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情绪

在这个因思想分裂而致群类分裂的过程里,最先脱出旧体的总是最激烈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在当日居于少数，然而他们亲历了变法维新的声势和重挫,心中郁积的那一派以下伐上的意态和摆布天下的意态正越益炽盛。戊戌年间,刚刚走逃日本的"新党某君"曾作书"上日本政府、社会",其中的一段话专为东洋人谈中国"志士"的心声:
"大率敝邦之人三十岁以土者,别为一种类;二十岁以下者,别为一种类:两种之人,其意怒气象,正大相反。惜旧种遍居要津,而新种皆贫贱之士,手无尺寸柄,现时不得不忍受鱼肉耳。然而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
"敝邦之人"所指全是读书的士人,市井贩夫和田间耕氓显然不在范围之内。而以"三十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界分"旧种"、"新种",已是移进化论为价值论。由此一作衍发,便成所谓"少年中国说"；再作衍发,便成20世纪以谀颂青年为时趋的思想潮流。被变法召聚起来的人物、观念、意志、主张、期望、抱负、情绪、关注都因变法的摧折而失路,"要津"和"贫贱","压"与"振"、"虐"与"奋"的对待之中俱见一派怨愤。动员这种力量原本为了追逐富强以抗"强邻四逼",但失路之后的人物、观念、意志、主张、期望、抱负、情绪、关注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刀锋从强邻转向了庙堂,梁启超说"盖二十年来,腐败之政府,皆西后所造成",所以"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外烁的民族矛盾遂很容易地转化为内卷的社会矛盾。由于知识和思想已经从理路上把国家和君权分开,因此,为知识和思想所引导的士人便能够在戊戌以后急速地据国家以断绝朝廷,与君权脱为两截。当日的奏议称这部分人为"鼓其猖　谬之语"而"多涉宦裔士林''。虽说其中的一群依然戴光绪为君,并因之而有"保皇会"名目,然而在他们的笔底波澜里,光绪所象征的已不在君权而在维新。所以梁启超为"自立军"作筹划,可以有"举皇上为总统"之想;而康有为撰《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以为"即孙文议论,亦不过攻满洲,而未尝攻皇上'',轻重之间已分"满洲"与"皇上"为二事。作为一个帝王,光绪遂因此而变得非常抽象。这一群人曾做过变法的前锋,但当观念中的国家和观念中的民权入人之脑而且深入人之心以后,被他们召出来的士人里,便会产生出"愈增踔厉"而走得更急的一群,章太炎"避地台湾"之日,曾作书致康、梁,说是"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彼时康、梁正痛詈"逆后当朝"而朝廷正视康、梁为匪徒,"甘事虏朝"四字其实并不对得上尺寸。然而以不合尺寸的批评之辞比说康、梁,正可以见走得更急的一群失路之后正在亟亟乎脱出规范和束缚。由于清代的君权是满人的君权,因此观念中的国家与君权〈朝廷〉脱辐于变法横受摧折之际,为君权所重创的一方一定会由此及彼,沿波追源,从君权里牵出种族,唤起本已静蛰的满汉之辨。戊戌年岁末,梁启超作《戊戌政变记》,已直指朝廷为"满政府",并列数其"家贼"视汉人,"家奴"视汉人,"练旗兵以压汉人"。次年,唐才常立"正气会"以筹备勤王,而述宗旨的文字之中又有"低首腥羶,自甘奴隶"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之辨。这种反满意识泄出于曾经依傍君权的读书人笔下,说明了内卷的社会矛盾正在不可止抑地把历史和文化带到现实里来。明清之际的历史伤痛和中国文化内含的种族意识虽然在百年盛世之后尘封已久,却始终与读书的士人近在咫尺。因此章太炎、梁启超、唐才常都能够在变法一朝重挫之后,急速地从效西法的维新伸向中国人久已熟识"辨别种族",其间无须一点过渡。而章太炎之属于走得更急的一群,正源于他比不能全脱维新理路的梁启超更自觉地执守历史和文化。当他以"少通洋务之孙文"比"君等身列士林"的时候,用意并不尽在显杨孙中山,而在于强调族类出自文化,所以分族类而为天下"辨顺逆"的责任本属据有文化的"士林"中人。用"少通洋务"描述孙中山,正可以见其多得历史和文化的自重与倨傲。由于不能全脱维新理路,曾经排满的梁启超一番激烈之后仍然归入了宪政一途,期能以此造出观念中的国家。在激烈排满之后回归宪政是一种求索的心路,其间当然会留下深思熟虑和真知灼见。然而更深地浸入于历史和文化的章太炎则相信观念中的国家"不可苟效宪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去除胡虏以自植"。他也在求索,但在他的意识中种族比宪政更合于重造中国。被知识和思想构画出来的国家观念在这个过程里由抽象而变得具体,又由具体而变得岐义。当"诋毁清政,别立政府"的"自立军"以勤王之名起,以逆乱之名败之后,其中本已蓄积的种族意识遂在一捆之下横决而出。劫后余生者先后东渡日本,纷纷成了读书人倡导反满的先辈,在他们身后跟来的,是两湖知识人的那个革命群。所以章士钊论述"自立军"一役的前因后果,曾统括而言之曰:"倡革命者,即出于勤王之军将"。首尾三年之间,被变法维新召出来的一代士人屡经震荡,一挫再挫,而北中国则在庚子与辛丑之间始于排外,止于重创,由此带来的大灾大难使满族的君权在舆论的追究里成为无地可逃的祸首。这种比照自然地催激着正在醒来的种族意识,士人中最富活力和最有进攻性的人物遂化心血为挠策,拉着走得更急的一群与本属边缘的孙中山以类相聚。至20世纪初年,排满革命别成一帜,不仅同君权对立,而且同曾经做过思想界导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对立。于是戊戌之后从士大夫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们便因宪政和种族之岐而再度分裂。
从"以革政挽革命"到"除胡虏以自植"是一种大变。然而这又是一种由思想激发,并以思想为支撑的大变。种族观念突兀地进入中国的政治,并不是历时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汉关系正在现世里转向冲突的结果,而是起于士人唤出的历史回声。因此,反满意识从一开始就带有以思想推演思想的特点,由此产生的激昂便常常缺乏可以体验的具体性。汪精卫曾说:
"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芟薙所余,仅存余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
这些话都说得非常愤毒。在反满一群里,十九岁中秀才的汪精卫虽属晚出而后来居上,是个用言论争锋而且以文字影响一时的人。但以当日满人在整体上衰弱化和贫苦化作对比,则其"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的烈度和以"狼性难驯,野心叵测"网罗天下满人的广度都与社会真实相去太远。在这种脱节里,可以看到的遂只有思想的跳踉。与汪精卫同属反满一群的蔡元培没有绕开满人普遍的"贫弱困苦",所以能够修辞立其诚而说得更近事理一点：
"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种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怒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
由"政治思想之发达"而引出"政略上之反动",虽指述不甚明晰,但反满意识之从思想到思想的本相则是一看就能明白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过程发生在彼时中国实在的满汉关系之外,然而这个过程又在把满人从整体上圈入"索虏"、"建虏"、"夷虏"、"东胡"、"贱胡"、"满奴"、"贱族"、"异种"、"逆胡羶虏"、"犬羊贱种"、"通古斯人"里,并以"驱除鞑虏"为总括而一概归于"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族类之辨只重归纳不重分析,因此族类之辨一起,人都会被族淹没。用这些从历史中引来的观念说时事,得到的不会是观念与时事的对应,而是观念对时事的笼罩。因此,观念虽能一传再传,却始终是一种空洞的东西。但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这种缺乏对应性因之而缺乏真实性的观念曾越播越远,非常真实地成了当日社会思想中居有强势的一方。柳亚子说"勿言政革,唯言光复",张继说"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满汉不能两立",朱执信说"夫使我汉族而统治于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则暴政去而吾事毕矣。今之革命,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盖满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犹其余事,而吾祖先所衔恨以没,不得一伸者,将于此一泄焉"。从士大夫中分裂出来的读书人和学堂里养出来的读书人都在向这个题目拢集,又因这个题目而能够旧沤连新沤,合为同一种激烈。于是,"自唱民族、讲公理、羞亡国、求独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荡,风声之所趋驰,遂如急湍迅流,侵人脑际"。历史学家吕思勉论述戊戌后30年中国思想的变迁,曾深刻地说过："社会当变动时,本非有所慕于彼,而思以竭力赴之之问题：乃皆有所恶于此,而急欲排去之之问题耳"。他相信社会剧变之际最能号召人心的,是众恶之所归。40年之间,中国士大夫以忧患促成了洋务；以亢急催出了变法。自戊戌以后,则忧患与亢急都在内卷的社会矛盾里变成了那一代知识人的"皆有所恶于此"。由思想所激发,并以思想为支撑的反满意识虽然并不出自真实的满汉关系,却在历史记忆的返照之下容纳了众恶所归,为内卷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愤怒的"急欲排去之问题"。章太炎说：逆胡耀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胡汉民说：
"所谓恶劣之政府,谓以恶劣之氏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据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且不指一二端之就政而云然。故虽有伪改革而恶劣如故,即亟亟然袭用欧美之宪章成法,而恶劣亦如故。章太炎比之醋母之无投不酸,得其例耳。"
这些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一种见不到推理的执信。在八旗制度下,仕路之外的知识人与围在满城里的旗人本自不相熟识,而以这种执信为满人立"种性",则不相熟识的东西可以虚拟地变作深知的东西,而后满汉矛盾便失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