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坎普（Peter Kemp），吴晓江译
[提要] 哲学家拥有的力量是言语的力量。经济的、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并不能拥有独占世界的力量。哲学的论证和反思用言语建立非经济的、非技术的和非军事的力量，能够挑战其他力量，揭露谎言和幻觉，提出建立人类生活更美好的世界的思想。反思当今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反思哲学的语言行为，尤其是语效行为。哲学不仅能起启蒙和解放的作用，也能起诱惑和操纵的作用；非理性的言论自由、羞辱和伤害的言语可以变成暴力和战争行为。面临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共存等重大问题，哲学要引导人们学会和平地用言语去行为。
为什么我们哲学家要在世界哲学大会上相聚整整一周？我们能通过我们的论文、专题研讨会、演讲和讨论为世界提供些什么？难道除了完全是言语、言语、还是言语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些言语对今天的世界如何能起重要的作用？
另一些研究者和学者拥有特定的研究领域，他们代表特定的学科、特定的研究和教育领域。但是，我们哲学家没有特定的学科。我们能与所有各领域的研究者讨论，不仅与研究者，而且与技术专家、艺术家、道德家讨论。我们能够进入他们的领域，但我们的活动并不属于他们的任何领域。我们无处不在而又无处所在。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我们必定做某个特定研究领域和思想领域的事，不是通过在这些特定领域的工作产生诸种成果，而是能够理性地谈论所有的事，思考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作用。我们能比许多其他研究者和理论家做得更多的，只有语言，只有讲话，只有言词。我们通过学习和回忆我们先前哲学家的思想，运用哲学概念和讨论，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从哲理上谈论；当我们描述、分析、论证、批评、教学、建言等等时，我们试图根据我们时代的状况反思当今哲学。如果我们发现某种对人类、世界、个人或弱势群体的危险，我们有责任提出防范罪恶和和灾难的方法，我们可以向人类预警应对隐蔽的毁灭力量或可能是灾难性的疏忽。
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仅仅拥有的力量是言语的力量，象教师、教育家、演说家、评论家和建言者那样的言词力量、语言力量、言论力量。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言语是我的王国，我无愧于它。”
有时，政治领袖和社会公共机构的首脑试图使我们羞愧，他们不能认识到为什么他们应当支持哲学并给哲学提供空间，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并没有技术目的，哲学不能直接为物质商品的生产或增强技术能力作出贡献。有时，哲学家甚至被调离或排除在大学和高等教育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无用的，即使他们不危及已确立的秩序。然而，今天仍呈现出许多哲学活跃的迹象，哲学思考仍在世界上起着巨大作用。
本届大会的出席盛况就表明了这点。遍布全世界的各个哲学团体的强劲生命力表明了这点。新的哲学中心和新的哲学团体的建立表明了这点。来自许多国家高等学校的学生热情参加每年度国际哲学奥林匹克最佳哲学论文写作竞赛活动表明了这点。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以重要语言写的哲学著作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出版表明了这点。全世界哲学家拥有科学机构内外的发言权，他们在最广泛的领域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如果“力量”意味着文化的和政治的影响，那么，哲学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力量。确实，在我们这个战争和冲突增多的行星上，哲学的力量通过捍卫思想自由、跨文化和跨国界对话的自由来显示自身——简言之，哲学作为维持和平的愿望的力量而无处不在。没有哲学，这个世界对人类生活而言，可能成为更不幸的地方。
因此，这种力量并不一定就是统治他者。它能成为解放的力量，为新的可能性提供空间，打开新的视阈，展示潜在的力量和机会。
人们通常遗忘了经济的、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并不能拥有独占世界的力量。哲学的论证和反思用言语建立非经济的、非技术的和非军事的力量，言语能够挑战其他力量，揭露谎言和幻觉，提出建立人类生活更美好的世界的思想。
当哲学被视为纯粹的描述、纯粹的参考、单纯的镜子时，人们通常忽略了哲学言语的力量。这种看法遗忘了人自身并使我们仅仅描述事物，于是，这种将哲学视为自然之镜的概念遭到了既来自解释学又来自实用主义观点的批判：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表明，不存在没有历史情境解释的描述，我们是在历史情境中描述某事，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断言：哲学应当聚焦于引起世界变化的活动。
可是，早在1955年牛津哲学家J·L·奥斯丁就作了关于言语行为的演讲。这些演讲于1962年汇编成题为《如何用言语做事》的小册自出版。他表明，描述某种意义的命题是一种行为，他称之为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而且他主张语谓行为不能完全与他所称的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完全分离开来，后者在谈论某事时具有某种力量。换言之，言论表达的总情境——奥斯丁称之为总的言论行为既是语谓行为又是语旨行为，通过选择我们要说的某事并且排除另一些我们并不认为重要的事，我们对那些阅读和聆听我们所写所说的人发生了影响。
这意味着哲学地思考（philosophizing）决不是完全中立的。我们哲学家有责任知道我们如何用言语做事。
然而，即使哲学具有言语的力量，但所有各种哲学地思考并不都是必定对人类有益的。在20世纪我们已经知道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和其他极权主义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些思想能对某个群体产生真正的诱惑，令人玩味地唤起我们自身中最坏的方面。这最坏的方面不仅形成于我们的自我主义的（egoistic）欲望，而且也是由今道友信（当代日本哲学家——译注）称为“诺西斯主义的”（“nosistic”，来源拉丁文nos，nos指“我们”的意思）欲望——复数的自我主义、群体的自我主义构成的。群体自我主义将人类按不同身份加以划分，将其他每个人或属于另一群体、另一民族或另一文化的异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
但语言的语谓因素并不能满足如何理解我们的言论既可能是有益的又可能是邪恶的。在说话情境中我们不仅发现言语可以通过某人将某种意思传递给另外的人，而且可以通过将某事的情况告诉某人，通过提问、提出恳求、作出命令或给予原谅而发生影响。
言论行为能够构造他者，例如，为了统治、征服和羞辱他者。因此，有第三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的概念由聪颖的奥斯丁提出，但他尚未作充分的阐述。对此，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就是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他定义为“通过说某事达到某些效果。”
今天，这种语效行为可能是我们哲学家不能不考察的最重要的一种言语行为。然而，在20世纪已发展起来的所有语言哲学中，我并未发现对语言如何能达到某些效果并且通过与他者说某事来触动他者作过充分的分析。
确实，自从语言学因J·L·奥斯丁的理论贡献而发生转折以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哲学家投入了理解语言的研究，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马廷·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关于语言的现象学研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等人关于言论和文本说明的解释学反思，保罗·利科等人对诗的象征、隐喻和叙事的反思，以及其他许多形态的语言哲学——无论在分析哲学中还是在综合哲学中，无论在欧洲文化内部还是在欧洲文化外部。
由于这种语言学的转折，由于对语言的这种关注，我们懂得了哲学自身如何可能不仅起启蒙和解放的作用，也能起诱惑和操纵的作用。自从柏拉图规定合乎理性的谈话（我们能以对话方式达成协议，在此，每位对话者要求自己是真诚的，也要求他人是真诚的）以来，增进启蒙和解放，避免诱惑和操纵，已成为哲学的目标。当然，对柏拉图，尤其对后来的索伦·基尔恺郭尔来说，也有冷嘲意味的是，雅克·德里达认为哲学地思考仅在这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诱惑和操纵（这也许可以被称作哲学）想要将人民变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盲目工具，或听凭某个领袖思想的群体，决不能将他们引向理性。
然而，理性是哲学家的财产，哲学家是理性的守护者。因此，如果哲学被搞成麻木的性质或是挑衅的性质而非更好的性质，它只能产生相反的性质：仇恨的言论，敌意的言语。的确，好的哲学家专心于他或她的事业，饱含热情地谈论他或她的信念，严肃地倾听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无论是其他哲学家或是非哲学家诸如政治家，用侮辱和诽谤反对他者的仇恨言论，都会将争论变为暴力，使哲学变成自我主义的或诺西斯主义的战争。
如今，哲学已失去了它的单纯；如果不对我们的语言实践作反思，我们就不能哲学地思考。为了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从最私密的领域到最政治的领域的所有交往中，我们既可以鼓舞他者又可以伤害他者，既可以激励他者又可以压制他者，有必要更充分地理解语效行为。
不仅因为哲学家拥有言语这种非常明显的力量，从而受到来自社会的挑战——社会考察他们在哲学教育和公共空间发表言论中正在做什么，而且也因为他们没有从普遍意义上对言语的力量作反思而不能解释其自身的活动。所以，他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言语的力量是巨大的。今天，他们不考虑到我们作为普通人而非作为哲学家，在也许由我们的言语形成的世界中，通过言谈和写作而对他者做什么，将不能解释哲学的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考虑是当今哲学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们要反思哲学，他们要应用自己的能力对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作出分析与批判：我们如何避免我们的言语“文明的冲突”——这被塞缪尔·P·亨廷顿视为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因此我们的哲学家不仅要理解我们自身，也要理解我们哲学言语的力量。我们还必须在更普遍意义上增进对言语力量的理解作出贡献。作为言语王国的成员，我们对讲授和解释言语能在人民——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而且是世界上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传统和宗教的人民中间做什么负有责任，
让我举个出版物的言语效果的例子：2005年9月丹麦《于尔兰邮报》刊出的一些漫画中，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被描绘成恐怖主义者，比如，在他的包头巾里藏着一颗炸弹。这些漫画由编者附加了某些言语，说他们应当教导穆斯林忍受“蔑视、侮辱和嘲弄”。穆斯林世界对这种攻击性冒犯的反应是，人们被激怒起来，有时出现非常暴烈的行为；在许多地方人们烧毁丹麦国旗，甚至丹麦的一些外交官邸被烧毁。
当时绝大多数丹麦报纸拒绝发表这些漫画，但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并没有对《于尔兰邮报》发表的漫画表示明确反对，而是宣称在丹麦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干涉有报社负责的决定。当人们要求他对发表这些漫画表示道歉时，他将之视为要求政府对从未做过的事承担责任，并拒绝作任何道歉。少数人认为那是法律问题，这些漫画应受法律禁止，但许多人视之为道德问题。然而，从一开始首相既没有将这个问题看作法律问题，也没有看作道德问题。可是，这年一位荷兰电影制作人吉尔特·怀尔德制作了一部短片，片名为“FITNA”，在互联网上播放。这部片子极端地攻击穆斯林。当该片进入丹麦后，人们以为他会得到首相的支持，而首相对这部片子持极明显的冷淡态度。这种道德的冷淡态度也可用来对待丹麦报纸漫画事件，为什么他没有做到这点？
这些漫画在丹麦以言论自由权利的名义受到保护。后来丹麦情报机构告知报社有三个青年人——一个丹麦人和两个外国人可能策划谋杀漫画家（因安全原因没有公布证据）。当时丹麦报纸并不认为这三个人是简单的罪犯，而几乎都认为所有的丹麦报刊被一种战争的逻辑查封，认为发表冒犯穆斯林的漫画是为了保卫丹麦——“言论自由的国家”——反对它的敌人。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多久；丹麦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遭到血淋淋的自杀性攻击。
我要问：这种不幸的故事难道不是坏的哲学造成的后果吗？
言论自由的观念出现在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该修正案声明：“国会不制定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这种宣告是为了保护对当权者批评的可能性。一个半世纪后，言论自由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9条中被认为是一种人权：“人人有权享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然而在由勇敢的公民发表自由言论而唤起的法国大革命中，1789年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并没有宣告一种无限制的自由言论权力。给出的理由是不存在不负责任的自由；这符合第4条中自由的定义——它表明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任何他人的行为，这种权利的限制仅由法律规定之。
确实，言论和表达的抽象自由是成问题的。这在历史上先于言论自由而存在的宗教自由的要求中也是如此。宗教自由被声称为信仰自由，并被声称为一种人权，但这并非没有限度；如果实行的某种宗教含有以暴力强迫人们信奉它的因素，那么，人们普遍不会将这宗教自由当作人权来接受。换言之，宗教自由是一种权力——只要这种权力不妨碍其他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然而，言论和表达自由如果被要求为没有限度的自由，也是成问题的。如果它是一种为了主宰、压制和压迫他者、伤害和羞辱他者的语效行为，也可能成为暴力行为。
有着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人权，这就是思想自由的权力。这种思想自由是由伏尔泰在1764年《哲学辞典》中提出的；也是由启蒙时代欧洲其他许多哲学家提出的。如果思想意味着一种不含有以暴力反对他者的内心的信服或信念，那么这种自由权力可以被认为是绝对的。因此，存在着绝对的思想自由，而不存在绝对的思想表达自由。
在像丹麦这样的国家里，对公开表达自由的狂热崇拜，与丹麦家庭生活中正常容许的表达自由相比，是特殊的情况。每个人知道在一个家庭里或在朋友中，你可以随意思考自己的妻子或伴侣、双亲和孩子以及你最亲密的朋友。但你要很好地与他们生活，必须以关爱的方式向他们说出你的想法。你不用言语作为武器对抗他们。我们应当如何将这种自由用于我们称为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方面？
作为人类的成员，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他者的羞辱可能是我们能做到的非直接杀害的最兽性的暴力。世界大多数人受少数富人剥削是大问题，但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在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历史、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缺乏相互共识。作出这种共识，可能不需用我们欧美人花费任何钱或资本。然而，对我们来说，要做到这点比放弃物质利益更困难。它需要一种我们尚未拥有的仁慈。
共识与羞辱之间的对立确实可给人以启示意义。与他者达到共识，不仅要接受他者的完全存在，而且要制止反对他者的暴力。另方面，羞辱想要给人他者一种劣等的感觉，以伤害他者的自尊和文化共同体的自尊。当一个人的自尊受到伤害时，他和其他人的真正关系就遭到伤害，因为没有他者，就不能展现自我。羞辱不仅在个人的关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毁灭我们“在一起生活”。
谦卑（Humility）是自负和自傲的对立面：它要将自己看作与其他每个人平等的。相比之下，对他者的羞辱(Humiliation)不是美德，而是想要通过强迫他或她成为低下的人而主宰他者的罪恶。但是强迫的谦卑决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必定主要来自个人固有的性格，而非来自外部或出于对他者的害怕。谦卑是面对我们归属社会共同体所表现的谦恭。谦卑存在于这样的信念中：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从他者得到什么而获得我们自身的认同。事实上，现代世界中人类的认同是多种认同的综合。正如阿玛蒂亚·森（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注）所说：“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作多种多样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属于其全体。”
当今我们面临着必须共同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是世界主义的，这不再是浪漫的梦想，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让我只提三个具体问题：全球变暖和总体环境问题，不同文化间的共存问题，金融全球化问题。如果我们不学会和平地用语言去行为即用语言作为和平的手段而非作为武器，那么，就不可能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生活伴随着技术危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语言，我们就不能控制这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生态伦理——一种作为我们居住地的世界的伦理、作为让我们美好地生活在一起的伦理，反思哲学。
因此，我们需要哲学，我们需要言语的力量。这种需要是我们具有的最深的动力。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在交纳了出席我们大会的经费后写信给我：我虽然不能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但“哲学将行进在我心中！”
他属于这言语的王国。他所拥有的信念正是促使我们都来到首尔聚集在一起的信念。他与我们同有一个燃烧的希望：万岁哲学！
2008年7月30日 中文译于9月1日
译文题目的原文：Pethinking Philosophy as Power of the Word
Opening Speech at the XXII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n the Theme: Pethinking Philosophy
原文载：The XXII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pening Ceremony July 30,2008
译文原著者Peter Kemp系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丹麦教育大学伦理与法律中心教授
译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哲学》杂志2008年第6期（11月2日出版），发表时略有删节
[提要] 哲学家拥有的力量是言语的力量。经济的、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并不能拥有独占世界的力量。哲学的论证和反思用言语建立非经济的、非技术的和非军事的力量，能够挑战其他力量，揭露谎言和幻觉，提出建立人类生活更美好的世界的思想。反思当今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反思哲学的语言行为，尤其是语效行为。哲学不仅能起启蒙和解放的作用，也能起诱惑和操纵的作用；非理性的言论自由、羞辱和伤害的言语可以变成暴力和战争行为。面临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共存等重大问题，哲学要引导人们学会和平地用言语去行为。
为什么我们哲学家要在世界哲学大会上相聚整整一周？我们能通过我们的论文、专题研讨会、演讲和讨论为世界提供些什么？难道除了完全是言语、言语、还是言语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些言语对今天的世界如何能起重要的作用？
另一些研究者和学者拥有特定的研究领域，他们代表特定的学科、特定的研究和教育领域。但是，我们哲学家没有特定的学科。我们能与所有各领域的研究者讨论，不仅与研究者，而且与技术专家、艺术家、道德家讨论。我们能够进入他们的领域，但我们的活动并不属于他们的任何领域。我们无处不在而又无处所在。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我们必定做某个特定研究领域和思想领域的事，不是通过在这些特定领域的工作产生诸种成果，而是能够理性地谈论所有的事，思考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作用。我们能比许多其他研究者和理论家做得更多的，只有语言，只有讲话，只有言词。我们通过学习和回忆我们先前哲学家的思想，运用哲学概念和讨论，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从哲理上谈论；当我们描述、分析、论证、批评、教学、建言等等时，我们试图根据我们时代的状况反思当今哲学。如果我们发现某种对人类、世界、个人或弱势群体的危险，我们有责任提出防范罪恶和和灾难的方法，我们可以向人类预警应对隐蔽的毁灭力量或可能是灾难性的疏忽。
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仅仅拥有的力量是言语的力量，象教师、教育家、演说家、评论家和建言者那样的言词力量、语言力量、言论力量。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言语是我的王国，我无愧于它。”
有时，政治领袖和社会公共机构的首脑试图使我们羞愧，他们不能认识到为什么他们应当支持哲学并给哲学提供空间，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并没有技术目的，哲学不能直接为物质商品的生产或增强技术能力作出贡献。有时，哲学家甚至被调离或排除在大学和高等教育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无用的，即使他们不危及已确立的秩序。然而，今天仍呈现出许多哲学活跃的迹象，哲学思考仍在世界上起着巨大作用。
本届大会的出席盛况就表明了这点。遍布全世界的各个哲学团体的强劲生命力表明了这点。新的哲学中心和新的哲学团体的建立表明了这点。来自许多国家高等学校的学生热情参加每年度国际哲学奥林匹克最佳哲学论文写作竞赛活动表明了这点。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以重要语言写的哲学著作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出版表明了这点。全世界哲学家拥有科学机构内外的发言权，他们在最广泛的领域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如果“力量”意味着文化的和政治的影响，那么，哲学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力量。确实，在我们这个战争和冲突增多的行星上，哲学的力量通过捍卫思想自由、跨文化和跨国界对话的自由来显示自身——简言之，哲学作为维持和平的愿望的力量而无处不在。没有哲学，这个世界对人类生活而言，可能成为更不幸的地方。
因此，这种力量并不一定就是统治他者。它能成为解放的力量，为新的可能性提供空间，打开新的视阈，展示潜在的力量和机会。
人们通常遗忘了经济的、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并不能拥有独占世界的力量。哲学的论证和反思用言语建立非经济的、非技术的和非军事的力量，言语能够挑战其他力量，揭露谎言和幻觉，提出建立人类生活更美好的世界的思想。
当哲学被视为纯粹的描述、纯粹的参考、单纯的镜子时，人们通常忽略了哲学言语的力量。这种看法遗忘了人自身并使我们仅仅描述事物，于是，这种将哲学视为自然之镜的概念遭到了既来自解释学又来自实用主义观点的批判：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表明，不存在没有历史情境解释的描述，我们是在历史情境中描述某事，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断言：哲学应当聚焦于引起世界变化的活动。
可是，早在1955年牛津哲学家J·L·奥斯丁就作了关于言语行为的演讲。这些演讲于1962年汇编成题为《如何用言语做事》的小册自出版。他表明，描述某种意义的命题是一种行为，他称之为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而且他主张语谓行为不能完全与他所称的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完全分离开来，后者在谈论某事时具有某种力量。换言之，言论表达的总情境——奥斯丁称之为总的言论行为既是语谓行为又是语旨行为，通过选择我们要说的某事并且排除另一些我们并不认为重要的事，我们对那些阅读和聆听我们所写所说的人发生了影响。
这意味着哲学地思考（philosophizing）决不是完全中立的。我们哲学家有责任知道我们如何用言语做事。
然而，即使哲学具有言语的力量，但所有各种哲学地思考并不都是必定对人类有益的。在20世纪我们已经知道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和其他极权主义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些思想能对某个群体产生真正的诱惑，令人玩味地唤起我们自身中最坏的方面。这最坏的方面不仅形成于我们的自我主义的（egoistic）欲望，而且也是由今道友信（当代日本哲学家——译注）称为“诺西斯主义的”（“nosistic”，来源拉丁文nos，nos指“我们”的意思）欲望——复数的自我主义、群体的自我主义构成的。群体自我主义将人类按不同身份加以划分，将其他每个人或属于另一群体、另一民族或另一文化的异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
但语言的语谓因素并不能满足如何理解我们的言论既可能是有益的又可能是邪恶的。在说话情境中我们不仅发现言语可以通过某人将某种意思传递给另外的人，而且可以通过将某事的情况告诉某人，通过提问、提出恳求、作出命令或给予原谅而发生影响。
言论行为能够构造他者，例如，为了统治、征服和羞辱他者。因此，有第三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的概念由聪颖的奥斯丁提出，但他尚未作充分的阐述。对此，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就是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他定义为“通过说某事达到某些效果。”
今天，这种语效行为可能是我们哲学家不能不考察的最重要的一种言语行为。然而，在20世纪已发展起来的所有语言哲学中，我并未发现对语言如何能达到某些效果并且通过与他者说某事来触动他者作过充分的分析。
确实，自从语言学因J·L·奥斯丁的理论贡献而发生转折以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哲学家投入了理解语言的研究，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日常语言分析，马廷·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关于语言的现象学研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等人关于言论和文本说明的解释学反思，保罗·利科等人对诗的象征、隐喻和叙事的反思，以及其他许多形态的语言哲学——无论在分析哲学中还是在综合哲学中，无论在欧洲文化内部还是在欧洲文化外部。
由于这种语言学的转折，由于对语言的这种关注，我们懂得了哲学自身如何可能不仅起启蒙和解放的作用，也能起诱惑和操纵的作用。自从柏拉图规定合乎理性的谈话（我们能以对话方式达成协议，在此，每位对话者要求自己是真诚的，也要求他人是真诚的）以来，增进启蒙和解放，避免诱惑和操纵，已成为哲学的目标。当然，对柏拉图，尤其对后来的索伦·基尔恺郭尔来说，也有冷嘲意味的是，雅克·德里达认为哲学地思考仅在这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诱惑和操纵（这也许可以被称作哲学）想要将人民变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盲目工具，或听凭某个领袖思想的群体，决不能将他们引向理性。
然而，理性是哲学家的财产，哲学家是理性的守护者。因此，如果哲学被搞成麻木的性质或是挑衅的性质而非更好的性质，它只能产生相反的性质：仇恨的言论，敌意的言语。的确，好的哲学家专心于他或她的事业，饱含热情地谈论他或她的信念，严肃地倾听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无论是其他哲学家或是非哲学家诸如政治家，用侮辱和诽谤反对他者的仇恨言论，都会将争论变为暴力，使哲学变成自我主义的或诺西斯主义的战争。
如今，哲学已失去了它的单纯；如果不对我们的语言实践作反思，我们就不能哲学地思考。为了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从最私密的领域到最政治的领域的所有交往中，我们既可以鼓舞他者又可以伤害他者，既可以激励他者又可以压制他者，有必要更充分地理解语效行为。
不仅因为哲学家拥有言语这种非常明显的力量，从而受到来自社会的挑战——社会考察他们在哲学教育和公共空间发表言论中正在做什么，而且也因为他们没有从普遍意义上对言语的力量作反思而不能解释其自身的活动。所以，他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言语的力量是巨大的。今天，他们不考虑到我们作为普通人而非作为哲学家，在也许由我们的言语形成的世界中，通过言谈和写作而对他者做什么，将不能解释哲学的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考虑是当今哲学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们要反思哲学，他们要应用自己的能力对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作出分析与批判：我们如何避免我们的言语“文明的冲突”——这被塞缪尔·P·亨廷顿视为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因此我们的哲学家不仅要理解我们自身，也要理解我们哲学言语的力量。我们还必须在更普遍意义上增进对言语力量的理解作出贡献。作为言语王国的成员，我们对讲授和解释言语能在人民——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而且是世界上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传统和宗教的人民中间做什么负有责任，
让我举个出版物的言语效果的例子：2005年9月丹麦《于尔兰邮报》刊出的一些漫画中，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被描绘成恐怖主义者，比如，在他的包头巾里藏着一颗炸弹。这些漫画由编者附加了某些言语，说他们应当教导穆斯林忍受“蔑视、侮辱和嘲弄”。穆斯林世界对这种攻击性冒犯的反应是，人们被激怒起来，有时出现非常暴烈的行为；在许多地方人们烧毁丹麦国旗，甚至丹麦的一些外交官邸被烧毁。
当时绝大多数丹麦报纸拒绝发表这些漫画，但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并没有对《于尔兰邮报》发表的漫画表示明确反对，而是宣称在丹麦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干涉有报社负责的决定。当人们要求他对发表这些漫画表示道歉时，他将之视为要求政府对从未做过的事承担责任，并拒绝作任何道歉。少数人认为那是法律问题，这些漫画应受法律禁止，但许多人视之为道德问题。然而，从一开始首相既没有将这个问题看作法律问题，也没有看作道德问题。可是，这年一位荷兰电影制作人吉尔特·怀尔德制作了一部短片，片名为“FITNA”，在互联网上播放。这部片子极端地攻击穆斯林。当该片进入丹麦后，人们以为他会得到首相的支持，而首相对这部片子持极明显的冷淡态度。这种道德的冷淡态度也可用来对待丹麦报纸漫画事件，为什么他没有做到这点？
这些漫画在丹麦以言论自由权利的名义受到保护。后来丹麦情报机构告知报社有三个青年人——一个丹麦人和两个外国人可能策划谋杀漫画家（因安全原因没有公布证据）。当时丹麦报纸并不认为这三个人是简单的罪犯，而几乎都认为所有的丹麦报刊被一种战争的逻辑查封，认为发表冒犯穆斯林的漫画是为了保卫丹麦——“言论自由的国家”——反对它的敌人。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多久；丹麦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遭到血淋淋的自杀性攻击。
我要问：这种不幸的故事难道不是坏的哲学造成的后果吗？
言论自由的观念出现在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该修正案声明：“国会不制定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这种宣告是为了保护对当权者批评的可能性。一个半世纪后，言论自由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9条中被认为是一种人权：“人人有权享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然而在由勇敢的公民发表自由言论而唤起的法国大革命中，1789年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并没有宣告一种无限制的自由言论权力。给出的理由是不存在不负责任的自由；这符合第4条中自由的定义——它表明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任何他人的行为，这种权利的限制仅由法律规定之。
确实，言论和表达的抽象自由是成问题的。这在历史上先于言论自由而存在的宗教自由的要求中也是如此。宗教自由被声称为信仰自由，并被声称为一种人权，但这并非没有限度；如果实行的某种宗教含有以暴力强迫人们信奉它的因素，那么，人们普遍不会将这宗教自由当作人权来接受。换言之，宗教自由是一种权力——只要这种权力不妨碍其他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然而，言论和表达自由如果被要求为没有限度的自由，也是成问题的。如果它是一种为了主宰、压制和压迫他者、伤害和羞辱他者的语效行为，也可能成为暴力行为。
有着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人权，这就是思想自由的权力。这种思想自由是由伏尔泰在1764年《哲学辞典》中提出的；也是由启蒙时代欧洲其他许多哲学家提出的。如果思想意味着一种不含有以暴力反对他者的内心的信服或信念，那么这种自由权力可以被认为是绝对的。因此，存在着绝对的思想自由，而不存在绝对的思想表达自由。
在像丹麦这样的国家里，对公开表达自由的狂热崇拜，与丹麦家庭生活中正常容许的表达自由相比，是特殊的情况。每个人知道在一个家庭里或在朋友中，你可以随意思考自己的妻子或伴侣、双亲和孩子以及你最亲密的朋友。但你要很好地与他们生活，必须以关爱的方式向他们说出你的想法。你不用言语作为武器对抗他们。我们应当如何将这种自由用于我们称为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方面？
作为人类的成员，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他者的羞辱可能是我们能做到的非直接杀害的最兽性的暴力。世界大多数人受少数富人剥削是大问题，但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在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历史、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缺乏相互共识。作出这种共识，可能不需用我们欧美人花费任何钱或资本。然而，对我们来说，要做到这点比放弃物质利益更困难。它需要一种我们尚未拥有的仁慈。
共识与羞辱之间的对立确实可给人以启示意义。与他者达到共识，不仅要接受他者的完全存在，而且要制止反对他者的暴力。另方面，羞辱想要给人他者一种劣等的感觉，以伤害他者的自尊和文化共同体的自尊。当一个人的自尊受到伤害时，他和其他人的真正关系就遭到伤害，因为没有他者，就不能展现自我。羞辱不仅在个人的关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毁灭我们“在一起生活”。
谦卑（Humility）是自负和自傲的对立面：它要将自己看作与其他每个人平等的。相比之下，对他者的羞辱(Humiliation)不是美德，而是想要通过强迫他或她成为低下的人而主宰他者的罪恶。但是强迫的谦卑决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必定主要来自个人固有的性格，而非来自外部或出于对他者的害怕。谦卑是面对我们归属社会共同体所表现的谦恭。谦卑存在于这样的信念中：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从他者得到什么而获得我们自身的认同。事实上，现代世界中人类的认同是多种认同的综合。正如阿玛蒂亚·森（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注）所说：“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作多种多样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属于其全体。”
当今我们面临着必须共同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是世界主义的，这不再是浪漫的梦想，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让我只提三个具体问题：全球变暖和总体环境问题，不同文化间的共存问题，金融全球化问题。如果我们不学会和平地用语言去行为即用语言作为和平的手段而非作为武器，那么，就不可能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生活伴随着技术危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语言，我们就不能控制这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生态伦理——一种作为我们居住地的世界的伦理、作为让我们美好地生活在一起的伦理，反思哲学。
因此，我们需要哲学，我们需要言语的力量。这种需要是我们具有的最深的动力。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在交纳了出席我们大会的经费后写信给我：我虽然不能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但“哲学将行进在我心中！”
他属于这言语的王国。他所拥有的信念正是促使我们都来到首尔聚集在一起的信念。他与我们同有一个燃烧的希望：万岁哲学！
2008年7月30日 中文译于9月1日
译文题目的原文：Pethinking Philosophy as Power of the Word
Opening Speech at the XXII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n the Theme: Pethinking Philosophy
原文载：The XXII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pening Ceremony July 30,2008
译文原著者Peter Kemp系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丹麦教育大学伦理与法律中心教授
译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哲学》杂志2008年第6期（11月2日出版），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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