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姜振昌：新时期鲁迅研究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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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朱光潜先生在其《诗论》的抗战版序文中说：“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哪些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朱光潜先生的这种对于传统和外来影响的态度，看似朴素无华，却涉及一个深层的关于文学和文化的“当代性”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社会精神生活尽管都丰富多彩且各具特色，但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形成特定的思想文化主题，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必然会将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和精神意向，尤其是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都吸引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上来。中国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鲁迅研究，正是首先从对时代的思想文化主题的认同和参照中，获得其生机和活力的。
　　当然，“当代性”传统在鲁迅研究史上并非从新时期才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王瑶、唐弢等一代先贤在建国初期创始起，就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相信文学历史的不断变革和进步，二是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在接受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下，迅速地建立起一整套对于现代文学和鲁迅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以“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文学与普通人的关系”为考察中心，十分注重文学史回应现实的“话语权力”，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当代性”。不幸的是，这一传统在政治专制的非正常年代和十年“文革”期间遭到严重扭曲，以至于鲁迅最终被非常狭隘地绑在了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实践和示范，是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列为肃反的一个“最高限度阅读文件”。于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鲁迅研究明显带有了“反思”的特点，最初的那些翻案文章几乎都可以看作是反思的直接成果。但作为其中的最积极最重要的收获，还是对研究史本身的认知和透彻理解：“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学科的进退得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当时整个文学工作、基本的理论观念、批评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风尚等的制约，是它们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而集中的反映。而且，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包括成绩和失误）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明显或者模糊地留着时代的烙印，是时代的正常的或者畸形的产儿。这是不以研究者自觉或者愿意与否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起作用于过去，也将决定今后的发展。”（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这确系切中肯綮的识见。如果说，“当代性”的追求适宜于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一命题对于鲁迅研究尤其具有学理的意义。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和思想家的文学家，是以自己的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直接体验感悟、深入透辟理解和着眼未来的无休止的现实批判来辐射他的艺术能量，而不是在其形而上的逻辑系统的浅表终点上来论证其思考的凝结。这就使其创作指向具有深刻且多义、现实又超前的特点，为后人的“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因之，鲁迅研究的弯路并不在“当代性”本身，而在于时代的正常与否和对时代是在消极意义上迎合还是积极意义上参与。于是，更自觉更积极地试图直接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以对近代以来文学和文化的历史的深入反省、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状况的激烈批评来寻找乃至有意识地构成鲁迅研究的精神支点，很快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主流，并引起了鲁迅研究的深层变化。例如，从原先着眼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的现代文学观到如今突出现代意义又强调文学特征的现代文学观，鲁迅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其文学传统究竟有哪些值得继承和发扬？这些问题都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和评判：除了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博大的人文精神、鲜明的独立意志和主体意识、复杂的文化心理冲突中的“反传统”和“自我”否定性、以及在打破旧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形式建设新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鲁迅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今天都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更多地注意到了鲁迅在“现代化”过程中以“立人”为核心的“人学”思想的流变发展和前后连贯性，而不再只是机械地抱定进化论、阶级论等一些僵硬的思想原则。在谈及创作方法时，也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同时充分注意到了浪漫主义、特别是他在创造性地借鉴和运用现代主义方面所作的努力。关于鲁迅为什么将终生大部分精力和心血用于杂文创作，历来都沿用了瞿秋白三十年代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解释，将主要原因归结为“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当新时期的研究者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考察时，却发现这更多地是出于鲁迅的主观选择，因为杂文的议论特质和敏捷的形式对于兼文学家、思想家以及文化战士于一身的鲁迅来说，显然更适宜更得心应手。鲁迅的这种抉择固然使中国现代文学因少了一些《阿Q正传》般的优秀小说而遗憾，但却因杂文的思想文化批判和灵魂解剖而给人留下百科全书式的精神遗产。这显然不是小说、诗歌等文体所能取代的。鲁迅以写杂文为主，说明鲁迅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对自己独特的精神禀赋、个性气质、文学好尚、艺术才能和历史责任等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作了自由而又尽情的发挥。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鲁迅的崇高创作动机和创造智慧，而且体现了他在自我认知以及对待文学事业上的真诚和明智。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这位文化巨人的杰出作用和历史地位，并给文学创作以有益而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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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突出成果，几乎都是以“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内在驱动力的，也正是在它的支持下，才将“人”、“人性”、“反封建思想革命”、“历史的‘中间物’”、“主体意识”、“生命哲学”、“改造国民性”、“文化守夜人”、“审美”等这样一些观念和关键词，置于鲁迅研究的中心位置上。这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相当成功的建树，它不仅大大深化和强化了鲁迅及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力度，而且扩展了学术视野，持续地开拓出一系列新的学术生长点，以至于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新时期以来整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凸现的种种社会文化思潮，包括思想启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论、文化反思和寻根、90年代经济转型之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和人文精神等一系列发展演变的连续图谱，鲁迅研究几乎都与之构成了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关系，特别是一些产生较大研究影响的成果，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1986年）、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1990年）、钱理群的《走进当代的鲁迅》（1999年）、汪晖的《反抗绝望》（1991年）、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1993年）、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1999）、冯光廉和刘增人等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2002年）等，这一特点尤为明显。无论是得到热切的认同或真诚的敬重，还是遭到激烈的贬损或极端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成了折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一面镜子，也成了反映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这里并没有“神化”鲁迅、把鲁迅作为无所不包的“圣典”的假定成分，实实在在地是由研究对象本身和研究者的时代意识所决定的。从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明显地触到时代的脉动，可以获得清晰可贵的思想启迪和崇高坚定的精神激励。这就是鲁迅研究的“当代性”。在其背后潮涌发酵的，是一代学人对于严峻现实热切拥抱和体验的深情，以及他们力图在广阔的时空和深刻的层面上把握和制导现实的迫切愿望。因为有这深情和愿望，鲁迅研究才在若干重要方面，尤其是在理解鲁迅与近代以来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的基本着眼点上，贡献出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创造性成果。鲁迅事实上业已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和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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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代性”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之所以底气十足并有别于十年“文革”期间那种杜撰式的影射和应景研究，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性的基础上的。80年代初王富仁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响亮地提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它的革命性意义尽管是以否定和打破鲁迅研究中的先定的“政治意识”模式为前提，但于鲁迅研究的建设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回到鲁迅”就要细读原著，一切从实情和史料出发，防止和克服主观随意性。这显然是鲁迅研究应当必须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紧接着，学界也不断地有人喊出加强“学术性”、躬守“文本”、不得“越界”的呼声。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有些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把重心本能地向资料、纯“客观”和“考证”的方向倾斜。这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和学科建设价值，因为一切科学研究都必须以资料的占有和实证性为先导，研究界种种浮泛和粗劣的学风，大都首先在这里失足。但“占有资料”和“为资料占有”决不是一回事，如果把鲁迅研究的全部努力收缩为仅仅是学院内的一项缜密超然的专业“活计”，或者仅仅把鲁迅作为文学偶像或“化石”标本在象牙之塔里高高供奉起来，不能不是对鲁迅研究的生命力的消解和扼杀。可喜的是，大量的占主流地位的、特别是在解读鲁迅原著上有重要发现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史料的占有和文本的细读上十分扎实、“当代性”意识又非常强烈的论著。例如，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历来被视作几乎纯由政治因素制约的红色文学运动，但《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从鲁迅和其他作家的稿酬及其大量相关史料中，却发现了其浓郁的商业性因素、主要由这种因素所催生的鲁迅的“分众化”理论及其对左翼文学创作的也带决定性的积极影响：不仅使左翼文学适应了“社会订货”以宠儿的姿态在商业化市场上占尽了风光，而且使“五四”以来的“大众化”和“人”学命题从宏观上得以全方位落实，并促进了文学观念的调整，将文学推进到了雅、俗、民三位一体共生互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在这里，离开了史料的积累和探询是不会有此重大发现的，然而“史实”的价值发现也只有站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的时代高度才能完成。同样，《阿Q正传》中阿Q在新时期以前曾长期被视作“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大量的研究成果曾不厌其烦地来发掘阿Q的“革命”因素，阿Q的不觉悟仅仅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批判。即使偶有像冯雪峰那样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在鲁迅前期改造国民性的意义上来理解作品的，也只是将其现实意义严格限定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而80年代以来当人们真正还原作品、特别是从广泛的历史联系和新的时代高度重新解读作品时，却发现：虽然不排斥阿Q有朦胧的革命要求，但揭示阿Q革命的负面和人物精神、人性中的“陋劣”才是作品的主旨。大量的研究成果正是围绕后者展开探讨和论证的——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国民性的痼疾，是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漫长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长期在人们心灵上的积淀而形成的精神创伤，其对付痛苦、烦恼、挑战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由一代代的国民认可、执行，已化为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甚至集体无意识，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成员尚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标志。正像当年成为民主革命的思想阻力一样，它如今也顽强地在新一代国民中重演，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心理负累。这样，《阿Q正传》的艺术内涵也因新“事实”和新含义的代入而发生了蜕变。在我看来，孙玉石先生倾终生大部分精力所进行的《野草》研究（《〈野草〉研究》，初版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修订后改名《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由上海出版社出版）、钱理群先生所潜心进行的鲁迅作品解读（《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最新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无不是这样在和当下社会生活的相互激荡中，透递出一种洞彻人情物理的智慧和不甘平庸热忱相向的底气，但又无一例外地是在史料的积累和艺术直觉的引导下完成的。也有一些这样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并不动声色，看上去是有意背对现实和理论在对鲁迅作漫不经心的描述或一本正经的考证，但这描述、考证的骨子里，仍然有含而不露的思想锋芒，或者说，历史事实所深藏着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隐而不彰的理性内核中，已经有“当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在起作用。在这方面，我注意到了最近出版的朱正的《周氏三兄弟》和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分别为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等。
　　将当代意识贯彻于“史实”之中，努力实现科学性与现实社会价值的融合，使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的鲁迅研究既摆脱了“书斋式”的窠臼，又同过去那种出于狭窄的政治需要的实用主义有了严格的区别：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新的认识水平上对作家和作品的固有内涵的新的发现——当代性所要求的认识、观念、结论等，也都是对研究对象客观内容的科学反映、概括和评价，而非强加于客体的违背历史主义的主观武断。这样，历史的过去性与现时性、客观性与主体性在鲁迅研究中的遇合所达成的结果，便是现代阐释学所说的“视阈融合”。然而在现时视阈与过去视阈的对话之中，前者更洪亮，甚至盖过了后者所发出的声音。因此，“视阈融合”的最终境界不是对历史客体的趋从，而是对现时主体的归依。也只有这样，鲁迅研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追逐着自己的目的”（马克思语）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