民进党以反黑为宣传口号，对其攻击不遗余力，但张荣味还是当选了。失败后的民进党也不得不承认：

“张荣味顺利当选县长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做人。因此有很多桩脚都愿意为他卖命、拉票，有些人甚至自掏腰包来帮张荣味竞选。例如某位云林商人到大陆投资失败、破产后返回台湾，他身边的朋友或亲人没有半个人愿意伸出援手，张荣味知道后立刻就拿三百万元出来资助他。假如张荣味一年可以赚三亿，那么他大概要花六亿，因为对他来说，成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就是意味着赔钱。”81

这样看来，黑道当政并非绝对的恶；相反，许多并非黑道的政客在做人方面往往还不如他们。如以前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由于拥有体制内的优势，往往官僚气十足，缺乏为民服务的意识。毫无疑问的，这些通过正规体制培养出来的官员文化层次要更高，行为举止也更符合主流社会的标准，但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关心民众利益。在民主政治下，民众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动听的口号、或风度、学识这些外在的东西。黑道人物往往出身社会底层，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机会理解底层民众的诉求，如果他们有为民众服务的意愿，那就更可能被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台湾地方民代黑道出身者能占据大半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党国体制人才培养的失败，也证明了台湾基层社会在准列宁主义统治下社会原子化、缺乏认同感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前面笔者一再强调，不应高估之前那些所谓地方派系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出身社会边缘的黑道人物能在政治上获得如此成功，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台湾基层社会有很深的原子化倾向。换而言之，在一个基层呈现“原子化”的社会，我们看到，一定程度上，这些黑道人物倒是扮演了某种整合的角色。通过选举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服务，他们也使得其选区内的民众获得了一种次级“共同体”的认同度。不过这种共同体感只是次级的，因为其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

如果将以上特征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的话，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些特征与台湾过去政权体制之间的关系。本文一开头就提到了台湾与韩国在转型期间的差异性问题，因此在最后还想就此问题也做一比较。不过考察一下两地过去的情况，还可以发现尽管同为威权统治的政权，但还是有所不同。台湾是由一个准列宁主义政党主导的党国体制，而韩国则大部分时间里为军人独裁，政府为官僚主导型。在基层政治方面，台湾自光复后，实行了大约四十年的基层选举；而韩国自建国以来，除了短暂的例外，几十年间一直没有任何地方选举，所有官员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虽然南韩宪法中也有地方自治的条款，但是军政权借口要等到统一之后才能实行，因此形同虚设。82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黑金政治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民主选举引起的，那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与实行了四十年基层选举试验的台湾相比，几十年未有任何基层选举的南韩在突然启动民主化转型之后，将会落入更加糟糕的状况之中。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在转型过程中，台湾黑金政治的猖獗可谓举世罕见，而韩国反倒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见用民主选举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因此有必要对两地的基层政治结构之特征作一比较。台湾的情况，前面已经阐述得比较清楚了，这里再看一下韩国的情况。

著名的韩国研究权威服部民夫将韩国政治结构的重要基础归纳为“人际关系网络”，而非政治理念。83 这种网络关系的基础性社会集团乃是家族与宗族，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以婚姻为基础的次级血统联合。地缘是基础性社会集团的第二个延伸，而学缘（同窗关系）则是第三个延伸。服部民夫指出，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了从朝鲜王朝时代直到当代韩国政治的政治（社会）基本结构。84 可以看出，这种网络关系具有典型的儒教国家的特征。这种政治结构在地方上构成了由若干精英人物为核心的士林政治，而在上层则形成为以此为基础的朋党政治。85 应当说这不仅是韩国、也是一切儒教国家共有的政治结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转型之后，这种由若干精英人士为核心、人际网络关系为支配方式的地方政治特征不但没有变弱，反而有强化之嫌。86 这一点正是它和台湾不同的地方。

美国学者亨德森把朝鲜民族的特性概述为，种族的单一性和文化的同质性，而这样的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而个体与王权之间不存在中间团体。87 本文前面业已指出，这其实是东亚儒教国家所共有的特征。不过如果我们将韩国与台湾的情况作一比较的话，又可以发现台湾的社会原子化程度要超过韩国，其现实表现就是黑金政治存在的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起因首先和两地威权政府统治的差异有关，在台湾，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是对基层社会具有高度穿透力的列宁主义党国体制。而韩国的军政府统治虽然也是非常独裁的，但是在对基层政治的影响上却不同。由于没有“党”这一因素的存在，军政府对民间社会的穿透只能通过对国家行政部门的掌握，以行政压制的手段来进行。88 可以看出，军政府的压制性统治只是追求对民间社会的稳定控制，而并不追求对其进行改造。由于这一点，在现代韩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传统的精英主义形式得到了保留。亨德森指出韩国政治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是有力量的个体居于中心，而其他的机会主义个体则如同相互置换的分子，以漩涡的方式被中心吸纳或抛出。89 这一点在今天还表现为韩国政党政治的不发达，所谓政党其实基本上是围绕某些特定的精英个人展开的，因此这些精英也常常根据需要重建新的政党。90

从实际运作来看，台湾的党国体制除了同样具备上述行政支配方式之外，还多了一层政党动员的支配形式，这种支配形式不仅是压制性的，而且还着眼于基层社会的改造，这是韩国所无的。正因为如此，儒教传统政治的特征在这一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下被严重削弱，当前台湾黑道人物占据了地方政治核心的现象可以视为其极端表象。这些黑道人物过去都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某种成功主要并不是靠其威望或专业素质（事实上他们也无法获得这些资源），而是靠其丰富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但是即便如此，黑道在台湾政治中的所谓“协调”仍带有严重的暴力背景，这也是今日台湾政治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之一。

而且另一方面，虽然黑道政治人物有如前述对选民“很好”的事实，但这毕竟是建立在患有“政治冷漠症”的民众基础上的。一旦其他人对其有所批评，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如以曾担任过屏东县议长的郑太吉（国民党籍）为例，当地警察这样说：91

“根本没有人胆敢向他挑战，假如民进党议员在议会中质询他，他只要向手下做个手势，他们就会将这位爱找碴的县议员拖倒议长办公室内毒打一顿。被打之后，这个议员回到议场就不会再说什么话了。”

郑手下还有两个臭名昭著的团体：“棒球队”和“白布鞋队”。前者由一群手持球棒的恶棍组成，专在选举期间用来对付其政敌和不友好的媒体；而后者则用于维持一些政治性场合的会场秩序。这也是台湾地方政坛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更为恶性的血案也不少见，尤其是1996年的桃园县长刘邦友惨遭灭门案，堪称最为重大的一起黑道政治事件，起因也和刘推动扫黑有关。92 而韩国政坛中，关系政治与勾心斗角的朋党政治虽然也并非理想的政治形态，虽然也遭人批评，但是毕竟不像台湾那样出现暴力政治横行的恶劣倾向。就此而言，韩国比台湾的现状还算要好一些。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黑道人物绝不能看作台湾地方精英人物的代表，毋宁说在台湾的地方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没有具有普遍性的整合精英力量。黑金政治的泛滥本身就是台湾基层社会高度原子化的象征。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黑社会主要是依靠江湖义气之类的纽带来维系，但是在今天高度商业化的时代里，黑社会本身的共同体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陈国霖所做的实地调查表明，诸如忠贞、勇气、信任等传统帮派价值观业已式微，现在的台湾黑社会只重视金钱。过去，小弟尊重他们的大哥，而现在后者如果不能符合前者的金钱要求，就可能被杀害。93 古人云，盗亦有道；而今天却是盗亦无道，这可能是比黑金政治当道本身还要更可怕的事情。

而在韩国的地方社会结构中，除了政治上精英人物外，宗教团体的影响也很活跃。如基督教公认在韩国近代的转型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学者将宗教的社会作用总结为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社会变动等功能。而自1960年代以来，韩国基督教在社会整合和社会批判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立共同意识的社会整合方面，主要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教会履行了这一功能。“当时急速的经济开发引起人们精神价值的混乱及身心疲惫，而急速的城市化使得他们俩离开农村的共同体。教会发挥祭司功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以及新的共同体。”94 基督教在现代韩国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截止八十年代，新教徒人数已占韩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天主教徒人数则排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之后，列世界第四位。95 宗教共同体居这样高的比例，对于韩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无疑是由很大帮助的。而在台湾党国体制下，宗教共同体却无法得到这样的发展。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儒教共同体的发展。尽管中国是儒教的发源地，但是今天却是韩国被称为儒教的“活化石”。通过大量前往韩国旅游或采访的人的记述，我们已经对韩国儒教共同体的活动情况有所了解。96 反倒是在中国，无论是海峡两岸这样的共同体都早不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国民党还一直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的话，这的确令人汗颜。97

由上可以看出，与一般的威权统治相比，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对民间社会的穿透性要强有力得多。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种体制何者更佳，党国体制在社会稳定性上要强得多，与多次发生军事政变的韩国相比，台湾在威权时代的政局过渡要平稳得多。但是到了政治转型时期，军事统治由于较多地保留过去的精英圈，反倒要更温和一些，而台湾的党国体制却要更为僵硬和缺乏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台湾党国体制过去的成功造就了它今日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