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京明城墙的历史遭遇
明朱元璋定都应天，历时30年，建成新城，周长33.68公里的城墙，留存至今（图1）。其间700余年，饱经风霜。
太平天国末期，湘军统帅曾国荃与忠王李秀成在太平门——朝阳门（今中山门）一带激战（图2）。清军挖掘地道十余处，试图突破城墙，双方围绕城墙守卫相持近半年之久。最后，清朝军队终于以地雷轰塌城墙，攻陷天京。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时太平天国业已覆灭，清政府重新执掌南京。晚清几十年间，政权衰弱，管理乏力，不少城墙砖被挪用至民间建造活动。1900年前后，大批公共建筑、商业建筑、住宅、官邸、还有围墙，都为城墙砖所建。例如1908年落成的扬子饭店，如今的下关区公安局（图3）；以及原先的江苏咨议局（图4），现在的湖南路十号——江苏省军区司令部，当时长度超过一公里的围墙（现今已拆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京城墙作为重要的防御性设施，被纳入国民党军队的首都防御体系。后来，日军侵华，进攻南京，首都保卫战打响，城墙再次遭到战争的破坏。比如说中山门段，曾因战事而塌陷，很久以后才得到修复。
南京城墙在元末明初因建都奠定其格局，又因战事等诸多原因遭到破坏，形成了城墙在80年代所呈现的风貌。
中华门以西的城墙，曾经一度毁于战事，在近十年间得以修复，最为典型的就是虎踞路段，自新街口起始，直至南端，全部为新近所造。
由此可见，南京城墙在经历从建成到破坏的漫长过程之后，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始进入修复阶段。
最近几年城市交通发展，南京城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干道的必经之路以门洞的形式将城墙局部打开，让车流通行，这是灵活应对的策略。但是，太平南路刚刚修好的神策门，却遭到包括国家文物局在内的很多业内专家的反对。
南京市曾经做过很多类似的城墙改造、修补工作，可总是缺乏一个详细具体的保护性规划。很多专家质疑这种工作的最终成果。因为多数情况下，这些做法并不成功，材质、工艺、做法都难以与原貌相契合。最近，用东南大学陈薇教授主持制订的南京明城墙保护性规划刚刚完成，正在审批当中，这对城墙修复的工作意义深远。
城墙是否需要修复，怎样修复，因为某种需要能不能进行改造，都构成了一系列问题。因为历史的遗迹，不光包含了它的本来面目，同样也包含了它在时间进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涵盖了历史文化，建筑技术，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内容。
南京城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进行的一切举措都要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擅自进行这些工作就构成行政违法，所以国家文物局曾经为此多次通报批评南京市政府。如果是企业违法，擅自拆除省级文物，要追究刑事责任；擅自拆除世界文物，也有更严重的处罚措施。
这是对南京城墙历史的交代和综述。它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是中国古代城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南京的城墙，其遭遇，其结局，说明对待南京城墙，需要严谨、全面和钻研的精神。
02南京明城墙的保护原则
南京明城墙的保护，基本原则应是保留现状，进行抢救性、修补性的保护，并不是大规模地复原、兴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恢复，重建，其实是一种破坏遗址的方法恢复建筑。世界遗产保护的章程，这是全世界达成的共识，明确指出，不建议在被毁坏的世界人类遗产上面进行修复、重建、复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曾有提议，中华门要恢复城堡，加建城门楼，这就值得商榷。
希腊的雅典卫城（图7）建于公元前500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及古代建筑群的最高典范，这组由大理石和花岗石砌筑而成的建筑群，由于两千五百年的自然损坏，早已残缺不全。对于这处遗址，希腊政府、文物保护专家、世界专家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在原址上按原状修复，这处遗址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保护现状是最重要的。
过去十几年中，雅典卫城又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工程。雅典卫城现存的大理石正在阳光、湿气、酸雨的侵蚀下进一步损坏，而且速度大大加强——最近三十年里，南京的六朝石刻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酸雨大大加重，石刻的开裂、损坏、腐蚀非常严重——于是希腊政府、雅典政府和遗产保护协会的专家最后做出重大决定——现在已经完成大部分，就要完工——把原有的石头构件全部拆除，变成零散构件，同时在雅典卫城的现场，建设室内博物馆，把拆除的真实构件放在室内，这些构件就是珍贵的艺术展品（图8）。另一方面，用相同材质进行物理和化学处理，把目前损坏的现状放回现场，置换原先的构件，这样既可以防止它进一步恶化，同时身临其境的时候，仍然能感觉到雅典卫城残缺不全的真实感、历史感、场景感。
所以对于六朝石刻的保护，也建议不要放在原址，因为摆在原址会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在栖霞有个实例，有四个石刻，其中一个在六十年代做了一个小亭子，被封闭起来，而其余三个都没有做。三四十年过去，这些石刻的差别非常明显，亭子里的完好无损，摆在外面的已经残缺不全，毁坏程度触目惊心。当时不把石刻搬全部封闭也有理由，这些石刻是一个墓穴的组成部分，摆在原址可以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能知道墓穴的大概位置，因为墓还没有被发掘出来。这种保留原样的做法可以使历史的真实性、场所感得到保留。但是依旧可以借鉴雅典卫城的做法，依靠传统工艺去模拟现状，雕刻好原样放在现场，真的就可以拿走，在室内另建一个六朝石刻的展览场馆。
依照上面的几点，南京明城墙的保护，放在一个全国、全球的视野下来考虑，首先是保护性、抢救性的修补工作，而不是大规模的复原工作。另外，还要针对37公里周长的明城墙，根据其区位特点，对每个区段应该进行详细的价值评估，包括生态情况评估，交通评估，城内外生活形态的评估，相应的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全部不动，或者全部修复。
03紫金山玄武湖段城墙保护设想
西安、北京等平原城市，城墙主要用于防御性，做成规整的方形，四方网格。而南京是丘陵地貌，很多城墙在坡地上，有山有水，因势借形，形态非常不规则。根据这个，37公里的周长，就应该在不同的区段，不同的位置，采取不同的保护策略。这种保护策略的前提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做深入的调查，科学的评估，再提出每个区段的保护措施。
所以说，大拆大建是两个极端——大拆是破坏性的极端，完全修复性建设，甚至做城堡、城墙，用现代材料来做又是另一个极端。两个极端都不对，有违人类遗产保护的基本准则。而折中的方案应该是科学地、客观地、因地制宜地对每个区段进行研究、考察、分析，再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这是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保护，学术性的保护。
基于这种态度，可以对明城墙玄武湖段、紫金山段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杭州、桂林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自己的方式，把城墙拆掉了，从此留下一个遗憾，但是另外一个结局就是这两个山水城市城墙内外的隔绝消除了。仅以杭州为例，从航拍图上非常的清楚，城墙的拆除，造就了今天西湖跟城市的关系（图9）。
南京同样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山水生态城市。紫金山和玄武湖的位置毫不逊色于杭州西湖。比如说，玄武湖的大小，区位，和鼓楼的关系，等等，在城市的心脏地区有如此规模的湖面，这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都市里面都是罕见的。同时，紫金山有构成了玄武湖的一个背景，青山绿水，是典型的一个山水城市。而目前的南京市，由于城墙的关系，山水城市的感觉很弱，只有驱车出了城墙以后才能感觉到。
今天，现代军事技术，武器发展，城墙已经不再具有任何防御功能，这是常识。但是另一方面，它还具有遗产价值，其中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例如历史考据，古代建筑工艺的研究，历史文化的教育，城市文化积淀的象征，等等。
与此同时，遗产价值保存又和现代城市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城墙就是这一矛盾的焦点。
先假设一种极端性情况，1927年发生在杭州的故事，如果发生在南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时的中央路刚刚建成，中央路两侧建筑密度还很低，中央路和玄武湖这个区段大概有两三百米宽，如果没有这段城墙，那么中央路的一侧跟玄武湖的关系可能跟现在的杭州差不多。
与北京城墙不尽相同，很少有人说拆除杭州城墙是罪恶，因为人们赞美、欣赏、享受着西湖给杭州市民，给中外游客带来愉悦、享受和轻松，包括随之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效益。
今天，杭州围绕西湖所打造的城市品牌、文化品牌、旅游资源品牌，相比于南京依托玄武湖所作的开发与宣传，都要胜过一筹。当然她有她的天然质地，但是西湖和城市的融合关系，无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为。
所以当年南京没有发生这样一件城墙的故事，既值得庆幸，也许又是一个遗憾。就目前而言，是否能有一种折中的策略，为了极大地彰显和展示玄武湖与明城墙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的生态价值、区位优势和文化意义，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个方面，可以让玄武湖的生态价值得到充分发掘。在37公里城墙的范围之内，仅仅是临玄武湖、紫金山段，在这里城墙对南京的生态山水城市的格局是严重的一个障碍。玄武湖紫金山的负氧离子，由于东南主导风向北城墙阻挡，无法跟随季风进入城市，改善环境。对城墙的改造，实质上是对玄武湖生态资源的一次积极利用。
第二个方面，玄武湖的区位优势可以在市民的现代生活中显现出来。现在的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被城墙打断，人们很难自由地、全方位地、大范围地接近这个湖，这对休闲、娱乐生活都构成了障碍。应对这种情况，让城墙两侧贯通是自然而然会被加以选择的策略。
第三个方面，南京市的文化生活范围得到拓展，品质得到提升。文化生活包括商业活动，经营活动，对内对外旅游，社会、一系列经济、文化、政治活动，由于这道城墙受到大大的减弱。只要能够围绕城墙和玄武湖，充分发挥这一区段蕴藏的经济潜力，这些活动会显得更加活跃和充满效能。
也许，可以采取一个折中的方式——既保留了城墙的形象、技术、材料、质感、天际线，同时又使得城墙内外玄武湖内外的关系能得到大大的改善。通透性、便捷性、开放性、包容性、兼容，让山水和城市生活彻底融为一体。那么可以采取一种折中的、用现代技术的方式，用对文物保护的一种技术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柏林的议会大厦（图10），就采用现代技术的介入，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1923年，由于国会纵火案，当时议会大厦的顶部被烧毁，残缺不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占领柏林，这里又一次被炸毁。后来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归于统一，这座建筑重新成为德国的国会大厦，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国会大厦的修复在全世界进行设计招标。最后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进行了设计。
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建筑，保留了一点点墙体，整个结构全部架空，顶上赋予它全新的钢结构，利用太阳能，生态、节能、阳光。从形式上，内部空间没有了，原有的结构体系被置换，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钢结构。形象非常奇特，但是历史遗迹的墙体仍在。这个动作在中国的文物界是很难想象的。它是国家级的重要建筑，这种改造，就好像在卢浮宫里建金字塔。西方人文物保护的历史一点都不比中国人短，但是他们敢采取大规模的动作，最后也获得了全世界，学术界、文物保护界、建筑界一致的肯定。
类似的保护策略是否同样适用于南京城墙——用新技术、新手段，有限度地使它开放，同时保留它的历史的信息，维持基本的结构、体系、材料、质感、形象和体量，在改造和保护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图11）——因为时代发展需要，通过对文物保护措施的灵活选取，将历史遗产和现代文明两者融为一体，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