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太多。农民变市民是中国最核心的任务。
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是将农民变为市民的根本途径。这近乎是“普世道路”。
中国30年快速工业化，并没有减少农民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30年，虽然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城做了“农民工”，但他们中间90％的人却依然不是市民。30年快速工业化，中国有户籍的农民并没有减少，由1978年的7亿增加到了2008年的9.4亿。
3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每年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够快了。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不都是在数十年间将农民人数降到了10％以下吗？为什么咱们不仅没有减少农民，还增加了农民呢？
难道工业化、城市化不是中国农民的出路？
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是没有前途的
30年前，中国是7亿农民给2亿多市民搞饭吃。30年后的今天，是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到1.71 ：1，现在是3.36：1。现在这个比例是不可信的，因为2亿多“农民工”（工人）的工资收入统计到了农民收入之中！如果将“农民工”工资从农民收入中剔除，农民收入恐怕1985年以来没有太大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不大幅减少农民，改变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的局面，农民收入要增长，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也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民尽快尽多的变为工人或市民；但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工人的数量越多，全球性“制造”过剩就越严重。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十几亿人口为发达国家数亿人口搞 “制造”，自然会“供大于求”，当然没有“钱途”。更何况，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了“制造”大军的行列，全球性的“制造”过剩必然会越来越严重，数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为数亿人口的先发国家搞“制造”，必然会越“制造”越困难。这和我国“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9亿农民永远都难富裕”是一个道理！
亚洲“四小龙”之后，“出口导向”的现代化战略已经终结
工业化是从英国开始的，制造业从英国逐步向欧洲、美国、俄国、日本、“四小龙”转移，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民减少到10％以下，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制造业由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相对技术含量是递减的，边际效益也是递减的。日本之后，也许再不会有人口大国可以通过承接先发国家转移的“制造”业实现现代化了，甚至“四小龙”可能是最后的幸运者。因为“四小龙”之后，全球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
先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可以转化75元国民收入，中国等后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农民工”想靠数百元左右的月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享受市民待遇，难上难！拉美、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巨型的城市贫民窟是必然的。中国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有别于拉美和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病”，即：农村小农不得不依靠其家庭成员进城（农民工）打工收入来维持其“家庭农业简单再生产”——避免“无产”；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依靠“小农家庭经营”维持其安身立命之所——避免“无家”。没有“农民工”，家庭经营的农业制度不可持续——小农破产；没有小农家庭经营制度，农民工没有家——农民（工）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很显然，“出口拉动型”现代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沿海地区实现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但不可以帮助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当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群起争夺全球“制造”市场份额的（或受所谓的“金融海啸”影响）时候，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高速发展”时期就一去不复返了。沿海地区“农民工返乡”不是偶然的。
“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不减少农民，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前途的——农民问题；减少农民增加农民工，会造成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农民工（工人）没有前途——工人问题。这就是“中国难题”。
如何解决中国难题呢，张五常的办法就是废除《劳动合同法》，继续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也力挺张五常，强烈呼吁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如果在50年前，或如果中国只是数千万人口的小国，张五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当然不会错。现在是全球低端制造业严重过剩，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竞争优势已经丧失，越南等许多后发国家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倍多，即使将中国农民工变成“牲口”，恐怕也难维持中国外向经济的竞争优势了。张五常的局限在于，误以为50年前适用于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战略——“出口拉动型”，可以帮助21世纪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出口拉动型战略”只能帮助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实现了现代化，不可帮助全中国实现现代化，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日本的昨天，也许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区当务之急不是要变农民工为“牲口”，而是要研究日本过去的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更要防止海口化、北海化。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生产过剩，工业生产也过剩，但70％的国民却很穷，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得不为了出口而生产；中国是一个资本过剩和输出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家和外储第一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资源严重短缺国家，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和资源严重浪费的国家；中国虽然是农民最多、最穷、农产品过剩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真是奇了怪了，像一个“疯疯癫癫”的主权国家！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数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圆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只有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同步实现农民市民化。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是将农民变为市民的根本途径。这近乎是“普世道路”。
中国30年快速工业化，并没有减少农民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30年，虽然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城做了“农民工”，但他们中间90％的人却依然不是市民。30年快速工业化，中国有户籍的农民并没有减少，由1978年的7亿增加到了2008年的9.4亿。
3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每年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够快了。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不都是在数十年间将农民人数降到了10％以下吗？为什么咱们不仅没有减少农民，还增加了农民呢？
难道工业化、城市化不是中国农民的出路？
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是没有前途的
30年前，中国是7亿农民给2亿多市民搞饭吃。30年后的今天，是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到1.71 ：1，现在是3.36：1。现在这个比例是不可信的，因为2亿多“农民工”（工人）的工资收入统计到了农民收入之中！如果将“农民工”工资从农民收入中剔除，农民收入恐怕1985年以来没有太大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不大幅减少农民，改变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的局面，农民收入要增长，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也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民尽快尽多的变为工人或市民；但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工人的数量越多，全球性“制造”过剩就越严重。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十几亿人口为发达国家数亿人口搞 “制造”，自然会“供大于求”，当然没有“钱途”。更何况，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了“制造”大军的行列，全球性的“制造”过剩必然会越来越严重，数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为数亿人口的先发国家搞“制造”，必然会越“制造”越困难。这和我国“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9亿农民永远都难富裕”是一个道理！
亚洲“四小龙”之后，“出口导向”的现代化战略已经终结
工业化是从英国开始的，制造业从英国逐步向欧洲、美国、俄国、日本、“四小龙”转移，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民减少到10％以下，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制造业由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相对技术含量是递减的，边际效益也是递减的。日本之后，也许再不会有人口大国可以通过承接先发国家转移的“制造”业实现现代化了，甚至“四小龙”可能是最后的幸运者。因为“四小龙”之后，全球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
先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可以转化75元国民收入，中国等后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农民工”想靠数百元左右的月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享受市民待遇，难上难！拉美、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巨型的城市贫民窟是必然的。中国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有别于拉美和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病”，即：农村小农不得不依靠其家庭成员进城（农民工）打工收入来维持其“家庭农业简单再生产”——避免“无产”；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依靠“小农家庭经营”维持其安身立命之所——避免“无家”。没有“农民工”，家庭经营的农业制度不可持续——小农破产；没有小农家庭经营制度，农民工没有家——农民（工）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很显然，“出口拉动型”现代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沿海地区实现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但不可以帮助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当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群起争夺全球“制造”市场份额的（或受所谓的“金融海啸”影响）时候，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高速发展”时期就一去不复返了。沿海地区“农民工返乡”不是偶然的。
“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不减少农民，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前途的——农民问题；减少农民增加农民工，会造成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农民工（工人）没有前途——工人问题。这就是“中国难题”。
如何解决中国难题呢，张五常的办法就是废除《劳动合同法》，继续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也力挺张五常，强烈呼吁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如果在50年前，或如果中国只是数千万人口的小国，张五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当然不会错。现在是全球低端制造业严重过剩，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竞争优势已经丧失，越南等许多后发国家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倍多，即使将中国农民工变成“牲口”，恐怕也难维持中国外向经济的竞争优势了。张五常的局限在于，误以为50年前适用于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战略——“出口拉动型”，可以帮助21世纪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出口拉动型战略”只能帮助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实现了现代化，不可帮助全中国实现现代化，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日本的昨天，也许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区当务之急不是要变农民工为“牲口”，而是要研究日本过去的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更要防止海口化、北海化。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生产过剩，工业生产也过剩，但70％的国民却很穷，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得不为了出口而生产；中国是一个资本过剩和输出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家和外储第一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资源严重短缺国家，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和资源严重浪费的国家；中国虽然是农民最多、最穷、农产品过剩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真是奇了怪了，像一个“疯疯癫癫”的主权国家！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数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圆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只有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同步实现农民市民化。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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