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萨义德：叶芝与非殖民化

让我列举三个例子，以说明帝国主义那双复杂而又坚定的地理上的死亡之手是怎样从普遍摸向个别的。最普遍的例子可见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最近的研究专著《生态帝国主义》。克罗斯比说，欧洲人无论去到哪里，都立即改变当地习俗；他们有清醒的目标，就是要把各地领土转变成他们故国的形象。这个过程是永无休止的，数目庞大的植物、动物、谷物和农业、建筑方法入侵殖民地，逐渐把殖民地变成新的地方，并以带给被征服的本土居民新疾病、环境失衡和痛苦的混乱告终。生态的改变还带来政治制度的改变。在后来的民族主义诗人和预言家眼中，这使人民疏离了他们真实的传统、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很多创造出来的神话都是以这些民族主义版本来讲述帝国主义如何异化土地的，但是我们不应怀疑这些实际改变造成的幅度。
　　
第二个例子是把长期侵占的领土合理化，一般来说是寻求把土地变得有利可图，同时把土地与外来法规连成一体。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在《不平衡的发展》一书中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公式，说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如何制造了一种独特的自然和空间，这是十片不公平地开发的风景，它把贫与富、工业的城市化与农业的萎缩统合起来。这一过程的顶点是帝国主义，它支配、分类和全面修改宗主国中心庇护下的所有空间。它在文化上的对等物则是商业地理，其观点(例如在麦金德和齐索尔姆的著作中)是把帝国主义合理化成“自然的”丰饶或不丰饶的结果，可利用的海上航线的结果，永远有区别的地带、领土、气候和民族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就是如此完成的，它是“根据领土分工来区分民族空间”。
　　
继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之后，史密斯把这个在科学上是“自然的”世界的产物称为第二自然。在反帝想象力看来，我们周围的家乡的空间已遭外来者以他们的目的篡夺和占用。因此就有必要找出、绘制、发明或发现一种第三自然，它既不是太古的，也不是史前的(“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亡和失”，叶芝说)，而是来自对现在的剥夺。这种推动力是绘图学的，其最瞩目的例子包括叶芝收于《玫瑰》诗集中的早期诗、聂鲁达众多描绘智利风景的诗、塞泽尔关于安的列斯群岛、费兹关于巴基斯坦以及达尔维什关于巴勒斯坦的诗：
　　
　　　　为我恢复面孔的颜色
　　　　和身体的温暖
　　　　心和眼的光，
　　　　面包的盐和土地……祖国。
　　
　　但是——第三个例子——殖民空间必须有足量的改变，在帝国的眼中才不致于像是外国的。比英国的其他殖民地更甚的是，英国的爱尔兰受到无数次的变形，这些变形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殖民计划，其高潮是通过一八○一年的《统一法案》来取得实质上的合并。之后又有一八二四年下达的“爱尔兰地形测量”，其目棕是把地名英国化，把土地重新划分，以便进行财产评估(以及进一步以有利于英国或“庄园主的”家族的方式征用土地)，并永久征服爱尔兰人民。这次测量几乎完全是由英国人来进行的，一如玛丽•哈默极有说服力地指出的，它对于“把爱尔兰人定义为无能力的(以及)......压抑(他们的)民族成就具有直接的影响”。布赖恩•弗里尔的一出最有力量的戏《译本》(一九八○)讲的便是“地形测量”对本土居民的破坏性影响。“在这样的过程中”，哈默继续说，“殖民地一般都是(假设为)消极的和被代言的，不能控制它自己的表现，而是被根据霸权动力加以表现，从而被建构成一个稳定和统一的实体。”爱尔兰如此，孟加拉如此，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也如此。
　　
抵抗文化的首要任务即是重新收回、重新命名和重新居住土地。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进一步的主张、收复和认同；它们都颇为确实地建立在这一诗意地设计出来的基础上。寻找真实性，寻找比由殖民历史所提供的更协调的民族根源，寻找英雄和(偶然的)女英雄、神话、宗教的新万神殿，所有这些，也都是因为一种对于重新被人民占据的土地的意识而得以实现的。随着这些非殖民化身份的民族主义勾画而来的，永远是一种几乎受神迹启示的、类似炼金术的对本土语言的再发展。
　　
叶芝在这点上特别有趣。他与加勒比海作家和某些非洲作家一样遇到与殖民霸主共用一种语言的困境；当然他在很多重要方面还属于新教优势派，其对爱尔兰的效忠婉转地说如果不是颇为自相矛盾的，也是混淆不清的。叶芝从早期带有凯尔特成见和主题的盖尔语主义，到后期见之于《我是你的主人》等有规划的诗和论文《幻象》中的系统性神话学，其中存在着颇有逻辑的发展。对叶芝来说，他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语文化遗产支配并授权他成为作家，他知道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叠，这种重叠注定要带来紧张，而我们可以猜测，正是这种迫切的政治和世俗紧张所造成的压力导致他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即非政治的层面上解决它。他在《幻象》中所创造的极其怪异和美学化的历史和后期那些近乎宗教的诗，正是把这种紧张提升至一个超乎世俗化的水平，仿佛爱尔兰已在一个高于地面的层面上被取而代之。
　　
谢默斯•迪恩在《盖尔语复兴运动》中对叶芝超越尘世的革命思想作出了最有趣和最卓越的阐述。他认为，叶芝早期创造的爱尔兰“"顺从于他的想象力……而他以找到一个与之对抗的爱尔兰告终”。每当叶芝试图把他的神秘学观点与实际的爱尔兰调和起来——例如在《雕像》一诗中——结果一如迪恩正确指出的，总是很勉强。因为叶芝的爱尔兰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叶芝可以利用爱尔兰的落后作为爱尔兰重返精神理想的来源，这种重返是极端动荡和备受干扰的，那些精神理想在过分发达的现代欧洲曾一度丧失。更有甚者，在像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起义这样戏剧性的现实中，叶芝看到一个无穷尽地、最终也许是无意义地一再出现的循环的断裂，一如库丘林那显然是无休止的苦难所象征的。迪恩认为，在叶芝看来，爱尔兰民族身份的诞生碰巧遇上了该循环的断裂，尽管这件事也在叶芝身上凸显出并加强了一种具有爱尔兰民族特点的英国殖民主义态度。由是之故，迪恩犀利地指出，叶芝回到神秘主义和求助于法西斯主义，正好突出了例如可以在V.S.奈保尔对印度的描写中找到的殖民地困境，即一种文化周其本身和因有一种“英语性”的感情而感激母国，却又转身投向那个殖民地：“鉴于两个海岛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这种对民族标志的寻找也就变成具有殖民性质。这种寻找最丰富的例证都在叶芝的诗里。”诚如迪恩所言，叶芝执拗的神秘主义和不连贯性所表现的非但不是一种过时的民族主义，而且还体现出一种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诗人坚称“爱尔兰保持清醒的形而上诘问，以此维护它的文化”。在一个思想和反省已被资本主义粗暴的拉力撕走的世界，一位诗人还能够奋起把永恒感和死亡感注入意识里，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反叛者，一个人物，他的殖民地弱势促使他用消极的态度来解理他的社会和“文明化的”现代性。
　　
对叶芝的窘境作这种颇为阿多诺式的阐述，当然有强大的吸引力。然而，鉴于它老想把叶芝理解成无情的政治解读所可能表明的更英勇的人，并通过把他那些令人难以接受和令人生厌的反动政治观——他不加掩饰的法西斯主义，他对古老家园和家庭的迷恋，他前后不连贯的走入歧途的神秘主义——统统变成阿多诺“消极辩证法”的一个范例而加以原谅，这种吸引力也许已受到削弱。作为对迪恩的结论的小小纠正，我们也许应该更准确地把叶芝视为一个因殖民地的遭遇而到处涌现的本土主义现象(例如“黑质”运动)的突出例子。
　　
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物质上和地理上的联系确实比英国与印度或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但是在所有情况下，帝国主义关系始终存在着。爱尔兰人民再也不可能是英国人，一如柬埔寨人或阿尔及利亚人再也不可能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似乎永远存在于每一种殖民关系中，因为帝国主义的首要原则即是应永久保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截然分明的等级区别，不管后者是不是白人。可是本土主义却加强这种区别，即使在重新评价较弱的或言听计从的一方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重新评价往往导致对摆脱了世俗时间的本土的过去、历史或实际情况作出引人入胜但往往是煽动性的论断。我们可以在桑戈尔的“黑质”或在塔法里教运动中，或在贾维主义者提倡美国黑人重返非洲的方案中，或在对殖民前各种洁净的伊斯兰本质的再发现中，看到这种取向。
　　
即使我们撇开经常可在本土主义中(例如在贾拉勒•阿里•艾哈迈德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西方毒》这本指责西方是世界大部分罪恶之源的极有影响力的伊朗小册子中)看到的巨大怨恨不谈，也仍然有两个理由去拒绝、至少是去重新检视本土主义取向。迪恩说，本土主义虽然是不连贯的，但就其对政治和历史的否定而言，却也是勇敢革命的。这在我看来，似乎是过于一厢情愿地陷入本土主义立场，仿佛本土主义是一种抵抗性的、非殖民化的民族主义的唯一选择似的。但是我们掌握了它的恶果的证据：接受本土主义就是接受帝国主义的种种后果，接受帝国主义所强加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分裂。舍这个历史的世界而取那些形而上学的本质论，例如“黑质”、爱尔兰性、伊斯兰和天主教，等于是舍历史而取本质主义，而本质主义足以使人类互相为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对俗世的舍弃往往导致某种形式的太平盛世论，如果该运动具有一定的大众基础的话；或降格成小规模的个人疯癫状态；或沦为难以想象的不可接受的陈规、神话、仇恨和帝国主义所鼓励的各种传统思想。任何人毋须提醒也知道这类方案绝不是那些伟大的抵抗运动所想象的目标。
　　
要在分析方法上更好把握这点，一个有效的途径是看一看沃•索因卡在非洲的背景下就同一个问题所作的分析，即在他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对“黑质”运动所作的尖刻批评。索因卡指出，“黑质”概念属于一种对立(欧洲人对非洲人)中居于次位的、自卑的术语，它“接受欧洲意识形态对抗的辩证结构，但是恰恰又将其种族主义诡辩照搬过来”。故此欧洲人是分析型的，非洲人则“不具备分析型思想的能力。所以非洲人不是高度发达的”，而欧洲人则是。结果，索因卡认为：
　　
“黑质”使它自己陷入原本是防御性的角色中，尽管它的腔调是斗争的，它的句法是夸张的，它的策略是侵略性的……“黑质”依旧停留在欧洲中心论知识分子对人及其社会所作分析的预设体系内，并试图以那些外部化术语来重新界定非洲人及其社会。
　　
我们感觉到了索因卡本人所明确表达的那种悖论，也即(他想到法农)崇拜黑人就像憎恶黑人一样，是“病态”的。虽然要避免本土主义身份早期那种斗争的、武断的阶段是不可能的——它们总是发生：叶芝早期诗歌不只是关于爱尔兰的，而且是关于爱尔兰性的，但是要超越它们，要避免继续陷入对自己的身份大加赞美这一自我陶醉的感情，并非不可能。首先，发现一个并非建构于各种敌对本质之上的世界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其次，存在着一种博爱的可能性，它既没有受限制，又没有威胁性，它相信，那种认为所有民族只有一种身份——所有爱尔兰人都是爱尔兰人，所有印度人都是印度人，所有非洲人都是非洲人，如此等等——的看法是令人厌恶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超越本土主义并不意味着舍弃民族性，而是意味着认为本地身份不是彻底的，因此也就不急于把自己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内，夸夸其谈自己的属性，构筑沙文主义和有限的安全感。
　　
民族性，民族主义，本土主义：这种建增，我相信是越来越不自然的；在诸如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群体的英雄式抵抗是部分地在殖民力量的削弱中形成的，并导致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长期武装冲突和文化冲突，反过来又让位给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然后，就阿尔及利亚而言，又有一个绝不妥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肯尼亚虚弱的莫伊专制主义政权绝不能说是“茅茅”起义解放潮流的完满结束。这里没有社会意识的转变，而只有到处被复制的可怖的权力病状，例如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扎伊尔、摩洛哥、伊朗。
　　
在任何情况下，本土主义都不是唯一的选择。一种以更宽容和更多元的视野看世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一视野里，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迟缓地行进(我们时代北南尖锐的对立即是其中之一)，统治的关系仍然继续着，但是解放的机会仍然存在。虽然在叶芝晚年有了一个“爱尔兰自由国”，但他事实上部分地属于这第二种运动；他持续的反英情绪和他晚年的无政府主义的不安的诗歌所表现的喜怒哀乐就可以证明这点。在这个阶段，解放(而非民族独立)就是新的选择。按法农的观点，这种解放就其本质而言包含了一种社会意识的转变，它是超越民族意识的。
　　
从这一角度看，则叶芝在二十年代期间滑人不连贯和神秘主义，他对政治的拒绝，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或意大利或南美式的极权主义)的傲慢的又往往极具魅力的信奉，就不应被原谅，不应被过于匆促地和未加分辨地归入消极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颇为轻易地指出并批评叶芝那些难以接受的态度而不必改变我们把叶芝视为一位非殖民化诗人的观点。
　　
这种超越本土主义方式形象化地见诸塞泽尔的《还乡札记》一诗高潮的大转折中，那一刻诗人明白到，在再发现和再体验他的过去之后，在再进入他作为一个黑人的历史的激情、恐惧和环境之后，在感觉到他的愤怒然后自己把愤怒排出之后，在接受之后——
　　
　　　　我接受……我接受……完全地，没有保留
　　　　我那用牛膝草混着百合花沐浴也不能纯净的种族
　　　　我那布满疤痕的种族
　　　　我那熟葡萄般供醉汉双脚践踏的种族
　　
　　——在这一切之后他突然受到力量和生命“像一头公牛”的袭击，并开始明白到：
　　
　　　　因为人的工作并没有真的完成
　　　　我们在地球上并不是真的无事可做
　　　　我们并不真的是寄生在世界上
　　　　我们追起世界并不是真的够了
　　　　反而是工作才刚刚开始
　　　　人还必须克服所有楔牢在他
　　　　热情深处的禁令并且没有任何种族拥有
　　　　对美、对智慧、对力量的垄断权
　　　　在征服的约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位子
　　　　而我们现在知道太阳环绕
　　　　我们的地球转动并照耀只由我们的意志指定的
　　　　　　　　　那一块土地还知道每颗星在我们无所不能的命令下
　　　　　　　　　从天上掉落。
　　
　　这些段落最瞩目的是像“所有楔牢在他热情深处的禁令”和“太阳……照耀只由我们的意志指定的那一块土地”这样的句子。你不屈服于种族、特定时刻或出身背景强加在你自己身上的种种限制所带来的严酷性和禁令，而是穿过它们，宜达一种生气勃勃的；扩大了的意识，即对于“征服的约会”的意识，它所包含的当然要比你的爱尔兰、你的马提尼克岛、你的巴基斯坦丰富得多。
　　
我并不是想拿塞泽尔来跟叶芝(或迪恩的叶芝)抬杠，而是想把叶芝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非殖民化和抵抗的诗歌，以及与有别于本土主义困境的历史选择更充分地联系起来。因为叶芝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抵抗帝国主义的诗人非常一致的，例如他坚持给他的人民带来新的叙述方式，他对于英国瓜分爱尔兰阴谋的愤怒(以及对于统一的热忱)，他对于带采新秩序的暴力的庆祝和纪念，以及在民族主义环境下纵横交错的效忠与背叛。叶芝与巴涅尔和奥利里、与阿贝剧院、与复活节起义的直接联系，使得他的诗歌具有R．P．布拉克穆尔借用荣格的话所称的“直接经验的可怕含混性”。叶芝在二十年代初的作品与半个世纪之后达尔维什的巴勒斯坦诗歌在参与和含混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例如达尔维什对于暴力、对历史事件势不可当的突然性和吃惊、对与暴力和枪支相反的政治和诗歌的角色(见他的绝妙的扦情诗《玫瑰与词典》)、对跨越最后的边境和飞入最后的天空之后想寻找休息之所：等等的艺术处理。“群山神圣的骑手消失了”，叶芝六十年前说，“我除了苦痛的太阳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