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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读王安石诗《元日》

朱永嘉博客
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

   今天是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天是二〇〇九年的元旦了,但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仍停留在农历的春节。今天是农历的十二月初五日,转眼快到农历的岁末,〇九年农历的岁末除夕在一月二十五日,正旦是在二十六日,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特别是前二项习俗,迄今不衰。在这些习俗的背后,都有大量民间故事或传说作支撑,这些故事源远流长,它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它在我们民族的俗文化中代代相传,长盛不衰。这种习俗得以传承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那是由于家庭始终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细胞。

   为什么要在除夕夜爆竹以除旧呢?记得南朝梁时宗亶在其所撰的《荆楚岁时记》中说: “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其注引《神异经》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噼啪有声,而山臊惊惮。”可见爆竹是为了驱邪。

为什么要旧桃换新符呢?为什么在桃木板上画人像呢?东汉时应劭在《风俗通义》云:“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垒,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縎人,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縣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另外《括地图》亦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荼、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所谓桃符,便是桃木制作木板,上画人像,也就是神荼与郁垒

 这就是所谓桃人,借以捕捉不祥之鬼以食于虎,故古人把桃木看作仙木。《荆楚岁时记》便有‘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传说中桃者是五行中之精,能压服邪气,制百鬼。这些记载反映了百姓们在岁末年初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桃板上所画的神像,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在唐代中后期,门神就改画钟馗捉鬼图了。钟馗是唐初不第的进士,功名不就,触阶而死,天帝命他司捉鬼之事。据说玄宗曾梦见钟馗在宫中捉鬼啖食。醒后命吴道子画钟馗图,

 

与其梦中所见相同。玄宗曾把历年所绘的钟馗图赐群臣,如张说便有《谢赐钟馗画表》可见在唐代中后期钟馗像为门神已相沿成俗了,到了宋代末年,钟馗又被请进中堂,挂在中堂上了,门神又改换成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了。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有病时,秦叔宝奏请与尉迟敬德戎服守卫门户。李世民果然一夜无扰,故太宗命画二人像挂在宫门左右,以驱邪除鬼。这一切反映了民间丰富的想象力。前不久曾在乡间,看到百姓把毛主席画像贴在家门的左右两侧,既求平安,又求财源。这个门神说到底就是群众心目中的保护神,选择什么人作为自己的门神以驱邪除鬼的保护神,这既有传统的影响,也有选择更替的自由,有一点可以肯定:群众不会选贪官污吏来作自己的保护神。当然贪官污吏也有他们的保护神,但是他们决不敢把他贴在大门上,因为那样做不露馅了吗?说实在的让毛泽东做门神,也委屈他了,至少应如钟馗那样升入中堂,如唐玄宗梦中那样,在宫中捉鬼啖食才有趣呢。所谓“新桃换旧符”也就是用新的门神像换下旧的门神像吧。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什么改朝换代之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过去有人这样说,那他的想象力也完全超乎常规了。

   关于屠苏酒,也有多种说法,晋人董勋在《问礼俗》一书中说到民俗饮屠苏酒的次序:“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至于为什么要饮屠苏酒呢?《广韵》的解释是“屠苏酒元日饮之,可除瘟气,屠者屠绝鬼气,苏者苏醒人魂。”时间稍晚的《四时纂要》则称:“屠苏孙思邈所居庵名,一云以其能辟魅,故云屠割也。今医方集众药为之,除夕以浸酒,悬于井中,元日取之,自少至长,东面而饮,取其滓,以绛囊盛,挂于门桁之上,主辟瘟疫。”至于屠苏酒的配方,据原《本草纲目》称,“屠苏酒华佗方也。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造法用赤木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拨契五钱,蜀椒、桔梗、人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头十四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这个习俗如今很少见到了,然而在文人的诗文中,则屡见不鲜。若洪迈《容斋随笔》之《岁旦饮酒》条,就载录了不少诗句,若白居易的《新岁赠梦得诗》有“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之问,因二人是同年生,故有此问,刘梦得的《元日乐天过因举酒为贺》则有“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之答。白居易早年在杭州还有《岁假内命酒》诗,便有“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早年赏识白居易诗才的顾况也有“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句。此外梅尧臣的《岁旦诗》便有“屠苏先尚幼,綵胜又宜春。”

   再说王安石《元日》这首诗作在元丰年间,他已经在痛失爱子王芳的哀痛中,退居在江宁府了,这时在朝廷执政的是章惇,故此诗“总把新桃换旧符”句实际上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一种失落感,与他在熙宁新政时那股锐气十足的精神状态不同,苏轼比王安石年轻十六岁,他在哲宗元符三年(西元一一OO年)徽宗即位时,遇赦从廉州返常州时,写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极尽凄凉孤寂悲伤之感,其诗云: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忌,霜雪偏寻病客鬚。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最后那句实际上是苏轼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强作精神,希望自己能挣扎着活下去,但是次年他便卒于常州。人们对苏轼的认识,只是对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类词作中,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印象深刻,对他在《江城子·记梦》一词中对妻子深情怀念的柔性印象淡薄,其实眼前这首词更反映了他对个人人生凄凉的感叹,如苏轼这样的文人学士的作品不同时候,不同遭遇下所反映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元的,只有多侧面地去了解一个人的作品及其生活,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一个人的性格和作品。王安石与苏轼两人终年都只有六十六岁。我今年已七十九了。历史上的那些文人学士晚年在诗文的吟唱中提到屠苏酒时,所显示的往往都是对因自己日益衰老而来日苦短的一种哀鸣和感叹,在我读过的所有提到屠苏酒的诗文中,以苏轼这首诗最为沉重,也最有同感。


惠娟:

      春节快到了,送上《读王安石诗﹤元日﹥》一文,你以往对过年是最认真的了,这次我把过年那些习俗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一下。我想你读了会有会心之一笑,今年过年我们会像往年一样先祭祀祖先,也要祭奠于你,元日也会放爆竹,贴门神,借助于这些传统的习俗,只是为了表达一种心情,让它帮助我们好好过一个新年。今年是各种天灾人祸频发的一年,特别是眼前的金融风暴,对我们家也影响颇深,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不那么顺遂。希望来年的日子比今年好。

                                    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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