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申端锋：乡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

——在“30年来社会价值观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申端锋。大家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一个公共话题。在这个公共话题当中，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的非对等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三农问题被阐释为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危机。但是，我们在税费改革以后，对全国不同区域农村的跟踪调查发现，取消农业税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消减，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已经显现。

中国乡村社会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过程。

这种变化表现为，老百姓由过去的指责政府，转向了现在的抱怨社会。过去到农村做调查，老百姓的怨气很大，动辄指责基层政府和干部，现在则开始抱怨社会。他们一再提及，现在的社会形势变了，社会风气不好，这对我们的触动非常大。农村的很多事情和问题，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伦理标准而变得说不清楚了，用农民自己的话讲，成了不好说的事。也就是说，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建构和影响下，在国家退出乡村社会之后，乡村社会自身很多新的问题浮现出来了。或者说，由于治理性矛盾的削减，使我们可以看清楚原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社会文化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当前乡村社会的风气如何不好，外面的社会形势如何改变了村庄社会，以及农民对这种社会形势表现出的不安与顺从，以及他们的看法与体验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

那么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乡村社会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过程。今天会议中说，中国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我们在宏观层面讨论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的问题，与这一社会进程相暗合的是，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转型之痛，即从治理性危机到价值观危机的转换。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原先有个想法，就是礼失而求诸野。但是我们的调查就发现，这个“野”现在还靠住靠不住？今天的乡村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认为，它同样出现了伦理性危机。

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外出务工人员的大规模增加，包括婚姻伦理、财富伦理、孝道伦理、政治伦理在内的乡村社会伦理，发生了一个非常急剧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我们的一个田野调查，是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伦理性危机的一个质性调查，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是婚姻伦理的变化。在今天的粮食主产区，包括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北，我们调查发现，出现了一个离婚的风潮。外出打工的妇女回来后，强烈要求离婚。建国初期1952－1954年，中国农村有过一次离婚风潮。当时新中国的婚姻法颁布，把原来的包办婚姻打破了。1952年确立的婚姻自主的婚姻伦理，在今天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今天的离婚还是不是婚姻自主意义上的离婚？我们调查发现，今天的离婚成了一个不好说的事，农民自己缺乏一个评价，很难说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很偶然的一个离婚案例，随机方谈了六个人。六个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评价标准也完全不一样，看不出任何统一的婚姻伦理。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急剧变迁的时候，非常直接的一个折射就是在家庭婚姻生活方面的明显变化。

再一个，乡村社会财富伦理的变化。我们知道，传统社会小农经济能够存在，按照费孝通老师的话，是以手工业补贴农业的这样一个小农经济。手工业代表的是勤劳致富的财富伦理。今天我们通过调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打工成为一个规模，大量的年轻妇女到城市里从事性服务。原来是男耕女织，现在男的也是耕，但是女的出去做性服务。这个问题，我们在访谈中，没有一个访谈报告人是从道德和价值角度谴责讲的，而是说她有钱。这个很奇怪，和我们原来的诉求很不一样。原来我们讲她是多么可怜，多么伤风败俗，现在的乡村社会中，大家已经接受了这种东西。一般老百姓都羡慕这个，倒不是羡慕她的做法，而是羡慕她有钱，这给她造成一种优越感。这些人出去以后，通过这种在我们看来不合伦理的手段挣到钱以后，回到农村，又反过来用这些钱进行合乎伦理的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就是说，这种货币经济，这种对货币的追求，并没有使农村生活瓦解，而是服务于原有的那种人际关系、人伦关系的建构。所以，我们乡村伦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态。

第三个就是孝道伦理。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现在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单过。在全国各个区域，老年人单独居住成为一个趋势。老年人单过表现了一种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伦理关系的变化。现在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父当哥，母当嫂，只有银钱来抚小，没有银钱来抚老。也就是说，代际关系，已经由原来那种强烈的纽带关系，变得非常松散。

第四是政治伦理的变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选举并没有带来民主或自治，或者说，它和民主、自治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选举本身的逻辑已经显现出来，确实大家都在按选举的方式去做，具体表现就是贿选和拉票。虽然贿选和拉票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它对乡村社会的政治认知、对公平和正义的看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农民同时又有对公正的追求。这种公正，他在具体的政治生活当中得不到体现，就转化成一种抽象的追求。一般的来讲，农民的公正诉求应该通过公共组织来实现，但村庄公共治理中却出现了私人化逻辑，农民转而寻求抽象的政治公平，比如对中央电视新闻的依赖，我们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都非常认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并且认为中央新闻是唯一真实和可靠的。所以，现实中农民的政治认知就表现出了相悖的两面性，一方面农民在村庄政治生活中非常失望，表现出了政治冷漠的一面，另一方面，农民又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不吃饭也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觉得当前乡村社会的生活伦理发生了一个非常急剧的变化。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渗透，外出务工人员的大规模增加，对农民的伦理观念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农民现在干活挣钱，非常自由。但是自由是不是好事情呢？自由带来了软绵绵的幸福景观，没有人去主导，没有谁去重建。

第三个问题，我谈一下乡村生活伦理再生产的机制，就是乡村生活伦理是怎么维系和再生产的。我们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生产节律和节庆仪式是一致的，比如说庙会和很多宗族祠堂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维系和再生产了当地社区的生活伦理。集体性文化生活的维系有几个方式。一个是庙会，当然现在也有，但是它脱离了原来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祠堂、宗族的活动。祠堂里面过年的时候要聚会，讲讲规则、生活这些事情。再一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思想宣传队。有人讲，毛泽东重建了人们的生活伦理，重建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唱歌跳舞。但是他有一个东西，就是集体性的文化生活，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去集体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它就变得很困难。我们今天很难看到乡村社会中的集体生活。

今天农民的集体生活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地下六合彩。地下六合彩在很大程度上有经济刺激，但它是一种消遣方式，农民是觉得没事好玩儿。再一个就是基督教。农民闲暇没事做，就信基督教。并且基督教本身也开展一些活动，比如去年圣诞，我们在农村过了一个非常正宗的圣诞节，教徒公开集会，文艺表演，对基督教的伦理诉求非常强烈。再一个就是电视，现在电视已经进入了中国农村，对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自然化了。但是电视传播的价值观念，它所建构的外面世界，包括社会新闻、民生新闻，比如婚外恋、犯罪，农民最喜欢看这些东西。还有电视剧里的生活，就是出入酒店宾馆、出入有车、香车美女，这些东西就是农民的想象，并且他们希望能够变成现实。这些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我们觉得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今天的农民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摆脱了原来集体的束缚，开始追求非常自由的经济，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这种自由在国家一步步撤离乡村社会后变成了现实，农民现在干活挣钱，非常自由。但是自由是不是好事情呢？当自由变成软绵绵的幸福景观，没有人去主导，也没有谁去重建。与此同时，农民追求有钱的生活。我们原来想，要让农民进城，让农民发展经济，20世纪我国现代化的一个主题，就是发展农村经济。但是，我们在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过上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幸福生活的过程当中，发现农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农民为了过上幸福生活出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生活，包括抛妻弃子常年在外，包括农村妇女通过和城市建立一种不平等的身体关系，来获取金钱，维持一种高消费的现代生活。所以，虽然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伦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我想谈的一点是，治理如何干预伦理，尤其是伦理重建。我是学社会学的，社会学注重关系和观念的重构，而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立法。很难有一个人说—— 不管这个人有多么厉害，他都很难说用道德立法，为农民道德立法，或者是为整个社会道德立法。但是，从治理层面和社会层面来讲，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集体关系以及观念层面的重构。我觉得，在今天的乡村社会，可以进行这样一个伦理重建的工作。我谈两点：第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策能否直接干预私人生活。实际上，现代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政治权力对私人生活的规制是无孔不入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的国家权力、我们的社会政策能否有效地干预私人生活？比如孝道的问题，现在国家已经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介入了，但是社会保障面临很多的问题，国家能不能多做一些工作。第二，从乡村生活伦理再生产机制的角度讲，国家能否恢复和重建乡村社会的集体性文化生活。国家如何重建公共的乡村生活，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面，我觉得伦理重建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谢谢大家！