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萨义德：叶芝与非殖民化

威廉•巴特勒•叶芝现在几乎完全等同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全盛时期和英语现代文学的准则和言说方式。两者都把他视为一位伟大的爱尔兰现代诗人，这位诗人与他的本上传统、与他的时代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及他作为一位在民族主义汹涌澎拜的爱尔兰用英语写作的诗人这一极端复杂的环境，是紧密相连并互相作用的。尽管叶芝在爱尔兰、在英国文化和文学以及在欧洲现代主义中具有不言而喻的并且是(恕我如此说)稳固的地位，但是他也有迷人的另一面：即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明确地表达一个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受苦的民族的经验、志向和复兴之梦。 

从这个角度看，叶芝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属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他的传统，即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世界的传统，这个殖民世界在当时己进入大势所趋的反抗阶段。如果这种解释叶芝的方式使人感到不习惯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指出，他当然也属于他这一文化范畴，即他所凭藉的爱尔兰殖民地身份，这一文化范畴是众多非欧洲地区的共同特色：既有文化依赖又有文化对抗。 

帝国主义全盛时期据说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但在讲英语的领域里，它开始的时间足足提早七百年，诚如安格斯•考尔德那本扣人心弦的著作《革命的帝国》所表明的。爱尔兰在十二世纪五十年代由教皇割让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他本人于一一七一年到爱尔兰去。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爱尔兰就一直有一种奇怪的、牢固的文化态度，认为爱尔兰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一个野蛮和堕落的种族。近来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谢默斯•迪思、尼古拉斯•卡尼、约瑟夫•李尔森和R.N.勒鲍等人--均研究和记述了这段历史，而像爱德蒙•斯潘塞和戴维•休姆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则对上述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 

因此，印度、北非、加勒比海、中南美洲、非洲的很多地区、中国和日本、太平洋群岛、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北美，当然还有爱尔兰，都属于同一群体，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被分别对待的。它们早在一八七○年以前就全部成为当地各种抵抗团体之间或欧洲列强之间争夺的地点；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印度和非洲，这两种斗争早在一八五七年之前，早在十九世纪东欧洲各种讨论非洲的会议之前，就已经同时在进行了。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当然是：无论你希望用什么术语来划分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即欧洲和美洲每个人都相信他或她是在通过拥有一个帝国来为一项高度文明化和商业化事业服务的时期)，帝国主义本身都是一次持续数世纪的海外征服、掠夺和科学探险的过程。对一个印度人或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他们的土地都是受并且早就是受外国势力支配的，无论那个外国是自由的，君主的，还是革命的。但是，现代欧洲帝国主义在构造上是一种与所有早期形式截然不同的海外统治类型。在规模和幅度上的明显不同只是这种不同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期间，拜占庭、罗马、雅典、巴格达、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控制的任何东西确实都不能跟英国和法国在十九世纪期间所控制的领土匹比。更重要的不同首先是欧洲与其占有物之间那种异常而持久的力量悬殊；其次是那种力量无与伦比的有组织统治，影响所及不仅是生活的广大轮廓，还有生活的细节。到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各国经济已开始进入工业转型，英国尤其走在前头；封建的和传统的土地持有结构正在转变；由海外贸易、海军力量和殖民主义者的移民所构成的新的商业主义图案正在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全面进入胜利阶段。所有这些事态使得作为宗主的欧洲进一步取得对海外占有物的优势，建立一种强制性的甚至威吓性的力量的形象。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开始，欧洲和美洲以某种殖民征服方式占据丁地球的大部分面积。 

这是在一系列理由的情况下发生的，由霍布森、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这些在帝国主义最具侵略性阶段期间对它进行批判的人开始的所有系统性研究著作，都把这些理由大部分地归因于经济过程和描述得有点模棱两可的政治过程(在约瑟夫•熊彼得那里，还有心理侵略原因)。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则是：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帝国主义扩张的数十年间，欧洲文化的中心处于一种可称为未受威胁和坚定不移的欧洲中心论的状态下。欧洲中心论积累各种经验、各种领土、各种民族、各种历史；它对它们加以研究，加以分类，加以核实，还有就是考尔德所说的，它使"欧洲商人"获得"庄严地规划"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它通过把它们除劣等人种之外的所有身份逐出文化(而这正是白人基督教欧洲的概念)，来使它们屈从于它。这个文化过程应被视为对帝国主义物质中心起着关键作用的政治经济机器的主要的、有力的、生机勃勃的补助物。这一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无情地编纂和监视一切有关非欧洲的或边缘世界的事情，如此全面和彻底，没有任何东西不被触及，没有任何文化不被研究，没有任何民族和土地不被认领。 

从这些观点看，文艺复兴以降便没有什么显著的演变。如果我们说这些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是进步的社会因素就帝国而言无一例外都是倒退的，那我们会很尴尬，但我们仍然必须大胆说出来。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工人阶级、妇女，这些在西方处于边缘地位的团体的帝国主义热情随着欧美列强之间残酷、无意义甚至无利可图的竞争的加剧而日益炽热和高涨。欧洲中心论渗入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前卫艺术运动的核心，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人不被触及。 

随着帝国主义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各殖民地本身的抵抗力量也日益壮大。就像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有系统地把殖民地汇集到世界市场经济里这一积累活动是由一种赋予帝国以意识形态执照的文化所支持和认可的一样，海外的统治区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抵抗活动本身也是由一种活跃的、极具挑衅性和挑战性的抵抗文化所推动和激励的。这是一种自身拥有完整而强大的悠久传统的文化，而不只是对西方帝国主义作出的迟来的反应。 

考尔德说，在爱尔兰，屠杀盖尔人的意念从一开始就是"皇家军队或获得皇家首肯的组成部分，(被视为)是爱国的、英雄的和公正的"。英国种族优越的意念变得根深蒂固；因此像爱德蒙•斯潘塞这样慈善的诗人和绅士居然在他那本《对爱尔兰现状的看法》(1596)中公然建议说，既然爱尔兰人是野蛮的锡西厄人，那么他们之中大部分便应灭绝。反抗英国人的活动自然很早便已开始，到了十八世纪，在沃尔夫•托恩和格拉顿的领导下，反对力量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有组织，有土话，有法则。考尔德继续说，到十八世、纪中叶，"爱国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加上斯威夫特、戈德史密斯和伯克等人的非凡才智，遂赋予爱尔兰抵抗运动一种完全属于它自己的言说方式。 

很多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是在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但绝非全部。"民族主义"是一个仍然表示各种一致的事物的词，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于鉴别那些拥有共同历史、宗教和语言的民族在抵抗外来帝国的进犯时所汇集的那股强大力量。然而，尽管民族主义的成功使得很多国家和领土摆脱殖民地霸主，民族主义依旧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事业--实际上正是它的成功导致它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当民族主义号召人民走上街头反对白人主子时，民族主义往往是由律师、医生和作家领导的，他们有一部分是由殖民势力构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由殖民势力产生的。这些曾被法农极有预见性地谈论过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专业精英，实际上倾向于以一种崭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最终是剥削性的势力来取代殖民势力；以新的民族术语复制旧的殖民结构。在前殖民地化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国家滋生了埃格巴尔•艾哈迈德所描述的权力病状。此外，民族主义的文化视域都致命地受到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所假设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共同历史的限制。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合作性的投机活动，而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它是(或宣称是)一次教育性的运动；它颇有意识地着手进行现代化、发展、指导和文明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美洲的学校、教堂、大学、学者协会、医院的编年史都写满这一历史，并且这一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具有了所谓建立殖民地区现代化趋势的效果，这与它淡化帝国主义统治诸多严酷方面如出一辙。但是在它的要害之处，它依旧保留着十九世纪本土居民与西方人之间的那道鸿沟。 

例如，那些了不起的殖民学校向一代又一代的本土资产阶级灌输有关历史、科学、文化的重要真理。千千万万的人通过这种学习过程掌握了现代生活的精髓，却仍然屈从于一种不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而是建立在别处的权威。鉴于殖民教育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推行法国和英国的历史，这一种教育同时也就是在贬低本土的历史。因此，尽管在多年生产合作时期本土居民与"白人"之间发展出各种亲和关系，但是一个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总是成为"理性"的远方仓库。乔伊斯的史蒂芬•德达卢斯面对他的英语指导老师的例子，就是一个以非凡能力发现这些事实的著名例子： 
 
我们所讲的语言首先是他的语言然后才是我的语言。在他口中和我口中，"家"、"基督"、"麦芽酒"、"主人"这些词是多么不同！我阅读或书写这些词，灵魂不能不骚动不安。他的语言是如此熟悉又陌生，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学来的言语。我没有创造或接受它的词。我的声音无法接近它们。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下犯愁。 
 
像爱尔兰、印度和埃及的民族主义，是在民族主义政党例如新芬党、国大党和华夫脱党为本土权利和独立而作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类似的过程也出现于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尼雷尔、恩克鲁玛、万隆的万神殿以其受苦和伟大而盛极一时，皆因民族主义动力的缘故，这一动力在文化上则体现于这些伟大的民族主义者那些富于启发意义的自传、教育手册和哲学-沉思著作中。在古典民族主义中，到处都可以看见一种明显不过的父权制模型，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更不要说民主自由了)的姗姗来迟和备受歪曲至今仍可以觉察得到。一些重要著作，例如帕尼卡尔的《亚洲与西方统治》、乔治•安．东尼厄斯的《阿拉伯的觉醒》和爱尔兰复兴运动的各种著作也都是脱胎自古典民族主义。 

在民族主义复兴的内部，爱尔兰和其他地方都有两种不同的政治运动，各有自己富于想象力的文化，如果没有前一种，后一种就难以想象。第一种运动明确地意识到欧洲和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思考性的意识运动，它促使正在一步步通过非殖民化迈向独立的非洲、加勒比海、爱尔兰、拉丁美洲或亚洲平民宣布结束欧洲文化所宣称的有权指导非欧洲或非大陆人的说法。托马斯•霍奇金指出，这件事通常首先是由"先知和祭师"来做的，这些人包括诗人和预言家，这种运动也许就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原始反叛"。第二种是比较公开的解放运动，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宗主国活动在各殖民地区的戏剧性拖延过程中，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越南、巴勒斯坦、爱尔兰、几内亚、古巴。无论是在印度的宪法中，或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洲主义的声明中，还是在排他主义的形式，例如皮尔斯的盖尔语或桑戈尔的"黑质"运动中，传统民族主义都既暴露出不足，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只是作为第一步。在这种悖论中产生出解放的想法，这是一个新的后民族主义主题，譬如说，它早已隐约见之于康诺利、贾维、马蒂、马里亚特吉、卡布拉尔、和杜波伊斯的著作中，但是这个主题需要注入有推进力的理论，甚至需要注入武装的、反抗的战斗精神，才可以清楚而无误地凸显出来。 

让我们来小心检视第一种运动，即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如果有什么可以强烈地分别出反帝想象力的话，那就是其中地理性因素的优越性。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地理性的暴力行为，通过它，世界上每个空间实质上都受到勘测、绘成地图，最后受到控制。对于本土居民来说，殖民奴役的历史是从本土丧失给外来者开始的，因此必须寻找或以某种方式恢复它的地理身份。由于外来殖民者的存在，土地首先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够收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