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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秉孟、戎殿新:新自由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特稿· 网络版来自学术中华网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特稿。
一、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一)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1. 国外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

  国外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多种多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

  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2. 本课题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3.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学派林立,思想、理论体系庞杂,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参见弗·奥·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75 - 76 页) 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参见弗·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页) ,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参见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50 页) 。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参见上书,第49 页,弗·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9 页、157 页) ,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二)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1. 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 世纪20 - 30 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压抑与刺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 世纪20 - 30 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

  2. 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

  20 世纪30 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 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

  “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 年之久。这40 年既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凯恩斯时代”,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新自由主义者着手对其理论进行精雕细琢,并使之系统化的经院修炼时期。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这个时期成文的。

  3. 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

  以20 世纪70 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 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且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 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4. 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自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于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见本文“华盛顿共识”部分)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 、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 和私有化。”(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 页) 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

  “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三) 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1. 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 102 页) 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2. 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 。

  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惟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 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里应指出,国内外学术界一些学者把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归于新自由主义。我们认为,对此尚需要研究,因为:弗莱堡学派主张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即需要有许多调节原则的市场经济。例如,弗莱堡学派领袖瓦尔特·欧根就曾明确提出国家干预经济要遵循“限制利益集团”、“干预针对经济秩序”和“经济与社会政治系统化”三原则。这些原则和主张,是与哈耶克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国家干预不同的。弗莱堡学派所主张的经济秩序和理想类型也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然秩序”不同的。他们所主张的经济秩序有多种“理想类型”,不是一般地否定对经济的集中管理,但强调要着重解决好集中管理过程中的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既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又强调“政府有限干预原则”,同时也不放弃“社会平衡原则”。弗莱堡学派甚至从维护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角度明确提出了实行多元所有制的政策主张和工人参加管理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也是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许多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四)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1.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 世纪70 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到21 世纪初的20 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 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 —1975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 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 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 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 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

  (5) 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 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2. 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 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第一,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 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第三,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连,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

  所以,自20 世纪90 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3. 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

  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

  二、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的蔓延及其后果

  (一) 欧美主要政党对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模式的态度

  新自由主义并非一个全新概念。从自由主义在近代史上出现到现在,其地位已经过了几度枯荣升贬。而自由主义在每一次复兴的过程中,均因涵盖了某些新内容而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从20 世纪70 年代末起,这种思想逐步在美、英两国取得主流学派乃至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自20 世纪90 年代始,美、英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在跨大西洋经济整合中,而且在由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的全球一体化中,发挥着主导模式的作用。当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各主要政党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远非一致;特别是在进入21 世纪,美国、英国爆发已持续两年多的新世纪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之后,上述分歧正在进一步扩大。

  1. 美国共和党狂热鼓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民主党则有所保留

  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最积极推进者是美、英两国的右翼党派。

  与西欧国家相比,美国的中左翼力量一直较弱。美国的共和党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右翼党派,民主党则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时中时右的中间型党派。由于共和党执政时间长,所以在思想和模式发展方面严重右倾。70 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勃兴。80 年代,里根政府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老布什政府进一步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炮制了“华盛顿共识”。90 年代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曾试图实行改革,但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矫正,极为有限。在克林顿执政的后期,同英、德、荷(兰) 等国的中左翼党派领袖共同推进“第三条道路”,虽然成就不大,但加强了欧美中左翼执政党的合作关系。所以,西欧国家的中左翼党派无不希望民主党继续执政。1999 年美国大选前,美国人对“第三条道路”热情很高,共和党推出了与民主党十分相似的竞选纲领,于是“中间型的温和治国方针”成为两党的竞选方针。然而,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上台后,使趋于中间化的政策全面右转。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的一个首要目标,便是力图使美国利益、特别是强势集团利益最大化,并通过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予以实施。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学者乔姆斯基认为,多数公众尤其是美国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新自由主义一词。共和党为保持这种思想与模式的核心地位,以压制媒体的方式来“制造”舆论的“同质性”,致使美国中下层公众对这种不合理的意识形态及其模式,导致不合理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反抗力,远远小于西欧国家。即使在美国经济萧条、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模式走向衰落的今天,大部分美国民众并未察觉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种种弊端,他们愤恨的只是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 等极少数违法人物。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安全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共和党和民主党均宣布在此事件后的新时期需要新思想、新战略。共和党政府的新战略是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2002 年由共和党政府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要通过单边战争和预防性攻势,建立可取得胜利的持续发展模式。也就是说,这种战略的根本目的不仅要保护美国领土与公民安全,而且还要在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模式。正是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极右倾价值观和安全战略,将美国引向了又一场海湾战争。西班牙《起义报》在评论美国发动战争的动机时指出:要消除对“自由经济”的威胁,即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威胁,是美国要通过战争捍卫的主要价值观之一。

  随着2001 年初美国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正在走向衰落,美国地缘经济政治战略地位恐怕也会随之下降。然而,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为维护美国垄断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仍在全力维护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并极力向全球推进。

  2. 英国主要政党开始疏离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

  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右翼的保守党在英国重新执政后,其领袖撒切尔夫人开始推进对福利国家体系的深度改革,她的改革思想与政策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撒切尔主义”同差不多同期在美国由共和党总统里根推进的“里根主义”一样,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在美、英两国推进新自由主义变革的结果,形成目前仍在全球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即被称为“英- 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英国保守党不仅在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且使英国成为在西欧推行这种模式的堡垒。工党在1997 年上台后,布莱尔虽名为推进“第三条道路”,但基本上没有触动原保守党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美英均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英国的两大党派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态

  度开始发生变化,英国这个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堡垒正趋于瓦解。保守党领袖邓肯·史密斯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承诺:他的党不会再继续撒切尔内阁的“物质主义”的模式。他在批评工党领袖布莱尔的严重政策失误时,指责这位工党领袖抱着新自由主义模式不放的做法不明智。保守党在本年度地方选举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模式问题上转变比工党快。而工党实际上也在加速转弯。2002年9 月,布莱尔一改工党官员避而不谈“再分配”问题的惯例,公开表示:工党在本届任期内要大力推进“再分配权力、财富、机会”等方面的“合理目标”,“从而使每个人都可分享国家的繁荣”。实际上,工党在此之前已推出了某些“再分配”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表明工党也在急于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划清界限。

  3. 西欧诸国主要政党对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模式持保留态度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继80 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后,曾一度掀起小高潮,西欧诸国的两大主要党派———中左翼社会党(含社会党、社民党和工党) 和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党,也成为这种模式的推动者。此后,社会党受到中左翼理论家的影响,开始强调公平价值与新自由主义的效率价值同等重要,并且主张采取以市场手段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方法治理国家,另外还要求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上述三位一体的政策主张,便是所谓同新自由主义对垒的“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道路”的要旨。到2000 年,美英等国的经济因重大企业丑闻、股市泡沫破灭而快速走向衰退,使西欧诸国中下阶层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经济神话”抱有的希望随之破灭。广大民众和知识群体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不断升温,迫使西欧两大主要党派在政治上整体向左转。多数国家主要政党已进一步与新自由主义思想拉开了距离,并根据民众压力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做出相应矫正。

  (1) 德国主要政党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态度变冷甚至抵制

  德国在战后建立了称为“新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模式。这种社会市场模式是以社会或以人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既要社会又要市场的模式的理论渊源,是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20 世纪60 年代大多数时间在德国,曾企图对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理论施加影响。其后,德国中右翼的基民盟/ 基社盟在80 年代跟随美、英两国进行福利改革,推进私有化。同美、英不同的是,德国步子迈得比英、美要谨慎得多。

  社民党在1998 年上台后,推出了由该党思想库提出的“新德国模式”。该模式的三个目标中的第一个,即为新自由主义的效率第一原则。施罗德总理也曾力主推进这一模式,并因此而与党内以联邦财长拉封丹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产生了严重的摩擦。这场冲突,最终以拉封丹的辞职而告终。然而,在公众政治逐渐增压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02 年大选前的选举政治的强压下,施罗德审时度势地彻底改变了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态度,并且不顾党内反对派的嘲笑而公开批评他曾追捧过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模式。2002 年7 月,施罗德在接受《每日镜报》专访时明确表示,反对新自由主义被确定为即将来临的大选的社民党的“竞选基调”。这一基调后来证明有助于他的党在大选中勉强保住执政党的地位。在同一次访谈中他还说:“在欧盟委员会里⋯⋯我发现了一种甚至超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奇怪态度。”他批评说,欧盟委员会成员不应仅注重金融业等方面的发展,而却不注重工业生产的发展。我们知道,德国的“新莱茵模式”———社会市场模式所重视的是工业实业,而新自由主义模式所重视的则是易产生泡沫的金融业。不仅如此,施罗德政府还于2003 年3 月推出了向中下阶层倾斜的“新中间阶级纲领”,以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全面改革。

  基民盟/ 基社盟也在随风而动,该党成员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支持热度下降。该党在选举党的领导人时就曾公开指责某些候选人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2) 西欧其他国家政党对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的态度:呈现出修正或排斥的一面倒倾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欧其他各国的政党也已从前一个时期向右看转变为向左看。在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迈进过程中步子迈得小的党派,目前比较幸运,其所要做的政策调幅比较小。如法国和瑞典等国的执政党,在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大潮中坚持了较强的社民主义的社会政策,所以现在毋须作太大的政策调整。而多数中右翼政党因比社会党更右倾,现在不得不做出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如法国保卫共和联盟在2002 年的大选中就提出某些比社会党更为左倾的社会政策,本届中右翼政府甚至在考虑某些行业重新国有化的问题。总之,西欧不少主要政党,包括中左和中右两翼,均在把更多的砝码由天平的右边放到左边。即使某些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极右翼党派,为了争取民众,也出台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纲领与政策。奥地利的自由党领袖海德尔就宣称:他的党派的纲领质而言之是“社民主义的”,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极右翼党派还因纲领、政策向左倾而获得了较高的民众支持率。西欧国家的政党所做出的政策调整,预示着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很可能在这一地区进一步失去民心。

  (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

  20 世纪7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多数聚集在美国,逐步使美国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80 年代里根上台后,以“里根主义”或“里根经济学”的面目,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此后,历届共和党总统对新自由主义推崇备至。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政府,为迎合国际垄断资本和大金融寡头向世界扩张的需要,泡制了“华盛顿共识”,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

  1.“华盛顿共识”的背景和内容

  1990 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威廉姆逊在会后将会议论文汇编成册,并于同年出版。在这本题为《拉美调整的成效》的论文集中,威廉姆逊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拉美国家在经济调整和改革过程中应该采纳的“处方”。它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1) 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2)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

  (3) 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4) 实施利率市场化;

  (5) 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6)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7)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8)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9) 放松政府的管制;

  (10) 保护私人财产权。

  威廉姆逊认为,上述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还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2. 对“华盛顿共识”的评价

  “华盛顿共识”从其问世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国际学术界及其他多方面的猛烈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十个主张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实施其“处方”的后果,必然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经济主权不断弱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似乎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有误导性。还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及被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是“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向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发动攻击的“进军曲”。

  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最近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三)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效果

  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美英两国大行其道,而且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特别是自90 年代初“华盛顿共识”出笼后,在某些地区和国家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但效果并不乐观。

  1.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推行和效果

  (1)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得到较为广泛传播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就传入拉美,但当时传播范围仅限于智利。1973 年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通过政变上台后,立即将一大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高等院校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家安排在政府部门。这些“芝加哥弟子”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能使智利的经济走出困境。在他们的影响下,皮诺切特将军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

  进入80 年代后,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使80 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对于恢复经济,拉美经济学家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

  1985 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等。到90 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当然,新自由主义所以能在拉美地区较为广泛的蔓延,同部分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具有亲美背景,以及学术界和媒体的炒作,不无关系。

  (2)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蔓延既取得一定成效,更遭到严重失败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

  拉美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拉美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曾一度有所好转。

  但总的来看,拉美地区十多年来,“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第一,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第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2 位亿万富翁,90 年代后期增加到20 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未见减少,相反有增加之势。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

  第三,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

  第四,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

  第五,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 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 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

  (3) 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

  对于GDP 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近期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梅内姆政府和德拉鲁阿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危机,但不是危机的惟一根源。

  我们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几乎都出售完毕,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在本次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为强化市场机制作用,阿根廷几乎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自由化成为压倒一切的信条;由于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和市场开放,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一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 20 %;金融自由化,使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金融安全无保障,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正是由于90 年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效果不佳,1998 年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a 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 b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c 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d 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e 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f 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 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推行和效果

  (1)“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精典之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1992 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的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 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出,曾被称“哈佛方案”。“休克疗法”的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市场自由化:俄自1992 年1 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培植广泛的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经济稳定化: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将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置于比发展生产、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更重要地位。此外,俄在转轨中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2)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在实行经济转型的10 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局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1989 年,俄罗斯的GDP 是中国的2 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 3 。这表明,俄当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摧毁了前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

  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在反思俄罗斯前10 年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俄罗斯前10 年经济转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激进转轨政策。国外著名学者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失败更深层原因是,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

  三、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及我们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一)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

  我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引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批判性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有益经验。在这种大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传入国内不可避免。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以大学为主的各种讲坛(论坛) 、各种研究机构(包括学会、研究会) 主办的学术讨论等几种渠道或方式传播。

  1. 出版物是传播的主要渠道或主要方式

  早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论著就已经开始翻译和介绍到我国。当时,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由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和相关译著(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资本主义与自由》1986 年版) ,以及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从1988 年开始组织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包括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的代表作之一《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成员布坎南的代表作《自由、市场和国家》等) 。

  进入90 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新自由主义核心人物的主要代表作。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自由宪章》和《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等。

  当然,在翻译出版的论著中,也有很多是介绍反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例如,翻译出版的法国巴黎“全球化观察”组织主席苏珊·乔治(Susan George) 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就是一部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专著。

  2. 各种讲坛(论坛) 是由各种新自由主义译著派生出来的传播渠道和方式

  随着各种新自由主义译著的出版,很多正式开设西方经济学专业课和专题课的大学,大都先后安排了介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潮的专题课程;有些学者主持讲解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也陆续整理成书出版,成为新自由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物质载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如疯狂叫嚣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张五常,就是通过在某些大学乃至国家机关的讲坛大放厥词的。

  3. 各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讨论是传播走向深化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随着前述两种主要方式的传播,新自由主义逐步引起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讨会也逐渐多了起来。当前,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传播走向深化的阶段,也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研究实施正确导向的关键阶段。

  (二) 我国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

  总的看来,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尚不是很充分,目前已发表的论著,大多停留在比较浅显、甚至似是而非的水平。尽管如此,或者也正因如此,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在我国的传播的看法上,分歧较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

  1. 全面否定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对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更坚决反对借鉴新自由主义。

  2. 极力鼓吹

  极力鼓吹、推崇新自由主义的人在我国学术界、理论界为数不多,其代表性人物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在部分青年学生中具有相当蛊惑力;而且,他们还企图利用照抄照搬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影响政府决策。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3. 只介绍不分析、不判断

  取这种态度的学者多为研究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的学者。他们不重视对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研究,也较少考虑新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倾向,着重把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的学术理论介绍到我国来。

  4. 批判地吸收、借鉴

  目前我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有一批较为严谨的经济学者既不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主张照抄照搬新自由主义,而是力图根据我国实际,对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对其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积极吸收其中可供我国改革开放借鉴、参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

  但必须指出,总的看,目前学术界持这种态度的学者的队伍还亟需进一步壮大,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科学研究也仅刚刚起步,既不系统,也欠深入,尚需正确引导、推进。

  (三) 对新自由主义应取的科学态度

  1. 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新自由主义政治化的“华盛顿共识”不能相等同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是在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经过200 多年的发展,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美国政府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华盛顿共识”相等同。

  但是,即使对于作为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我们也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借鉴和利用。

  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1) 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值得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借鉴。

  (3)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理论。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对此均有许多论述,这对我国进行同类操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4) 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法制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5) 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具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我们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保护人权的旗帜。

  此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我国经济学借鉴。

  3. 对新自由主义中必须加以批判和坚决抵制的内容

  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对此,我们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之应持批判态度:

  (1) 对将新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服务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2) 关于绝对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对此,我们既要遵守WTO 的规则和我国的有关承诺,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

  (3) 关于全面私有化。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私有制基础上,有些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国有制) 基础上。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全盘私有化,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4) 关于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实践证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5) 关于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斗争、合作、相互影响的共处时期;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将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以免落入“全球一体化”陷阱。

  要做好以上借鉴和批判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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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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