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回暖”、中国官民对中日关系普遍持乐观态度，但各种民意测验显示：日本人的中国形象不但未有改善的征兆，反而有每况愈下的现象。日本内阁府不久前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更令许多人大感惊讶与失望：“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与小泉耍弄“靖国参拜牌”导致中日两国首脑无法会晤时代相比较，东京与北京的关系确已大为改观、两国各个层次的交流活动也很频繁，照理日本人的中国形象也会相应好转，怎么会落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以来的最低点？这究竟是因为日本民间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认识赶不上日本精英管理层政策之调整，还是另有其他更深的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既得了解小泉时代以后两国首脑互访，共创“破冰之旅”、“融冰之旅 ”、“迎春之旅”乃至“暖春之行”的背景，也得探讨日本传媒对上述诸“旅”的解读与舆论诱导；与此同时，还得观察日本两年多来对中日关系问题的基调，特别是2008年1月以来日本传媒对“毒饺事件”铺天盖地的渲染及其影响。
首脑互访各有原因
先谈两国首脑互访的背景。对于北京来说，当前首要课题是如何营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出自这样的考虑因素，北京对于邻国的领导人，只要不效仿小泉，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制造麻烦，就将之视为“回暖”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的主流媒体也相应给予热烈的掌声；至于负面的报道，则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各方对2006年新任首相安倍“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模糊战术并非十分满意，但都持以向前跨进一步（或半步），充满期待的心情和态度。
与此相比较，日本大众传媒对两国首脑之恢复交往固然也予以评价，但花更多的篇幅详述双方决策转变的原因，而不像北京那么乐观和充满着热情。
冷眼旁观，安倍、福田和麻生三任首相对华态度之调整，是与他们的不稳定政治地位密不可分的。安倍得面对一年后参议院的大选；福田和麻生都得面对执政党在参议院大选受挫后、处处受反对党民主党牵制的窘境。
基于此，上述三名首相无不把精力集中于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在对华态度上，三者都倾向于采取相对稳健的态度。因为三者明白，节外生枝并不利于其政权的稳定。与此相反，如果善于与邻国沟通和对话，还可作为刺激其支持率上升的武器。“修宪内阁”首相安倍之所以部分“修订”其史观、积极主张推行“价值观”外交的麻生上台后之所以避谈其“自由与民主之弧”的外交构想，其道理也在于此。至于以“背水一战”为标榜，但在实际上是在推行无为而治的“协调型”政治家福田首相，当然更不希望中日两国此刻增添新麻烦。
由此可见，小泉下台后中日关系之所以能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小康状态，并非由于其接班人较为“亲中”或对华态度有着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变。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两年多来日本大众传媒对中日首脑之会谈，最喜爱使用的标题之一是“日中（相互靠拢）演出”，有意无意向读者传达如下的信息：“这是一场外交秀”。在这一点上，北京与东京的舆论导向，不能说是差距不大。
媒体报道基调迥异
有关中日两国之相互报道，如果我们予以追踪与仔细分析，两者之差距就更大了。也许最能体现两者落差的是有关“速冻饺子中毒”的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流媒体基本上是停留于对事件发生与发展的简单叙述。与此相反，在2008年1月底有关事件曝光之后，日本大众传媒则近乎于全力渲染有关事件。在最初的10多天里，“中国毒饺事件”每天都成为各报的头版头条新闻。至于电视，更是日以继夜的反复报道，其间不乏不负责任之煽情言论。一刹那间，“中国产食品”成为了“有毒食品”的代名词。从一般面对小市民的大小餐馆到学校的食堂，纷纷在其显著的紧急布告栏或小黑板上，声明已停止（或从未使用）中国产的食材或配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谈中国食品色变”的气氛中，部分日本媒体还将此与北京的空气污染相结合，质疑中国办奥的能力，或者进而谈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发现有66.6％的接受调查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达30年来的最高点，显然与上述的舆论诱导有关。
不仅如此，留意中日关系现状与发展的人士不难发现，在中日首脑频繁互访，合唱“战略性互惠关系”主旋曲的同时，一部分日本媒体和智囊却以压力集团自居，发表激进的言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抨击“弱势首相”对中的“软弱态度”，但认真分析，其实是在从侧为正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日本官员加码，为正在“演出”不便提出高额要求的首脑喊价。一名著名学府的教授在细数北京对东海油汽开发问题、毒饺问题和日本入常问题的态度与“战略性的互惠关系”不相配称时，便露骨地亮出了“靖国神社参拜牌”。对于时任首相表示不做对方不高兴的事（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他便持有异议，并指出：“在外交问题上，有时就是不能不令对方感到不愉快。”
至于猛打“西藏牌”的日本传媒，例子就更多了。一名以自由派自居的报人就吁请北京以日本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后陷入孤立境地为前车之鉴，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俨然是将上述截然不同的两者等同看待。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反观以“和谐”、“稳定”为重的中国传媒，基本上是聚焦于“好人好事”的报道，避免与日方展开无谓乃至“有谓”的论争。对此，不少日本传媒甚表满意，并称之为“十分克制”。但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好人好事”题材之发掘与焦聚，固然是出自大局观的考虑，有利于急待修复的两国关系，但其间倘若因此而掺杂着一些明显的“美丽的误会”，是否有利于彼此相互了解，颇有商讨的余地。坦率而言，今日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前景之乐观看法与日本人有巨大之落差而出现“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的尴尬局面，中国媒体也得负起部分责任。
面对上述相互认识之巨大落差，中日两国该作何补救？有曰：“当务之急是加强‘草根’和青少年之交流。”因为，政治家难免要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未必能够真正做到坦诚的对话，只有民间和青少年才能促进真正的交流，有利两国未来的合作。
有曰：“经济力量压倒一切。只要中国人把中国事情办好，日本人自然会调整心态和改变态度，共建东亚之家园。”
强调实事求是、做好本份的工作是对的，但过高估计经济力量强弱对比变化所起的作用或者乐观地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严格而言，并非积极的态度。
至于民间交流、青少年交流乃至战后以来日本与亚洲各国每次发生摩擦，东京必然提倡的文化交流，是不是就真的能医治百病，也有待商榷。因为，“交流万能论”者的大前提是彼此之所以发生摩擦，主因是彼此存在着诸多的“误解”。
“草根交流”是否万能？
一般而言，多接触、多交流就能逐步减少误会，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得留意，各种层次的交流活动是否建立在平等与真诚的基础之上。20年前，一名出自良好的愿望，每年率领日本学生到东南亚交流的日本教授，曾向笔者透露其交流后令人失望的如下结果：大部分学生过后的反馈是“对自己作为日本人感到幸福和骄傲”。
这名教授的例子当然未必是唯一的答案，但从中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交流之前与交流之后，双方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如何抛弃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中心的思想和民族优越感？怎样面对严酷的史实和建立正确的史观？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这当然不是始自上世纪60年代、40 多年来由东京主导、主办的诸如“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等早有标准答案的外国人征文比赛就能有效说明和解决的问题。
在新的一年里，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究竟往何处去？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大课题。
作者为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与小泉耍弄“靖国参拜牌”导致中日两国首脑无法会晤时代相比较，东京与北京的关系确已大为改观、两国各个层次的交流活动也很频繁，照理日本人的中国形象也会相应好转，怎么会落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以来的最低点？这究竟是因为日本民间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认识赶不上日本精英管理层政策之调整，还是另有其他更深的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既得了解小泉时代以后两国首脑互访，共创“破冰之旅”、“融冰之旅 ”、“迎春之旅”乃至“暖春之行”的背景，也得探讨日本传媒对上述诸“旅”的解读与舆论诱导；与此同时，还得观察日本两年多来对中日关系问题的基调，特别是2008年1月以来日本传媒对“毒饺事件”铺天盖地的渲染及其影响。
首脑互访各有原因
先谈两国首脑互访的背景。对于北京来说，当前首要课题是如何营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出自这样的考虑因素，北京对于邻国的领导人，只要不效仿小泉，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制造麻烦，就将之视为“回暖”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的主流媒体也相应给予热烈的掌声；至于负面的报道，则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各方对2006年新任首相安倍“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模糊战术并非十分满意，但都持以向前跨进一步（或半步），充满期待的心情和态度。
与此相比较，日本大众传媒对两国首脑之恢复交往固然也予以评价，但花更多的篇幅详述双方决策转变的原因，而不像北京那么乐观和充满着热情。
冷眼旁观，安倍、福田和麻生三任首相对华态度之调整，是与他们的不稳定政治地位密不可分的。安倍得面对一年后参议院的大选；福田和麻生都得面对执政党在参议院大选受挫后、处处受反对党民主党牵制的窘境。
基于此，上述三名首相无不把精力集中于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在对华态度上，三者都倾向于采取相对稳健的态度。因为三者明白，节外生枝并不利于其政权的稳定。与此相反，如果善于与邻国沟通和对话，还可作为刺激其支持率上升的武器。“修宪内阁”首相安倍之所以部分“修订”其史观、积极主张推行“价值观”外交的麻生上台后之所以避谈其“自由与民主之弧”的外交构想，其道理也在于此。至于以“背水一战”为标榜，但在实际上是在推行无为而治的“协调型”政治家福田首相，当然更不希望中日两国此刻增添新麻烦。
由此可见，小泉下台后中日关系之所以能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小康状态，并非由于其接班人较为“亲中”或对华态度有着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变。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两年多来日本大众传媒对中日首脑之会谈，最喜爱使用的标题之一是“日中（相互靠拢）演出”，有意无意向读者传达如下的信息：“这是一场外交秀”。在这一点上，北京与东京的舆论导向，不能说是差距不大。
媒体报道基调迥异
有关中日两国之相互报道，如果我们予以追踪与仔细分析，两者之差距就更大了。也许最能体现两者落差的是有关“速冻饺子中毒”的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流媒体基本上是停留于对事件发生与发展的简单叙述。与此相反，在2008年1月底有关事件曝光之后，日本大众传媒则近乎于全力渲染有关事件。在最初的10多天里，“中国毒饺事件”每天都成为各报的头版头条新闻。至于电视，更是日以继夜的反复报道，其间不乏不负责任之煽情言论。一刹那间，“中国产食品”成为了“有毒食品”的代名词。从一般面对小市民的大小餐馆到学校的食堂，纷纷在其显著的紧急布告栏或小黑板上，声明已停止（或从未使用）中国产的食材或配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谈中国食品色变”的气氛中，部分日本媒体还将此与北京的空气污染相结合，质疑中国办奥的能力，或者进而谈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发现有66.6％的接受调查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达30年来的最高点，显然与上述的舆论诱导有关。
不仅如此，留意中日关系现状与发展的人士不难发现，在中日首脑频繁互访，合唱“战略性互惠关系”主旋曲的同时，一部分日本媒体和智囊却以压力集团自居，发表激进的言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抨击“弱势首相”对中的“软弱态度”，但认真分析，其实是在从侧为正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日本官员加码，为正在“演出”不便提出高额要求的首脑喊价。一名著名学府的教授在细数北京对东海油汽开发问题、毒饺问题和日本入常问题的态度与“战略性的互惠关系”不相配称时，便露骨地亮出了“靖国神社参拜牌”。对于时任首相表示不做对方不高兴的事（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他便持有异议，并指出：“在外交问题上，有时就是不能不令对方感到不愉快。”
至于猛打“西藏牌”的日本传媒，例子就更多了。一名以自由派自居的报人就吁请北京以日本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后陷入孤立境地为前车之鉴，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俨然是将上述截然不同的两者等同看待。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反观以“和谐”、“稳定”为重的中国传媒，基本上是聚焦于“好人好事”的报道，避免与日方展开无谓乃至“有谓”的论争。对此，不少日本传媒甚表满意，并称之为“十分克制”。但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好人好事”题材之发掘与焦聚，固然是出自大局观的考虑，有利于急待修复的两国关系，但其间倘若因此而掺杂着一些明显的“美丽的误会”，是否有利于彼此相互了解，颇有商讨的余地。坦率而言，今日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前景之乐观看法与日本人有巨大之落差而出现“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的尴尬局面，中国媒体也得负起部分责任。
面对上述相互认识之巨大落差，中日两国该作何补救？有曰：“当务之急是加强‘草根’和青少年之交流。”因为，政治家难免要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未必能够真正做到坦诚的对话，只有民间和青少年才能促进真正的交流，有利两国未来的合作。
有曰：“经济力量压倒一切。只要中国人把中国事情办好，日本人自然会调整心态和改变态度，共建东亚之家园。”
强调实事求是、做好本份的工作是对的，但过高估计经济力量强弱对比变化所起的作用或者乐观地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严格而言，并非积极的态度。
至于民间交流、青少年交流乃至战后以来日本与亚洲各国每次发生摩擦，东京必然提倡的文化交流，是不是就真的能医治百病，也有待商榷。因为，“交流万能论”者的大前提是彼此之所以发生摩擦，主因是彼此存在着诸多的“误解”。
“草根交流”是否万能？
一般而言，多接触、多交流就能逐步减少误会，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得留意，各种层次的交流活动是否建立在平等与真诚的基础之上。20年前，一名出自良好的愿望，每年率领日本学生到东南亚交流的日本教授，曾向笔者透露其交流后令人失望的如下结果：大部分学生过后的反馈是“对自己作为日本人感到幸福和骄傲”。
这名教授的例子当然未必是唯一的答案，但从中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交流之前与交流之后，双方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如何抛弃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中心的思想和民族优越感？怎样面对严酷的史实和建立正确的史观？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这当然不是始自上世纪60年代、40 多年来由东京主导、主办的诸如“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等早有标准答案的外国人征文比赛就能有效说明和解决的问题。
在新的一年里，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究竟往何处去？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大课题。
作者为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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