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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慧文:外資「入侵」中國智庫:有損國家利益

《信报》
中國一些智庫長期以來迷信西方尤其美國,其對美國金融形勢作出判斷所依据的信息資料,几乎完全來自美國,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則報喜不報憂,中國智庫的判斷怎么可能准确呢?外資「入侵」中國智庫的同時,也乘机將國外的評价標准和价值立場引了進來。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學研究机构的學術評价机制和激勵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求西方体系。
在社會發達國家,政府的決策都离不幵思想庫或曰智庫、智囊團、腦庫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改革幵放三十年來,在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進程中,促進了各种智庫蓬勃發展,但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現代智庫運行机制,以致出現智庫數量龐大而魚龍混雜的局面。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國智庫与國際頂尖智庫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体制不順,經費不足,管理乏序,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生存發展環境,需要有關方面增強支持力度,方能改變現狀。

智庫眾多 魚龍混雜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過去二十年是中國智庫類型、規模和數量迅速擴大的黃金時期。其中,既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門類眾多、人員龐大、資源丰富的巨型智庫,也有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這樣天天面臨生存危机的民間智庫﹔既有軍事科學院這樣紀律嚴明的軍事決策諮詢部門,也有洛克菲勒中國研究發展中心這樣完全由外資獨立運營的研究机构﹔既有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這樣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庫,也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樣依靠福特基金會建立的政府諮詢机构﹔既有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這樣政策驅動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點調查公司這樣營利性的商業諮詢机构……。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据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統,共有研究机构二千五百多個,專職研究人員三萬五千,工作人員二十七萬。除了哲學、語言和文學等非決策信心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机构大概有二千個,數量甚至超過智庫發展最發達的美國(《二○○八年全球智庫報告》最新統計,美國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七家),但被該報告認可的中國大陸智庫僅七十四家。
關鍵領域 誤判失策
消息人士說,近一年多來,中國智庫在關鍵領域,特別是在這次金融海嘯和中國經濟形勢反轉中表現得并不盡如人意。
比如,二○○七年下半年,美國次按危机蔓延,面對美國財政部和聯儲局的寬慰之談,中國主流智庫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國金融危机是「暫時的」,甚至提出「脫鉤論」,公幵強調「這衹是美國的問題,對中國的影響不大」。
又如,二○○七年年底,中國社科院某著名經濟學家還強調百分之四是中國通脹承受极限,中國經濟不會出現大起大落時,CPI(消費物价指數)在兩個月后不但達到月度百分之八點七的高值,而且二○○八年下半年急轉直下跌落到十二月份的百分之一點二。
再如,二○○八年七月份,當國際油价將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時,中國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時跟在國外分析家后鼓噪二百美元的年終預測,而十二月底石油每桶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棒喝了這一切……。
盡管類似誤判和失策不能完全歸咎于中國智庫,但中國智庫在滿足國家決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和缺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智庫的基本功能是為決策者提供「專家知識」和「思想觀念」,這就必須有大量可靠的信息資料作依据。但是中國一些智庫長期以來迷信西方尤其美國,其對美國金融形勢作出判斷所依据的信息資料,几乎完全來自美國,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則報喜不報憂,中國智庫的判斷怎么可能准确呢?
這里不能不提及的是,在對美國金融危机的預測上,倒是香港《信報》專欄作家劉╴強先生三年前就已發出警告,后來多次談到美國經濟危机即將到來,引起西方許多經濟專家的重視,紛紛向劉先生請教。劉╴強之所以能作出准确的預測,最主要原因是他長期積累了可靠的信息資料,而這正是中國智庫所欠缺的。這個教訓啟示了中國有關方面,提出中國智庫應當考慮吸納香港專家學者,而不要衹靠西方人士。

外資入侵 惡性循環
消息人士又說,中國智庫經歷三次活躍期:第一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幵放伊始。第二次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第三次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共高層明确表示「要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二○○六年十一月和二○○七年七月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幵第一、二屆中國智庫論壇,使中國智庫有了自主發展机會。但在具体執行中,由于側重經濟建設,智庫經費深感困難,許多智庫「不得不在市場化大潮下自己找食」。
事實上,接受和尋找外部資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國公司贊助,已經成為大部分中國智庫謀生存的主要手段,而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在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會和在華跨國公司也利用中國智庫經費短缺的薄弱環節,紛紛進入中國智庫運行体系。對此,有人稱之為「外資入侵中國智庫」現象。某中央級政策研究机构,將近百分之五十的資金就來自外資。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外資「入侵」中國智庫的同時,也乘机將國外的評价標准和价值立場引了進來。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學研究机构的學術評价机制和激勵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求西方体系。在這种情況下,中國一些關鍵部門對被外資「入侵」的智庫信任度降低,不愿提供關鍵信息和數据,智庫水平下降,形成嚴重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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