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欧阳旻：台湾黑金政治的起源与实质

事实上，威权统治时代的台湾社会的原子化与共同体意识的不发达还表现在，这些“准派系”在那时就和黑金有染了。他们利用承包工程进行掠夺分赃，从事各种违法色情经营，甚至包娼包赌，无恶不作，这些“恶化地方政治体质的种种作为，却让国民党饱受批评，背尽了黑锅。”27 这些事情都可以显示出，这些所谓的“地方派系”常常只是小圈子行为，和当地民众的情感利益是非常淡漠的。我们把他们称为“准地方派系”或许会更恰当一些。

因此，我们可以将准列宁主义体制下的台湾基层社会的特征表述为：准地方派系基础上的社会原子化。黑金现象的出现正是和上述社会特征，再加上党国的社会控制力减弱有关。当然，黑金现象还不完全等于“黑金政治”，从现象到“政治”这一飞跃，又的确是民主转型时代所大大深化的。下面就要对此予以考察。

台湾黑金政治的演化

如果单就威权统治弱化而导致黑社会势力的兴起、以及从事非法产业而言，其实也并非只在台湾出现，这可以说是转型时代的许多民主国家都出现的现象，如俄罗斯也是一个例子。甚至于有的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仍存在着较严重的这种现象，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仅就这方面，台湾并非特例。但是台湾的黑金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是因为此，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台湾出现了黑、金、政客结合而为一体的现象，这是举世罕见的。这就是台湾独有的“黑金政治”，学者陈国霖有一段话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28

“世界上的帮派份子，无论多么成功地渗透经济与政治部门，拥有多少财富与权势，依然得躲在暗处。他们和企业既有力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公开炫耀，以免他们之间关系瓦解。简言之，尽管上层社会与黑社会之间有连结，两个世界依然保持分离状态。两个世界的人也许共谋犯罪，或参与腐败的交易，但他们仍然属于各自的世界，他们不能假装是另一个世界。

然而，台湾的黑金正旨在性质上与世界其他地区帮派渗入企业和政治的问题不同，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将两个世界整合为一，并孕育出同时集帮派份子、企业家、政客于一身的三合一人物。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立法委员兼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集人，可能是一位富有的企业家，并自称为某有力帮派的‘精神领袖’且被当局列为流氓。一位曾经因为被裁定流氓而入狱的县长，可能是一家大建筑公司或其他大企业的老板，且被选民认定为台湾最好的县长。台湾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整合，造成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客的言行举止和帮派份子没两样，而帮派份子的言谈举止也像政治人物一样。”

就此而言，台湾绝对是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种状况，已经不能再以一般的黑金现象视之，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现象了，因此应把它称为黑金政治，以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黑金现象区分之。台湾的黑金政治，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涉及面极广。在1996年，台湾当时的“法务部长”廖正豪指出，全台858名县市议员中，有286人具有黑道背景。廖正豪警告，这个问题不解决，台湾可能变成另一个西西里岛。29 换而言之，全台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民代不是帮派份子就是有过犯罪记录者。然而廖正豪的估计还算保守的了，因为法务部长讲话所根据的乃是有案可察的事实，但是肯定还有许多没有公开拱上台面的。许多人的估计远比这要高，如有学者认为，这一比例超过一半。30 可见这一现象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台湾黑金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黑道分子在政治上举止极为招摇，这也是举世罕见的。台湾媒体界作了这样的评论：“尽管有组织犯罪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可是连意大利的黑手党都宁愿在台面下把持政治，也不敢公开参与政治选举。然而，台湾黑道不论是在中央或是地方议会竟都成了大哥级人物，这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而言都是一种羞辱。”31 台湾立法院的打架现象世界闻名，这里面当然少不了黑道人物的影响。例如有名的黑帮老大――“天道盟”精神领袖、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的罗福助就最有名的活跃人物之一，多次打伤别人。尤其是2001年3月，他在立法院殴伤女性立委李庆安一事最为轰动，因为过去打架都是男性立委之间的事，现在居然对一个弱女子如此大打出手，致使全台舆论为之哗然。为了平息众怒，立法院纪律委员会象征性给他以停权半年的处分。不料在此期间，因立法院中有人对他不恭，停权中的罗福助怒气冲冲地冲进立法院，咆哮公堂：

“猫不在，老鼠就作怪”、“你们哪有本事叫我停权”、“我今天不来，你们还在吵”、“我罗福助是什么角色，你们不是不知道”、“二百多个立委，那个有我这样的气魄？”32

其气焰之嚣张，真是令人咋舌。尤有甚者，这样一个过去被警方数度列为“严打”对象，并曾一度入狱的人物却在立法院内呼风唤雨，竟然还曾当上了立法院司法会议的召集人，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33 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有理由要问，黑金政治究竟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本文拟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主要是由政党或政客为了选举而操纵黑道组织参与政治；而后一阶段则是由黑道人物自己出马登上政治舞台。前一阶段延续得较长，从蒋经国时代直到现代都存在；而后一阶段则是九十年代才出现的现象，但在近些年有愈来愈多的趋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认为，台湾的黑金泛滥现象是民主化转型后出现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台湾学者赵永茂将黑道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社会性帮会（1945-1960）；中期为经济型帮会（1961- 1975）；然后就是现今的政治性帮会（1976-）。34 可以看到，他将黑道发展为政治性帮会的阶段的起始点划在了蒋经国时期的1976年，而这一时期如前面所指出的，正是台湾国民党政权由于在内外合法性都遭遇危机，社会控制力不断减弱的阶段。由此可见，早在蒋经国时代后期，这一问题就已非常严重了，而并不是由民主化所引起的（具体例子下面会提到）。把黑金问题当作民主化所带来的后果，或作为反对实行民主的证据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民主化时期由于社会自由度的增大，这一现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另外由于人们有了言论自由，也能够将这一问题更充分地曝光。在此，需要将黑金政治的缘起作一更具体的追溯，以正本清源。

与台湾省籍矛盾相应的，在解严之前，台湾黑社会的组成、以及作为移入政权的国民党政府与本省的地方势力同黑道挂钩的模式也有所不同。比较简单的来说，就是台湾本省人的黑道组织多为地域性的，他们组织规模较小，其成员也是从所住区域附近招收的，而不愿招收不属于其社区的成员。35 而外省人的黑社会组织却可以组成更大的帮派，这些帮派没有固定的地盘，从台湾各地都招收成员。而且有事实表明，这些外省帮派成立的最初也是和省籍矛盾有关，为了对抗台湾本地人的骚扰，一些外省子弟进行自助，并逐渐演变成帮派。36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和国民党政权本身的态度有没有关系呢？从种种间接的证据来看是有的。在威权时代的黑道组织是受到严格打压的，它们绝大多数都呈现地域性和原子化的特征，无法跨越地区，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跨地发展的帮派却基本上都是外省帮派。而且在解严以前，台湾仅有的两个具有省级规模、且组织良好的帮派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是外省帮派37，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另外，据曾经担任过台湾第一大帮派竹联帮领袖的陈启礼自述，七十年代时他曾一度退出帮会，但是到1980年又复出担任帮主，因为有一些情治机关拜托他为国家“做一点事”：

“如果（党外）政治人物或台湾独立人士要挑起暴动而且聚集地方流氓，我们可以事先得知，以便政府防范。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发展了竹联帮，使它成为台湾第一大帮，实力凌驾任何其他的帮派。”38

陈启礼这次复出以后制造了轰动一时江南案。江南是美籍台湾作家，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因为了里面透露了对蒋氏父子不利的内幕，惹怒了国民党当局。但因为江南居住在美国，奈何不了他，所以派黑帮将他杀害。不料因为江南是美国公民，导致引发为一场国际事件，此事被曝光后，引起极大震动。39 从陈启礼自述可以看到，国民党当局交给他的“任务”是防范本省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在外省人虽然居于统治地位，但却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这一模式显然可以认为是国民党利用黑道参与政治，压制本省人的贯常做法。

而本省人的黑道势力由于较为地方化、原子化的缘故，其参与政治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通过和那些所谓地方势力相结合，参与选举的做法来介入政治。在列宁主义党国统治较为稳固的时期，这一现象还比较罕见，但从七十年代后期起，伴随着威权国家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开始变得比较普遍。台湾学者指出：

“在我们社会中，黑道势力开始快速膨胀，使民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从这个阶段起，开始有一些‘金牛级’的人物出来竞选公职。这些‘金牛级’人物除了本身的利益外，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理想而言。他们为了争取当选，往往一方面花费巨额金钱贿选买票，一方面和黑道势力挂钩，请各角头的弟兄们帮忙拉票，造成金钱和暴力污染选举的现象。”40

从这里可以看出，黑道参与地方政治的最主要形式就是拉票，这一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延续着。对于这一点，黑道人士自己也如是说，“如果不是因为选举，我实在想不出黑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让白道加以运用？”41 地方上的这些人物为何如此热衷选举，以至于不惜和黑金挂钩。这主要还是因为有着巨大的利益在内，特别是在地方建设上，政府官员有着可观的回扣，这也是作为移入政权的国民党拉拢地方派系的重要手段。42 这些现象同时也表明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事实，即台湾所谓地方派系的共同体意识其实是很低的，几乎完全是利益导向的，很少有想要真心服务本地的政治理想。这也是国民党准列宁主义政权对社会严密控制，造成社会基层原子化，而同时自身又在七十年末以后日益削弱所导致的。

前面业已提到了，国民党这一时期尝试了用本党所培养的“青年才俊”取代这些地方势力，以优化政治的努力。虽然这一努力进行得不尽人意，但作为政权掌控者的蒋经国仍有能力操控局面，假以足够时日，能够有所成或也未可知。或许蒋经国本人在晚年一手推动政治转型时，会有相关的考虑的。但是，由于这位政治强人的突然去世，这一切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了。强人离去之后的国民党，由于无人再有凌驾一切的威望和权力，已不可能称心地操控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而更重要的是，强人在去世之前已经开放了党禁，这就使得台湾进入了急剧转型的单行道。台湾在转型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西方世界也并非全然没有遇到过，但是将这些问题在短期间内以突然性的姿态爆炸开来，其后果确实是破坏性的。黑金政治的极深入演化即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由于强人猝逝而被拖入突然性巨变的国民党，在此时面临着内外的双重挑战。在内部是出现了派系之争，这些争端导致国民党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先后产生几次大分裂；而外部则有民进党这样新兴政党的民粹式挑战。在这种激烈的内外挑战之下，国民党居然能够实现由支配性政党到竞争性政党的转型，并在选举中站稳脚跟，这被许多人都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奇迹。43 对比一下苏联、东欧各地，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在转型之后全都垮台，可知的确不简单。国民党在转型时代为了能够继续保住执政地位，可谓是绞尽了脑汁，甚至到了为得选票而不择手段的地步，黑金政治的出现即是其后果。不过如前面所指出的，以黑金来拉票是蒋经国时代业已存在的现象，并非李登辉时期的发明，不过在这一时期，黑金动员的广度与公开化程度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当然，使用黑金来拉票毕竟属于下策，对政党形象肯定会造成长远的损害，而国民党动用这一手段委实也有其苦衷。

首先是国民党内出现的派系之争动摇了它旧的选票基础。在准列宁主义党国时代，“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的组织原则。44 但是随着解严和党禁开放，既然党外无党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加上最能使组织原则有效的强人已经去世，国民党自身的体制也无法不变化。在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派系之争，而初期的主要表现又为关于本土化路线的分歧。蒋经国时代的本土化路线，虽然在派系替代上并不成功，但是绝非全无成效。国民党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是外省人占压倒多数的政党，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本省人已经占据大多数了。45 这样，随着蒋经国去世后第一位本省人总统李登辉的上台，本土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情节加上派系斗争，导致了九十年代初国民党内外省籍精英为主的“非主流派”的出走和新党的成立。新党分走了相当一部分外省人的选票，使得国民党过去经由特种党部所建立起来的的“铁票”基础出现了动摇。46

尽管外省支持者的忠诚度出现了一定的转移，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不可能改变，因为本省人的选票毕竟占了大多数。但是国民党在通过本土化路线来加强其动员能力的意图进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推行本土化政策后，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化程度不降反升。47 也就是说，它的政治集中动员能力不但没有提高，还下降了。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正是由于台湾基层社会的原子化状况所造成的，是国民党过去的统治造成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社会转型的突然来临，使得它没有充分时间来因应和调整。有一个具体现象是可以充分说明这点的。“解严后地方派系虽屡屡有串联动作，但主要运作范围仍在地方；国会内部虽有派系出身的议员组成次级团体，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极有限。”48 结果我们看到，国民党为自己过去的成功而尝到了现在的苦果。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国民党为了能继续握有权力，被迫向黑金靠拢。而像如竹联帮这样过去就和国民党有瓜葛的黑道组织，自然也就成为其竞选机器的一部分。另外国民党也可以利用其执政的资源优势来拉拢其他帮派，如前述罗福助就一直非常卖力地为国民党服务。在“胜选就是一切”的压力驱使下，只要这些人物能够认同国民党，而且有能力得以当选或帮助别人当选，国民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位国民党总部的官员明确地这样说：

“我们有自己的顾虑，我们也不想提名任何有黑道背景的人。然而假使我们提名一位形象清新却没有公众支持者的候选人，结果如何？那就是为何我们必须先评估这个人有无胜选的把握，先不去管他的犯罪记录。……我们知道如何去操作、如何去实行确保赢得各种地方选举的手法，所以才能继续在地方上保有强大的影响力。”49

这样说来，是否台湾黑金政治的出现就全是由国民党造成的呢？事实上，许多人都作如是观，这个问题也被公认为是让国民党最后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自然有其根据，如连当时作为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李登辉也为了选举而和黑道分子来往。50 但是这种指责对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公平。在这方面，我们也应当考虑其对手民进党的因素。民进党作为其组成一部分的是以前的地方派系，它们作为蒋经国本土替代政策的反对者而登场，被民进党所招徕。特别是曾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招降纳叛”的作法被公认为是他的拿手好戏。51 这些地方势力前面业已指出了，它们中不少在蒋经国时代就已经和黑金有染，因此这些问题势必也会带入到民进党中来。而更重要的一面还是民进党行动上的的民粹主义性质，经常诉诸街头行动，这在最近几年已经为大家所非常熟悉。在最初时代，这种作法或许不失为一个对抗威权政府的手段，但是黑道卷入的问题从此也就不可避免。尽管民进党过去一再就黑金政治问题指责国民党，但是有许多事实都表明民进党自己也使用这种手法。一些学者指出，过去在竞选中，民进党经常动用黑道分子来骚扰对手的证见发表会、或造势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民进党行为的反应，国民党也被迫动用黑道分子来维持秩序。52

民进党与黑金的关系不仅基层有，高层也有，而且也相当公开。我们可以以陈水扁为例。陈过去当立法委员时，一次在立法院被罗福助诘问，你不是一样也接受我的钱财吗？结果陈水扁无言以对。另一个例子则是陈水扁当了“总统”之后的。在2003年松联帮前帮主王知强父亲的告别仪式上，以及另一位黑帮老大的丧父公祭中，都赫然见到陈水扁致赠的挽联，此外还有吕秀莲和行政院长游锡坤等人的。53 由此也可见民进党卷入黑道的程度也很深。有学者甚至觉得，所谓黑金政治问题不过是民进党制造出来的竞选籍口，“基本上那是酸葡萄心理。在台湾，政治人物、商人及黑道份子都想在公共工程这块大饼中分一杯羹。2000年总统大选前，国民党和地方派系几乎瓜分所有的大饼，民进党连一小部块都抢不到，所以民进党就攻击国民党及地方派系是黑金政治的象征。假如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也会变得和国民党一样。事情就是这么简单。”54 纵观民进当这几年来的表现，特别是2004年大选期间爆出的陈水扁夫人吴淑珍的经济丑闻，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考虑到国民党过去长期为执政党，所以它所负的责任可能还是要多一些。

在台湾选举中，尽管国、民两党在理念上针锋相对，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基层的拉票行为却又有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在基层拉票主要靠的是能不能找到好的桩脚，是关系、面子及利益等因素，而并不是候选人的政见。一位民进党县议员的助理解释，为什么候选人必须依赖桩脚买票：“候选人基本上得依赖桩脚赢得选举，假如你没有桩脚，一定不会当选。选民并不是喜欢特定候选人，而是给桩脚面子。”一位南台湾的资深记者也说，“票通常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特定的桩脚。”55 桩脚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但是其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在选前争夺桩脚就非常关键。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政治市场化的背景之下，投入选举的人数众多，绑桩者众，于是也带动价码节节上升。现在基层的工职竞选动辄就要几千万、甚至几亿，这样的价码已超出了传统派系所负担的能力。结果在饮鸩止渴的情况下，黑道势力被引入了桩脚脚动员系统。轻则要黑道去为绑桩或买票护航，重则人为制造进入选举买票市场的障碍，如请黑道势力以暴力方式阻绝其他候选人进入村庄邻里，使自己能够顺利地进行排他性的买票，以提高买票成功率。56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黑道人物或组织往往自己就是出色的桩脚。在九十年代初，这种情况就已经相当普遍。如在1993年彰化县长的竞选中，一位国民党的候选人因为一再遭到歹徒恐吓，被迫退出竞选。大家由此断定，“大哥不点头，政客也只得乖乖让路。”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