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胡俊：超越中西纠结的中国文化建构——《中国文化论坛》第五届年会讨论综述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文化被知识分子大规模、持续地引入中国，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至今日，如何以文化自觉的精神，系统回顾西学各个方面引进中国后的错综复杂情况，如何超越“中学”与“西学”的纠结，建构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文化？为此，“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成为日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五届年度论坛的主题。

一、西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五四以后，西学传入中国的重心和维度从物质层面转到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核心的思想、观念层面。思想、理论、著作等西方学术成果，文史哲、政经法等西方学科，大学、研究院、学会等西方学术建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九十年来在中国被引入、传播和迅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塑造五四的西学本身在变，五四所影响的中国也在变，所以梳理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在论坛主题报告“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认为，五四是一个“自觉”与“觉悟”的时代。透析《东方杂志》和《新青年》关于“东西文明能否调和”的思想论战，是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反思和对洪宪帝制带来共和危机的探索，也意味着对19世纪欧洲所代表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体系作全面审视。

同济大学哲学系柯小刚教授认为，五四时期无论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还是提倡各种新潮主义的新文化健将，普遍有良好的中国古典学养；而今天无论继续激进的文化先锋还是反求六经的学者，可能都比不上五四一代学者的古学功底，从九十年前后中国古典学的不同处境的分析中提出中国古典学建制的任务。

四川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认为，五四时期各种流传的西方观念是一个涵盖极其复杂的符号象征。在五四学生运动前后，时人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认知没有清楚、明确的共识。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认为，五四是关乎现代中国的一个叙事原点，五四时期电影作为舶来的现代文明，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度“背离”，表现了西学在中国所包含的张力、紧张和焦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武研究员认为，五四时期由于文化市场的介入和出版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新文化从校园试验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

二、西方学术之中国研究和中国影响的专题研究

五四开启了中西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激烈大碰撞的序幕，九十年来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引发我们对此作出一系列的专题研究。

第一，关于西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以分析哲学为中心，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进而谈到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从中国哲学的建构出发，肯定了熊十力对中西哲学的会通，认为九十年来中国俨然成为西方学术的战场，这和我们把西方学术当作工具来用，企图从技术层面向西方寻求灵丹妙药有关，所以政治哲学当先不能打通西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从利益、自然情感、认知和实践四个方面梳理了孔孟的人性观，认为这种现实的人性观可以有效揭示中国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的内在逻辑，对政治法律思想的实践会有所启示。

第二，关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学术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包亚明研究员以“新天地”项目在中国大范围的扩张复制为例，认为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无地方性”空间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的语境，从而提醒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时，必须清醒意识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性。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认为中国人类学分化超过对话，且各自费力引用“西方原型”来论证自身相比与对方的“更高的正当性”，故未真正追求通过综合与改造来实现“中国化”。

第三，关于西学在现代中国的效果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中国近现代外交思维是一个西学传入，并和中学思维融合的过程，当代我们外交思维需要新型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以西方价值观为用，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体，并向世界输出我们的以“和”为重心的外交思想。美国康奈尔大学颜海平教授通过对中国科学社的主要成员回到祖国后历史实践的钩沉，提出以中国学人的人生实践为载体，重新思考中西学的关系，并提出创立现代学体系，来代替现在中学、西学分开的困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所出现的个人主义，并非西方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和责任平衡的individualism，而是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杨朱式的唯我主义（egoism）。加州大学东亚中心Ted Huters（胡志德）教授认为，甲午到五四之间的白话文运动妨碍文化连续性，并损害着用中国本位思想发挥理论论述的可能性。

来反省引入中国的西学和中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童世骏借助对近代以来一直被用来考察中学西学关系的“体用”概念的辨析，指出中学和西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应该做建构主义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解。童世骏从建构的语境、主体、方法和前景等方面对会议的发言进行了概括，并建议把胡适受西方影响而提倡的“批判的态度”与梁漱溟根据中国传统而提倡的“讲理的态度”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整个集体学习过程结合起来，按照毛泽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期待，来自主地重构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并以此（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第四，关于西学之中国研究的前提反思。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熊月之研究员认为，晚清输入西学主体为清政府官办机构、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中国民间资本或民间机构，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俞宣孟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一场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童世骏研究员认为，中国人用汉语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存在思想上谬误和混乱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些思想风险，童世骏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三、超越“中学”与“西学”：未来世界中的中国文化

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已不同于五四时期，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中国意识和文明自觉已逐渐凸显，单纯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途径和照搬照抄西学的文化思维不断受到反思和批判，但直接接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狭隘之嫌，面对百年来中西文化纠结的格局，要有中国意识和世界眼光的并举，未来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建构要超越“中学”与“西学”，中国梦应当是人类梦、世界梦。

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教授认为，“中国文明西来说”是古史辨派与日本学者的学术共谋，其对中国知识阶层之民族认同感的影响值得思考，这一学术化讨论虽不乏历史、现实的张力，但潜藏背后的文明自我意识乃至政治意识，借着特定境遇的关照分外凸显出来。

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认为西学东渐至20世纪90年代，已占据学统。比照文明复兴的历史目的，兼顾民国，反观今日西学，则可发现其在中国意识、世界视野、根本见地、传统教养及践履情怀五方面有疏失，其五谬根本在中国意识模糊。中国意识并不是特殊的本土意识，也不是单纯的强国意识，而是作为道统与正统意识的文明自觉。唯依此自觉，才有世界视野。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陆建德研究员认为，“赛先生”是个奇怪的、符号化的、指向不明的上帝，是为了争夺反封建话语权，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科学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认为倡导新旧结合背后具有文化多元可以共存的意义，我们需要接续上中国文化的传承。

童世骏研究员为本次论坛作了总结发言。童世骏指出，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以后，人们对什么是西学，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五四，都经历了重大变化；我们此次会议的讨论，其实也是在对这些关键词做重新定义。童世骏强调，五四时期不少学人用来批评西方文化的理论武器其实不仅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也不仅是由泰戈尔这样的非西方人提供的，而且是由倭铿、柏格森、罗素甚至杜威、马克思这样的西方人提供的；会议中许多学者同样也引用了当代西方的学术资源来反省引入中国的西学和中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童世骏借助对近代以来一直被用来考察中学西学关系的“体用”概念的辨析，指出中学和西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应该做建构主义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解。童世骏从建构的语境、主体、方法和前景等方面对会议的发言进行了概括，并建议把胡适受西方影响而提倡的“批判的态度”与梁漱溟根据中国传统而提倡的“讲理的态度”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整个集体学习过程结合起来，按照中共“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期待，来自主地重构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并以此（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2007级的博士生胡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