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晓唯：喟叹一声罗家伦

“五四”运动使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三人一时间蜚声海内，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活跃在民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均有一番作为和表现。

一

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年方三十一岁，以现今的标准而言，几乎还是一个青年。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这个年龄显然有些稚嫩，质言之，不大容易服众。他出身于北大，由于蔡元培先生设法而获得上海实业界巨子穆藕初资助，得以远赴美欧，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及柏林、巴黎和伦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留学旁听，却不曾读得正式的学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傅斯年颇为相似。

罗家伦考入北大之前，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在此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后来又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这层渊源关系在他于五四前后展露才华后似乎得到某种“升华”。1926年他留学归来曾短时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的同事方东美明显感觉到罗“对政治有某种抱负”。不久，北伐军起，罗随即进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文告及文章，不少是由罗氏执笔，其后他又担任了权力极大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济南事件”中曾经受命作为“军使”与日军严正交涉。显然，罗家伦已经成为新政权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北伐军进入北平，重要的教育机构清华的校长人选必定是个“非常人物”，据说各方推荐的人选一时竟有三十余位之众，清华教授赵元任亦在其中。罗身居权力核心，又得到大学院长蔡元培提名推荐，于是拔得头筹。正因如此，有的清华学生认为“罗家伦是假政治势力来长校”。

即令如此，清华师生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心疑惑之后，对这位“新兴势力”委派的校长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欢迎姿态。久经内战和动荡的北方学府瞩望积极的变化和安定，知识界对南方的北伐也大多抱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罗家伦本人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声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代理校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及全体学生迭电南京，催促新校长到校视事。鉴于由清华校友组成的“清华同学会”部分人提出“清华人治清华”以阻隔罗任校长的言论，清华大学（在校）学生会特别发表宣言：“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之来长清华，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以示其立场与前者有别。学生会代表傅任敢等还专程南下晤罗，商议“清华基金绝对独立”、“完全收归大学院管辖”、“裁撤冗员”、“免除学费”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希望罗以全副精力办理清华 ”。罗答复：“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同时表示，要多聘好教授来校，拟聘胡适、钱端升、吴正之等，还要在“本学期恢复军操，同学应受严格军事训练”。对此，学生代表并无异议。罗家伦到校就职的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显示出以学术为本、将学校带入新发展阶段的终极意愿。

他上任伊始，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现有教师四十余人中得到续任聘书的只有十八人，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教师被解聘。另行增聘的近三十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者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罗家伦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虽然此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罗家伦却不为所动，声言“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他为清华求良师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亲赴天津说服任教南开大学的蒋廷黻来清华一事，其执拗与强行突破的作风，令世人印象深刻而感慨再三。这个时期进入清华的教师还有周培源、朱自清、华罗庚、吴有训、张子高、翁文灏、萨本栋、杨武之、张奚若、邓以蛰等。

旧时的清华学校有一特殊现象：职员的地位高于教员。这是由于学校归外交部管辖，校内的许多职员原本是外交部的官僚，其来头比一般教员要大，他们掌控着学校的实权，在工资和生活待遇上往往高过教师。当年校内的称谓乃是“ 职教员”，也可谓实至名归。罗家伦来校后发现，“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力太大”，职员数比国内其他高校几乎多出一倍，职员薪金竟有每月四百元者，高于多数教授的收入。尤有甚者，作为“清华最高机关的评议会及各委员会，其中主要成员，大多为各部职员，而非各系教授”。从近代大学的“通例”来看，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他随即裁撤冗员，将职员数由九十五人减至七十二人，当年度职员薪水总额实际削减一万五千九百余元。与之相应，有效地改善教授待遇，一定幅度的上浮教师薪水，拟定正教授的薪俸以三百六十元至五百元为度。罗家伦意识到，“清华要想吸收一部分人才，势非亦改善教授待遇不可”。不仅如此，他在到校两个月后便召开了第一次教授会，同时选举评议员，以便组成新的评议会，从基本体制方面推进教授治校。经过这样一番转换，原先的“职教员”也就渐渐地改称“教职员” 了。

二

冯友兰所说的罗氏在清华推行“军事化”失败得最彻底，是指罗家伦到校半年内对学生厉行军训，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罗氏在清华最终落得“恶名”，与这一败笔大有关联。清华的资金来源独特而雄厚，使得那个时代的该校学生每人每年要耗用校款约一千二百元，而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学生每年耗用的校款仅约三百元，社会上视清华为“贵族学校”也就不奇怪了。罗家伦所提出的“平民化”，显然是有的放矢。然而，清华学生活跃而又具有实力，他们在罗家伦来校前夕晤谈时希望他“办学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同学意见”，罗答称：“办学当然以学生为前提，同学正当意见极愿采纳，惟当避巴结学生之嫌。”所以对学生提出的“全体免除学费”的要求，他未能接受，主张“学费照收，收后保存，专用于津贴贫寒的优秀学生”。而事实上，罗到校后还是部分的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将每年四十元的学费减为二十元。〔1〕不过，即使这样，学生们似乎也并未领情，两年之后，校学生会代表大会进而要求“校务会议”（已暂无校长）将学费减至每年十元，甚至“请求毕业后不问成绩优劣，免除入学试验，径入研究院肄业”，致使维持局面的校务会议“殊穷于应付”。面对如此强硬的学生壁垒，罗家伦的厉行军训计划难免要一败涂地了。

迄今所见有关罗在清华组织军训的记述，几乎都像是一幅漫画：校长、教务长等身着军装，足蹬马靴，指挥着一队队慵懒而不甚情愿的学生，稍息、立正、开步走！本来文绉绉的师生偏要模仿赳赳武者的威猛，看上去滑稽又荒唐。而实际上，这样的军训活动也确乎发生了“正戏反唱”的效果，非罗氏意料所及。当军训刚刚开始两周的时候，罗写给学校董事会的报告称：“大学实行军事训练，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议案，也是政府教育的方针，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目的在养成学生守纪律，重秩序，整齐严肃，能令受命，坚忍笃实，急公好义的生活与品性。每周除操场演练、野外演习外，并授以军事学科。日常生活，亦略仿军营，分全校为四个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上置大队长一人。队长与学生共同生活，早晚点名，按时作息。男生敬礼起居休假等，均须有一定规则。平时一律穿着制服，女生另亦有规定制服样式。家伦个人与教务长在校亦常着制服以为表率。”〔2〕显然，罗家伦挟“国民革命”的余威，带着一路北伐的征尘，以少将军衔的身份入主清华园，在那“革命思潮澎湃之秋”，他还沉浸在“战场政治”的思维之中，自然要给处在“转型期”的清华师生注入某种活力。

可是，学校不同于军旅，学生有别于士兵。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作为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竟犯下如此“低级错误”，殊不可解，这与他的恩师蔡元培在北大的一番作为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却惊异地发现，罗家伦在清华厉行军训的做法，与蔡元培的思想主张有着清晰的内在联系。且不说蔡先生在北大组建“学生军”的壮举，即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落幕，蔡远走欧洲的1924年冬，他在写给罗家伦等人的信中谈到“救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计”时，明确主张：“此事非普及平民教育，于普通简易教育中参入军事教育，不能收效。入手办法，只能先从在校学生训练起。若在校之教员、学生均了解此义而实行之，则由学校而推及商工农社会，十年二十年以后，或可达到目的。” 〔3〕在此，人们看到了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以贯之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底蕴。罗家伦所说的大学实行军训乃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之议案，而此次会议的主席即是蔡元培。后人评说罗氏军训之举全在推行“党化教育”，多少有些简单化和偏于从政治评判上立意。

清华军训这出“喜剧”的主要节目乃清晨六时开始的早操，最初学生们尚觉得新鲜有趣，可是冬季来临，夜长日短，受训者也就不胜其苦。校方宣布，早操无故缺勤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便要开除。据说，已经被北师大录取的张岱年仰慕清华之名，投考进入清华，偏偏遇上严格的军训，不堪辛苦，改奔北师大去也。在同学中具有“名士”做派的沈有鼎起居散漫，早操缺勤累计已达八次，临界开除之际，忽传早操取消了，有如得了“大赦”一般。罗家伦的军训实在推行不下去，勉强硬撑了两个月，只得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使得罗校长在学生中的声名增添了不少负面效应，以至被视为其后来遭驱逐的一个“远因”。

三

与在军训问题上不得不“妥协”相反，罗家伦在清华上演的一幕“大戏”——基金妥善保管和“专辖废董”抗争中则经过顽强地高层运作，以元气淋漓的表现而大获成功。1929年4月，清华大学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罗断然辞职，其辞呈中抱怨：“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很明显，清华的这种特殊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学校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除。在这一点上，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诉求完全一致，师生的代表从侧翼助阵，而中心攻坚的角色则非校长罗家伦莫属。他已下定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他首先于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章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两部会商此事。会前，罗家伦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该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这样，即使基金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对此美国公使欣然认同。于是，两部会商顺利通过了这个方案。至于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罗家伦意识到，在行政院会议上，教育、外交两部的部长为避免争持，极可能采取折中办法而于事无补。为此，他巧妙地绕过行政院，向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级的国务会议成员戴季陶、陈果夫说项，由二人联名提案，罗又事先争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与会大员的首肯，致使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在会上一举通过。至此，两部共管所产生的清华董事会也不复存在。

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种“非常手段”，后来罗家伦曾有一番自白：“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所说出的话。难怪教育部长蒋梦麟在挽留罗氏请辞的训令中称“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实属不易多见”。就是后来执意反罗的清华学生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认：罗氏“想要办一个完善的清华的诚心，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从罗家伦上演的这一幕 “大戏”的结果而言，最大的赢家除了清华自身，大概当属教育部了。由两部共管变为一部专辖自不必说，代管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1929年初业已完成了改组，其正、副董事长分别是蔡元培、蒋梦麟，而主导该基金会事务的则是胡适、任鸿隽等留美学者。民国教育界的主流力量，实际上促成了清华大学“ 体制上的回归”，而罗家伦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在罗就任清华校长前几日，蔡元培曾致函给他，就治校方略发表意见说：“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重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此一方略是否高明和可行姑且不论，从中显现出罗氏背后的支撑力量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理顺清华的体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该校日后能够成为一流学府，更重要的是修炼“内功”，而这恰是罗家伦复职后一年时间里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据清华学生1930年的记述：“我们看到罗氏回校后到现在一年之内，建筑方面有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和学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数量上较以前是多了。课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经费方面总数虽较以前还少，但图书仪器的费用增加了很多”。〔4〕令人惋惜的是，罗氏的办学进程因政治风云的突变而戛然终止。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北平，清华园驱罗风潮骤然而起，以罗的惯有风格与学生形成对立，局面遂无法挽回。

四

如果说罗家伦在清华卓有建树却不见容于当时校内师生的诡异现象，与他在（原）中央大学担任校长十年获致好评所形成的明显反差的话，那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功成名就”之后辞离这所最高学府的情形，也是充满了内心落寞和带有几分悲情色彩！

罗家伦1941年暑假辞离中央大学，正规的校史记述说，罗做了近十年的校长，已感身心疲惫，加之战时办学经费难以落实，无力再维持下去，于是请辞〔5〕。而罗家伦的知交方东美教授则更进一步指出，罗为了严格聘任中央大学的教师，不降格以求，往往无视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情面，推却和婉拒了不少内部介绍，以致得罪了一些人。处在和平时期尚能相安无事，而到了战时便不免要寻找借口为难罗氏，其中主要是在经费方面施压，罗无奈只得挂冠求去了。有人进而具体说明，是由于罗迁校动用了原本拟建新校址（南京石子岗）的经费而政府方面不予核销，促使罗去职。这一时期在校的中央大学学生的回忆中有人认为，罗的去职是由于CC系的势力向学校渗透所致〔6〕，当时的教育部长乃陈立夫。不过，当年作为陈的副手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则披露，由于顾孟余未追随汪精卫出走叛国，蒋介石特意安排顾氏做蔡元培去世后空缺出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因院内人士反对，于是转而考虑请顾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遂“欣然让贤”云云。〔7〕综合上述各种说法不难看出，罗的“上层人缘”出了问题，得罪了权贵，在经费方面受到掣肘，以致无法运转校政；同时派系势力有乘机而入的迹象，而蒋介石的刻意“礼遇”顾孟余，则可能是促使罗家伦将校长职位让于这位昔日北大老教务长的直接动因。

当初，罗家伦接手中央大学这个烂摊子，可谓“受命于艰难之际”。由南高师到东南大学，再到中央大学，一些与之渊源较深者，对北大出身的罗氏来执掌校政抱有抵触情绪，甚而公开有所动作。罗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名，嗣后又得到这位顶头上司的鼎力相助，朱让罗“放手去干”，并说：“我逼志希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此后王世杰继任教育部长，对罗家伦同样给予大力支持，以致当蒋介石“特意垂询”罗任大学校长何以竟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和诋毁时，王实话实说，将罗不肯拿大学教师的位子做人情的实况和盘托出。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厉行“战时统制”，罗家伦的行事风格大概难以畅行无阻，加之一些其他因素，最后黯然离开了战时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如今，提及中国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人们立即便会想到西南联大。但是，人们却不免忽视了如下事实：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即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截止到1941年中期（即罗家伦离校时），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一个研究院，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一个专科学校，一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有专职正、副教授一百八十三人，讲师三十九人，助教一百七十九人；在校大学生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全校开设课程共八百二十九种（最后两种数字上溯到抗战开始时，分别为一千零七十二人和五百二十四种）。显然，这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齐全、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两批的四十五名中，中央大学入选十二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样一组数字，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央大学乃抗战时期中国高教界的龙头老大，而领导这所“超级大学”的就是罗家伦。罗家伦作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学校长，曾经说出过一番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其气魄之大、民族责任感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有亲历者指出，战时的中央大学地处重庆沙坪坝，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日军的“疲劳轰炸”，但是，当年该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准并不因环境艰苦而降低。上面所示该校抗战初期至四十年代头两年的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三倍、开设课程增加近三百种的事例，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这一说法，亦足见校长罗家伦所谓“大学对大学”的豪言并非仅逞一时之快的虚语。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其知名度或许有些逊于北方的名校，但教授阵容齐整，专心于本校的教学和研究，甚少兼职现象。而且，由于学科设置的基本取向比较贴近国计民生的实际需求，有的特殊学科（如航空等）又与军事作战直接对口，因而该校对中国抗战的教育和学术（含技术）的支撑作用十分突出。只需略微查考一下这一时期中央大学历年毕业生的人数和就职去向，且略加同类比较，便不难认同此一观点。

中央大学在战时的“脱颖而出”，与其从南京到重庆等地迁移过程中保存了学校的“元气”大有关联。尽管沪宁一线的战事日益吃紧，这所“首都大学”却在各方面准备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将大量图书仪器装入事先定做好的数千个大木箱内，借助卢作孚的长江航运滚滚溯江西上，师生员工们也有组织地分批迁徙入川，同时，预先勘定的山城新校址紧锣密鼓地建构简易校舍。在有效的时间内，中央大学易地重新开学上课，于烽火连天之中弦歌不辍。这个堪称战时大学迁移的奇迹之成为可能，是缘于校长罗家伦在“芦沟桥事变”之后审时度势做出准确判断和高效干练的组织谋划，以及师生员工们的应时而动。当初，罗家伦果断决定迁校时，颇遭误解和讥笑，校内一些人讥讽他“胆小畏惧”，有如逃兵。罗氏显然是在重重误解中力排众议完成了他的迁校计划，从而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所以，当学校员工历时一年带着动物系的中外良种牲畜万里迢迢来到新校区时，作为校长和迁校决策者的罗家伦不禁热泪沾襟，竟孩子般的与远道回归的牲畜相拥亲吻。有人说这是他诗人气质的外化表现，实则亦是他承受重大压力之后的心理释放和对恪尽职守的下属的感激之情。

此次迁校之所以“有备而动”，实在是不期然而然。数千个定做好的大木箱，原本是准备用于中央大学自南京市内迁往中华门以南的石子岗一带的新校址，那里曾寄托着罗家伦的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1936年前后，经罗家伦之手得到重建的中央大学呈现勃勃生机，石头城内的四牌楼校区已乏发展空间，且位居闹市，已感于读书不宜。罗氏经过一番寻觅，选定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曲折有致的近八千亩面积的一个区域，拟作为新的中央大学校址。他的构想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通过了预算并分期下拨经费，于是征地、招标、打井，施工进入预备阶段，按预定计划，一年之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即可先期迁入。罗家伦的青年时代曾游学欧美，留恋于美轮美奂的世界著名学府，就此播撒下了他的中国大学梦的种子。他治理中央大学实质上是将德国柏林大学作为参照和目标的，而石子岗校址的建设正是实现其理想的重要一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芦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罗氏“玫瑰色的大学梦”随狼烟而逝。期待中的迁校盛事，竟变成战乱中有计划的漂流，历史跟罗家伦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百事待兴的蓬勃发展势头，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戛然止步……如今，石子岗一带已成为火葬场的所在，人们何曾想到，此处深埋着一个大学城的辉煌梦想。

罗家伦仿效柏林大学建设中央大学的努力，除了大学理念的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切的现实关怀。他接手这所最高学府之际，恰逢“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举国弥漫着民族危难的忧患气氛，他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回应现实诉求。到校后他向全体师生发表题为《中央大学的使命》的首次演讲，说道：“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大学校长，罗家伦却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理工学科放在优先配置的考量之中。他的老友方东美回忆说：“志希是学文科的，他虽然写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文，但是他的科学也只是玄学式的科学，对真正的自然科学，他不会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学术会议，他无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退席。当时我就笑他不务正业，校长该办的公事有多忙，哪有这许多时间来参加这些外行的会议。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了解了。学问之事是个人的事体，可以很专门，但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些专家学者必须把他们的专门之学，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来使人懂，而不会乱说话的。譬如弹道学，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听了弹道专家的讲演，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专门之学，我听了之后，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见解之要点。我认为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领。教授必须要有学问，同时要能表达，这样才能领导学生。所以，我对这样的学术会议绝不放过。无论我对这些学问是如何的外行，没有退过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为中大求师。’就因为志希如此用心地访求人才，他请到了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都极优异的卢孝侯（即卢恩绪）为工学院院长，卢在工学院教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当年中央大学的工科办得有声有色，无疑与罗家伦用心良苦地访求人才有极大的关系。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际遇，要远远好于在清华，可是即使经历了战时患难的中央大学的学生们，步入晚境反躬自省也觉得对罗校长“亏欠实在太多”。在校时，他们戏称校长“罗大鼻子”，甚至有“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凶，沙坪打喷嚏，柏溪雨蒙蒙”的打油诗，极尽调侃。更有甚者，有的失意教师作诗形容罗氏“一身猪狗形，两眼势利全……”极尽丑化。1939年春，考试院长戴季陶来校演讲，主持大会的罗氏对戴“执礼之恭，措辞之谦”，令学生们感到与大学校长身份不合，群起报以嘘声。尽管有的同学意识到这是罗校长诗人气质的夸大表现，但直观效果令人遗憾。其实，同样一个罗家伦，1931年间为国民会议起草开幕词，他径直打电话给戴季陶索要资料，戴挂断电话发脾气说：“志希居然要我替他找资料！”但又不能不替他找出若干文件亲自送去。〔8〕可见，罗氏性格的多样复杂，未可仅以表面现象断定之。

1941年秋，罗家伦黯然离开中央大学，一度赋闲在家，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公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及家务琐事只得由他亲自照料和操持。绵长的秋风秋雨之中，罗氏的内心落寞不难想见。此前一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作为学生的罗家伦撰写了《伟大与崇高》一文追念恩师，其中写到：“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9〕这段文字，很可作为罗氏此一时期的内心独白。

据了解他的朋友们说：罗一生轰轰烈烈，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粗枝大叶的人，有时内心却非常细腻；他做事吃了亏，只是哑子吞黄连，不肯对外人言说；他为国家办大学认真诚恳，忍受了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求把学校办好，做到了“勇于公义，怯于私斗”。他的学生则分析他的性格说：“像他这样带有诗人气质和士大夫教养的人，宦海浮沉，注定失败！”是耶非耶？

注释：
〔1〕〔4〕《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3页。
〔3〕《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页。
〔5〕《南京大学史》“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章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何善川文：《走近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顾毓秀全集》第十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9页。
〔8〕罗家伦专题座谈会陶希圣的发言，载台湾《传记文学》十三卷一期。
〔9〕《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