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萨义德：叶芝与非殖民化

当我们阅读像《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和《一九一三年九月》这些诗作(这些伟大诗作是在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起义之后，但仍充满那种风气的时期所写的)，我们不仅感受到对遭“油污的钱箱”或道路和马群的暴力所控制的生活的失望，对“在洞穴里恶斗的鼬鼠”的失望，对所谓“血祭诗”的仪式的失望，而且感受到一种彻底改变旧政治和旧道德风景的新的可怕的美。叶芝像所有非殖民化诗人一样，努力要宣告一个想象的或理想的社会的轮廓，这个社会具体表现在它不仅意识到它自己，而且意识到它的敌人。“想象的社会”用在这里是恰当的，只要我们不连带接受贝内迪特•安德森错误的直线式划分。在非殖民化的文化言说中，散播着大量的语言、历史、形式。一如巴巴拉•哈洛在《抵抗文学》中所表明的，在各种各样的体裁中(精神自传、抗议诗篇、狱中回忆、有关驱邪解救的教渝戏剧)，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不得不被人民及其领袖制造和再制造出来的主题，这就是时间的不稳定。叶芝在记述他的大循环时出现的各种转移，就有这种不稳定，他诗中那种介于通俗及正式讲话、民间故事与学术性写作之间轻而易举的结合也表明这点。T.S.艾略特所说的时间那种“骗人的历史、构想出来的走廊”——转错弯、重叠、无意义的重复、偶尔光荣的时刻——所造成的不安，给叶芝和所有非殖民化诗人和文人(泰戈尔、桑戈尔、塞泽尔)提供了严厉的尚武声调、英雄主义和持续不断的“兽性地面上无法控制的神秘”。于是乎，这位作家从他的民族环境中升起，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巴勃罗•聂鲁达在回忆录第一卷讲到一九三七年在马德里举行的保卫共和国的作家大会。邀请信发出之后，“宝贵的复信从四面八方涌至。其中一封是爱尔兰民族诗人叶芝寄来的；另一封是瑞典著名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寄来的。他们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不适合到像马德里这样一座遭炸弹持续轰炸的被围困的城市来，但是他们都支持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就像聂鲁达可以一点不困难地把自己视为一位既处理智利的内部殖民主义又处理整个拉美的外部帝国主义一样，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把叶芝视为一位其意义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性的爱尔兰的诗人。聂鲁达把叶芝视为一位在爱尔兰反对暴政的战争中代表了爱尔兰民族的民族诗人，并且，按聂鲁达的记述，叶芝对那次明白无误的反法西斯号召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尽管他具有经常被提及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倾向。
　　
聂鲁达一九六二年的诗集《完全授权》(我用的是阿利斯泰尔•里德的英译本)有一首已获得应有的名气的诗《小镇》。聂鲁达这首诗与叶芝的《渔夫》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吃惊，因为两首诗的中心人物都是人民中一位默默无闻的男子，他的力量和孤独也正是对于人民的一种无声表达；正是这种特质触动诗人写作。
　　
　　叶芝：
　　　　
　　　　已经很久了，自从我开始
　　　　把一双眼睛集中于
　　　　这个智慧而简单的男人。
　　　　整天我凝视那张脸
　　　　寻找我希望可以用来
　　　　写我自己的种族
　　　　和现实的东西。
　　
　　聂鲁达：
　　
　　　　我知道那个男人，而当我可以，
　　　　当我头上仍有一双眼睛，
　　　　当我喉咙里仍有一个声音，
　　　　我就会在坟墓中寻找他并抓住他那双
　　　　仍未变成尘土的手臂跟他说...
　　　　“一切都会过去，你还会活着。
　　　　你给生命点火。”
　　　　你创造属于你的东西。
　　　　因此当我仿佛寂寞又不寂寞
　　　　请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
　　　　我并非没有友伴，我为全体说话。
　　　　有些人听到我却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歌唱的人，我知道的人
　　　　仍继续在诞生并将溢满这个世界。
　　
　　这种诗意的呼唤是从人民与诗人之间达成的契约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两位诗人似乎都在一首具体的诗的祈祷中，获得了普通而沉默的民众所提供的那种力量。
　　
这种联系还没有完结，因为聂鲁达继续(在《诗人的责任》中)宣称“通过我，自由和大海/将高声回答裹着尸衣的心”，叶芝则在《塔》中谈到派出想象力去“从废墟或从古树中/召唤形象和记忆”。鉴于这类具有规劝性和广泛性的协议是在宗主权的阴影下宣示的，我们也许应把它们与法农在《世上的受苦人》中令人难忘的有关解放的叙述联系起来。鉴于殖民地制度的各种部门、分割把殖民地人民冻结成束缚成死气沉沉的冬眠状态，“一些新出路……为殖民地人民的暴力提供了目标。”法农详细说明了权利的申诉、言论自由的呼声和工会的要求；后来，一个由大批城市穷人、浪流者、罪犯和落魄者组织起来的激进分子所形成的革命阶级汇集到农村，在那里逐渐建立起武装活跃分子的基层队伍，然后返回城市酝酿叛乱，于是乎一部崭新的历史亦告揭开。
　　
法农著作的非凡力量在于，相对于殖民政权的公开力量，它是以隐蔽的反叙述面目出现的。在法农那目的论式的叙述中，前者是肯定要失败的。法农与叶芝之间的区别在于，法农那种有关反帝非殖民化的理论的甚或形而上的叙述，由头至尾都具有解放的重音和转音：这绝不仅仅是本土的反应性防御，因本土的反应性防御的主要问题(一如索因卡分析的)是委婉地接受并且不会超出欧洲与非欧洲这一基本对立。法农的言说方式是预期中的胜利即解放的言说方式，而解放是非殖民化的第二个阶段。对比之下，叶芝的早期作品含有民族主义音符，并且站在无法跨越的门槛上，尽管他设定了一条与聂鲁达和达尔维什等非殖民化诗人相同的轨道；他自己无法走完这条轨道，尽管他们也许会比他走得更远些。我们至少应承认他在诗中隐约勾勒出解放者的轮廓和乌托邦革命论，这些特征都被他后来的反动政治观遮蔽掉甚至抵消掉了。
　　
近年叶芝经常被说成是一位其诗歌对过分的民族主义表示警惕的人。例如加里•西克那本关于卡特政府处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伊朗人质危机的书(《彻底失败》)就未加注明地引用他，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纽约时报》驻贝鲁特记者、已故的詹姆斯•马克汉在一篇关于一九七六年黎巴嫩内战触发的文章中也引用《第二次降临》一诗中相同的片段。“一切都已崩溃；中心再也维系不住”是其中一句。另一句是“高尚者皆缺乏信念，而卑鄙者/又都充满狂热的激情”。西克和马克汉的书和文章都表达了美国开明派人士对曾遭西方力量遏制的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的忧虑。他们引用叶芝是带有恐吓性的：别乱来，否则你们必定陷入无法自拔的狂热。至于在如火如荼的殖民局势中被殖民者何以能够维系其中心，西克和马克汉都没有告诉我们，但他们假定叶芝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反对内战的无政府状态。仿佛他们两人都未曾想到，首先要把这种混乱归还给殖民主义的干预——而这正是钦努阿•阿契贝在其一九五九年的小说巨著《瓦解》里所做到的。
　　
关键在于，当叶芝想象及处理这一刻的时候，也正是他最强有力的时候。记住这点是很有帮助的，即叶芝全部诗歌作品弥漫的“英-爱冲突”乃是一个“二十世纪解放战争的模式”。他最伟大的非殖民化作品都关涉到暴力的诞生，或转变的剧烈诞生，例如在《丽达与天鹅》中，即同时性的耀眼闪光在他的殖民地视野里呈现的那些瞬间——丽达的被奸，以及伴随而来的问题：“她可曾借用他的力量攫取他的知识/在那冷漠的喙将她放下之前?”叶芝把自己置于那个重要关头，其转变的暴力程度是毋须赘言的，但其暴力的结果却需乞求于必要的理由，尽管那理由未必都是充足的。在构成《塔》(一九二八)的高潮的诗中，他最伟大的主题是如何把殖民冲突那不可避免的暴力与进行中的民族斗争的日常政治调和起来，以及如何把冲突中的各方力量与理性、信念、组织的言说和诗歌的要求结合起来。叶芝预见到，在某个时刻只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运用政治和理性的策略，这就我所知，是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所作的首次重要宣布，宣布需要在暴力与紧迫的政治和组织进程之间取得平衡。法农断言，解放是不能仅仅靠夺取权力来完成的(尽管“最聪明的人也以某种/暴力方式变得日益紧张”)，这一断言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提出的。对于完成非殖民地化以后，如何过渡到一个新政治秩序占道德支配权的时期，叶芝和法农都没能提出一个处方，而这，也正是今天千千万万人所遇到的困难。令人惊讶的是，爱尔兰解放的问题不仅比其他类似的斗争持续得更长，而且往往不是被当成一个帝国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被理解成英国宗主权范围内的一种越轨行为。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自斯潘塞在一五九六年出版有关爱尔兰的小册子以来，英国和欧洲思想的整个传统就一直把爱尔兰人视为一个不同的、卑下的种族，经常是无可救治的野蛮人，并且往往是无法无天和原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在过去至少二百年来都具有内部自相残杀的特征，其中涉及土地问题、教会、各党派性质和各领导人；但是整个运动的主流是试图重获对土地的控制权，用一九一六年创建爱尔兰共和国的宣言的说法，在这块土地上，“爱尔兰人民对爱尔兰的拥有权和对爱尔兰命运的自由掌握权，是至高无上和不能废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