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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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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农业集体化是一场改变几千年农业传统经营方式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和重建乡村社会结构的宏大社会实验与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广大的乡村女性在这一社会变革中不仅成为重要的动员对象,也同时作为重要的主体参与其中。着眼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过程,妇女,不仅是这一宏大社会革命中的生力军,而且是这一革命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阶级压迫终结、进而是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李银河,1997,81-84)毛泽东在1926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的论断(毛泽东,1968,31),进而指出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而这一论述亦成为发动广大妇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并在其中争取自身解放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既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妇女都是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和重要动力,她们当然也应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然而,在正式的历史和革命史记述中,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记忆和讲述却往往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成为一种历史中视而不见的缺失,她们没有历史,或者至多只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历史。

  本研究作为“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j的组成部分,试图以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女性生活作为分析对象,由此探讨这一革命性变迁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在陕北骥村进行的女性生活史调查,其主要方式是倾听和记录当地女性对该时段经历的讲述、解释和评价。在“口述史”项目的调查和研究中,我们深感对女性的访谈的困难,面对提问她们经常的回答是“不晓得”和“忘记了”(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是我们的问题有问题——提问内容和方式不对);或者直接让我们去问男人,因为那个时候是“男人当家”或“老人(男性长辈)当家”。我们深知在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中女性的讲述又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女性的记忆和讲述就成为研究过程中经常的困境。本文将汲取以往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力图在搜集女性能够讲述也愿意讲述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对记录和分析这一时段女性生活的历史作一探索性尝试。

  本文的另一契机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有关: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两个基本方式是“参与观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以往研究者通常认为“所见”的信度高于“所闻”;但一些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的调查中,“眼见为实”并不全然和总是有效。这一方面是由于实践活动和过程的许多方面是无法直接观察的,例如没有一个商人会把一个民族志工作者带到他与官员密谈的餐桌上去,他们之间的交换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听到当事人讲述的故事(Liu, 2002, ⅸ--xiv)。再如,作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经典之作《妮萨》的作者曾这样陈述自己的研究:“在田野的最初数月中,我能够看到人们的相互依靠是多么地紧密,但是我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感受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生活的。我需要那些无法被观察到的信息,我需要!Kung人开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我询问那些妇女,作为一个女人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她们的生活中什么事情是重要的”(Shostak, 1981, 5-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这种从所见到所闻的关注、从观察到倾听的倾斜不仅缘于调查条件的限制,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理论关怀相联系,它将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根本特性之一”,对叙述的研究,“将民族志描写的重点从一群人的实际经历转向对他们所讲述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释。通过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会”。进而这种转变也带来方法论上从民族志观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转变。(Liu, 2002, ⅸ--xiv)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通过骥村女性的讲述,记录和分析她们在集体化过程中的经历和记忆,以及这些记忆所表达的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与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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