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邓聿文：中国黑社会何以沉碴泛起

重庆最近掀起的“打黑行动”，让人们管窥了中国黑社会的一幕。据悉，一些地方的民众要求重庆“打黑行动”延伸到全国，可见重庆的“打黑行动”是深得民心的。

　　重庆这次历时数月的“打黑行动”，被警方捣毁的主要黑恶团伙有14个，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分子及100余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被缉拿归案，其中包括一批亿万富翁级的“黑社会老大”。但这可能并非是全部，因为据警方原先掌握的线索，黑社会性质团伙有104个。可以想见，随着打黑行动的深入，涉案人数会越来越多。

　　大都游弋于政商两界

　　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社会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他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就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从学理上看，黑社会是一个游离和否定在合法社会之外的高效组织犯罪结构，它集暴力和经济犯罪于一身，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只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严密的纪律，黑社会才能和现有法律结构抗衡，“法外生存”;只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相当的经济实力，黑社会才能长时间生存。

　　从重庆被打掉的这些黑恶团伙来看，大体符合黑社会的上述特征。例如，它们都有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面汇聚了各色人等，并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划分。

　　黑社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是一些松散的暴力团伙犯罪。中级阶段的黑社会则多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身份出现，并通过金钱、仕途和暴力手段等，对能够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政府官员威逼利诱，采取一种隐形的控制。

　　而黑社会到了高级阶段，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近年警方破获的几起影响较大的涉黑案，如浙江温岭的张畏、沈阳的刘永、深圳的陈毅锋以及重庆的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黎强等，无不显示出黑社会组织已经走出初级阶段，开始向中级阶段演化和发展。例如，重庆这次被打掉的几个黑社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大都游弋于政商两界，在“黑势力”和“红帽子”之间根据需要不断“变脸”。

　　黑恶势力沉碴泛起

　　现在的问题是，黑恶势力何以在中国沉碴泛起，并兴旺壮大?

　　从中国黑社会滋生的时间来考察，它是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副产品，是由改革和市场经济而来的。在改革前，中国虽有黑社会的传统，但在新政权的严厉打击下，加之不正常的社会运动源源不断，以及社会没有过多的剩余价值可分配，旧的黑恶势力基本被肃清。改革后，上述因素突然间不存在了，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社会有了可分配的财富，这为黑社会的滋生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

　　但要使可能成为现实，还须有社会基础。黑社会就是由于合法社会的运转不正常产生的。因为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过于重视经济建设，在社会的财富分配上，没有制定一个相对公平和公正的规则，公共服务匮乏，社会管理机制薄弱，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涌现，特别是弱势群体不断被推到贫困的边缘，权利丧失，相当一部分人由“弱”变“恶”，成为黑社会组织成员的主要来源，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另一方面，政府在退出大部分市场的同时，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法规与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可以谋取利润，一些犯罪组织就企图利用转型漏洞，通过暴力实现其经济利益。两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今天的各种黑恶势力。

　　完善合法社会的运作能力

　　如果说，权贵资本还企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的合法途径来取得私利，那么，黑社会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因此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黑社会频频制造的恶性暴力事件，不仅对公共安全形成挑战，也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使社会丧失生活安全感。

　　另外，黑社会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腐蚀渗透政界，寻找保护伞，导致公共权力不为民所用，严重破坏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黑社会也会利用自己的巨大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来阻碍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所以，对黑恶势力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在其还未壮大成熟时就打掉，否则，后患无穷。目前，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局面已隐约成型，其组织之严密、力量之大，在一些地方俨然成为了与合法政权并驾齐驱的另一股势力。这对中国脆弱的社会平衡来说，始终是一个巨大威胁。

　　经验证明，运动式的严打和专项治理，只能奏效于一时，要彻底干净地解决黑社会问题，必须在持续加大法律打击力度的同时，建立起一个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社会结构，完善合法社会的运作能力。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