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王治河：以平常心看待后现代主义

　　采访者：张弘 受访者：王治河（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张弘：后现代主义对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促使人们重新省察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等。它通过揭示世界的复杂性、事物的不确定性，强有力地挑战了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同一性思维”，还倡导一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今天的世界非常需要的。

　　张弘：对于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后现代主义究竟有何意义呢？
　　王治河：其实，后现代主义讲的“后”，不是在线性发展意义上讲的，也不完全是在时间意义上讲的，更不是在“反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辩证地“否定”、“扬弃”和“超越”的意义上讲的。
　　它“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其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其局限性。它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时又对其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种既爱又恨的关系才是“后”的真正内涵之一。与此相联系，“后”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则是昭示新事物的诞生。
　　用“前车之鉴”来解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批评再贴切不过。如何寻找第三条发展之路，如何体现“双赢”，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想家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实在是一门挑战人的大智慧的学问。

　　张弘：后现代主义一度很时髦，现在却冷却下来了，这究竟是学术界的惯性使然还是因为人们对此漠不关心？
　　王治河：这其实很正常。如果一个社会都去追捧某种学说，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的悲哀，也是一种学说的悲哀。后现代主义研究是学术事业，冷下来对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我看来，未来的学术繁荣就孕育在这一“冷”中。与前些年热衷于新名词、新术语的大量炒卖相比，今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新时期，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著的出版就是明证。后现代研究方法也在许多领域广泛运用，后现代教育和后现代医学等的出现就是一个迹象。

　　张弘：后现代研究对你个人的思想有何影响？
　　王治河：后现代研究丰富了我的生活，这有两层涵义：学术上，后现代主义立意的高远和思维的精深，拓展了我思想的天穹。无论是欣赏它还是商榷它，在这种思维的互动中，我的思考都得以深化。
　　例如，后现代主义对开放心态的标举，使我想起古老的拉丁谚语，“提防那只念一本书的人”；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强调，促使我“换位思考”；后现代主义对创新的推重，则令我向往“像创造艺术作品一样创造人生”。
　　现实生活中，通过后现代主义研究，我得以结交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把后现代人等同于“颓废派”、“玩世不恭者”，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几年前我的一个美国同学给德里达写过一封信，询问其日常生活是如何过的，德里达在回信中说自己每天早晨起来先做几十个仰卧起坐，然后吃两个煎鸡蛋。他的意思是说，后现代主义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

　　张弘：“后现代交锋丛书”中有好几本涉及科学与后现代的关系，你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呢？
　　王治河：后现代不反对科学，它抵制的是科学的霸权、科学的霸道，也就是科学沙文主义。后现代提醒人们，科学只是人类认识复杂世界、了解多彩人生的一种方式。把这一种方式不适当地夸大成惟一的方式，进而打压其他方式，是后现代所反对的。
　　同样，对于科学家要担负起传统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替圣人立言、为生民立命的绝对真理代言人的角色，后现代也持一种警惕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哲学家类似于费里普所讲的“干预者”，每当有人企图颁布绝对真理的时候，他便出手进行干预。
　　因此，后现代与科学不是对立的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对话的关系，在对话的过程中，通过互补达到双赢。

　　张弘：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王治河：如同任何新的理论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理论局限。特别是其前无古人的庞杂和涉及问题的宽广及在根本上对现代性，亦即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大规模批判，使其所招致的批评也非常多。但要实现向未来的质的飞跃，后现代主义是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巨大力量”。
　　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检讨人类的过去、审视人类的现在、规划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展望未来，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纯属时尚性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但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将会在21世纪，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启发中国人去思考、去创造。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对创造性的推重，暗合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创新的呼唤，相信在21世纪的中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无意推广什么，只希望人们以平常心看待后现代主义，给其生存的空间，善待后现代。因为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的现代思维相比，作为另类的后现代依然是弱势族群，而其作为另类声音的存在，却是一个健康社会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