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以社会高度不平等为前提的看法是错的。历史上韩国和日本都有类似的高速发展阶段，但不平等现象要少很多。
1980年代末，佩里·安德森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历史，每年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右的国家各住半年。他在美国的住所坐落在山坡上，位于圣塔莫尼卡，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加州小镇。左派在这座城市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限制房产主、保护低收入房客，据说有地产商因此称这里是“圣塔莫尼卡布尔什维克共和国”。
在世界最右的地方安德森还是向左走。美国攻打伊拉克他是坚定的反战派，就像当年反对祖国侵占苏伊士运河。撰写言论，公开演讲，安德森当仁不让——他17岁时读到萨特，从此深信知识分子绝不能只在纸面上战斗。时至今日，他依然对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保持敬意。
采访的那天,“9·11”5周年刚刚过去一周，安德森说，5年前那个事件实在说不上是一个意外。造成这事件的原因一直明明白白摆在公众眼前，只是美国人视而不见罢了。
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他仍对这个国家的很多事物没什么好感，他不喜欢美国人的志得意满。他认为美国对异己分子有强迫一致的隐形社会压力，以众凌寡。
安德森不是天生的左派。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出身上层社会的他是个保守的右翼学生。入读牛津后，恰逢多事之秋——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当地的“脱苏”倾向；英法为了本国利益，武力侵占苏伊士运河。而此前，情人节那天开始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骇人听闻的秘密报告已是灼人的话题。校园里争议纷起，很多学生相信政府宣传，说英国的做法是捍卫自由制度。安德森是所在学院公开反战的三四个学生之一，他相信英国在埃及做的，和苏联在匈牙利做的根本是一回事——恃强凌弱。从此，他成为一个决绝的左派，以向强权抗议为使命。
在号称自由民主的英国，抗议也需要付出代价。大学毕业后，安德森向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和BBC申请工作。前期非常顺利，最后却都泡汤了。“没有任何解释，他们说，‘不，你没有被录用。’”原因很简单，两家单位对他进行了“政审”。“牛津那边说，这人是个激进的左派，左得有点极端……”
幸运的是，两年后，他成了《新左翼评论》的成员。1962年，因为理念相左，老一辈新左派退出杂志，安德森出任《新左翼评论》主编，这年他只有24岁。无所顾忌的安德森和他的“弟兄们”，开始以这本年轻的杂志为阵地，展开一系列“在英语世界有开创性的”计划。他们大量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并努力介入实际的政治斗争。萨特、列菲伏尔、阿尔都塞、阿多诺、马尔库塞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经由《新左翼评论》在英国登陆，古巴、中东、越南、中国的消息，通过这本杂志与第一世界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接上了头。到1970年代中期，《新左翼评论》赢得国际声誉。他们又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新左翼书局（后改称Verso出版社，Verso是拉丁文，意为“左”）。到1970年代末，新左翼书局出版的80多本书当中，一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
安德森是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知识分子，精通6种语言，主编《新左翼评论》、主持Verso出版社外，还出版了比较历史研究的著作和文集，其中《从上古到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欧左派图谱》等书已有中文译本。他还发表了大量书评和访谈，涉及历史、社会、哲学、政治……思想家这个称呼很适合他，当然，他一定会在这个头衔前面加上左派的限定。
他们这些左派念念不忘的，是“建立社会的公平”，是“实质民主”的尚未实现。他们要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提供的“正义”论证，在哲学的层面上真是美妙至极，“连特权阶层、超富阶层、保守人士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问题”——因为太抽象、太程序了，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左派不是不明白右派提倡的那些价值，他们只是要揭示美好价值的高调后面隐藏的不美好和不那么容易解释的丑恶与冷漠，为现实中没资格唱高调的穷人提供支点。
采访那天他去了黄埔军校。随行的翻译告诉我们，安德森对黄埔那些人的了解，多过他这个本地人。
事实上他“差点生在中国”。安德森的父亲詹姆斯·安德森，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剑桥学生，90年前来到香港，在英国人赫德创立的中国海关任职。协议签了5年，却“一不小心”干了20多年。母亲在汕头怀上了安德森，只是因为偶然他才出生在伦敦。
1997年，他重返中国寻找父亲当年的踪迹。南京、海口、北京、昆明……，当年父亲如何在大大小小的关卡间不停地迁徙，如今儿子便如何在那些城市间奔波辗转。地图上的一个个名字，也便与他有了私人关联，这些关联一年之后化作《伦敦书评》里的中国故事，一个儿子和父亲的“迟到的遭遇”。
安德森没忘记去香港看看。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他在过街天桥上目送大英帝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去，据说还俏皮地做了个开枪的手势，然后开怀大笑。这是醉心于历史和政治之人的痴迷：不肯错过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所以1991年他会游荡在坦克逡巡的莫斯科街头，2004年他会出现在众声喧哗的台北闹市。
1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中国印象，和自己在遥远的伦敦想象的、在1960年代曾寄予革命希望的中国有些什么不同，安德森说首先是中国显示出来的活力令人吃惊，另一个印象是：不平等——这个“不得不提到”的印象对一个左派知识分子来说，“非常明显”。
1980年代末，佩里·安德森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历史，每年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右的国家各住半年。他在美国的住所坐落在山坡上，位于圣塔莫尼卡，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加州小镇。左派在这座城市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限制房产主、保护低收入房客，据说有地产商因此称这里是“圣塔莫尼卡布尔什维克共和国”。
在世界最右的地方安德森还是向左走。美国攻打伊拉克他是坚定的反战派，就像当年反对祖国侵占苏伊士运河。撰写言论，公开演讲，安德森当仁不让——他17岁时读到萨特，从此深信知识分子绝不能只在纸面上战斗。时至今日，他依然对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保持敬意。
采访的那天,“9·11”5周年刚刚过去一周，安德森说，5年前那个事件实在说不上是一个意外。造成这事件的原因一直明明白白摆在公众眼前，只是美国人视而不见罢了。
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他仍对这个国家的很多事物没什么好感，他不喜欢美国人的志得意满。他认为美国对异己分子有强迫一致的隐形社会压力，以众凌寡。
安德森不是天生的左派。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出身上层社会的他是个保守的右翼学生。入读牛津后，恰逢多事之秋——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当地的“脱苏”倾向；英法为了本国利益，武力侵占苏伊士运河。而此前，情人节那天开始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骇人听闻的秘密报告已是灼人的话题。校园里争议纷起，很多学生相信政府宣传，说英国的做法是捍卫自由制度。安德森是所在学院公开反战的三四个学生之一，他相信英国在埃及做的，和苏联在匈牙利做的根本是一回事——恃强凌弱。从此，他成为一个决绝的左派，以向强权抗议为使命。
在号称自由民主的英国，抗议也需要付出代价。大学毕业后，安德森向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和BBC申请工作。前期非常顺利，最后却都泡汤了。“没有任何解释，他们说，‘不，你没有被录用。’”原因很简单，两家单位对他进行了“政审”。“牛津那边说，这人是个激进的左派，左得有点极端……”
幸运的是，两年后，他成了《新左翼评论》的成员。1962年，因为理念相左，老一辈新左派退出杂志，安德森出任《新左翼评论》主编，这年他只有24岁。无所顾忌的安德森和他的“弟兄们”，开始以这本年轻的杂志为阵地，展开一系列“在英语世界有开创性的”计划。他们大量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并努力介入实际的政治斗争。萨特、列菲伏尔、阿尔都塞、阿多诺、马尔库塞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经由《新左翼评论》在英国登陆，古巴、中东、越南、中国的消息，通过这本杂志与第一世界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接上了头。到1970年代中期，《新左翼评论》赢得国际声誉。他们又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新左翼书局（后改称Verso出版社，Verso是拉丁文，意为“左”）。到1970年代末，新左翼书局出版的80多本书当中，一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
安德森是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知识分子，精通6种语言，主编《新左翼评论》、主持Verso出版社外，还出版了比较历史研究的著作和文集，其中《从上古到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欧左派图谱》等书已有中文译本。他还发表了大量书评和访谈，涉及历史、社会、哲学、政治……思想家这个称呼很适合他，当然，他一定会在这个头衔前面加上左派的限定。
他们这些左派念念不忘的，是“建立社会的公平”，是“实质民主”的尚未实现。他们要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提供的“正义”论证，在哲学的层面上真是美妙至极，“连特权阶层、超富阶层、保守人士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问题”——因为太抽象、太程序了，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左派不是不明白右派提倡的那些价值，他们只是要揭示美好价值的高调后面隐藏的不美好和不那么容易解释的丑恶与冷漠，为现实中没资格唱高调的穷人提供支点。
采访那天他去了黄埔军校。随行的翻译告诉我们，安德森对黄埔那些人的了解，多过他这个本地人。
事实上他“差点生在中国”。安德森的父亲詹姆斯·安德森，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剑桥学生，90年前来到香港，在英国人赫德创立的中国海关任职。协议签了5年，却“一不小心”干了20多年。母亲在汕头怀上了安德森，只是因为偶然他才出生在伦敦。
1997年，他重返中国寻找父亲当年的踪迹。南京、海口、北京、昆明……，当年父亲如何在大大小小的关卡间不停地迁徙，如今儿子便如何在那些城市间奔波辗转。地图上的一个个名字，也便与他有了私人关联，这些关联一年之后化作《伦敦书评》里的中国故事，一个儿子和父亲的“迟到的遭遇”。
安德森没忘记去香港看看。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他在过街天桥上目送大英帝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去，据说还俏皮地做了个开枪的手势，然后开怀大笑。这是醉心于历史和政治之人的痴迷：不肯错过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所以1991年他会游荡在坦克逡巡的莫斯科街头，2004年他会出现在众声喧哗的台北闹市。
1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中国印象，和自己在遥远的伦敦想象的、在1960年代曾寄予革命希望的中国有些什么不同，安德森说首先是中国显示出来的活力令人吃惊，另一个印象是：不平等——这个“不得不提到”的印象对一个左派知识分子来说，“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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