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王维江 ：张佩纶：悲情“清流”

【摘 要】 北人张佩纶喜交南人为友，这是对传统“南北之争”说的质疑；他同时为政见相左的李鸿
藻和李鸿章的密友，这是对道不同不相谋的挑战。人是社会动物，促成人际交往的因素是多样的：乡谊、
年谊、世谊、同寅、同门、姻亲；人也是文化动物，同气、同好，更是加深友谊的催化剂；人更是政治动
物，利益博弈最终决定人缘疏密。张佩纶试图以大胆搏击而刷新吏治、振作洋务，反而酿成由辉煌到悲凉
的仕途悲剧。悲情的张佩纶，再次证明了“清流”人物来路的庞杂、建言动机和政见的分歧。


中法战前，风头最健的“清流”人物是张佩纶；而战后境遇最惨的，无疑也是张佩纶。
从慈禧倚重的红人，到万人唾弃的逐臣，一夜之间，张佩纶连同“清流”群体身败名裂。传
至都下的福建流言，闽籍京官的严词弹劾，“朝贵”
①
的背后策动，联手将张佩纶构陷为替
罪羊；“万口任毁誉”
②
——张佩纶有冤不辨的态度，则为后人提供了追究历史真相的无限
兴味。
在一个有着以成败论英雄传统的国度里，张佩纶连个失败的英雄也算不上。失败者的历
史是可以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假做真时真亦假，结果呢？具有性情、品格和见识的张佩纶，
定格为一个小丑。是非颠倒的同时，“清流”现象中诸多应该澄清的问题也模糊了：为什么
张佩纶喜欢交结南方籍的朋友？为什么南北籍的枢臣大老也是他的密友？为什么他会在最
不快乐的时候，还能成为李鸿章的快婿？主战的“清流”，必然就是反洋务的吗？
同情理解，护惜古人，说说容易做到难。法医的解剖台上，分解不出来死者鲜活的情感，
既然史学从业者不是法医，那就不应该忽略古人的情感世界。官场中绝少特立独行的诗人，
张佩纶却是同光时期的大诗人，大诗人的情感世界肯定是丰富的。追寻张佩纶的情感轨迹，
复原其场面上下的人际脉络，探究影响这种人际脉络的诸多因素，或许可以发现一个接近于
历史真实的张佩纶；发现一个真实的张佩纶，或许可以澄清上述的问题。

一 “翩联三士壮同光”
张佩纶祖籍河北丰润，为其父五十一岁所得，
③
在六男丁中居最末，受宠程度自然超过
其他手足。受宠的孩子聪明，特别聪明的人多恃才傲物，恃才傲物确实成了日后张佩纶标志
性的脾性。同治九年（1870），进京应顺天乡试的张佩纶赋诗一首，锋芒毕露——“十三通
文史，二十谒天子。”
④
次年会试联捷，少年得志，自我感觉更好，更引人瞩目。
①

①
陈宝琛于1921年为张佩纶《涧于集》所作“诗序”，第1页，见《续修四库全书》所收1926年涧于草堂
影印本，第15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佩纶：《北海轩十首》，见《涧于集》，诗三，第26页。
③
据张佩纶所作墓志铭称，其父张印塘于咸丰四年（1854）闰七月六日卒于徽州，“春秋五十有七”，这是
农历计岁法，按阳历其父实际为五十六岁，倒推其生年为嘉庆三年（1798），故张佩纶五岁丧父。
④
张佩纶：《入都别邵丈》，见《涧于集》，诗一，第15页。张佩纶的生年，有三种说法：最常见的为道光
二十八年（1848）说，如陈宝琛1903年诗称“与君同戊申”，即指此年，见《沧趣楼诗文集》（上），第6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如朱彭寿编著《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
1369页。奇怪的是，张佩纶的乡试和会试硃卷却提供了两个不同的出生年份：道光庚戌年（1850）和咸丰
壬子年（1852）。若此诗所言不虚，则张佩纶的生年似在1852年。参见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
107册，第349页；第32册，第291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1
除了绝代才情，张佩纶还有非常的人生经历。他生在杭州，父亲曾在浙江多个县、府
掌印，少年张佩纶浸润在“金粉江南春”里，
②
苏州、镇江、扬州和无锡都留下了足迹。正
因为印象深刻，其青春诗作大都是对江南胜地的吟咏——“吾饮浙江似乡味”，
③
北人张佩
纶所认同的，当然不会局限于南方精致的菜肴。
入宦后的张佩纶与南方籍官员有亲近感，翰林友朋亦以南方人居多，不能说与他的这
段经历无关。南方出才子，衡量才子的重要尺度是诗赋。张佩纶的诗才不让南方才子，自然
引起在京南方籍著名诗人的揄扬趋奉：陈宝琛称其“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
④
这里的
“才”，当不限于诗才；这里的“气”，则包含“浩然之气”。由相互欣赏诗才，到彼此砥砺
德行，这也是同光著名翰詹词臣交友的一条重要路径。
尽管如此相知，陈宝琛承认自己并非张佩纶最好的朋友——“圭盦为篑斋至契”。
⑤
圭
盦乃浙江仁和名士吴观礼，吴氏长张佩纶十五岁，诗名在同治时已雄冠京城，字画亦佳。中
式之前，长期在左宗棠处佐幕，与翁同龢交往密切，
⑥
潘祖荫亦为其“旧知”。
⑦
换句话说，
吴观礼以诗才和吏才在中央和地方享有盛名，相应也拥有重要的人脉资源。张佩纶的南方籍
朋友中恰好以仁和籍最多，这不免让人遐想，张佩纶“吾饮浙江似乡味”的咏叹，自有渊源
出处。
才长命短。光绪四年（1878），四十五岁的吴观礼因赈灾染疫而亡。他“最勤事著功效”，
⑧
属于能立言会事功的全才。“人生畏友谁能少？太息圭盦不假年。”
⑨
陈宝琛的一声悲叹，
乃惜其死得不是时候，无法借“清流”建言一展抱负。否则，数“清流”人物，肯定也会数
到吴观礼。
吴观礼的诗“多关系时事”，其《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和《邻家女》抒发讽
喻的，都是当朝大老，以“冢妇指恭王，介妇谓文襄”，以“小姑”射沈桂芬，以“美人”
喻李鸿藻，“西邻”、“东邻”则指潘祖荫和翁同龢。
⑩
诗人议政，难免影射，影射无罪，则
显示出朝廷对言论的宽容度。这一路宽容下去，不仅养成一批同光诗人，同时也养成一批“清
流”人物——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和宝廷，即所谓“四谏”，其特征便是著名诗人兼著
名奏折写手。诗才是提高“清流”人物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大诗人的奏折更具轰动效应。光
绪三年（1877），陈夔龙看到乡试同门张佩纶撰写的悼师挽联，即“心折之”；光绪九年（1883），
他诵读张佩纶“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的诗句，更是无限仰望其“崖岸”。11诗才、名
士，直言、忠鲠，早在朝廷广开言路之前，“清流”著名人物已经在京师联手塑造和树立起
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①
可以一比的，正好是张佩纶的“清流”朋友：张之洞十五岁考得乡试第一，但中进士晚至十一年之后；
陈宝琛亦在二十岁中进士，故与张佩纶极其相互欣赏。
②
张佩纶：《避地海门赠沈熊》，见《涧于集》，诗一，第1页。
③
张佩纶：《邵香岩丈自泰州寄龙井茶于潜术赋谢》，见《涧于集》，诗一，第4页。
④
陈宝琛：《检篑斋手札怆然有感》，见《沧趣楼诗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张
佩纶称其“下笔有神”，当今一人而已。参见张佩纶：《再和圭盦答净师之作兼柬伯潜》，见《涧于集》，诗
二，第5页。延至民国，章士钊先生依然称许吴观礼为“才士”。参见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辽宁
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⑤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第39页。
⑥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49、854、858、860、867页。
⑦
陈衍：《石遗室诗话》（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⑧
李慈铭：《姚叔怡墓志铭》，转引自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第855页。徐氏兄弟特记吴氏因公捐躯而“未获旌扬”，相比于时下醉酒丧生而获烈士称号，真有天上人间
之慨，其实同光之际的政纪已很松弛了。
⑨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第39页。
⑩
吴观礼的诗才及其影响，陈衍有详细的说明；林文仁亦称其诗篇“每喜以词章隐喻朝中大老”。参见陈衍：
《石遗室诗话》（一），第177-179页；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
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
1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75页。
2
“翩联三士壮同光”
①
，这是章士钊对同光时期三大诗人——吴观礼、张佩纶和陈宝琛
——的钦叹。“三士”中吴观礼年龄最大，诗才最优，宦历最丰富，他实际成了张、陈的政
治引路人兼诤友。正因为彼此有一种声气相通、损荣相联的共同命运感，吴观礼的死，让张
佩纶深感哀痛：
介轩颇致箴言，谓余自圭盦殁后，出言多谐谑处，识之。是日在车中，甚不乐，念圭盦也。
圭盦五月将归，赠一字与余，曰“木”，君谓余须做到木字方好。孝达于山中颇赏斯言，以为真砭到
余病根。余自问病实在褊、在急、在弇陋、在懒惰、在无恒、在不能事，然友人誉余者，则曰通敏、
曰高明；即其谤我者，亦曰好事、曰多诳语。
②
樊恭煦号介轩，吴观礼的同乡兼同年。
③
樊氏劝诫张佩纶勿为“谐谑”之言，所秉承的，
也是吴观礼式的“畏友”之风，尽管他自己并未被时人目为“清流”。新进张佩纶的幼稚“病”，
恐怕正好表征出官场的不治之症。誉语“通敏”和“高明”所指，当包含着政见，而同光之
际政坛的关键词，不外乎吏治和洋务；因论政而获谤，“好事”和“多诳语”的贬词所凸现
的，仍然是其勇气和见识。到了翰詹词臣渐露头角的光绪初年，倭仁虽死，理学未亡。理学
家“论是非不计利害”的执着，
④
是对洋务只计利害的针砭。李鸿藻“专以扶持善类为主”，
⑤
正是理学一路官僚坚守“是非”的表现。同光诗人的才气可以一分为二：才归于文学，气
归于理学。文学部分得到潘祖荫和翁同龢的激赏，理学部分受到李鸿藻的“扶持”。
张佩纶之所以“言多谐谑”，可能是过于哀戚而失态。“圭盦通籍以后，交深莫如余。”
⑥
深交之因，并非仅止于诗酒酬和，更重要的是习性和志向的相投。三友之益首为“直”，
吴观礼劝之以“木”，嫌其锋芒太露；陈宝琛忧之以“孤”，
⑦
嫌其太洁身自好：锋芒太露则
招致怨恨，洁身自好则曲高和寡，这些毛病对年轻的张佩纶的仕途不利。
敏感出诗人，愤怒也出诗人，同时具备这两种气质的诗人，妙手著弹章，其效果，已
经由“四谏”的建言实践所证明。陈宝琛晚年（1912）认定，张佩纶为了“用世”而有意疏
懒于诗歌写作，这是对诗才与谏章相关度的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君博涉顾志在用世，官京
朝日，不甚致力于诗”。
⑧
疏于诗而勤于谏，从诗人转型为谏臣，由此孕育并推动着“清流”建言的步伐，同光
三友起了关键作用。虽然吴观礼因早逝而不被算作“清流”，但在诗人向谏臣的转变过程中，
他有意无意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治后期的翰林以诗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名士交往的
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是同光三友，由中心向外蔓延扩展，由同年的圈子逐渐扩大到翰詹和
台谏，张之洞、宝廷、黄体芳、王仁堪等，相继也都成为这个圈子的活跃分子。张佩纶的朋
友圈子也随之扩大到著名的前辈翰林：
人骏以同治七年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暱就佩纶。佩纶初识吴县吴君清卿，与
讲求民间疾苦，所见辄同。……又识闽县陈君伯潜，朝夕以文章道义相切劘。……最后识长沙陈君
伯平，每讨论政治得失，意气相许，……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
⑨
“人骏”为戊辰科（1868）进士张人骏，也就是《涧于日记》中频繁显现的“安圃”
侄子，其岁数大于张佩纶。通过他的引见，张佩纶得以交结此科的名士吴大澂（江苏吴县）、

①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第39页。
②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5-6页。
③
樊氏于光绪十年（1884）因言获罪，“清流”邓承修起而鸣不平。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
朝上谕档》，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上下。
④
吴廷栋：《与方存之茂才书》，见《拙修集》（三），卷8，第32页，同治十六年安求我斋刊本。
⑤
《涧于日记》，第1册，第559页。
⑥
张佩纶：《吴圭盦同年诗录跋》，见《涧于集》，文上，第81页。
⑦
“忆予壬午出都前一夕晤君，以气类太孤为忧。”陈宝琛：《张篑斋诗集序》，见《沧趣楼诗文集》（上），
第306页。
⑧
《沧趣楼诗文集》（上），第306页。
⑨
张佩纶：《陈母熊太夫人六十寿序》，《涧于集》，文上，第44页。
3
陈宝琛（福建闽县）和陈启泰（湖南长沙），还与状元洪钧（江苏吴县）、邵积诚（福建侯官）、
洪良品（湖北黄冈）及宗室宝廷成为好友——后来这些人或为“清流”的要角，或为“清流”
的支持和同情者。
①
这些朋友，大多数都是江、浙、闽籍人。南方才子的风雅气度更符合张佩纶的名士秉
性。诗歌酬和属于“文章”，是前奏，上折言事属于“道义”，是主旋律。与乐于交南人形成
对比的是，张佩纶不太情愿参加同乡聚会，他嫌北佬俗鄙不堪：“同乡公饯行丁廉访，并延
张中丞香涛约同去，勉赴松筠庵，坐客谭笑甚鄙。”
②
在直隶同乡中，张佩纶最敬重李鸿藻，以师相称，李鸿藻确实也是他庶吉士时期的老
师；同僚中，他最敬重前辈翰林、年长十一岁的张之洞。纯粹地缘关系是无法打动张佩纶的，
必须要“延”张之洞出面，那是知道张佩纶物以类聚的心思。张佩纶看不起同乡尽为人知，
这正是陈宝琛所担忧的“气类太孤”之一种。
南人雅而北人俗，这是源远流长的事实，都下和外省莫不如此。地域只是深层的社会
心理沉淀，崇尚风雅的文化心理和京师的交往风气更影响着择友。张佩纶朋友中亦有雅致的
北人，如张之洞和宝廷。在“清流”建言前的大约九年时间（1871-1879）里，张佩纶密切
往来的翰詹词臣——按照亲密度排列的话——依次是：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张之洞同
年，浙江瑞安）、吴大澂、汪鸣銮
③
、王仁堪王仁东兄弟（福建闽县）、宝廷、樊恭煦、邓蓉
镜（广东东莞县）、陈启泰、洪钧、邵积诚。这一友人榜与“清流”的关联度是——建言前
的诗友大多成为开言路之后的“清流”同志。
由“文章”切磋到“道义”砥砺，既是以风雅相尚的“清流”人际网络的自然延伸，
也是同光之际的灰暗现实所引发的。同治中兴的面子很光鲜，但有识大吏已经看到其中败絮：
光绪二年（1876），时任两广总督的洋务干员刘坤一已感叹“时艰孔亟，……方今以吏治、
洋务为最要。”
④
尽管对洋务大员多有成见，尽管与刘坤一的洋务观大有差别，张佩纶是认
同刘坤一对时局的判断的：
夫以今日之时局较祖宗朝，人才不若也，财用不若也，民俗之敦朴不若也，远人之怀柔不若
也。……且诏臣工直陈阙失矣，而大臣结舌，言官钳口，此特瞻顾身家，营私便己之常态，何足深
责。
方今四夷环伺，万一变起仓卒，外患乘之，可惧也。
⑤
正是对“吏治”和“洋务”现实的双重失望，才渐渐引发出“清流”的批评声音。同
光三士“至相得”而“靡日不见”
⑥
的目的，正在于“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由此“清流”
所产生的道德优越感，既针对洋务官员，也针对大老枢臣。中法战争之前，张佩纶弹章的矛
头所指，多是“吏治”而非“洋务”，说明“清流”并非天生是“洋务”的对头，“清流”人
物并非天生就是李鸿藻的盟友、李鸿章的对头。
张佩纶所劾之人，北人、南人都有：既有北人中的恭亲王奕訢、宝鋆和崇厚，亦有南
人中的翁同龢、贺寿慈和郭嵩焘，还有不北不南的四川人丁宝桢。这其中，宝鋆是张佩纶的
“受知师”，
⑦
三次被劾的王文韶，是张佩纶喜爱的浙江仁和人，也是其姻亲，而遭劾的丁
宝桢在中法危机时又被张佩纶以“勇敢冠时”
⑧
力荐。难怪讨厌张佩纶的“谤者”嫌其“多

①
陈勇勤先生考出“清流”的成员。虽然我不赞成“清流”为一个集团的说法，但仍以为陈先生的考证很
有价值。参见陈勇勤：《清流党成员问题考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244-249页。
②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17页。
③
汪鸣銮为吴大澂表弟兼妹丈，同治三、四年联捷。参见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收在《〈青鹤〉笔记九
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5、88页。
④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0页。
⑤
《涧于集》，奏议一，第40、42页。
⑥
此言作者汪辟疆于1925年亲闻于陈宝琛座次。参见《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第40页。
⑦
参见《清代硃卷集成》，第32册，第297页。
⑧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二，第24页。
4
事”、嫌其“多诳语”。正因为无城府、无私心、无派系，张佩纶才能口无遮拦，想说就说。
晚年陈宝琛分析其建言心态：“君谓世患虽迫，事尚可为，感激知遇，惟失时是惧。”
①
同光三友的另一位共同诗友宝廷在悼亡诗中强调吴观礼是“真忠臣”和“真孝子”
②
，
这无疑是对倭仁之后理学式微洋务走红所导致的吏治窳败和道德颓衰的愤慨。在一个重实效
政绩、轻道德操守的时代，翰詹词臣执守于道德人心之类的传统理念，自然是对品格低下的
洋务能臣的批评。人不能一讲经世，就视理学为敝履；一重视洋务人才如马建忠、郭嵩焘，
就把理学名臣如倭仁不当回事。但官场就是那么势利和庸俗。无所依傍且四面树敌，难免会
遭人忌恨——这些人中既有南人也有北人。
从晚清同时代人的记载到民国笔记小说家的演义，再到当代学者的研究，对“清流”
的一个基本观察角度为“南北之争”。
③
宋代以还，南北党争不断，且多与北方民族南下以
及朝廷和战之辩联系在一起，晚清由“清流”引发的和战论之争，似乎是前朝夷夏之防及其
“南北之争”的遥远回响，但晚清历史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时期的中与西、吏治与洋务、
传统和近代、理学与西学等对举范畴是以前没有的，而这些新范畴所引发的政见和人事之争，
不是一个“南北之争”所能了得的。
④
官场从来都是充满诡异和变数，呈现在前台的，往往只是表象。张佩纶以有所创见而
“通敏”，以无所依傍而“高明”，由此受到京师名士的推崇；他的巨大名声，又引起枢臣大
老的注意，尽管他不屑依附权贵，权贵却有意延揽。权贵中既有北人如李鸿藻，又有南人如
李鸿章。诗才和政见，为张佩纶赢得了友谊和声誉，也赢得“清流”建言的核心同道。这些
同道以南方人居多，但也不乏北方人。进取中的张佩纶绝不以南北自限，我们历史从业者何
必总是带着地域的成见呢？

二 张佩纶与李鸿藻、李鸿章
二李名字排在一起像同胞兄弟，其实籍贯一北一南。李鸿藻为直隶高阳人，与二张——
张佩纶和张之洞——为同乡，且关系密切，故同时代浙江人李慈铭以“北人二张一李”
⑤
相
称并屡加恶评。事实上，二张中的张之洞确实与李鸿藻过于亲暱，其巴结怂恿李鸿藻的密信，
⑥
证明同时期的著名“清流”人物，也不乏貌似急公好义、实际心地不良者。
⑦
张佩纶背后不做小动作，无论亲疏，都是如此，这是人品所决定的。庶吉士时期的张佩
纶和李鸿藻有三年师生之谊，期间未见二人频繁走动；到了 “清流”建言波澜迭起的光绪
五年，张佩纶与李鸿藻关系渐密：
（二月五日）昨归，知李兰孙师相招，清晨赴之，论会馆事。
（二月十六日）兰师约孝达与余同诣，过柳门。

①
陈宝琛：《张篑斋诗集序》，见《沧趣楼诗文集》（上），第306页。
②
全诗为“子隽身死心不死，上有幼君下有母。呜呼真忠臣，呜呼真孝子。吾属虚生良足耻。”宝廷：《哭
吴子隽观礼》，《偶斋诗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③
台湾学者郝延平、高阳和林文仁都持此见，可知坚守此说已逾半个多世纪了。参见Yen-P’ing Hao: A Study
of Ch’ing-Liu Tang: The “Disinterested” Scholar-Official Group (1875-1884), Papers on China, 16/1962, pp.
40-65；高阳：《同光大老》中“南北水火”一章，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该书第一版为1983
年；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
④
姜鸣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尽管无法辨明其中的历史脉络，但他敏锐地指出，“清流”现象的背后很复
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参见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
和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8、80页。
⑤
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五），第2767页，收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辑，
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⑥
总共二十六通密信。参见李宗侗、刘凤瀚：《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
301-320页。
⑦
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拙文《“清流”张之洞》中有考证和分析，参见《社会科学》（上海），2008年
第1期，第152-153页。
5
（二月二十五日）过兰孙师时，将扶榇归也，坐中遇香涛。
①
上引三则记载表明，张佩纶不善走动权贵之门，尽管他有门生和同乡的便利条件。所谓
“会馆事”，指在苏州已渐衰落的直隶会馆。张佩纶时为苏州人的女婿，故李鸿藻嘱其关注
乡邦遗迹。此事由李鸿藻倡议在京建立直隶先哲祠而引出，并为此“商之沈文定”
②
——即
沈桂芬，沈氏虽祖籍吴江而落户顺天，也算是李鸿藻的大同乡，同时也是张佩纶的“受知师”。
③
张佩纶在光绪四年已赢得直言敢谏的名声，官至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引起各方瞩目：前
一年特召入都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称其“风骨峻嶒，可谓朝阳鸣凤”，
④
尚书
翁同龢赞其为“真讲官也”。
⑤
南人高官欣赏北人词臣，可见后来李、沈、翁之间的纠葛以
及李鸿藻与张佩纶的走近，仅仅从南北之争的角度看，难免有凿空之嫌。
李鸿藻用张佩纶办乡谊之事，是很自然的选择。之所以用此张而非彼张，是因张之洞外
放四川学政三年，回京后尚在国子监辗转。张之洞能办事，他与直隶会馆的渊源还深于张佩
纶，该馆即其族兄、李鸿藻的好友张之万同治年间任江苏巡抚时“率乡人割俸建”。
⑥
这就
不奇怪，张之洞很快越位而上，取代张佩纶，成为操持畿辅先贤祠的总管：从搜集整理祠堂
展览所需文物到神牌礼器各处陈设，从经费筹措到酒席安排，事无巨细，张之洞一再显示细
致任事的本领。
⑦
但这并不影响李鸿藻对张佩纶的欣赏，因为张佩纶的文学才华独步一时，
光绪五年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祭李鸿藻生母姚氏文，实际捉刀人是张佩纶。
⑧
从这两事看二
张：张之洞长袖善舞，张佩纶不善趋迎，但张之洞赶不上张佩纶的文学才华，尤其赶不上张
佩纶短短两年因上奏折而在京城拥有的巨大名声。
也许正是因为人情世故上的“木”，张佩纶才会成为各方都乐于接纳的人物。有说服力
的一例是，就在张佩纶为李鸿藻起草祭母文一个月之后，自己也遭母丧。穷翰林就怕家里出
大事，张佩纶当时就陷于经济困境。此时李鸿藻主动给李鸿章打招呼——“闻高阳师以余南
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由此引出李鸿章主动看望过津的张佩纶，并“承假白金千
两为营葬之需”
⑨
，二李对张佩纶的照拂，既显露出俩人之间的交情绝非泛泛，也凸现出张
佩纶在权臣大老中的影响力。
张佩纶连遭丧母和丧妻之痛，“感伤身世，不能自奋”。这一年庙堂里的继嗣继统之争和
伊犁事件之议，张佩纶以沉默自处，张之洞则接连献策，声名大震，后来居上。李鸿藻为此
多次移席请教，张之洞倾力相助，两人之间的一大堆密信便是证据。一遇棘手的洋务，李鸿
藻总是急于从晚辈“清流”处打探消息：
高阳师闻余将出都，约过师邸，时曾使方请俄主召回布策，而凯阳德以布策已至红海，难于折
回，合肥致余书及之，译署未知也。师闻余言，愕然曰，布策不归，奈何？曰：此国之利也。劼刚
抗命畏俄，果于自用，使与布策定约，终不能存国体、饜人心明甚，佩纶唯恐布策不来，不恐布策
之来也。高阳壮之。
⑩
此事发生于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邀请张佩纶赴津议事之际。李鸿藻不甚懂洋务，
这不是秘密。作为朋友，李鸿章表现出的是同情和忧虑，“枢府只高阳秉笔，洋务甚为隔膜，

①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40、43、45页。
②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4页。
③
《同治辛未科同年齿录》（四），“张佩纶”栏，第3页。
④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1-452页。
⑤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396页。
⑥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79页。
⑦
为畿辅先贤祠，张之洞有致李鸿藻函十七封。参见李宗侗、刘凤瀚：《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第263-270
页。
⑧
李宗侗、刘凤瀚：《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第244-245页。
⑨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67页。
⑩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180-181页。
6
时局亦大可虞。”
①
张佩纶受到李鸿章的重视，李鸿藻自然满心喜悦，不惜屈尊求教。“二张
一李”凑在一起，并非如李慈铭所猜测的，要在密室之中策划见不得人的事。
李鸿藻在李鸿章面前对于张佩纶的护持表明，他并不知晓李鸿章与张佩纶有着更深的渊
源：
昔我先君，孤军转战，始识公于庐肥，患难定交，先君为公设醴，公亦投以絺衣。死生贵贱之
异态，公独念旧而依依，访先人之敝庐，慨然谓廉吏之不可为。自不肖以翰林上谒，喜故交之有后，
乃深责其来迟，立谈之下，示以为学之次第，曰：此湘乡授受之精微。上疏则屡称其直，归葬则更
助其赀。从容侍坐，谈天下事。年少气盛，侃侃而进危辞，流俗所不能堪者，公虽变色欲起，旋温
然而意怡。宾僚燕见，或及不肖姓氏，辄叹赏其瑰奇。东陵道上，评骘当世人物，虽盛名，或见鄙
夷，已而拊吾背曰：子之于我，大体相似。
②
此为张佩纶晚年所作祭文，将两家的世谊和盘托出。“患难定交”，指李鸿章与张佩纶之
父张印塘战争年代结下的金兰之谊。与其说李鸿章“念旧”，毋宁说是重义，重义意味着未
忘照应故人之后。“自不肖以翰林上谒”云云，说的是张佩纶甫入仕途，即与李鸿章联络，
接续人脉；“深责其来迟”，则是李鸿章强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慷慨借赙金，还是力
促赴北洋，都是如此。所谓“借”，恐怕也就是送，只是不想伤害穷翰林的面子；而欲揽入
幕府，更是欲直接将张佩纶置于保护之下。光绪六年初，李鸿章致函沉浸在丧母之痛中的张
佩纶，重申“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
③
证明李的照拂绝非姿态；而“示以为学之次第”，
则是精神层面上的关照，衬托出物质层面上的关照也是出于至诚。张佩纶对李鸿章屡以“师”
相称，揭示出二人的私淑师生关系；“变色欲起”云云，显露两人政见有异；“子之于我，大
体相似”，更昭示出对人品的褒奖，这一褒奖已超越了政见的分歧。“谈天下事”有分歧，“评
骘当世人物”则合拍，这是张佩纶与李鸿章同中有异、异不妨同的真实表述。
张佩纶在政府中重要性凸显，是因为其在“清流”建言中的表现。出色之处，并非仅在
于大胆搏击，还在于洋务见识。“清流”中有这样一位不把“吏治”和“洋务”对立起来的
人，无疑是李鸿章的福音。否则，李鸿章就不会急切地盼望尚在处理丧事的张佩纶赶赴天津，
也不会在多封私函中与其畅论洋务大事：
窀穸事毕，尚祈惠临面商壹是为幸。西事误在遣使之日，一错难追。歃血未寒，盟书又弃，其
何以示大信于天下？初蒙廷寄饬议，所以不敢轻言翻案，而又知事理之必不可从。姑持两端以听中
外之决计。
④
“西事”指伊犁危机，“遣使”指崇厚的继任曾纪泽。就在曾纪泽被任命使臣的同一日，
李鸿章即致函张佩纶商议此事。次月张佩纶扶柩过津，李鸿章闻讯而至，“询海防及东北两
路情形，意甚殷殷。余不知兵，唯主用人之说。”
⑤
一个殷勤问计，一个知无不言，甚至直
言已所不知，凸现的仍是相知之深。一月之后，张佩纶返京途中再次过津，李鸿章挽其逗留
二十余日，两人无所不谈，张佩纶见所未见：
谈及俄事，以将士均气盛，同心犹堪一战，并以余能胜阃外。曰为将须心定气壮，子皆有之。
余知合肥素喜荐举，，因力拒焉。此皆余锋铓不敛之病也。
余登台亲试水雷，二电线甫发，雷声已震，一瞬真可千里也。
余欲还都，合肥留待清卿，夜请合肥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或因循，合肥遂以相属。谈次

①
二李并非因政见不同而成仇人，此函即为明证。总是从南北相争的角度看待二李这一时期的关系，是一
种成见。《复曾劼刚星使》，《李鸿章全集》，第6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朋僚函稿，卷19，第3786
页。
②
张佩纶：《祭外舅李文忠公文》，见《涧于集》，文上，第60页。
③
《复张幼樵侍讲》，《李鸿章全集》，第6册，朋僚函稿，卷19，第3773页。
④
《复张幼樵侍讲》，《李鸿章全集》，第6册，朋僚函稿，卷19，第3773页。
⑤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146页。
7
及进退人才事，余以为此本朝强弱之机，未可委诸天数，合肥瞿然。
①
张佩纶坦率得有些孩子气：一月之内，先是以 “不知兵”自谦，谈兴所至，竟以“能
胜阃外”自许，知李鸿章“素喜荐举”，又连忙“力拒”。少不更事，再加上直率和自负——
活脱脱的“清流”张佩纶形象！真性情反而博得老谋臣的激赏。此时不仅一张二李关系很微
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战和主和的阵营同样也呈现出这种态势：就在张佩纶从天津
返回京师不久，张之洞和陈宝琛相继“劾诋劼刚”，
②
谁知中法事急之后，曾纪泽的观点竟
然与主战的“清流”如出一辙：
（光绪八年，1882）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
（光绪十年，1884）法越之事，虽强邻蓄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目前相持
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
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
③
光绪八年，张佩纶上折所举老臣，“惟李鸿章、左宗棠二人”，此二老的对外态度截然相
反，张佩纶却将其并举同荐，出于何种考虑呢？难道这不是与曾纪泽的以战求和论相通吗？
其奏折在谈到前线战情时，所称“滇粤边军，断在必增，不得已而出于战，勿以小胜而喜，
勿以小败而惊”，
④
与曾纪泽也引为同调。“清流”一向被看作是主战论者，可谁知道，光绪
六年举荐严复与李鸿章的伯乐竟是陈宝琛：“伯潜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
已往闽调子来津矣。”
⑤
张佩纶的洋务主张，也不时被李鸿章所首肯。李鸿章的兴铁路议曾
招致多少非主战的大老和疆臣的反对，而张佩纶却是其坚定而机智的支持者：
余以为果兴铁路，必自边境始。今日之势，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其地旷人稀，
事前无绅民阻挠，事后使商贾利赖。屯兵四处，应援可免饟运之艰，风雪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
行腹地，事半功倍矣。合肥击节，以为名论。
⑥
谁能说“清流”只会唱政治正确的反洋务高调吗？多少年来，“清流”主战，李鸿章主
和，似已成历史定论。而中法危机中各方言论证明，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张佩纶与李鸿章
的交情，也绝非世谊所能涵盖。如果说李鸿章在光绪五年想招张佩纶入幕是为了解决其经济
困难，
⑦
那么，光绪八年急切奏调张佩纶入津，则是看中其政治才干。
⑧
张佩纶的政治才干，还表现在沟通二李的桥梁作用：二李是两点，张佩纶是连接两点的
一线，穿梭于二李之间的他，把京城的议论带给李鸿章，李鸿章的见解，也反馈给李鸿藻及
“清流”同道们：

①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165-166、173、174页。
②
《复刘岘庄制军》，《李鸿章全集》，第6册，朋僚函稿，卷19，第3790页。
③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收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7、
263页。
④
张佩纶：《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见《涧于集》，奏议二，第20、24页。
⑤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165页。
⑥
张佩纶：《涧于日记》，第1册，第185页。
⑦
李鸿章是通过张树声之子张华奎透露这一意图的：“幼樵侍讲丰才吝遇，深为惦念。黄子寿、奎乐山来函
属为伊兄守一大令，觅一差糊口，已缄允之。……如幼樵肯翩然下顾，乐数晨夕，匡我不逮，诚为至幸。
望先为道达，鄙忠俟其赴苏回时，葬事少完，再请辱临赐教，何如？”（参见《复张霭青部郎》，《李鸿章全
集》，第6册，朋僚函稿，卷18，第3754页）；张华奎在京的活动，在笔记中多被描述为“清流腿”，即巴
结拉拢“清流”。参见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1页；此时张华奎刚纳捐为部吏，奔走
权贵之门，应当是为自己的仕途广结“善缘”。王文韶的纪录可以佐证：“张霭卿农部华奎来见，振轩中丞
之哲嗣也，人甚倜傥，气宇亦好。”（参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上），第469页）
⑧
李鸿章适逢丁忧，奏议由代任张树声提出，结果遭谕旨严斥。由于张华奎与“清流”的良好关系，加上
陈宝琛对张树声的参劾，导致张氏父子对“清流”的不满。其实，张氏父子的委屈，在于代李鸿章受过。
“即如此间请派张侍讲一疏，因傅相先有成言，适值奉讳，属弟代为出奏，而议者遂以为罪。”（参见张树
声：《张靖达公杂著》，无出版机构和年月，第49页）；清末民初笔记中，亦多以张氏父子为张佩纶谋职为
论，如祁景颐：《鞠（将左边“革”偏旁换为“谷”字）谷亭随笔》，收在《〈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159页；江庸所言为确：“家父闻诸张靖达之子华奎蔼（霭）青，云幼樵实自媒于北洋，始
奏调之耳。”参见江庸：《趋庭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8
兴献诸事痛快，我公当能行其志；但制言路易，制法人耳。尊意主和一线到底，颇足内结主知，
外敦睦谊。惜上年山西挫后，为鄙人参末议，忽有主战坚持之语，乃致费如许斡旋，所谓损友非耶？
本日不画稿者二十九人，并鄙人而三十。言路于尊书颇不平，然亦无害于事。鄙人昨请丹老代奏云，
张某之论，言论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为嫌。今日又言之兴献，作清流须清到
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似蒙天鉴。
①
清军在北圻的山西吃败仗是在光绪九年，此函当写于光绪十年；函中“兴献”指醇亲王
奕譞，故此函写于“甲申易枢”之后，时李鸿藻和翁同龢已随恭王罢斥。对于李鸿章而言，
张佩纶在京城中的地位及所提供的消息更显珍贵。以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张佩纶被任命
为总理衙门大臣为界，此前的张佩纶类似于信使，在京城枢要和津门重臣之间交换信息；此
后的张佩纶则成为李鸿章可以对话的要员。“佩纶为公所笃信之人”，
②
密友之间，不说假话，
心中曲折，得以酣畅披露：原来“主和一线到底”的李鸿章“忽有主战坚持之语”，原来“言
主战者多”的张佩纶期待着“转于和局有益”。官场确实难以琢磨，所谓主战、主和都是“各
有门面”而已，不是场面上所见的阵线分明，势不两立。张佩纶明确告诉李鸿章，他无所依
傍、无党无派：
贵宗人与鄙人交而非党，及其事棘时衰，避贤乐圣，人即诟为私党而亦不辞，犹之与公交亦无
私，但患难之际则鄙人亦必与公同之，而不独求自解也。贵宗人处已代致意，日内幸与之一书，此
等处万勿忘忽，为祷。
③
“贵宗人”指李鸿藻。总署大臣的任命，表明张佩纶为各方政治势力——醇王奕譞、二
李和“清流”人物——都认可接纳的人物，他之所以被各方所接受，在于其个人才华、品格
和政见在“清流”建言过程中的展示；而他与二李的良好关系，更是他人所难以具备的人脉
优势。张佩纶甫一就任，就成为各方政治势力急切联络的对象：李鸿章需要他的消息，已任
山西巡抚的主战派张之洞寄语“力任艰巨”，因为“惟有力战是下台之法”；
④
而主和的翁同
龢、甚至举棋不定的慈禧都以为张佩纶值得期待：
甫下，而张友樵到板房，闻又叫二起，友樵呼余，告以将赴天津与李相商事。匆匆入，慈谕：
张某自请与李某谈论，鼓舞其气，此人奋勇能办事，汝等有所见，不妨告之，令与李鸿章商酌也。
退到板房，数语即出。
⑤
带着总署建议来津的张佩纶更是受到李鸿章的好评：
幼樵英锐无匹，……
日前幼樵来晤，询悉硕画荩勤，忠诚蹇蹇，钦跂莫名。……
⑥
至此，张佩纶的声望如日中天。三十五岁的他，官至正三品。他不仅可以在主战和主和
的亲贵和枢臣面前传话、献策，而且还可上达天聪，直接影响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天津回来
后，张佩纶“归奏便殿，圣心释然”，
⑦
即为明证。甲申易枢之际，张佩纶力陈恭亲王“有
大功劳”，“于广坐规醇王甚切，坐中皆感动，王亦无忤而内不怿。”
⑧
在这样的形势下，张
佩纶与其他二人一起以三会办的名头寄身阃外，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张佩纶的优势，同时也是他的劣势。正因为他的直率，建言中得罪了不少要人；正因为
不执拗于主战或主和，他也就得罪主战或主和论者，甚至得罪自己的好友；
⑨
正因为勇于任

①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见《涧于集》，书牍，卷三，第 39 页。
②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见《涧于集》，书牍，卷三，第 5 页。
③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见《涧于集》，书牍，卷三，第 38 页。
④
张之洞：《致张幼樵》，见《张之洞全集》，第 12 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148 页。
⑤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4 册，第 1791 页。
⑥
《复翁叔平宫保》，《致李兰孙中堂》，均见《李鸿章全集》，第 7 册，朋僚函稿，卷 20，第 3855 页。
⑦
张佩纶：《周武壮公遗书》序，《涧于集》，文上，第 41 页。
⑧
《涧于集》奏议序，第 1 页。
⑨
徐延旭和唐炯逮问之后，力诋张佩纶的，就包括从前的“清流”密友王旭庄。参见《涧于集》，书牍，卷
三，第 36 页。
9
事，他人也就乐于推卸，这使他成为战后最合适的替罪羊，能者多劳，能者也多罪。张佩纶
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本来都是有据可查的。
①
朝廷和译署的战和不定，南北洋大臣的拒不
合作，前线将士的疏懒，装备的简陋失修，早已注定了战争的结局。而张佩纶在马尾的深度
投入，让封疆难堪；张佩纶与总署的函电往来，让大老难堪。再说，他知道的太多了，下面
执行者的腐烂和上面决策者的失误，他都一览无遗，他又是一个有话便说、口无遮拦的“清
流”。所以，从最高处掉下来，掉下来就再也爬不起来，实在是张佩纶无法避免的宿命。

三 婚姻与政治
张佩纶的三次婚姻与其仕途密切相关。在声名显赫的时候，他的婚姻被当作佳话流传；
而败归之后，他的婚姻——尤其是娶李鸿章女儿的第三次婚姻——又成为别人极尽能事取笑
挖苦的材料：
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
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
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女。三云：“中
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
②
记录这些联句的是刘体智，其父即中法战争期间担任浙江巡抚而不肯借舰与张佩纶的刘
秉璋。老父与张佩纶交恶，影响了儿子的观感，故刘体智于张佩纶没有好话，哪怕是在事过
境迁之后。退一步说，即使张佩纶须完全对马尾之战负责，他的私人生活也不应该成为编造
取乐的对象。文人的势利和刻薄，于此略见一斑。
在那个妻妾成群为合法的时代，年轻而有魅力的张佩纶从未纳妾，这一事实说明了什
么？有情趣，有担当，他追求完美的婚姻。遗憾的是，他的前两位妻子都不幸病故，最后一
次圆满的婚姻则成为他政治生命终结后唯一幸运之事。三任妻子都是高官之女，三次婚姻又
都与“清流”建言和中法战争联系在一起。考察二者的相关度，有助于更真切而全面地了解
张佩纶。
张佩纶第一次娶的是朱学勤之女，时在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
③
张佩纶结束翰林院
的三年庶吉士生活之后，任职编修，开始了拮据的京官生涯。岳父正好也是浙江仁和人，其
同乡李慈铭在日记中记道：
修伯承其家学，颇知探讨，聚书甚多而精。咸丰癸丑进士，由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入值军机章
京房，不数年为领班，官至宗人府府丞。丁母忧，服阙，补大理寺卿而遽卒，年甫五十耳。其在军
机也，深为恭邸所眷，十余年来，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湘乡左湘阴诸公皆颇恶之。然其人
尚自检敕，好与文士游，……盖此人犹能读书习掌故，在军机中自胜余人。又其储藏既富，可以暂
相借读，今则此等人亦无之矣。
④
此段引文为李慈铭在朱学勤逝世的当天所记，可见触动之深。朱学勤是藏书家兼学者，
号称藏书一万卷的李慈铭尚且要登门求借，可见其藏书之富。而藏书家乐与文士往还，且肯
借书于他人，可见朱学勤的慷慨大气；身居权臣而“自检敕”，在中兴的同光也很难得；至
于说到朱与曾左交恶，大概为李慈铭的臆测。
⑤
不管怎么说，朱学勤确实是同治时期被政学

①
上世纪三十年代邵循正先生的研究，证明张佩纶在马尾之战中的行为并非为外界所传那么不堪。参见邵
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204页；姜鸣以为，“朝廷犹豫于和战两
端”，是马江之败的“直接原因”，同时张佩纶以文官为帅，临阵无措，失败是注定的。参见：《龙旗飘扬的
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4页。
②
刘体智：《异辞录》，第107页。
③
“贺修伯嫁女”。翁同龢记录下了结婚的日期。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二），第1060页。
④
金梁：《今世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⑤
至少不符合曾国藩与朱学勤交往的事实，两人关系之契合，曾国藩日记中有记录。参见《曾国藩全集》，
第18册，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589、1603、1605、1655、1809页。
10
两界所尊重的人物。
朱学勤三十岁中进士，不早也不晚，由部吏而官至九卿、入军机，也算是异数。他有三
女，张佩纶娶其第二女，季女归王文韶之子。朱学勤选中张佩纶，应是出于对其文学才华的
欣赏；张佩纶本生于杭州，朋友中亦多仁和籍人，倾心于南方女子，也是情之所常。南方佳
人配北方才子，是完美无缺的姻缘。遗憾的是，婚后五个月，丈人朱学勤过世，张佩纶并没
有得到多少他的庇护。盖棺定论，张佩纶对朱学勤的人品政绩有如下描述：
三上文忠书，极言外侮之亟，国用之殚，人才之消长，深切著明，时人比之贾谊。以九卿久居
中，骎骎大用矣。而公才气凌厉，遇有所不可，辄侃侃与长官力争。沈文定公桂芬参政，惮公名高
不能屈也，而心内不平。
①
在张佩纶眼里，朱学勤不仅是才子，而且是忠臣，翁婿两人的修养和志向堪相匹敌。文
中直接攻击沈桂芬，证实张佩纶后来弹劾这位“吴江相国”，倒是由老丈人所牵出，与“南
北之争”无关。按说，沈桂芬也是张佩纶的“受知师”，
②
“居家检素”，为官“清慎持躬”，
有“驴车宰相”
③
之美誉，道德上无懈可击。张佩纶对沈师的不满，似乎在于感情上的偏向：
“惮公名高不能屈也”——不过一时意气之争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与李鸿藻深交之前，张佩纶对沈桂芬已有成见。那么，张佩纶后来
三劾由沈桂芬汲引而入军机的姻亲王文韶，也许是这种成见的发酵，不完全是北人李鸿藻与
南人沈桂芬的人事争斗。
④
婚后一直寄居老丈人府上，做了大藏书家的蠹虫，再加上诗人的
感性，张佩纶对待沈桂芬，难免感情用事了。
对于“清流”而言，光绪五年是狂飙突进的一年；对于张佩纶而言，这一年是他有生以
来最痛苦的一年：其生母于四月去世，其妻——即朱学勤之女——于五月病故，其女又于七
月夭折。张佩纶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谢客三日，人如梦如疑，其酸恻悲凉，非笔墨所能尽者。苍、潜两儿暂寄舅家，月以十金资之，
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如何如何。
⑤
张佩纶在三个月里所经历的，不仅是人亡，还有家破。没有理由再寄居朱府，他不得不
搬出去，但尚年幼的两个孩子无人照管，借居舅家是唯一的选择，张佩纶第一次品尝到婚姻
的凄凉、孤独和无奈。到了十月，他一人携三口棺柩归乡下葬。十一月回京，常夜不成寐：
昨夕梦见亡妇缟衣而坐，悄无一语，惟有五律一首，亦不知为余作为妇作，姑录之。曰：魂远
君尤远，魂归君未归；十年成断翮，五夜感元机。……
⑥
在那个时代，一家数口先后病故的场景不是少数。比如，光绪元年到五年，张佩纶的翰
林院同事王先谦连续夭折一男三女，此前其三个兄弟也中年离世，寡母盼孙，除了哀痛之外，
王先谦还面临着“无后为大”的伦理压力：“数年来，所生儿女旋踵夭亡，强颜破涕，以慰
老母，然肠寸断矣。”
⑦
接下来，王先谦突然连续上折，于内政外交方面的人与事多有激烈
批评，“清流”的代表张佩纶和洋务的代表李鸿章都在被弹击之列。寡母去世之后，王先谦
依礼守制，服阙后再搏击无人敢惹的慈禧身边红人李莲英，然后挂冠返乡，不再复出。这里，
王先谦因家庭变故所引发的情绪波动与其奏折的强烈攻击性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关联。
同样，亲属接连亡故使得张佩纶的情感起伏巨大：“有离群出世之想”、“烦愁郁结”、“终
日惟书消遣”。朋友欲以媒介新妇为化解之方，反致其“感触弥甚，泪盈衫袖。”
⑧
张佩纶在

①
张佩纶：《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大理寺卿军机处行走朱公神道碑》，见《涧于集》，文上，第76页。
②
《清代硃卷集成》，第32册，第297页。
③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④
林文仁先生力持南北争斗说。参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
第86 -87页。
⑤
《涧于日记》，第1册，第63页。
⑥
《涧于日记》，第1册，第119页。
⑦
王先谦：《王先谦自订年谱》，收在《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93页。
⑧
《涧于日记》，第1册，第120、121、122、125页。
11
光绪七年末“自己体中亦不适”，
①
光绪八年即三次弹劾王文韶，可能就是出于情绪烦躁下
的冲动。妻子在世时，王文韶在朱府走动很勤，与张佩纶关系不劣，
②
两人实在没有什么过
不去的过节。
张佩纶攻击王文韶，有其偶然性。同年洪良品、“清流”同道邓承修先后论劾王文韶无
果，这无疑挑起了张佩纶的打抱不平和争强好胜心。其首劾王氏的奏章，取的是道德操守的
角度：“贪位恋权”、“即无秽迹，本亦常才”；第二折将王文韶与其他枢臣相比，取的是衡量
才能的角度——“至于枢务，文韶不及宝鋆、李鸿藻远甚”；第三折所取角度宏大，将京师
地震、水旱之灾与王文韶入直枢垣联系起来——“臣益信天道，益不能无疑于文韶矣。”
③
这
样的论述角度，只是以“政治正确”逼人，感性压倒了理智。人说为政不得罪巨室，为言官，
则不能得罪枢臣。得罪枢臣的后果是严重的，尽管劾罢王文韶的张佩纶立即加官至左副都御
史，时人艳羡为“非常恩宠”，
④
但暗箭已在京师穿行，“甚谓酒肆歇业，街市萧条，皆言路
击射太过，世态浮薄可厌，公乃招忌之。”
⑤
——告诉张佩纶这些流言的不是别人，而是被
“清流”屡屡攻击的、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决定成为真正朋友的因素是什么？这里已经一目
了然。
第二场姻缘亦伴随着儿女夭折的悲剧。
⑥
张佩纶此次所娶为边宝泉之女，边氏为镶红旗
汉军旗旗人，正宗北人也。他是张之洞和黄体芳的进士同年，是同治十年辛未科的同考官，
故张佩纶以“润民师”相称。久患肝病的边夫人在丈夫流放塞外的第二年去世，“亲友望我
归，我归固无家。”
⑦
同样的诗句，竟然出现在赠友人陈启泰和自吟诗中，可见哀痛之深。
此时，中法战争所带来的耻辱已不再是心中最痛——“世事醉中休细说，悠悠毁誉蜃嘘楼”，
⑧
最痛的，恰恰是无家可归。继妇之丧，无疑是张佩纶生命中最暗淡的一刻。
戍边的张佩纶不是很寂寞，尤其没多少人走茶凉的感觉。前辈如二李、岳丈边宝泉、“清
流”同志如陈宝琛、张之洞、邓承修、陈启泰等书信不断、钱物馈赠不断。也许正是由于张
佩纶敢于碰硬，落难时的他才能够赢得“清流”内外官员发自内心的敬意。
⑨
回京前，张佩纶寄诗李鸿章：“捐弃明时分所甘，无家何处著茅庵。”
⑩
——获释的喜悦
和无家的哀痛同时展现在诗的开头两句，哀痛甚于喜悦。张佩纶明白，过去京城高官争抢的
乘龙快婿，现在已是名声扫地的刑满释放人员。出乎意料的是，李鸿章接纳了张佩纶，并且
将爱女许配给了他，这第三段婚姻伴随着张佩纶度过了寂寞而温馨的余生。
这一姻缘局外人大都不解。在薄情寡义的官场，谁解真情为何物呢？当年追慕过“清流”
风韵的翰林缪荃孙“云丰润已为合肥之坦腹，咄咄怪事。”11李鸿章也不指望得到理解，他
早已习惯了被别人误解。但张佩纶不能不感激涕零，不能不寻找第三次为人夫婿的理由：
光绪十四，我来自边，谤满天下，众不敢贤。夫人相攸，亦具深识。申以昏姻，毅然勿惑，始
终无间，恒情所难。爱女泣血，感此汍澜。乌乎哀哉！神采如常，微疴遽笃，弥留顾我，意若有属。

①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第358页。
②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第587页。
③
以上三段引文均见《涧于集》，奏议二，第72、77、82页。
④
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⑤
《复张蒉斋署副宪》，《李鸿章全集》，第7册，朋僚函稿，卷20，第3840页。
⑥
“甲申六月，内人生男不育，今年二月，书儿亦殇，家书未及也。妇兄甲申十月殁于西安。”张佩纶：《用
欧阳子斑斑林间鸠韵寄内》，《涧于集》，诗三，第9页。
⑦
张佩纶：《丙戍重九用坡丙子重九韵》及《自笑》，见《涧于集》，诗三，第21、22页。
⑧
张佩纶：《五月韦儒至塞上，出诗相慰，即用其韵》，见《涧于集》，诗三，第30页。
⑨
张佩纶自己也感到意外，“周玉山观察自津寄笋桔荔枝龙井茶，余与玉山无深交，而玉山以余在译署措置
与其夙论合，故患难中礼意弥笃，记之以见古谊。”参见《涧于日记》，第1册，第323页。
⑩
在给戍边难友何如璋的赠别诗中，以“莫羡生还早，无家泪暗垂。”结尾，可见张佩纶获释时的复杂心情。
张佩纶：《释戍将归寄谢合肥相国》及《别子峨》，见《涧于集》，诗三，第38、40页。
11
时在光绪十四年八月廿八日，参见《缘督庐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158页下。
12
壮心已矣，道与时乖，欲酬知爱，诚鬱中怀。
①
这是张佩纶为李鸿章夫人所撰的祭文，明明白白地讲述了这一姻缘的原委，李府的当家
人和当事人——李鸿章夫妇及其女儿——一致接纳了张佩纶。由此可知《孽海花》的相关描
述都是小说家言。
②
但张佩纶的表述也只是一家之言，他没有提及李鸿章在这桩婚姻中的决
定性作用。联想到从“清流”建言开始到中法战争结束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密切来往，联想到
李鸿章对张佩纶的极度欣赏，联想到李鸿章“素喜荐举”，很难排除他在张佩纶的仕途速化
中没有充当推手，而在张佩纶被推到前线之后，李鸿章坚决否定了张佩纶的主战策略，
③
并
不肯调拨北洋军舰援闽，坐视张佩纶的失败，这虽然是政见有异所致，但肯定让李鸿章内疚
不已；战后张佩纶守口如瓶，不抱怨，不诉苦，或许正是顾全大局、维护从慈禧到枢臣疆辅
（包括二李）的脸面。难怪张佩纶在战败后上折哀叹“臣心难剖”！
④
这个替罪羊，不完全
是被动当上的。
“朝是青云暮逐臣”
⑤
，这是流放中的张佩纶对自己戏剧性宦途沉浮的总结，满腔无奈，
无限悲凉。造成这一悲剧的，既在于张佩纶的个性，更在于时代的氛围。“中国的士大夫在
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中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⑥
作为诗人的张佩纶，试图以
讲真话而整饬吏治，以整饬吏治而振兴洋务，以振兴洋务而维护国家尊严。思路清楚，但也
充满变数。张佩纶既不是李鸿藻一脉的理学大臣，也不是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大臣，他的人生
成败，恰好反映了士大夫应对西法的成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嬗变与跌宕，
张佩纶走到了自己仕途的尽头，却也默然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十年之后甲午战争中的所谓“后
清流”言论，甚至于戊戌变法中的改良派言论，
⑦
依然可以感受到张佩纶的流风余韵。
同样，张佩纶的仕途末路，又何尝不是一切想变革的言臣干吏的命运！变革者总是被推
到前台，上至女主慈禧，下到枢臣大老，都乐于躲在幕后。在一个政纪荡然、人才萎顿的时
代，理念和政见，不堪现实的轻轻一击，尤其是在战争面前，金玉其表的“中兴”招牌轰然
倒地，败絮随之撒落一地。那个时代不需要真情，而付出真情的人，难免收获暗箭，跌入陷
阱。张佩纶的悲剧，浓缩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在张佩纶之后，并没有停止
上演。

（责任编辑：唐巧天）


①
张佩纶：《祭李外姑赵伯夫人文》，见《涧于集》，文上，第59页。
②
曾朴：《孽海花》，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4页。
③
“马尾船厂危于累卵，幼樵屡电尚盛称军威，亦不自量之甚矣。”《复张樵野京卿》，《李鸿章全集》，第7
册，朋僚函稿，卷20，第3860页。
④
《德宗实录》（三），卷196，光绪十年十月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6页下。
⑤
张佩纶：《春暮就戍，叔宪抑仲公瑕子涵健庵送至淀园》，见《涧于集》，诗三，第2页。
⑥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自序，第3页。
⑦
事实上，康有为与张佩纶有过交往，康问策问计于张佩纶。参见：《异辞录》，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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