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文学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

《今天》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
阎连科 七十年代

一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为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缘故。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的羞涩,感到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算,都在80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直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

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做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一个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熈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一样。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哪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的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就像七十年代必须由六十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侧验考试,都是90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划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说,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其头。

老师笑着拿手去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一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翁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翁走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重要。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了我的老师。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家。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儿。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认识过早开始的一个见证;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个明确的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凡是新任班主任交待的,我都会加倍地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农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的老师,总是进行侧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走向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弯了身子,弓了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塌。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羞。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末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的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无奈。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差别,除了超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

确实的,等着那个超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老师来了。

终于的,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后,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鼓,也就中途猛然息了她的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机会超越,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的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吧。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二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球恩》和《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有新的指示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下田割草,喂猪放牛。还有一种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贪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史同在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

 

终于,进了七十年代。

我以通背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度席诗词》和老的"三篇"之优异,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模式,与大人物邓小平的恢复工作有着直接的某种干系。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一样,升级,又要必须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花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还有更为经典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不知道,曹雪芹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营养。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乡很幸运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乡下人向往我家的那个集市;我们村人,向往着三十里外的一个县城。城里的人,向往着百里外的古都洛阳。所以,在那年代我知足于一种幸运:父母把我出生在了那个叫田湖的村庄,比出生在更为偏远的山区要好下许多。我能看到的小说,在那更为偏远山区,将会更为稀少和罕见。那个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无边的贫穷,却又充满着无边富裕的恩受。父亲的勤劳,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检、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苦闷的意义。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那个时候,大姐身体不好,以今天的医珍,可能是所谓的腰椎股骨头坏死,不青不红,却又不断地发作一种无缘由的疼痛。她由此而辍学,多数时间就躺在屋里床上,为了消磨时光,她就总是看些那时在乡村可以找到的小说。看那种在那个年代乡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印刷物品。这样,大姐的床头,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她看什么,我看什么。她有什么书藉,我自然就有了什么书藉。

想到因为大姐生病,才使她的床头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的馆藏,对大姐的感恩,那种无可比拟的姐弟情谊,就会以潮润的形式,湿润在我的眼角。因为这些最早的革命文学,填补了我少年心灵的空白。对小说的痴迷,让我不再对学校同学中那些身份地位、学习长相、言辞行为和我们之间那些所谓的城乡之差,存下因为嫉恨与羡慕而长久蓄生的自卑。

我变得心胸开阔。开阔到在初中时候进行试卷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也不十分地放在心上。因为心胸,让我变得似乎完全忘了和谁有过一分之差的那种遗憾。而那些革命小说中的故事,却常常让我念念不忘,愁肠结心。初一时候,还是初二之时,我终于听说中国有部大本小说,名为《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红楼梦》是名冠这四大名著之首。其它三部,因为大姐的床头,我都也已看过,只是这部,不知为何,大姐的床头却总是没有。问过村里会写对联的文人,说你家有《红楼梦》吗?那些文人都惊着看我,像我的问话里,隐藏着一个少年心欲的不安。然而,他们的那种眼神,反而使我更加急切地渴望此书。也就终于在某一天里,同班有一姓靳的男生,哥哥是空军的飞行人员。他告诉我说,《红楼梦》那书,因为毛主席爱看,别人才很难看到。因为毛主席爱看,省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才能各自分配一套。

我对这话将信将疑。

他说他哥来信,言称有高级干部给了他哥一套。说他哥看完将从邮局寄回,可以悄悄借我一看

我为此惊异。也比他更为担心邮途的丢失。

也就终日地等着等着,直等到下一学期,已经忘了此事,他却在某一天里,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报纸裹了几层的神秘,把我拉到一边塞进了我的手里。我欲打开看时,竞吓了他一个满脸惨白。于是,我忙又合上,藏进我的书包,躲进厕所,到没人时候才打开那本神秘,见是一本果然,浅白的封皮上,赫然印着"红楼梦"三个大字。而在那小说的封底,果真印着"供内部阅读"的五个小字。当时不知为何,我喜出望外,又战战惊惊;满头大汗,却又双手哆嗦,慌忙地把那小说快速地重又裹好,急急地藏进了我的书包。

那个下午的课堂上,我没有听进老师讲的任何词语。一心想着那本"红楼之梦",就像一心想着我一生想要见的我最钟爱的一个情人。

那个署假,为了挣钱,为了给大姐治病,我同二姐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的一条山沟,用板车往县里的水泥厂里运送料石;给修公路的承包队,从河滩上运送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子;给盖房子的村街上的商业部门,运送地基石头。白天无休止的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人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可在晚上,看《红楼梦》小说,却能醉醉痴痴,直至天亮。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常是泪流满面,唏嘘感叹。

然而,因为痴于阅读,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预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欢天喜地。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的情况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到,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的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的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到:"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应该在家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到:"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做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它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中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而来,又到哪儿而去。于是着,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是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都与其有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子"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些角色变化,只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愿望。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之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之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来之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之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贫困,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的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哄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就一个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份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而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上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别处去做些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侯,必就躲着他们,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