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对于20世纪中国农村，我前几年因做中西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接触了一批资料，结果印象和感触都很深，其中之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对农村的热情关注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村调查研究，现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归纳与评述（注：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而这场革命的社会内容，至少对占中国绝大部分空间与人口的农村而言，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实践，而且土地改革过程中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研究，以及土改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资料和农户分析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具开发价值的信息宝库。不论就其社会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而言，大概是现存旧中国农村研究的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需专文另论，此处不表。）。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外国人的农村调查，尤其是日本人“满铁”的调查，则有明显的政治背景。总之，风行于30年代的农村调查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无论如何，客观上或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造作出尝试，或为日后的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值得我们作一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注：钱俊瑞同志1981年口述写成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一文中提出，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大约有如下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张农村已资本主义化的托派，金陵大学的卜凯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普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1982年12月。）。

　　　　　　一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

　　自20世纪20年代末叶以来，在河北省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省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以及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这一运动基本上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这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然，这支以农立国派的队伍是很复杂的，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样有明确的理论模式，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恶资本社会影响之弊端，或者是深感农村之急需救济，或者是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思想。

　　晏阳初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平民教育。1926年选定河北省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并与他的同事们举家迁至该地。在定县的十年间，针对他们认为的农民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开展四大教育，这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上述教育，他们同时进行了农村调查和统计工作。作为保留下来的文献，大概后者的工作更具有长远意义。当时担任调查部主任的是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手下经常有一二十人，还培训了一部分当地人做调查员。调查工作原计划一年完成，由于当地农民的不信任、不合作以及工作人员不得力等种种原因，结果调查进行了七年，到1934年才告结束。他们先对全县情况进行了概况调查，然后开展分村调查，包括户口、土地、生产、赋税、集市、教育和风俗习惯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而完备。主要成果是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33年出版，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不过，更多的资料以原始状态保留下来，可惜在“文革”中大部分丢失，其中许多是未及整理的（注：李景汉：《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载《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第11期。关于对定县实验的评论见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原载《申报》第二卷第十号（1934年8月），编入《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旧知书店出版，1937年3月。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说晏阳初搞“识字救国”，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更象“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1933年为第一个阶段。此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思想发动和培训人员。先后共培训两届学生400余人，然后分赴山东省内27个县，试办乡农学校77处。这些乡农学校，按照梁漱溟的理论从教育入手进行训诲。不过，这种教育是发扬固有的礼教精华，以培训内在的能力为内容，将自治的工作与教育形成一体，将自治的机构融合在教育的机构里面。换句话说，即是以习惯代替法律，以柔性的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第二阶段自1933—1937年，在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实现县、乡、村的行政改革和社会改进。邹平的最高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实行的办法是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用“村学”代替“村公所”；县自治机关的系统，便是“县政府——乡学——村学”。这个模式中，除“政”、“教”外，还有“富”的方面，这就是组织各类合作社，尤其重视运销合作社，并从事农产优良品种的推广。关于“卫”的方面，即训练民团。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拒绝梁氏关于守土抗战的劝告，而且还利用乡农学校抓壮丁，抢民款，不战而逃，因而乡建派声名狼藉，为人所诟病。至此，梁漱溟惨淡经营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寿终正寝。可悲的是，这位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所进行的文化复兴与政权建设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保留下来的实证性的资料也颇为有限。据说，只有在发展经济和引进农业科学技术这方面略有成效，如小规模的技术推广、市场组织改进等，而这些本是梁先生最不在意的（注：详见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43页。）。

　　　　　　二　陈翰笙：农村调查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30年代前后陈翰笙先生领导的农村调查，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背景。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从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那时起，就有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反对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不存在封建社会。没有封建社会，当然也就取消了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性质也要改变。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采取错误的方针、政策所致。当时陈翰笙先生及其夫人正在苏联，他与上述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暗暗决定，返回祖国后，一定对中国农村进行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科学地说明土地革命在中国势在必行。

　　1929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聘请，陈翰笙主持该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并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也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确定北方的保定农村、长江流域的无锡农村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农村作为三个重点，从而尽可能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

　　1929年7月至9月，陈翰笙组织了45人调查团，首先进入无锡农村，调查了55个村落和8个农村市场，其中对22个村1207 户村民进行了挨家调查。共发出40多种表格，获得2000多个数据。调查方式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事先设计，即预先造出调查表装订成册（每册大约二十多页），一户一册；第二步挨户进行实地调查和记录；第三步是事后进行分析。这三个步骤，每一户都要由同一个人自始至终进行主持，避免前后不一致或情况不确。以后的调查，特别是保定农村的调查，基本都按此方式进行。

　　1930年5月至8月，陈翰笙组织了另一个更大规模的68人的调查团，进入保定清苑县农村。在4个月的时间里重点调查了11个村庄2119 户农民，同时普查了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以作概况性考察。在保定农村调查接近尾声的时候，陈翰笙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中，直接介绍了保定农村即清苑农村经济调查的情况，现摘要如下：

　　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团，由调查员、向导员、办事员，共六十六人组织而成。办事处设清苑城内。调查员分组，一如在无锡。惟组长不复兼调查员，所以增加工作之效率也。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大不相同；但农村中村户田权尚无甚分化。故依农作地利，可分全县为四区。每区中择其最普通之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及农户抽样，四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据无锡挨户调查之经验，若干事项非每户所能详答。所答含糊，反有碍统计。故在保定，拟作农户抽样之调查。保定挨户调查之表格，其形式较无锡者大加改良。纸张大小划一，免折叠与展开之烦。表格布置整齐，节省总面积三分之一。表格内容，更多进步。例如田亩上之各项农业成本，不以每一作物亩设问；而以每块作物亩设问。又如人工与畜工，不以作物之各熟所需总量设问，而按工作之种类分别设问。关于典地，赊账，作物，作物副产，畜养副产等项，亦较无锡表格为详。（注：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单行本1930年7月，现载陈翰笙等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6页。以上可知，清苑农村调查分为四种。如陈先生所言，第三四种系补充性质，第一二种各自独立，并且第一二两种又有所不同。原始资料本身表明，这里所谓的村户经济，就是对精心选择的11个村庄2119家村民的入户访谈调查，内容极为详密，居此次调查的主要地位。而所谓的分村经济，即概括调查所选取的72个村庄（其中有6 个村庄与分户调查的村庄重复）居辅助地位。显然，11个村庄及其包括的2119户村民的情况是原始资料中的重点。）

　　在这次调查中，还制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经济标准。同时，陈翰笙还组织了另一批调查团奔赴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考察流亡到东北的难民状况。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侧面研究北方农村经济。

　　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组织了广东农村调查。 由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工作进展顺利。调查范围包括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历时三个半月；而后又在番禺的10个典型村中调查了1209户。同时还进行了50个县335 个村的通讯调查。1933年，陈翰笙领队调查安徽、河南、山东烟草地区，目的在于研究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农的生活。此外，陈翰笙还组织了三江流域（珠江、长江、黄河）和杭嘉湖20县内近百村的调查等。

　　从1928年至1934年共6年时间里， 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科学的调查方法，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调查团得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结论，也为中共在农村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利用这批资料，陈翰笙用中英文写成的大量论著以及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经济论文，对国内外理论界以及对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如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1号，上海，1932年；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载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1937年4月。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研究》， 载《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中华书局出版，1933年12月。薛暮桥：《贫困现象的基本原因》，载《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值得一提的是，陈翰笙是中共地下秘密党员， 而这次调查是在国民党民主人士蔡元培和杨杏佛的资助和保护下，利用合法机构和身份进行的，表现了陈翰笙灵活的斗争策略。结果，不仅在理论斗争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专业理论队伍，如当年来自无锡的进步青年钱俊瑞、薛暮桥和孙冶方等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以这次农村调查为基础，还发展起我国关于农村和农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1933年，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张锡昌、冯和法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被推为理事会主席，并一直担任到1951年该会解散。中国农研会及其《中国农村》杂志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土地革命，嗣后还引导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在学术上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陈翰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同时又接受过西方的科学训练（注：陈翰笙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们以农民家庭为考察的主要对象，调查资料以客观、详密、系统、准确见长，留下的农村调查资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中，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和王寅生等经常引用这批农村调查资料，现多载于陈翰笙、薛暮桥和冯和法主编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书中。该书共分三部分，1985年后由中国展望出版社陆续出版。遗憾的是陈翰笙等人写的专题调查报告失传。1930年，清苑农村经济调查结束后不久，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等将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在整理过程中继续补充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写成研究报告。但由于这个研究报告触及了国民党政府，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扣押，不让发表，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报告的原稿（注：见陈翰笙文章，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2期增刊。）。不过，保定、无锡调查的原始资料基本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解放后，先由中共南京军管会接管，后来转移到北京，分别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内。还值得一提的是，保定、无锡农村调查有了新发展。1958年春，在薛暮桥、孙冶方主持下成立了保定、无锡经济调查小组，由江苏、河北省统计局分别组织力量，在两地区当年调查过的村庄用同样的办法进行追踪调查，补充了40年代至1957年以前的资料。其后两省统计局分别写成：《江苏无锡县近卅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57年）》和《廿八年来保定农村调查报告（1930—1957年）》，从而使30年代的农村调查得到了可贵的延续。

　　　　　　三　国民政府和其他农村调查与成果

　　1933年，国民党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始主办全国性农业调查，并纳入国家的统计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设有农情报告员，1934年时农情报告员已达6000多人。他们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指标，对所在地区的农业情况进行调查，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汇报上来，每月报告一次。该所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等内容；同时也涉及到各种农作物的总产量和亩产量，农产品的价格，租佃关系，田赋数量和借款方式等方面。此外，还有关于旱涝灾害、人口增减以及耕地的变化的有关情况。在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每月出版一次《农情报告》，每年还出一本汇编。

　　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如果说《农情报告》侧重于经济和技术方面，那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则侧重于农村的社会问题，如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占有关系的现状与变化等。参加此项调查工作的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王寅生、张锡昌等人，孙晓村主持，陈翰笙曾参与了总体设计。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专题调查，其资料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所有调查报告后面，均附有调查日记，以作为调查报告的注解和补充。有时这种调查日记比调查报告更为生动具体，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调查陕西潼关时的日记写道，城内有500 多家商店，其中就有100多家是鸦片商店，这是正文调查报告中所没有的。又如在陕西石家磨村调查时，记载了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吃野草和树皮，即使在收获以后也是把粮食掺进野菜煮成糊汤充饥。每人每餐只吃不到二两粮食，有的每天只能吃到一顿这样的饭。陕西小唐村在1928年还出现过吃死人的现象，饿死、逃走以至被卖走的现象颇为普遍。这些都丰富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资料的内容。上述两部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调查报告、汇编，以及与此相关的论文与专著，都较完整地存档、保护下来。70—80年代台湾与美国学术界合作曾把这批资料全部影印成《中国土政研究丛书》，卷帙浩繁达上千册之巨，成为当前国际学界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重要称引资料，据说援引率仅次于下面还要提及的“满铁资料”。

　　日本“满铁”的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在大连成立，自此即开始收集我国的政治经济情报。比较正规的农村调查，从30年代初期开始，其后，断断续续，一直进行到1944年。调查的范围主要是东北、华北和华东一些地区。日本战败后，调查人员将所搜集的原始资料带回日本，并于1952—1958年在东京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题，先后分6大卷出版。对于满铁资料，国内已有较多的介绍，并已被一些作者使用（注：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5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绪论部分。），此不赘述。

　　在高等院校中，最早进入较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是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由当时的系主任美国人卜凯教授主持。该调查是在太平洋协会中国分会的资助下进行的，耗资几十万美元。从1921年至1925年进行第一次调查，涉及7个省17个县，2866家农户。嗣后又于1928—1936 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历时9年，调查范围涉及22个省、16个地区、38256家农户。根据两次调查的成果，先后写成《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的土地利用》两书（注：这两部书分别是：John 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上海，1937年版。Chinese Farm Economy.芝加哥，1930年版。）。此调查范围之广是空前的，除东三省以外，几乎遍及全国。从调查成果上看，其统计成果的深度、广度和系统上，也是以前少有的，因此该书至今仍为国内外专家经常引用。不过，该成果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是调查内容偏重于生产和技术，难以反映农村社会的全貌。诚如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评说的那样：“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利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注：陈翰笙：《中国农村研究之发轫》，最初发表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单行本，现载陈翰笙等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其二，是调查中带有不少估计成分，而且推算方法过于粗糙和冒险，所取样本又多偏于富裕户。对此，章有义的评议是：“利用这两套资料时不应盲目信赖，而应进行一番具体分析，谨慎斟酌。如对作物播种面积等数字，只能从中获得一个大致印象，决不能当作具体数据，加以利用。”（注：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不过， 卜凯的调查也有过人之处，例如他当年就提出节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值得重视。

　　最后，在解放前中国农村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单枪匹马独辟蹊径的费孝通教授。费孝通以《江村经济》（注：此系费氏博士论文，原题是Kaihsienhung:Econ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该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加上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本见《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名声鹤起，许多外国人是通过《江村经济》一书知道费孝通的，同时也通过该书认识和了解中国农村。不过，西方人也有微词。例如，该书出版数十年后，费孝通当年留学英格兰的同窗埃德蒙（Edmund）对通过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反映中国国情的作法还在表示怀疑。年逾80高龄的费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他温和而坚定地答道：自《江村经济》发表，50年过去了，可我更加认真地相信，“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注：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读书》，1990年第5期。）。 费孝通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坚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往往从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出发，以微观世界来洞察宏观世界，收到了知微见著的成功，对后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